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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紡織服裝進出口貿易規模在整固
(一) 紡織服裝出口率先“回暖”
世界金融危機重創世界經濟,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世界貿易跌入“谷底”,從表1可知,我國的貨物進出口貿易與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嚴重“超跌”,2009年1-2月份間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出口、進口的最大跌幅分別為-29.1%、-25.7%、-43.1%個百分點,隨后的3-8月份間在底部低徘徊,9月以后開始回升,同比降幅收窄,全年進出口、出口、進口同比分別下降了13.9%、16.0%和11.2%個百分點,結果好于預期,為中國GDP增長8.7%、為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我們從分月統計中發現,在世界貿易極為困難的2009年元月份,我國紡織服裝進口隨市場下跌了36.5個百分點,而出口卻逆勢飛揚,同比只下降了0.7個百分點,給“冰冷”的市場帶來了一絲“春意”,讓世人看到了復蘇的希望。雖然,隨后4-8月份我國紡織服裝進出口同比指標“二次探底”又回跌到兩位數,但到12月份出口、進口、進出口同比增長全部“翻紅”。全年紡織服裝出口、進出、進出口較之2008年分別下降了9.9%、9.8%和9.3%,但卻比全國貨物貿易全年出口、進出、進出口同比負增長分別減少了6.2%、1.9%和4.1%個百分點,全年紡織服裝出口額達到1670.6億美元,出口貿易依存程度達到3.4%,也就是說2009年的GDP的3.4%是通過紡織服裝出口實現的。
(二)紡織服裝呈現“高出低進”態勢
紡織服裝是我國重要的工業,也是我國對外開放最早、最多利用外資的產業,通過引進技術,我國紡織服裝工業的比較優勢凸顯,并通過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國際競爭優勢越來越明顯。從表1可知,2009年我國紡織服裝進出口貿易總額是1838.9億美元,占全國貨物貿易比重為8.3%,其中出口高達1670.7億美元,占全國貨物出口貿易的13.9%;進口僅為168.2億美元,占全國貨物進口貿易比重的1.7%;貿易順差為1502.5億美元,雖然比2008年1666.8億美元下降了164.3億美元,但約占全國2009年貿易順差1960.6億美元的76.6%,這也就是說僅占8.3%的紡織服裝貿易卻創造了接近4/5的貿易順差價值。我國紡織服裝呈現“高出低進”態勢是由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所決定的。在世界上通常用某一產業的貿易差額與某一產業的進出口貿易額的比率所表示的國際競爭力指數,也叫TC指數,若指數為負值,表明該類商品為凈進口,不具備國際競爭力;若指數為正值,表明該類商品為凈出口,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經過計算,我國2009年紡織服裝TC指數為0.82,昭示我國的紡織服裝在國際市場上繼續保持極強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確立我國世界上最大的紡織服裝生產大國和出口國的地位。
二、紡織品服裝出口貿易方式在改善
(一)一般貿易快速發展
我國的紡織服裝出口由來已久,但快速發展則得益于對外開放政策,我國抓住了20世紀80、90年代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機遇,“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通過“三來一補”,積極利用分工參與國際市場交換,大力發展加工貿易,我國紡織服裝出口貿易進入蓬勃發展、全面提速的時代。 1994年出口貿易額達到342.2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2008年出口達到1852.2億美元,是1994年的5.4倍,創下我國紡織服裝出口新高。但其間我國紡織服裝在國際市場頻頻遭遇反傾銷、反補貼和技術壁壘、綠色壁壘之后,SA8000社會責任的困擾,成為貿易保護主義貿易的重災區。因此,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亟待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大力發展一般貿易。從上表可以看出兩點:一是紡織服裝進出口一般貿易率的同比增長,進口10.34%、出口-5.83%、進出口貿易-5.43%,明顯好于我國貨物貿易的一般貿易率,2009年我國貨物貿易一般貿易率進口、出口、進出口同比增長分別是-6.7%、-20.1%和-13.9%。二是全年紡織服裝出口、進口、進出口總額中的一般貿易的比重分別是72%、24%、68%,分別比2008年提高了3%、4%和4%。這說明我國轉變貿易增長方式從擴大一般貿易開始突圍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二)加工貿易降幅較大
2006年9月14日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國家稅務總局等五部委聯合《關于調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和增補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的通知》,意在扼制加工貿易過快增長。從表3可以看出三點:一是我國2009年加工貿易的紡織服裝進出口、出口、進口的較之2008年有兩位數的降幅,降幅大于全年紡織服裝貿易和紡織服裝一般貿易的降幅,說明我國紡織服裝貿易應對金融危機調整了增長方式。二是2008年紡織服裝加工貿易的進出口、出口同比是正增長,而2009年進料加工進出口、出口同比下降了12.2%,來料加工進出口、出口同比下降了19.05%和19.53%;說明我國調整紡織服裝加工貿易的力度在加大。三是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同屬加工貿易,我國紡織服裝來料加工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同比降幅大于自營業務的進料加工分別是7.03、7.51和6.92個百分點,彰顯我國調整貿易方式是有序的。
三、紡織服裝出口的產品結構在優化
(一)紡織服裝出口的增速放緩
我國要優化紡織服裝出口產品結構,需要適當減少紡織品出口、增加服裝出口的比重,適當減少OEM服裝出口,增加OBM服裝、高附加值服裝出口的比重。從表4可知,一是2009年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總額是16707178.8萬美元,其中紡織品出口5999223.7萬美元,約占36%,服裝出口總額是10707955.1萬美元,約占64%,紡織與服裝的比值為3.6:6.4,出口產品結構與2008年持平,沒有明顯的改善。二是2009年就紡織品大類而言,紗線出口下降幅度最大,制成品下降幅度最小。就服裝大類而言,針織服裝下降幅度最大,其他服裝下降幅度最小,更可喜的是毛皮革服裝保持了11.22%的正增長。這種走勢基本符合國家的紡織服裝調整與振興政策。三是就服裝分類產品而言,針織服裝中絲織針織服裝降幅最大,出口數量同比下降41.7%,出口金額下降34.7%;針織服裝中化纖針織服裝降幅最小,出口數量同比下降5.52%,出口金額同比微升0.07%。梭織服裝中絲制梭織服裝降幅最大,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同比分別下降20.96%和20.83%;棉制梭織服裝降幅最小,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同比分別下降6.85%和6.21%。毛皮革服裝中皮革服裝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同比分別下降15.72%和21.32%;可喜的是毛皮服裝逆市強勁上升,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同比分別上升15.53%和138.93%。
(二)紡織服裝出口的均價偏低
我國紡織服裝出口不僅要率先恢復貿易增長,還要努力實現由數量增長向質量效益增長的轉型。2009我國紡織服裝出口的價量關系憂喜參半。一是從表4可知,紗線出口平均價格下跌4.93%,其中棉紗線平均每公斤的價格3.38美元,同比下跌6.25%;絲線平均每公斤的價格21.92美元,同比下跌12.31%;化學纖維紗線平均每公斤的價格2.56美元,同比下跌8.86%;可喜的是羊毛、動物毛紗線平均每公斤的價格20.39美元,同比微漲0.69%。面料也是量價齊跌,其中棉布平均每米價格1.18美元,同比下跌8.45%;絲機織物平均每米價格2.92美元,同比下跌9.42%;化纖織物平均每米價格0.83美元,同比下跌8.33%;羊毛動物毛機織物平均每米價格5.8美元,同比下跌8.94%。地毯、無紡織物等紡織制成品的價格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二是服裝出口與紡織品不同,大體上呈現量減價升態勢。針織服裝價格平均同比增長2.3%,其中增幅最大的是絲制針織服裝,平均每件套價格是10.87美元,同比增加11.85%;化纖針織服裝每件套平均價格增加5.78%、棉制針織服裝微漲0.35%、但毛制針織服裝卻下降了7.13%,梭織服裝平均價格增長1.69%。毛皮革服裝價格憂喜參半,每件套平均出口成交價格是65.74美元,同比增長28.13%,其中毛皮服裝、皮革服裝價格分別是267.18、41.52美元,同比增長分別是106.81%和-6.65%。由此看來,我國是服裝生產大國、出口大國,由于缺乏自主品牌、出口成交價格雖然出現了微升的良好態勢,但總體上還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四、紡織服裝的出口市場在擴大
(一) 紡織服裝出口的洲際市場
市場有人口、購買力和購買愿望三大要素,從理論角度考量,亞洲、歐洲和北美是我國紡織服裝的主要出口市場。從表5可知:一是紡織服裝出口前10大市場中,亞洲4席、歐洲5席、北美洲1席,說明2009年我國紡織服裝的主要出口市場仍集中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2009年我國紡織服裝向亞洲、歐洲和北美洲三大市場的出口高達全部紡織服裝出口的88.5%。其中向亞洲出口7484667萬美元、向歐洲出口4284566萬美元、向北美洲出口2961256萬美元,分別占我國同類產品出口的比重為40.1%、23.3%和16.1%。我國紡織服裝出口市場是多元化的,除上述三大市場外,依次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二是在亞洲市場中我國與東南亞和中東地區的紡織服裝貿易繼續保持活躍。2009年向東南亞紡織服裝的出口、紡織出口、服裝出口同比增長-2.5%、2.3%和-11.3%,而相應的進口分別同比增長10.7%、12.7%和1.1%;2009年向中東地區紡織服裝的出口、紡織出口、服裝出口同比增長-1.1%、-4.5%和1.8%;進口分別同比增長24.5%、19.8%和28.7%。三是歐洲市場主體是歐盟,根據入盟之先后,大體上可以把歐盟區分為歐盟15國和東擴12國。在2009年紡織服裝貿易統計中發現,我國對歐盟27國的出口同比下降7.2%,歐盟15國只下降了6.7%,而東擴12國則下降了13.9%。其中紡織產品出口歐盟15國同比下降10.7%,而東擴12國則下降了19%;服裝產品出口歐盟15國同比下降5.6%,而東擴12國則下降了11.2%。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1978—2008我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為9.85%,[1]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的奇跡。一方面,我國對外貿易規模取得了迅速增長,進出口商品結構從出口初級產品、進口工業制成品為主轉向了進口初級產品、出口工業制成品為主,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而另一方面,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卻沒有跟上經濟增長的步伐,收入增長緩慢會制約人們的消費能力,而勞動收入的相對下降將逐步拉大與資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導致收入分配不均等問題。近年來,很多研究開始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因素進行考察和研究。而文章將在此基礎上,利用1995-2014年的統計數據,通過實證分析,重點研究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變動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
[關鍵詞]勞動收入份額;進出口貿易結構;勞動者報酬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36
[作者簡介]呂子夷,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金融學專業。
1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與進出口貿易結構變化研究
1.1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研究
勞動收入份額是勞動者報酬(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通常用勞動者報酬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來計算,本文參考張吉超(2016)采用Gollin的第二種方法,計算出 2008 年以前個體經營者的勞動報酬和營業利潤,并調整到與 2008 年以后相同的范圍。
從圖1中可以得出,我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從1995年持續上升,在1999年達到峰值62.6%,但從2000年開始基本保持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58.5%下降到2011年的47.1%,2012年以后又有所回升,但仍普遍低于同期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到2013年上升至52.6%,2014年又下降。從總體上來看,1995—2014年間勞動收入份額呈波動下降的趨勢。
1.2進出口貿易結構變化研究
進出口商品結構是指一個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各種類別的進出口商品在整個進出口貿易額中的份額,它反映了一國或地區的對外貿易水平和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本文以出口工業制成品占出口商品和進口工業制成品占進口商品的比重來衡量進出口貿易結構變化情況,數據均來源于《1997—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
改革開放后,中國推行了出口戰略導向,極大促進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1995—2014,工業制成品在出口產品總額中地比例持續上升。2004年出口商品結構比(工業制成品:初級品)為13∶1,超過發達國家5∶1的水平,到2011年約為18∶1,工業制成品已經在出口商品中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2]
另一方面,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口總額所在比重1995—2002在80%~85%上下波動,從2002年開始持續下降,在2014年下降至67%。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在工業技術方面不斷發展進步、企業技術改革步伐加快和產品質量提高,能生產更高品質的工業制成品以滿足國內需要,因此對工業制成品的進口需求下降,而生產初級產品需求相對增加。這也與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化是一致的。詳見圖2。
2 實證分析
2.1模型設定與變量選取
2.1.1計量模型的設定
綜合考慮已有研究對勞動收入份額影響因素,本文將模型設置如下:
LSt=β0+β1 IMPTt+β2 EXPTt+β3 KTYt+β4FDIt+β5GDPt+β6TECHt+β7SIt+β8TIt++β9GOVINt+β10GONOUTt+εt
被解釋變量為勞動收入份額(LS),解釋變量為進口商品結構(IMPT)或出口商品結構(EXPT),控制變量包括資本-產出比(KTY)、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經濟發展水平(GDP)、技術進步(TECH)、產業結構(SI和TI)、政府干預(GOVIN和GOVOUT),隨機變量。
2.1.2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
主要計算方法和數據在第三部分已經詳細解釋,不再贅述。
(2)控制變量:資本-產出比(KTY)
白重恩(2009)指出,引入資本—產出比(KTY),可以控制要素相對價格和要素投入。考慮到中國目前保持經濟穩定增長,資本要素投人仍在工業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選定10.96%為資本折舊率。參考江三良、李攀(2016)和單豪杰(2008)的數據,以實際固定資本形成額除以實際GDP計算出中國1995—2014資本—產出比。
(3)控制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
FDI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國內外研究都指出FDI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作用,但積極或消極并無定論,因此本文將此因素納入,按照每年美元兌換人民幣的匯率的平均值將各年的進口、出口和FDI數值換算成人民幣。
(4)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GDP)
實證研究發現,經濟發展水平對勞動收入份額存在的顯著的影響。本文使用人均GDP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數據來源于1997—2015中國統計年鑒。
(5)控制變量:技術進步(TFP)
索洛指出,全要素生產率是產出增長率扣除了要素增長率之后的剩余部分,度量了生產技術的變化。本文選用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技術進步的衡量指標,從符棟棟(2015)運用索洛殘值法計算出的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中,選取1995-2014數據作為本項指標的數據來源。
(6)控制變量:產業結構(SI和TI)
產業結構也是影響勞動收入份額的重要因素。通常,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高,勞動收入份額越高,由于PI+SI+TI=1,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在實證分析時,分別引入PI、SI或PI、TI回歸。根據理論以及已有的實證實證研究,預期PI、TI的系數為正,SI的系數為負。
(7)控制變量:政府干預(GOVIN、GOVOUT)
政府對宏觀經濟的干預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國的勞動收入份額,本文分別以財政收入(GOVIN)和財政支出(GOVOUT)占GDP的百分比衡量,數據均來自各自中國1997-2015年的統計年鑒。
2.2實證結果及分析
2.2.1實證結果
首先,考慮到時間序列模型的序列相關問題,本文對應被解釋變量勞動收入份額(LS)進行了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如圖3所示。
單位根統計量ADF=-0.974002都大于顯著性水平1%~10%的ADF臨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設,該序列是非平穩的。
根據序列相關圖圖4,自相關(ACF)圖基本呈指數遞減,而偏自相關(PACF)圖在1階處截斷,由非零相關系數衰減為小值波動的過程非常突然,所以偏自相關系數可以視為一階截尾,由此考慮擬合模型為AR(1)。建立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如下結果,判斷截距項(C)和AR(1)參數的t檢驗和P值都具有顯著性。
根據圖5的判斷,建立包含不同自變量的回歸模型,結果如下表所示。
2.2.2結果分析
回歸模型1無控制變量,只檢驗了進出口商品結構(LNEXPT和LNIMPT)對勞動收入份額的影響,模型擬合優度較好。在10%顯著性水平下,出口結構回歸系數為負,意味著隨著工業制成品在出口總額的比重的提高,勞動收入份額趨于下降。而進口商品結構正好相反,與之前的預期基本一致。
回歸模型2加入了產業結構(SI)這一控制變量,模型擬合優度為89%,產業結構(SI)回歸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下為負,第二產業比重的增加對于勞動收入份額也有著很大的負面效應,也符合本文預期。
回歸模型3同時加入了資本產出比(KTY)和產業結構(SI),模型擬合優度提升,控制變量資本產出比(KTY)的回歸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說明資本深化不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
回歸模型4在模型2基礎上加入財政收入(GOVIN)和財政支出(GOVOUT)兩個控制變量,模型擬合優度不變,進口商品結構(LNIMPT)不顯著。財政收入(GOVIN)的回歸系數在10%顯著性水平下為負,說明政府財政收入的提高對勞動份額有很大的負面效應;而財政支出(LNIMPT)的回歸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也為負,與之前預期不同。
回歸模型5在模型2基礎上加入外商直接投資額(LNFDI)、技術進步(TFP)兩個控制變量。前者回歸系數在5%顯著性水平下為正,外商直接投資額的增加有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升。
回歸模型6加入所有控制變量。之前模型中顯著的變量變得不顯著,但此模型擬合優度為92%,比之前都有所提高,推斷可能產生了多重共線性。
3 結論與建議
首先,出口商品結構的上升確實會導致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這是由于近年來我國資源稟賦狀況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資本高速積累導致資本深化加強。同時,勞動力供給則緩慢增長且速度慢于資本深化。要素稟賦的變化導致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比重越來越低,而工業制成品在進口中的份額越來越小。根據國際貿易中的H-O理論和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充裕要素所有者將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稀缺要素所有者會受損,因此我國資本份額上升而勞動份額下降。
其次,資本-產出比的提高不利于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國內投資者熱情高漲,加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持續增加,導致我國投資金額一路高攀。資本的邊際產出增加引起資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獲額的收益更高,導致勞動份額的減少。
再次,財政收入增長導致勞動收入份額下降,政府通過宏觀調控獲得的財政收入越高,會提高政府收入,并增加勞動者負擔,對勞動者的報酬產生越強大的擠壓作用,從而引起勞動份額減少。
最后,第二產業產值比重越高,勞動收入份額越小。其產業增加值越多,會導致農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比重越低。而農業生產和服務業運行都需要大量勞動力,如果這兩個產業的產值增長緩慢,它們在國民經濟中比重就越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就越少。
通過實證與理論分析,本文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變化對勞動收入份額變化的影響有了清楚認識,同時分析了其他影響因素。為了盡可能避免勞動收入份額再次下降,應積極開發新型勞動密集型產品,實現勞動密集產品升級,在未來國際化市場競爭中培育新的貿易增長點;政府應鼓勵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加大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政策優惠和扶持力度。同時,應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落實結構性減稅,減少財政收入以增強企業競爭力,提高勞動者的收入;積極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收入調節作用與范圍,加強保護勞動要素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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