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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主觀幸福感收入 偏好
自從1974年Easterlin對美國的跨期收入變化與主觀幸福感變化之間關系論述的文章發表以來,從經濟學角度研究主觀幸福感的文獻大量出現,并大致沿著兩條主線不斷向前發展。第一條線索是關于主觀幸福感的決定因素,從純粹經濟學的角度轉向從經濟學、人口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角度來綜合研究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第二條線索是研究偏好與主觀幸福感間的關系與差異。主要探討偏好如何影響幸?;蛘哂绊懶腋8械钠萌绾涡纬?。國內已經存在一些關于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文獻綜述,但大都是從心理學或社會學角度來介紹幸福感。因此,系統總結與評述幸福經濟學的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收入、失業與主觀幸福感
1、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標準的消費理論認為,越多的選擇意味著越高的生活質量,消費者通過選擇行為來最大化其自身福利,更高的收入意味著更高的福利與更強的幸福感。但是,大量數據統計研究表明雖然在某一時點幸福感與收入成正比,但從時間序列來看幸福感與收入沒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收入增長沒有帶來幸福感的顯著上升(Easterlin,2001)。收入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這種弱的關系表現在他們之間相對的系數以及系數的擬合度比較低(Rojas,2005),新古典的絕對收入效用理論不能解釋這些看似矛盾的現象。
對此,部分經濟學家從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角度進行了解釋。Easterlin(1995,2001)和 Senik(2004)等學者提出了相對收入假說理論。該假說認為,收入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建立在個人的預期和比較變化上。假如一個人收入增加的同時,其他人的收入也增加,那么絕對收入的增加對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影響甚微。羅楚亮(2005)利用我國的數據研究表明,收入預期對城市與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有不同的影響。Frank(2005)提出了炫耀性消費陷阱假說理論。該理論認為,當一個人擁有炫耀性商品時,他的心理得到滿足,幸福感比較高。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擁有這種商品,該商品作為炫耀性商品的功能將逐漸喪失,炫耀性消費對主觀幸福感的正效應也逐漸消失這樣。這就迫使人們將資源更多地分配到能為其帶來為更高收入的活動中以獲取新的炫耀性商品,而對能給他們帶來更高幸福感的活動(例如休閑)往往分配較少的資源。社會的依賴性可能導致人們追逐更多的炫耀性商品,而較少的追逐非炫耀性商品。因此,使得收入與幸福感之間缺乏強相關聯系的關鍵因素是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本身。Michalos(1985)提出渴望收入假說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人的主觀幸福感與其渴望得到的收入有關,渴望收入完全被滿足的人將比被不完全滿足的人更幸福??释杖氩⒉煌耆馍谑杖?當收入增加時渴望收入也隨之增加。因此,幸福并不必然隨著收入增加而增加,收入與主觀幸福感的之間也不存在強相關關系(Stutzer,2004)。
最新研究表明,收入與幸福感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Kingdon(2007)認為,收入對不同收入水平階層的主觀幸福感有不同的影響。在收入較低時絕對收入與幸福感強相關,但當收入較高時兩者的關系將弱化。Veenhoven (2006)對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研究表明,在過去50年,富裕國家公民的主觀幸福感稍有增加,而貧窮落后國家公民的主觀幸福感卻大幅增加。
Veenhoven(2006)從數據的可獲得性對收入和幸福感之間的弱相關性作了解釋。主觀幸福感的上限值是有限的,因此它的變化范圍很小。若想觀察到主觀幸福感在短時期內的波動需要一定量的時間序列數據。由于大部分可得到的時間序列數據僅有幾十年,這就導致實證研究往往得出收入和幸福感之間缺乏相關性的結論。不同研究者在測度主觀幸福感時所使用的調查問題和調查方法可能不完全一致,這樣,即使有限的數據也可能受到測度主觀幸福感方法上的限制。
2、失業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F代經濟理論認為,個人或社會的效用是失業的減函數,其理由是失業減少了社會財富以及個體的可支配收入,降低了人們的消費能力,從而帶來個體效用的下降。心理學認為由失業所引起的焦慮、自卑、消極心理會使個體陷于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不能自拔,從而會降低其主觀幸福感。clark(1994)通過用死亡率、自殺和犯罪率以及離婚率等作為個體幸福感的替代變量,得出了失業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強的直接負相關性的結論。Winkelman(1997)利用德國數據證明,失業對個人主觀幸福感有非常大的負效應,并且失業的非經濟成本遠大于失業的經濟成本。
學術界普遍認為收入和失業是影響主觀幸福感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但是收入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和影響效果并沒有統一的分析框架和結論。經濟學和心理學關于失業對主觀幸福感影響的原因之爭依然存在。
二、效用、偏好與主觀幸福感
十八和十九世紀英國的效用論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定義的效用水平等同于幸福感,現代經濟學定義效用水平是依據人們的實際偏好,基數效用被作為一種過時的、無用的甚至是無意義的工具被拋棄。這一處理使現代福利經濟學在分析社會選擇或生活評價等領域時,不可避免帶有局限性。
對效用與幸福感之間關系的研究是以需要與偏好的分析為基點。人們渴望得到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但他們的偏好通常是不同的。一般方法是從分析實際偏好開始到信息完備的偏好,最后用幸福感來代替偏好。Harsanyi(1997)則認為,由于存在認識或信息的不完備和虛假的偏好,使實際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被降低。同樣,由于一些內生的或已經形成的非理想的傾向(例如輕視未來的福利、最大化自身的生理適應性而不是福利),也應該降低信息完備條件下偏好在分析幸福感中的作用。
由于個體所擁有的知識具有非完美性以及個體的非完全理性和對其他人福利的關心,偏好與幸福感之間存在著差異。Clark(2003)試圖將幸福感納入福利經濟學的框架。他利用心理學的相關理論,從而將偏好、消費、收入與幸福感聯系起來。同時,他也從偏好形成與扭曲的角度解釋偏好對幸福感變化的影響與作用。
有學者從其他角度來研究偏好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Castronova(2004)運用人類學、生物學和心理學的相關成果證明目前慣用的效用函數參數演化選擇經濟學模型的假設不具有說服力。Choudhary(2007)同樣認為,偏好影響家庭進行社會比較和形成消費習慣以及影響勞動供給選擇,社會成員對再分配的偏好同樣會對幸福感產生影響。
三、未來研究方向
政府都希望能提高社會的幸福感,那么如何去評價政府為了提高居民主觀幸福感所推行政策的績效呢?如何進一步推動幸福感的研究?這些問題的解決都能使我們更好的理解主觀幸福感。
1、測度指標的進展。主觀幸福感研究一直以個體為分析對象,主要進行個體之間主觀幸福感的比較。為了比較不同國家或地區大多數居民的主觀幸福感以及為了評價政府提高大多數居民主觀幸福感的政策績效,經濟學家試圖建立宏觀的主觀幸福感數據,這些數據就像衡量國家財富的GDP一樣,能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之間能進行比較,進而能為政府機構提供更好的參照標準。如果政府的目標是為大多數公民創造更多幸福,那么平均幸福感則是很好的一個指標;如果目標是度量持久的幸福感,則可以用幸福生活年數指數;如果目標是為了縮小公民之間的不平等,那么則用不公平的幸福感的標準差作為度量指標。
2、研究方法的改進。在研究幸福感的方法上,早期許多研究者集中研究在具體學科內幸福感與相關變量的關系,從而在某一學科范圍內嘗試去理解幸福感。為了更好的研究主觀幸福感,經濟學家需要更好的理論。幸福感理論的缺乏和學科之間的分隔可能誤導研究者得出表面上矛盾的結論。幸福與沒有困難的生活并不必然相關,Veenhoven(2005)認為,由于演化使人類獲得了適應多樣性的能力,幸福并不需要天堂般的生活。因此,經濟學家研究幸福感不應該僅僅依賴經濟理論本身,而應該開展跨學科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理解幸福感。一個人的幸福感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的綜合表現,應當將更多的非經濟解釋變量納入到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之中。
3、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研究主觀幸福感。新興起的行為經濟學是介于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一門邊緣學科。主觀幸福感最近的一個研究動向是探究經濟生活中行為的適應性是否完全以及這種適應性如何影響主觀幸福感。依據心理學的定點理論,人們首先對經歷的事件做出反應而使幸福感發生變化,但不久后幸福感將重新回到原來的基礎水平。但是Lucasetal(2004)用縱向數據對幸福感的研究否定了完全適應性的假說。他的研究認為,在失業到再就業的過程中,個體對生活的滿意度并沒有完全恢復到失業前的水平。Oswald (2005)認為,如果人們曾經罹患重大疾病,那么即便在六年后人們也不能完全地適應這一事件帶來的影響。
盡管國外幸福感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國外所做的研究大都是以發達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的,對發展中國家或轉型中國家的研究相對比較少。除收入和失業外,二元經濟、區域分割以及社會流動性不足也是影響我國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對這些問題的探索不僅可以推動幸福感研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而且對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李幼穗、吉楠:主觀幸福感研究的新進展[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2).
[2] 羅楚亮:城鄉分割、就業狀況與主觀幸福感差異[J].經濟學,2006(3).
Abstract: The teaching research is the teaching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form important basi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search, this article published to the recent years Chinese periodical studies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the literature to carry on the induction and the analysis,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s method pattern, the key difficulty, the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carried on the summary.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proposed to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research enlightenment.
關鍵詞: 西方經濟學 教學 文獻綜述
key word: The western economic teaching literature summarizes
作者簡介:周聞崢(1981- ),女,湖北武漢人,貴州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在讀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經濟學學科教學論。
西方經濟學是我國教育部審定的經濟、管理類專業核心課程之一,也是進一步學習經濟、管理類其他專業課的基礎,各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大都開設了該門課程且安排課時較多。為了完善我國高校西方經濟學教學諸方面,許多專家、學者做了大量的探索與創新,但是目前關于此的文獻分析在我國還非常之少。筆者旨在各位專家學者研究基礎上,對近年來我國中文期刊刊發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文獻資料進行較為客觀的分析,研究目前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現狀、熱點及趨勢,并以此進行思考獲得啟示,為進一步完善我國西方經濟學教學提供參考。
一、研究方法和過程
1.1 研究方法
筆者擬用內容分析法主要為研究方法,采用抽樣的方式在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進行抽樣,對在中文期刊刊發篩選出來的文獻進行較為客觀細致的分析,將非定量的文獻材料轉化為定量的數據,最后運用EXCEL等軟件的進行數據匯總和分析,從時間上進行縱向比較、從內容上進行橫向比較。
1.2 樣本資料來源
本研究通過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標準檢索,以輸入檢索范圍控制條件中發表時間“具體時間從2001-1-1到2010-12-31”,輸入目標文獻內容特征中“主題”為檢索項、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文獻檢索出來后,通過初步的內容分析進行篩選,把不以西方經濟學教學為核心的期刊文獻進行刪除,共抽的有效樣本200篇(政府宣傳、新聞廣告、編者按及由于名稱造成的不相關文獻等除外),其時間跨度為10年。
二、研究分析和結果
2.1 樣本統計分析
通過分析筆者發現,近年來我國關于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文章在國內中文期刊上的發行數量呈上升態勢。依據對樣本文章的統計,可以看到中文期刊上的文獻數每年上升,2007年的文獻數有一個量的飛躍,文獻集中于2007年到2010年,詳細情況見表一。
文獻的主要內容涉及西方經濟學教學的指導方針、方法模式、重點難點、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幾個方面。依據對樣本文獻的統計,可以看到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于教學方法模式、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大量的文獻集中于對教學方法模式的研究上,教學問題對策和改革創新的研究文獻數量近兩年上升很快,詳細情況見表二。
2.2 研究內容分析
筆者對樣本文獻進行了閱讀、篩選、分析、歸納,試圖從文獻研究的內容進行梳理,綜述如下:
2.2.1西方經濟學教學方法模式研究
西方經濟學具有概念多、理論多、流派多、圖形表格多等特點,針對這些特點學者們對教學的方法模式進行了大量探討和研究,是目前研究熱點之一。
梁靜溪(2002)提出:我國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應借鑒以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成功經驗和先進成果,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應推行啟發式教學、案例教學;在教學中重視過程學習,嘗試游戲教學方法,開展個人演講、講演評價等活動。劉黎清(2007)認為應改變目前傳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融入研究性教學理念。其將講授式、討論式、反饋式、啟發式、探究式等各種教學模式進行融合歸納,提出了幾種可以單獨采用,也可以聯合采用的有效的教學模式――演示+講授模式、演示+講授+測試精講模式、提問+討論+評價模式和案例教學+小論文+評價模式,從而實現有效的課堂教學。
2.2.2 西方經濟學教學重點難點研究
許多學者從不同側面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重難點作出了分析。
王鐵(2005)分析了如何引導學生運用西方經濟學所學知識,正確理解和分析經濟生活中的問題和現象這個教學難點,認為在教學中應:增強學生在日常生活消費和個人職業生涯設計中的理性意識;有機介紹學術前沿有關問題,深化與相關課程之間的銜接關系等。
文嵐(2006)提出西方經濟學學習過程是人文資源養成的過程,應從大學教師、學生、環境的有機結合來實現。王洋和蘇興強(2006)指出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思想和技術的學習應該完美地結合起來,不可厚此薄彼。王蓉和田延(2004)介紹了商業倫理與市場經濟的密切相關性,系統論證了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彰顯商業倫理的現實意義,認為:西方經濟學作為全面闡述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的基礎課程,在教學目標的定位中必須強化商業倫理和科學技能培養并重的原則。
2.2.3西方經濟學教學問題對策
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抽象性與邏輯性、內容的廣泛性與系統性,使得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相當的難度,同時使教學中也存在許多問題,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教學效果。
為了提高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質量,曾令秋和杜偉(2002)認為要使學生能學以致用,應著重解決“三個問題”,要使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時知道是什么,還必須讓學生了解為什么,進而在此基礎上得給學生進一步分析怎么樣;在教學中要注重“四個分清”,即分清庸俗經濟理論與其具體分析方法的界限、生產關系的理論與生產力理論的界限、生產力理論本身的是非界限、西方經濟學中主張所需條件與我國是否具備這些條件的界限。韓正清(2010)提出了一些在教學中操作性較強的方法,認為應從調整西方經濟學教學計劃、改革教學手段、創新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入手,來解決目前存在的重理論輕實踐、重工具輕思想、重講授輕啟發、重知識輕能力和重課內輕課外的問題。
三、研究啟示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經濟學界的各位專家和學者應對西方經濟學教學的研究給予高度的重視,在研究的廣度上和深度上進行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分析總結出能為一線教師教學服務的理論和實踐指南,并探索出一套即涵蓋西方經濟學核心思想理念、又符合我國具體國情能為我國經濟社會服務的教學內容,和使學生充分理解、掌握和運用西方經濟學理論的教學模式,為我國培養更多優秀的經濟學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丁堡駿.必須加強對西方經濟學教學工作的指導[J].當代經濟研究,200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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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靜溪.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革研究[J].中國高教研究,2002,(6):79
[4]王鐵.在《西方經濟學》課程教學中強化應用能力的培養[J].商場現代化,2005,(29):365
關鍵詞:大學科技園;區域創新體系
1.1研究背景和意義
隨著知識經濟社會的到來,一個國家的強弱已經越來越依賴這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的高低。90年代中期,中國科學院有關專家借鑒國外對國家創新體系研究的成果和實際經驗,結合中國的國情,在《迎接知識經濟時代,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報告中,提出了關于中國國家創新體系的概念。進入21世紀后中國政府就提出了建設創新型社會的遠大目標,為此提出了配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以提高我國的創新能力。大學科技園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日益在我們國家開始建設起來。
2001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在《國家大學科技園“十五”發展規劃綱要》中,為了指導和推動我國大學科技園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明確指出了“十五”期間國家大學科技園的發展方向、總體目標和重點任務。 2006年12月科技部、教育部又發出《國家大學科技園“十一五”發展規劃綱要》的通知,其中指出大學科技園是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自主創新的重要基地,是區域經濟發展和行業技術進步以及高新區二次創業的主要創新源泉之一,是中國特色高等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是高等學校產學研結合、為社會服務、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的重要平臺。一流的國家大學科技園是一流大學的重要標志之一。并進一步指出我國大學科技園的發展現狀與形勢、指導思想與發展原則、發展目標、重點任務及相關措施。自從2001年國家科學技術部、教育部首批認定22所大學科技園為國家級大學科技園,我國大學科技園的建設就一直蒸蒸日上的開展著,至2008年已發展六批共69所國家級大學科技園,依托全國數百所研究型大學。
大學科技園的出現是從上世紀50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園(即現在的硅谷)開始的,歷史不是很久。作為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我國的大學科技園起步就更晚了,并且普遍存在以下問題:(l)國家大學科技園在區域創新中的作用還不明確,如何結合地方產業建設有特色的大學科技園,推動區域創新與行業技術發展,并充分利用高校己有資源環境仍需研究;(2)國家大學科技園現行的管理體制與運行機制仍需完善,目前的大學科技園有政府主導型、企業組織型、高校管理型各種方式的管理模式,沒有按照現代企業制度來充分發揮科技園在創新成果轉化、高新企業的孵化、創新人才的引進的優勢;(3)多元化投融資方式的不足,大學科技園依托于沒有主要營業收入的大學,必需依靠政府資金、金融部門融資、社會融資渠道等來維持其生存與發展,如何建立有效的投融資渠道并制定相關政策仍是問題;(4)大學科技園基礎設施建設與構建創新服務體系的問題,為了實現建園目標,一套與之協調的公共創新服務平臺與環境是不可缺少的,在工商注冊、法律咨詢、財務服務、產權交易、人才引進與高新企業創業咨詢等服務項目上要一應俱全;(5)大學科技園創新績效的測度問題,建立績效指標體系來評價大學科技園的運行效率是前提,績效的測度有很多種方式如:數據包絡方法(DEA)、灰色系統理論、神經網絡理論等,選擇一種高效的測度方法至關重要。
1.2.1國外研究綜述
大學科技園作為創新的載體,自從世界第一個大學科技園―斯坦福大學研究園(現在的硅谷)于1951年誕生以來,就被學者們廣泛關注。圍繞著大學科技園和創新的相關理論研究也層出不窮。其中代表性的有以下這些理論。
(l)產業集群理論。20年代50世紀左右,在歐美發達國家出現了工廠和企業聚集在一個地域進行集中生產、采購和經營的現象,這引起了部分學者的關注,并逐漸研究形成了產業集群理論。產業集群是一種相關的產業活動在地理上或特定地點的集中現象。1990年,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中認為相當成功的全球性產業正朝著集群化的方向發展,并存在著集群地域上的企業、政府、教育機構之間互動現象。2000年,伍得活德指出集群現象不僅在發達國家有,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大量存在。
(2)增長極理論。法國學者佩魯(Perlloux)首次提出增長極理論,指出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會形成資本與技術高度集中、自身成長迅速、并能產生強大輻射作用的“增長極”。此種增長極具有極化與擴散兩種效應。其中極化效應是指極點能夠吸引區外的資源,并迅速增強經濟實力;擴散效應是指極點通過資源外流,向外輸出創新成果與創新動力,因而促進周邊區域的經濟增長。隨著園區增長極的集聚,極化效應將向擴散效應轉變 。
徐小欽,陶星潔,王永寧(2004)把層次分析法和動態聚類法結合起來對大學科技園進行了評價,他們共利用了31個指標對我國的22家國家級大學科技園評價分析[30l。董秋玲,都英,常玉(2006)利用多層次灰色評價法對我國西部13家科技園區技術創新能力進行了綜合評價與分析,為西部區域創新系統發展政策制定提供了幫助。文中采用了創新主體能力、研發孵化能力、技術創新擴散能力、商業化能力四個一級指標。肖健華(2005)通過人工智能最新的研究成果與聚類方法的相結合,對中國科技園區域創新能力進行了評價,并獲得較好的效果。他把人工智能領域的數據描述方法,推廣應用到樣本數據的聚類中,形成一種新的聚類方法,并應用到國家級科技園區的績效評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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