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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話道德教育的問題不是源自人們理解和應用上的欠缺,而是因為其內在的不足,所以,對話道德教育的問題不能通過完善它來解決,而是需要走向新的道德教育模式。在筆者看來,這種新的道德教育模式就是回應道德教育。回應道德教育由“回應”和“道德教育”這兩個詞構成,而正是“回應”決定了它與獨白道德教育和對話道德教育的不同,因此,我們要準確地理解回應道德教育就必須從“回應”入手。回應作為一種言說活動,實際上是古已有之。在西文當中,respond雖然直到14世紀才進入英語,但是其歷史淵源則可以追溯至古典拉丁語的respon-dere;在漢語當中,雖然回應作為一個合成詞出現較晚,但是“回”和“應”則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而且它們也基本上包含了回應一詞的主要含義。由此可見,回應作為一個詞匯歷史并不短暫。不過,盡管回應存在的歷史比較漫長,但是真正給回應以高度重視,并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對其進行詮釋的,當首推法國哲學家勒維納斯。
2.在勒維納斯看來,由于以往的哲學深受本體論的影響,人與人之間是肩并肩的關系,因為從本體論上看,每個人都有獨立的起源,從而每個人都是一個封閉的孤立單子,人與人之間處于徹底的分離狀態。在這種關系當中,人們之間盡管也會摩肩接踵,但最終仍會失之交臂,我會漠然地置他者的生死于不顧,因為他是他,我是我,從而導致社會的徹底冷漠。勒維納斯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非肩并肩的關系,而是面對面的關系。當我們邁出家門,走向外部世界,我們就會和他者碰面,他者以面貌或臉的形式呈現在我的面前。就像人們常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一樣,臉同樣也具有表現、表達功能,我們內心的喜怒哀樂都會寫在臉上,通過臉表現出來。正是臉的這種表現性,使得他者剝除了一切偽裝和保護,赤身地站立在我的面前,因此,以面貌形式所表現出來的他者是一個失去了自我保護能力的寡婦、孤兒,他者通過面貌向我們發出吁求:“汝勿犯殺”,從而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托付給我們。面對他者的吁求,不論我們是否樂意,我們都必須作出回應,“言說就是對他者作出回應”。勒維納斯在這里是有意使用了雙關語,當他講回應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強調自我對他者的責任,因為責任(responsibility)和回應(respond)在拉丁語中擁有共同的詞根,二者同根同源就決定了二者相伴而生,“你對臉的反應就是一種回應。不僅僅是一種回應,而是一種責任。這兩個詞(reponse,responsabilite)密切相關”。在回應或責任關系中,他者變成了一個絕對的他者,他者不再像獨白中那樣低于我,也不再像對話中那樣與我相等,而是高于我,我是被他者劫持的人質,我不但要為他者的生死存亡負責,甚至要為了他者付出一切乃至生命。從勒維納斯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回應并不僅僅是一種言說方式,更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一種倫理關系:自我不是與他者共在,而是為了他者而存在,自我對他者承擔著無窮無盡的責任。正因如此,回應道德教育也不簡單地是一種教學方式,更是教師與學生在道德教育中的倫理關系。當然,圍繞這種倫理關系,教學方式方法必然會發生系列變革。
3.既然回應意味著責任,那么在回應道德教育當中,就必然會高度重視教師對于學生的責任問題。道德自古以來就被看成是人的本質屬性。像在先秦儒家那里,道德被看做人區別于世間萬物、高出于世間萬物最為重要的特性,“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因此,人們又把道德看做立身成事之本,“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既然道德直接關系著人能否成為人,那么道德教育就不是成才教育,不是知識教育,而是成人教育,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一個真正的人,“道德教育從其根本旨歸來說是成人(使人成為人)的教育,就其具體目標來說是成就人的德性的教育(德性是人性的自覺,它使人成為人)”。這也就意味著,學生走進學校,接受學校的道德教育,實際上學生就已經向學校、向教師們提出了要求:你們要把我培養成人。教師必須對學生的這種吁求作出回應,也就是必須承擔起把學生培養成人的責任。如果學生沒有成人,而是走上了歪門邪路,甚至違法亂紀了,那么教師是有責任的。雖然學生所犯下的錯誤并非是教師的過失所致,但是按照勒維納斯的說法,他者所犯下的所有罪,都是與我有關的,因為他者已經將自己全盤托付給了我,他者犯罪就是因為我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所以我就是他者所犯罪行的幕后黑手,我就是罪犯的同謀,我理所當然地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為了學生能夠健康地成長、成人,教師不能成為純粹的知識灌輸者,不能成為學生成長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要真正地成為學生成人過程的守護者,教師不僅要為學生灌溉施肥,提供精神滋養,同時也要防止各種害蟲的侵襲,而不是奉行沒有任何實質內容的寬容,從而讓學生在墮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4.由于回應不是旁若無人的自說自話,也不是兩個平等主體之間的溝通交流,而是對于他者吁求的應答,是對他者責任的承擔,所以,回應不應停留在語言上,變成空洞的口頭允諾,而是要落實到行動上,用自己實際的行動來擔負起為他者存在的責任重擔。因此在開展回應道德教育的過程中,教師不是一個口若懸河的布道者,而是全心全意為學生付出的責任承擔者。教師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為學生鋪設通向成人的道路,并時時關注學生是否偏離了他所吁求的道路,隨時準備指出學生所犯的錯誤,幫助其糾偏,以免背棄了幫助學生成人的美好承諾。這也就是說,回應道德教育并不主要是通過課堂道德教育模式來展開的,而主要是通過親身躬行的模式來展開的。在獨白道德教育和對話道德教育當中,道德教育都被看成是一種知識的傳播,是一種僅僅針對學生的教育,然而教師本身始終沒有參與到學生成人的過程中來,對于學生的成長來說,教師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看客,所以,教師的德行是無關緊要的。而在回應道德教育中,教師開始作為學生成人的責任承擔者而參與到學生成長成人的過程之中,所以,教師本身就是以道德人的身份而存在的,并且他必須以實際的行動來證明他的道德人身份,否則他就有名不副實之嫌。也就是說,在回應道德教育中,最為重要的,不是教師講授了哪些具體的道德內容,而是他所有的教育活動是否符合道德,或者說,他所開展的教育是否是符合道德的教育。在回應道德教育中,學生所面對的教師,不再是一個傲慢的知識權威,也不再是一個平和的閑聊伙伴,而是一個平凡的道德榜樣,他努力地在用自己樸實無華的行動改善文化環境,為學生們的道德成長提供滋養。
二、回應道德教育的價值
1.回應道德教育的提出順應了言說方式的歷史發展邏輯。在人類社會早期,由于受到宗教神學的影響,人們認為真理掌握在少數人的手里,因此這部分人以人類導師的身份向人們真理,而普羅大眾則被當做忠實的聽眾,因而這時的教育和言說主要采取了獨白的方式。那時,如果普羅大眾膽敢喋喋不休,那就會被看做對權威的侵犯,就會受到懲罰,甚至會像蘇格拉底和布魯諾那樣遭受滅頂之災。在現代社會中,伴隨著上帝死亡而來的是權威的沒落,沒有人因為接受了上帝的恩典而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所有的人都站在相同的起點上,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沒有人能夠獨斷專行地向他人命令,每一項決定的作出都必須建立在共同商談、對話的基礎上,而這導致對話理論在現代社會中大行其道,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對話都開始普遍流行。不過,如果我們細心地觀察,我們將會發現,就在對話鋪天蓋地之際,回應已經悄然興起。正如前文所言,勒維納斯的貢獻是在于他從哲學的高度把言說等同于回應,從而把回應當成了唯一重要的言說方式,并賦予回應以責任的內涵。實際上,他這些思想并非劈空獨創,而是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相關思想,在他之前,有些思想家已經對回應作出了相似論述。像馬丁·布伯在論述時就提到了回應,“真正的責任只存在于真正有回應的地方。對什么作出回應呢?對某人發生的事情作出回應,對所見、所聞、所感作出回應”;“責任不是一種從外部強加在人身上的義務,而是我需要對我所關心的事情作出反應。責任與反應具有同樣的根基:反應=‘回答’;負有責任意味著準備作出反應”,這里的“反應”就是勒維納斯所講的回應。從歷史過程當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回應是獨白、對話之后第三種重要的言說方式,并且日益受到思想家們的重視。
2.回應道德教育解決了教育中爭論不休的主體問題。對于教育和道德教育來說,主體問題一直都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道德是以愛和尊重為基礎的,而愛與尊重是以確立他者的主體地位為前提的,一個自我的附庸和奴仆不值得主人愛和尊重,因此,以道德作為教育內容和建構目標的回應道德教育同樣也離不開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在傳統的獨白道德教育當中,教師處于主體地位,是教育過程中至高無上的權威;學生處于客體地位,是教師發號施令,加以征服改造的對象,徹底地被看做教師的附庸。也正因如此,弗萊雷把這種教育稱為“壓迫者教育學”,“壓迫者的興趣在于‘改變被壓迫者的意識,而不是壓迫他們的現狀’,因為被壓迫者越是可以被引導區適應這一狀況,他們越是容易被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壓迫者利用灌輸式的教育以及家長式的社會行動機制”。正是為了打破這種主客對立的教育模式,把學生從教師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實現現代人所追求的平等關系,教育學開始引入現象學中的交互主體性理論,而對話道德教育的前提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交互主體或雙主體的基礎之上,因為只有兩個平等的主體之間才能順利展開一場對話,如果一方擁有特權,那么對話就無法進行下去。然而兩個平等的主體之間是一種并列關系,二者不但無法達到統一,甚至會走向沖突,前者的結果是冷漠,后者的結果是斗爭。正是為化解這一矛盾,后來人們又對其進行了各種變形,但是都沒有真正解決這一矛盾。前面各種教育之所以會產生問題,就是因為它們都被當做了一種權利的主體,主體之間為了爭權奪利而走向分裂甚至沖突。在回應道德教育中,教師與學生雖然同樣居于主體地位,但是他們已經不再是兩個勢同水火的主體,而是兩個相互依賴的主體:責任主體和權利主體,在道德教育過程中,學生是無聲的命令者,而教師則是積極的回應者,是責任的勇敢承擔者,二者之間不但沒有沖突,反而相互支撐。
3.回應道德教育真正突出了“育人為本”的教育理念。《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把育人為本作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強調在教育過程中要“堅持以人為本”。“育人為本”對于道德教育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因為像一些自然科學教育雖然是成才教育,但是未必是成人教育,因為一個具有豐富自然科學知識和科學技能的人也可能是一個生產的工具,但卻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而道德教育則與成人密切相關,道德教育的成敗將會直接影響學生能否成人。道德教育是否能夠成功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教師心里是否裝著學生,是否把學生當做人來對待,心里是否懷有把學生培養成人的責任感。在獨白道德教育當中,正像弗萊雷所說的那樣,學生根本就是一個客體,就是一個知識的儲存器,因而學生已經從人被降格為物。雖然在對話道德教育中,已經肯定了學生的主體地位,學生已經被當做了一個獨立的人,但是這個人與教師之間是一種“肩并肩”的“共在”關系,因而二者具有本體上的獨立性———“我是我,他是他”,彼此外在。雖然教師和學生具有職業上的關聯,但是內心當中卻存在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這就決定了教師不可能打破自身封閉的圓圈,為了學生的成長成人而真正地走進學生的內心,去為學生的成長成人擔責,而這恰恰也就是對話道德教育中充滿著形式化和道德冷漠的原因之所在。回應道德教育突破了師生在傳統獨白道德教育中所形成的壓制關系和對話道德教育中所形成的共在關系,把師生關系看做“為……而存在”的回應關系,也就是說,教師是為了學生而存在的,不僅是為了學生的成才,更是為了學生的成長成人。為了回應學生的吁求,兌現自己的責任承諾,教師必須時時刻刻把學生放在心里,全心全意地為學生付出。
道德教育的對象是人,道德教育目的指向的自然也是人。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對“人”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時代的人,由于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對“人”是什么也會有不同看法,這就使得人們對道德教育究竟要培養什么樣的人、在道德教育目標的設定上會存在一定差異。這里道德教育目的異化便是指道德教育的現實追求與本體目的不一致,更確切的說是,本體目的被遮蔽,而現實追求偏離了理想道德教育的終極目標。
(一)道德教育的本體目的:成“人”
“目的是一切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在要素,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總體性追求。”本體目的則是活動存在的最基本依據。因此,道德教育的本體目的即道德教育活動得以存在的最根本追求,它蘊含著其最基本的價值取向,體現著其教育理想,并對道德教育活動起著導向作用。道德教育具有許多使命,但最基本的使命是使人成人,成為一個具有人之為人必須具備的基本道德素質。道德教育所要成的“人”,一般來說具有兩個基本目標層次:“一是對道德主體進行社會道德普遍準則與規則的灌輸,使道德主體成為‘合道德’的人;二是促進道德主體內在修養的提升,使道德主體成為‘有道德’的人。”“合”道德是指一個人在外在的行為上符合社會對某一行為的道德規范要求,然而內心對這個規范卻不一定認可。“有”道德則指一個人在道德認知的基礎上實現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為的統一。“合道德”的人只是道德教育所追求的基礎目標,在這基礎上培養成“有道德”的人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終目標。
(二)現實的道德教育追求:“知識人”
道德教育就其原本意義而言,便是導之以成人之道,做人之理,使人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它并不是要去告訴人:外部的世界是怎樣的,如何去征服和占有它;而是引導人懂得:人自身應該是怎樣的,如何不斷去提升做人的境界。理性的道德教育只在使人成為人,成為一個具有人之為人必須具備的基本道德素質,而不是使人成為某一種人,從事某種職業,具有某方面技能的知識人、工具人。然而,我國道德教育的現實卻遠遠偏離了我們所設想的本質目標。正如魯潔先生所說,“塑造知識人是我國教育的一個根深蒂固的信條。”當代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在知識經濟、知識社會的影響下逐漸知識化。知識化的德育課堂是將德育看作為一種知識,將道德工具理性化、去道德化。客體化的知識取代了對于完美主體人格的追求,被看作是對于外部事物、現象進行控制、預測的原理、原則,是征服、改造世界的工具。韋伯認為現代社會的弊病在于工具理性支配,目的理性消失,現代社會活在一種“工具理性的囚籠”之中。這在道德教育中就表現為將道德視為工具,失去了其成人的目的。另外,我們的道德教育在“塑造論”的長期指導之下,將受教育者當做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加工、改造的對象,受教育者被對象化、客體化,德育過程變成了對受教育者的塑造和改造的過程。這一過程結束時,形成的只能是缺乏主體性、個性順從型的道德人格。總之,道德教育目的異化的結果是“知識人”取代了道德教育原本追求的道德人。
二、道德教育目的何以異化
道德教育的現實追求與本體目的之所以不一致,是由多方面因素綜合影響的,大到整個社會取向不穩定,功利主義盛行,小到教育方法的失當,教化缺失等等。這里主要通過目標、手段與目的三者模糊不清的交叉關系來探討道德教育目的異化的原因。
(一)目的降為目標
道德教育目的與目標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兩個概念,但是人們卻經常不自覺地混淆了二者。事實上,目的決定目標,目標是目的的具體展開,目標服務于目的。一個目標在邏輯上總有一個結局,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總是呈現為一個可以完成的指標。目的則不同,它是活動得以存在的依據,伴隨著活動的整個過程。目的不能被完成而永遠是被追求的對象,目的只有分解為具體的任務,即轉化成一個個可操作的目標才能被真正把握。也即是說,道德教育目的是道德教育的理想性指向,道德教育目標是道德教育的具體化要求。比如,為了培養有道德的人,需要學生通過德育課程學習,掌握道德知識,形成道德認知,然后行道德行為。在這里面,掌握道德知識,形成道德認知,行道德行為是一個個具體的目標,而成為有道德的人才是目的。然而,現實的道德教育卻常常忽視最本質的目的,只停留于掌握道德知識、道德行為等一個個具體的目標,將目的降為目標。“目的降為目標,實際上就是將復雜的道德教育簡單化、膚淺化,進而道德教育被工具化、功能化。”
(二)目的讓位于手段
目的,簡單而言就是指人們行動想要達到的境地。手段則指人們為實現目的所使用的工具、途徑和方式方法等。手段是為目的服務的,目的決定手段的選擇。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道德人、養成人的德性,相應的教育內容、評價、方式方法等則是為實現這一目的而采用的手段。然而遺憾的是,當前的道德教育混淆了兩者的關系,目的讓位于手段,手段僭越為目的。這主要表現為:道德知識、行為規范的學習成了道德教育的目的;道德評價成為對學生進行等級劃分、加以控制的手段。這樣,當德性變為規范,道德成了知識,教育蛻變為訓練,道德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被功能化、工具化、訓練化,而功能化、工具化的訓練式道德教育所培養的“人”只能是工具人、知識人。
三、道德教育目的的回歸
重智輕德、塑造知識人是當代道德教育面臨的一大困境。盡管人們加大了對道德教育的關注力度,并極力推動道德教育的變革。但假如這一關注、變革不從方向性指導源頭的目的著手,亦無益。道德教育應從明確本體目的開始著手。
(一)道德教育目的的回歸:成“人”
道德教育的本質使命是使人成“人”。人是終極目的,道德教育應當向生活回歸,回歸人自身。這一觀點得到了德育、教育、哲學等相關理論界普遍認可,其中以康德為代表。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原理》中明確提出了“人是目的”的觀點。他認為,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工具,而只有人才是目的本身。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理性決定了人之為人和人的道德價值的根本因素,理性特質將道德賦予了人,使人能夠作為目的主體而存在。因此,在任何時候,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應該服從這一規律:“人永遠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是目的,意味著道德教化必須把人作為道德教育的出發點、動力和最終目的而尊重人。也即是說,要解決當前道德教育的問題,必須首先確立以人為本的價值立場。
(二)如何成“人”
自然人與道德公民兩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是密不可分的。“愛彌兒”從自然人屬性的狀態逐漸成長為社會集體形態的本質是個體自由上升為普遍自由的實現,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有道德的公民,這種道德公民的個人意志已經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僅以道德共同體的共同意志作為自己的意志,個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首先,“國家沒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無所存在;沒有美德,何來所謂的自由;沒有公民,道德即不復存在;擁有理想公民,則有你所需要的物質保障;丟棄公民,你將空空如也。”國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撐,培養有德公民需要通過教育途徑來完成。“公共意志”是整體道德人格魅力實現的最主要途徑。其次,國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體,公民的首要國家性義務就是熱愛自己的祖國。因此,培養熱愛國家的理想型愛國公民是進行道德教育的最終職責。最后,盧梭認為,理想型道德集體公民認同感應積極向深刻的社會道德情感向心力滲透,采取一種全心全意為道德教育服務的國家集體信仰———“公民宗教”。根據盧梭培養道德型愛國公民的思想,個體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過個人與國家即部分與整體的關系來最終實現的,這是更高層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華。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務是通過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氣質。在“公意”思想的指導下,創建愛國的氣氛,并借助于愛國主義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會教育的整體形象,完成道德階段任務,最終使人重獲自由。
二、“自然人”培養觀對我國道德教育的啟示
1.道德教育的目標。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會對道德教育活動所要培養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規定,是對其活動結果的具體要求,也是這個活動所要達到的預期目的。盧梭的“自然人”培養觀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標是有著自由、獨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當然,我們的道德教育目標還應該加強對人的道德意志的鍛煉以培養其自立能力,階段目標設定要尊重人的個性以及通過對個體道德情感的陶冶來鞏固其良知等方面。盧梭反對溺愛孩子。他強調,當一個女人過分地關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漸漸地卻使得孩子越來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風險,所以讓他遠離所有痛苦,但災難在遙遠的未來卻全部累積到他身上。“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這告誡我們的教師、家長乃至社會,要做的不是給青年人現成的東西,而是讓他們自己動手去獲得生存的途徑。
2.道德教育的內容。
道德教育的內容是道德教育目標的體現和具體化,其科學、系統與否直接影響道德教育目標的實現。一個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應內容為:人類情感的培養,提高人們的認識水平和能力,鍛煉人的意志。這無疑也會給我們以重要啟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為了實現道德教育的目標,更好的踐行道德教育的內容,我們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據盧梭對“愛彌兒”所實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國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規律,分階段進行,建立家庭、學校、社會統一體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約束三個方面。
三、盧梭的道德教育觀對我國德育工作的現實啟示
盧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領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蓋了豐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實踐過程中,對我國目前的功利性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對社會道德價值體系多元化困境與未來道德教育的革新與發展有著深遠的實踐性意義。
1“.以人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隨著已經失去教育意義的舊的道德價值體系的瓦解,新的道德價值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的社會轉型時期,出現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傳聲筒教育的現象。例如,我國當前的道德教育體系中就存在著舍本逐末、背離受教育者自身發展規律的現象。這種狀況給道德教育的實施進程以及實際功效帶來諸多不利影響。當今教育帶有嚴重泛工具化的性質,教育文化偏向注重專業技能的傳授,教育的最終目標是獲得人人認可的“好”工作,進而實現自己所謂的“人生價值”。這種“價值”被解釋為以衡量物質經濟條件為主要內容的世俗的成功。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檢查機。道德教育生存于這種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無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機器的零件。如何摒棄我國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現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們應借鑒盧梭的道德教育理論的起點思想,即遵從“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發展規律和內在需求,實現道德教育的最終目的———“人的自由”。
2.核心價值體系的缺失———社會道德體系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