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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其自身的整體性,就結構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層次:
(一) 史料的確認
史料的確認僅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內容是對史料的有無進行全面查詢,以確認文學史料的作者、時代與真偽等。此外,對古代文學史料的確認實際上應歸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之內。對于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點的,其尊重客觀事實,摒棄主觀思維意識,在確認上采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
(二) 體悟分析層次
所謂的體悟分析層次是在對史料確認的基礎上,通過人們個人思想中所蘊含的感情體驗,對史料的一種豐富、完善的過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確認方面,不會僅僅滿足于文學現象呈現出的那種史實,他們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體悟分析層次,進而產生一種審美體驗,這種審美體悟主要表現為對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進行分析、總結史料的一些規律變化、探析史料出現的原因等。因為人們的看法觀點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體悟也尋在不同。體悟分析層次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過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學史料價值評判
對文學史料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建立在體悟分析層次之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料進行科學的價值評判。之所以產生價值評判這一階段,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高于體悟分析層次,他們一般按照某些組織、社會、集團以及個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學史料評判標準,進而對自身所掌握的文學史料的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減值評判。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學現象會形成不同的評價,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評判的過程中文學史料的意義得以實現。由此可以得知,文學史料一旦失去了人們的評判便會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四)表述
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史料價值評判三個階段之后,最終是以表述的形式對其進行傳播與體現的。因為缺少了表述這一階段,單靠以上三個階段是不能將其完整的傳達給大眾的。其中關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憑借文字進行表述的。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以上所說的四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的,在現實實踐之中,對其進行劃分是具有側重點的,很難將它們明顯割裂開來。
二、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
通過對從古至今的文學研究歷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發現,尤其是有關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對研究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學史料來說,有諸多能夠讓現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學所產生的背景以及文學現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有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在馬王堆、信陽長臺關、荊門郭店等出土的帛書中,較為明確的顯示出了諸多經書與子書原始風貌,這些都與當代社會看到的一些轉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發現,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珍貴的專輯資料。另外,新史料大大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作品的史料。以《詩經》作為例子來說,新世紀以來,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了1200多枚戰國時期的竹簡,在這么多的竹簡之中有31枚是講述孔子向弟子們講解《詩經》的記載。這為當代社會的人們闡明了孔子論詩的內容并為包含今本《詩經》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與“刺”等內容。另外還表明了《詩經》的篇數遠要超出300篇,孔子當年刪詩的說法并不一定準確。
(二)新史料對先前研究結論的修改補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觀點
主要表現在先秦諸子、《詩經》、辭賦以及俗文學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有關《詩經》的竹簡是漢代的,韓自強與生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說明了《詩經》在漢代廣為流傳的狀況,并不像文獻所記載的一樣。而有些出土的史料歲與文獻中的不足也進行了有效的彌補,例如,湯炳正以安徽阜陽所出土的漢簡《涉江》、《離騷》殘局,否定了《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
(三)影響了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時代”的理念,對我國古代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對古書產生懷疑,至清末,康有為也開始對古書質疑。后,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已經形成。疑古學派有貢獻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處,他們思想易走極端,對現當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形成了妨礙。總之,新史料的發現對于研究古典文學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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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古代;當今;文學;社會意義
中國文學的產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產生以前的遠古時期。原始社會的神話傳說和歌謠,在人們口中代代相傳,經過漫長的時間,才用文字記下了一鱗半爪。盡管零星破碎,但卻是最早為人知的歷史,禹時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較可信的夏代歌謠,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雖語言簡陋,卻記載了原始生民真實的生活。
至文字產生之前,文明就已經存在,文字的產生是文明產生的標志之一,從結繩記事,到甲骨卜辭,再到鐘鼎銘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說原始社會,詩樂舞一體,那么到春秋時期,詩歌從樂舞中獨立分化出來,產生了以《詩經》為代表的寫實主義風格,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浪漫主義風格,便是文明的一種進步,而先秦文學文史哲不分的狀況也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互有側重,經學之于兩漢文學、禪學之于唐宋文學、理學之于宋明文學;包括唐詩、宋詞、元曲、清小說等都標志文學的發展與成熟,在漫漫文明長河中流光溢彩。
縱觀中國古代文學,我們不難了解,古國的成長與曾有過的輝煌。我國一直以來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輩的古文獻研究學者,他們舊學根底好,博學多識,且有豐富經驗,然這筆寶貝財富,被時間無情地漸漸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黃不接,一方面,這一階段的人舊學根底不好,兩一方面,在這個信息高速發展的階段,只有極少人能夠沉淀下來一心一意做學問。盡管國家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在各學校設置了培養相關專業人才的碩士、博士點,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還是有比較大的難度。
古代文學在古代的價值與意義自不待言,倘若百無一用,就不會有產生的土壤,縱而觀之,研究古代文學對于當今社會也不無價值,主要體現在
第一、傳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學本身而言,它最本質的特征在于藝術的感染力和審美價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體現為“歷史理性”,向善體現為“人文關懷”,尚美體現為“文體升華”,三位一體,相互交融,是人類三個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認識、倫理與美學,給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鳴。古代文學的研究因此顯得更加有必要,它對于培養以“真、善、美”為內在核心的人群有著無可取代的作用。
中國古代文明,大體看來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對人際關系新的認識,體現了對人的尊重,而強調“德政”則體現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人道主義思想,具有歷史責任感、使命感,這一點縱使在今天也有著莫大的指導意義,與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強調個性解放,注重單個的人,追求“無為”灑脫,是精神層面的另一種反應,且無論是儒是道,共同匯注了中國人獨有的性格特質,連接起了祖國燦若星辰的歷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潛移默化中教導我們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學,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的豐富與發展,孔子提出的儒學,作用不僅僅局限于個人修養方面,也體現在維護社會秩序層面,表現了對政治的一種美好理想。《禮記·大學》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對和諧的一種比較早的闡釋,《禮記·禮運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為人們構建了一個理想社會,這些都為社會和諧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三、深化古代文學研究,有利于促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發展,與世界文明和諧共融。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中國古代文學作為我國古代歷史文化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視,它有利于培養我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會為己任的責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團結各個名族的人民,有利于傳承中華獨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學的研究不可能終止,文化的傳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敞開國門,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機遇與危險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終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學在面臨現代文化的沖擊下,日益邊緣化,所以文學研究者更有責任深化對它的研究,疏源流,傳文明。
“無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沒有直接而實際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著間接不顯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學對于當今社會的價值意義,也在于此,它幫助人們感受真善美,傳承中國文明,構建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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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3]許倬云.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現狀綜述
迄今為止,有關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的學術研究方興未艾。文學專著方面,有關文學名士的研究尚以文學史形式存于地域文學專史研究中。馬清福的《東北文學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與畢寶魁的《東北古代文學概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兩部著述可謂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首開東北文學史書寫先河,書中有關東北地區古代文學名士的研究,材料翔實,論斷恰切,評介公允。任惜時等主編的《東北文學通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前三章簡略勾勒了東北古代文學的發展概貌。李春燕等編著的專題論文集《東北文學綜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及《東北文學史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9月版),其中關于東北古代文學研究的部分有《薩滿教文學的文化底蘊》《遼代文學通論》《清代前期東北流人詩歌創作論》《清代東北籍文人文學論》等四編。張菊玲的《清代滿族作家文學概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0年)介紹部分滿族作家及其作品,張佳生的《獨入佳境滿族宗室文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年)以宗室為視角,勾勒滿族文學發展脈絡,趙志輝等主編的《滿族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年)分卷評介了滿族先世、清代前期、中期和后期4個歷史階段,兼顧了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純文學與俗文學、滿語文學與漢語文學的學術視野,是第一部較為完整的滿族文學史。董文成主編的《清代滿族文學史論》(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涉獵到東北古代文士的創作思想。李興盛的《東北流人史》(黑龍江出版社,1996年)從文士流放視角梳理東北古代文士的生命歷程。白長青的《遼寧文學史》(遼海出版社,2004年)與徐光榮的《遼寧文學史》(遼寧人民出版社,2013年)雖為單省地域文學專著,但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史料,后者尤以詳細挖掘、梳理遼寧古代文學名士文獻史料著稱。文學名士個案研究方面,劉曉、匡亞明所著的《耶律楚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詳盡闡述了耶律楚材的生平,并對他在諸如政治、宗教、處世哲學、詩歌、音樂、史學、天文歷法、醫學等方面的思想進行了全面探討,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成就,是國內第一部耶律楚材研究專著。
別集整理方面,近現代大學者金毓黻主編的《遼海叢書》(遼海書社,1933~1936年)共收錄東北地區古代名士詩文集15種,分入第四、第六、第九及第十集中。所收撰述,多采用世所罕見之本。其中以傳抄本居多,家藏稿本次之。凡此諸本,今俱不易得。至于絕版復本,金氏輯補本十數種,可補前史之不足,校史之異同,為考證之資,其輯佚校補,保存文獻之功自不可滅。繼《遼海叢書》之后,興振芳主編的《遼海叢書續編》(沈陽古籍書店,1993年)收錄東北古代名士詩文集7種,均輯入第六集中。《續編》多方搜集,以補金氏之闕,將耶律楚材、李鍇等重要人物別集輯入,為后學提供方便。
單人別集整理方面,有耶律楚材、賀欽、馮惟敏及魏燮均4種。謝方點校本《湛然居士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以《四部叢刊》本作為底本,以漸西村舍本互校,并以《叢書集成》本作參考,在每篇詩文后均附有校勘記,并在全書的末尾附有《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耶律文正公年譜》《耶律文正公年譜余記》等3種對研究耶律楚材生平有著重要價值的資料,非常便于讀者參考,為現在最好也是最為方便的一個版本。伍玉梅整理的《醫閭先生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年)是第一部賀欽文集的校注本,工作底本是嘉靖二十三年本,校勘參以嘉靖九年本和其他各本。所用影印底本現藏于遼寧省圖書館,屬于國家第一批珍貴古籍,該書的出版為研究賀欽的學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畢寶魁的《九梅村詩集校注》以增訂新篇目和詳注的方式將魏燮均的詩文呈現于世。該書出版后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反響,鐵嶺市成立魏燮均研究會,魏燮均的相關研究逐漸增多,魏燮均獲得在生前難以企及的國內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謝伯陽的《馮惟敏全集》(齊魯書社,2007年)收詩、文、散曲、雜劇及賦、詞等,其中的文主要來自《海浮山堂文稿》,該書為馮惟敏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便利。繆潤紱所著《沈陽百詠》《陪京雜述》《陪都紀略》(沈陽出版社,2009年)三部書稿由沈陽文史研究館整理校注,作為沈陽歷史文化典籍叢書第一輯出版。
學術論文方面,為考察30多年來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成果的數量,依照上述文學專著中涉及名士的姓名及字號等多個關鍵詞進行檢索,并按照知網提供的核心期刊和CSSCI兩種來源類別進行二次檢索,以考查論文質量。計量時,對有些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研究主題無關卻被檢索到的論文,不計入總數;先元時期的名士,因其館藏文獻資料基本亡佚,故不在計量之內。
2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文獻鉤稽
筆者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東北地區古籍線裝書聯合書目》(遼海出版社,2003年12月版)、《遼寧大學圖書館藏古籍線裝書目》(遼寧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高校古文獻資源庫古籍著錄系統、國家圖書館檢索系統等國家級、省級及高校各圖書館館藏書目或檢索系統,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文獻資源進行系統鉤稽。這里遵循4點原則①因東北古代文學名士涌現時間多在遼代及其后,且現存世典籍文獻基本為遼代及其后,所以所選名士時間范圍為遼代至清代。②所選版本首顧單行本善本,次擇單行本良品。③沒有單行本的選用所據底本精良者的叢書本。④因顧及使用便利因素,所擇圖書館以東北地區為先。
3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學術研究建構
遼寧省關于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的館藏資源十分豐富,建構這一學術研究系統亟待提上日程。研究主要可分為4大類:典籍校注叢書、資料匯編叢書、學術專著叢書、名人傳記叢書。資料匯編叢書通過搜集整理各名士生平、仕宦經歷、著述情況、后人評介等方面資料來完成。名人傳記叢書是在典籍校注叢書和資料匯編叢書完成后的基礎上,對文學名士的生平經歷及著述作品及其熟悉的情況下方能完成。而學術研究可從文學家族研究和作家群體研究兩方面入手:
①元代遼陽耶律家族:元代杰出政治家、文學家耶律楚材被《元詩選》編纂者顧嗣立譽為雄篇秀句散落人間,為一代詞臣倡始。次子耶律鑄、三子耶律季天、孫耶律希亮都是詩人。
②元代朝陽姚氏家族:遼代西柳城(今朝陽地區)姚淵、姚樞、姚燧三代。姚樞任許州錄事判官遷河南許州(今許昌),至元二年回遼陽行省任遼東按察使、東平宣撫史。其子姚燧是著名散文家和散曲作家。
③明代義縣馮氏家族:明代中葉馮裕,其子馮惟健、馮惟重、馮惟敏、馮惟訥、其孫馮瑗。馮裕曾受教于遼東大儒賀欽,馮惟敏更是雜劇散曲大家。
④清代沈陽繆氏家族:清代東北科舉家族繆氏的代表人物繆公恩是嘉慶道光年間東北詩壇盟主和泰斗。族人中幼弟繆德喜中進士,繆公恩的五世嫡孫繆延祺進士及第,繆氏第三個考中進士的是繆公恩的嫡曾孫繆潤黻。
⑤清代鐵嶺高氏家族:高其倬、高其位、高其倬繼室蔡婉、高其佩、高鶚。
⑥清代錦州金氏家族:金科豫、金朝覲兄弟。
⑦遼東三老研究:康乾盛世時期遼東涌現的三位詩人李鍇、戴亨、陳景元。
⑧遼東三才子研究:房毓琛、劉春烺、榮文達。
⑨沈陽三才子研究:韓小窗、喜曉峰、繆潤紱。
⑩其他相關研究:賀欽、王爾烈、常紀、多隆阿、魏燮均等。
文學家族研究和文士群體研究是東北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化和細化研究,揭示東北文學發展的內部必然聯系,給人以明晰的地方文學發展史的印象。東北古代名士的后續研究空間極大,有必要讓這些在當時曾經影響東北文化的歷史名人活起來,有血有肉,影響和鼓舞當代東北人的志氣和信心。
4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文化產業建設構想
近年來,世界許多國家都將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產業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我國的十二五規劃也提出要把文化產業作為支柱性產業。與此相應,學界對文化產業的研究也漸成熱點。筆者將東北古代文學名士與東北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擬作簡單的構想.
5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資源開發意義
東北古代文學名士群體是東北文化最佳形象代言人。名士們的人格品質和文學作品內涵是盛開在東北千百年來文化土壤中的絢爛之花,并在歷史的時空中結成多種果實,以饗東北人民。因此,著力、全方位開發東北古代文學名士館藏資源既是一種學術自覺,也是一種重視文學、文化傳承的自覺。
開發名士館藏資源有助于提升東北文化內涵,加快東北文化建設進程。地方文化是一個地方或者地域民氣的重要表現。孔子說:里仁為美,居不擇仁,焉得知?這里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選擇道德文化水平高的地區居住;二是對居住區施加影響,使其成為仁義充滿道德的人文環境。而后者即是開發名士館藏資源的重大意義所在。良性的人文環境是城市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搶救、搜集、系統開發東北名士館藏資源亟待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