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化價值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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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炫耀性消費;文化價值觀;儒家;道家;佛家

作者簡介:劉力鋼(1955―),男,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新華國際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主要從事企業成長戰略、營銷戰略研究;袁少鋒(1982―),男,湖北監利人,遼寧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比利時根特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博士交換生,主要從事消費行為、營銷戰略研究;高英(1981―),女,遼寧鐵嶺人,遼寧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消費行為、營銷戰略研究。

中圖分類號:F713.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0)06―0072―04　收稿日期:2010―09―15

一、文獻回顧

在中國,人們的炫耀性消費表現得越來越突出。盡管炫耀性消費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但學者們對這一特定消費現象的本質、影響因素模型以及實證研究都很缺乏(O’Cass et al,2004)。在概念界定上,國外學者們對炫耀性消費的內涵還未達成統一認識(Shukla,2008)。結合相關研究(Marcoux etaI,1997;O’Cass et al,2002;Sivanathan et al,2010),筆者認為炫耀性消費是個體為了滿足特定的心理需求,而將特定的消費活動向參照群體展示的中。只是有些人的心理需求是積極的,如提升自尊、樹立自信、自我價值肯定等,而有些人的動機是消極的或非理性的,如盲目攀比、愛慕虛榮等,有些人則兼而有之。

針對炫耀性消費的已有研究,從外部情境因素出發,學者們探討了參照群體(Mareoux et aI,1997;O’Cass et al,2004)、品牌聯想(O’Cass et al,2002;Shukla,2008)、商品稀有性(Amaldoss et al,2005)以及異性吸引(Griskevicius et al,2007)對炫耀性消費的影響效應。從內在心理因素出發,研究者們還探討了地位意識(O’Cass et al,2002,2004)、消費者自我(Shukla,2008;Sivanathan et al,2010)、物質主義(Wong,1997)、面子意識(袁少鋒等,2009)等要素對炫耀性消費的作用機制。

綜上,現有研究尤其缺乏文化價值觀角度的探索,而文化價值觀是決定人們思維及相應行為的重要因素。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的背景下,研究文化價值觀對特定消費行為的影響顯得尤為重要(Bao et al,2003)。

二、研究假設

文化是特定人群信奉的一套價值觀、信念、規則以及制度,是人們據此解釋經歷并產生特定社會行為的知識(Bao et al,2003)。文化價值觀作為一種持久的信念,指導人們在特定社會中的角色扮演以及同他人關系的處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主要來源于人際間的關系以及社會取向;在中國悠久歷史演化的進程中,儒、道、佛三大主流文化在人們的價值觀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對人們的消費行為形成導向作用(張夢霞,2005)。

儒家思想的出發點是個群關系、人我關系,追求的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觀承認客觀存在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階層差異,教導人們要了解這種客觀差異,安分于自己的角色地位,從而實現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張夢霞,2006)。針對中國消費者,儒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方面:行為與地位相符、家庭聲譽以及傾聽他人(張夢霞,2005)。另外,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論指出,個體從事的許多活動(例如對眾多商品的購買),都是為了支持他們對自我身份的定義。因而,如果個體越是覺得其行為與地位身份應該一致,就越會積飯地表現山支持性的消費行為,以強化自我定義。印象管理理論指出,人們總是積極地控制他人對自己的印象形成過程,希望別人以自己期望的方式來感知自己,從而向他人傳遞積極的形象,并促進預期目標的實現。這樣,如果個體希望實現人際和諧、維護家庭聲譽等方面的目標,則會通過積極的外在表現,傳遞良好的印象來獲得他人的贊許或友誼,并給自身或家庭贏得面子或聲譽。而已有研究表明,炫耀性消費具備良好的地位顯示、面子提升與人際調節等功能。因此,可以提出假設1。

假設1(H1):如果消費者越是認同儒家的“行為與地位相符”(H1a)、“家庭聲譽”(H1h)以及“傾聽他人”(H1e)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強。

儒家文化價值觀倡導人們承認人與人之間角色和地位的差異、安分于自己角色的觀點,實質上是一種讓人們表現真實自我的文化價值觀。體現在收入代表的經濟地位上,就是說人們的消費行為與其收入高低要相匹配。而西方消費者則通常希望通過超出自身經濟能力的消費,來“夸大”地表現自我,從而改變自己的相對地位(Chades et aI,2009)。此外,在集體主義文化下的中國,雖然有些群體(如學生)暫時缺乏經濟收入,但個體的經濟地位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狀況。因此,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針對中國消費者可以作出假設2。

假設2(H2):個體每月可支配金額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正相關。

道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張夢霞,2006)。道家文化高度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老子“道”的哲學思想認為,人僅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應該去嘗試掌控自然,而應學會適應自然,甚至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因此,人們應該根據自然規律行事,人類社會發展應該順應自然,人類的生活方式也應自然而然。道家文化價值觀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崇尚自然”與“和諧自然”兩方面(張夢霞,2005)。然而,炫耀性消費一定程度上是個體虛榮、攀比與勢利心態的表現(Corneo et al,1997)。道家和諧自然的價值觀同炫耀性消費的動機傾向,在邏輯上應該是不相符的。因此,提出第三個假設。

假設3(H3):道家文化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有負向抑制效應。具體而言,如果消費者越是信奉“崇尚自然”(H3a)和“和諧自然”(H3b)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弱。

佛家文化價值觀的內涵主要體現在3個層次:戒惡取善,善行善果;斷欲今世,希冀來世;博愛眾

生,修成正果。在佛家文化下,人們追求自身內在的和諧,倡導內外無著、任運自在、返觀心源、自性解脫;教導人們修行解脫,去實現人內心世界的和諧與均衡,通過一切隨緣的宿命論勸說,使人們客觀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疏密(張夢霞,2006)。張夢霞(2005)研究指出,佛家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3個維度:公正平等(或因果報應)、奢侈品無用、相信緣分。再結合心理學象征性自我完善理論,如果個體是佛家價值觀的信奉者,倡導奢侈無用,則為了支撐自己奢侈無用論者的身份,就會在消費上積極地抵制與奢侈相關的消費行為。然而,炫耀性消費具有昂貴顯示(Griskevicius et al,2007)和賣弄(Mar-COUX et al,i997)等特征,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4(H4):如果消費者越信奉“奢侈無用”的價值觀,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越弱。

“公正平等”或因果報應是一種看待人生和世間萬物的價值觀,是判斷行善與作惡的因果循環報應規律的觀念;“相信緣分”則是看待人際疏密的價值觀念。從消費心理動機運作的機理分析,都難以判斷二者同個體炫耀消費傾向之間的關系。因此,后續分析中只是附帶檢驗二者的影響效應。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

針對炫耀性消費傾向的有效度量,已有研究存在較大的不一致(Wong,1997;Marcoux et al,1997;O’Cass et al,2004;等)。炫耀性消費傾向實質上是消費者對具備炫示功能商品的支付意愿。因此,為了準確度量炫耀性消費傾向,本研究借鑒Griskevicius等人(2007)在實驗研究中的測度方法:讓被試者設想如果銀行卡里有5萬元人民幣可以自由支配,并正在考慮幾項消費活動;則其會在一款新服裝、一款新手機、一趟美妙的歐洲旅游、一款新首飾(如金項鏈)上花費多少錢;具體操作是讓被試者選擇相應的“支付區間”,每個消費項目都包括11級區間,每個區間的增量相等,并限定每種消費的支出上限。服裝的支付范圍是250―2750元,手機是250～2750元,旅游是5000―30000元,首飾是1500―16500元。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測度,主要參考了張夢霞(2005,2006)基于中國消費者的研究,包括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價值觀三部分,共包括22個測量問項。此外,調查問卷中還涉及被試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每月可支配金額”等控制變量信息。

此后,通過筆者親赴現場、委托他人、電子郵件、QQ在線等多種方式,共收集有效問卷337份。樣本特征為男性137人,女性200人;18―25歲年輕樣本占81.3%,26―35歲占14.8%,36―45歲占3.9%;學歷方面,高中以下占5.3%,中專、高中占4.5%,專、本科占78.3%,碩士及以上占11.9%;每月可支配金額,800元以下占27.6%,801―1600元占42.7%,1601―2400元占16.6%,2401～3200元占4.5%,3201―4000元占6.2%,4000元以上2.4%。

四、實證分析與假設檢驗

儒家文化價值觀量表的9個問項載荷到3個因子上,分別命名為“行為與地位相符”、“家庭聲譽”和“傾聽他人”,3個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62037%;前兩個因子的克倫巴赫“信度系數分別為0.754、0.704,“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但是“傾聽他人”對應的3個問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小于0.4的臨界值,并且該因子初步信度系數小于0.6,在進一步分析中刪除該因子。道家文化價值觀的5個問項只載荷到一個因子上,將其命名為“自然和諧”;單因子方差貢獻率為45.584%,信度系數為0.701,對應題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佛家文化價值觀量表的8個問項很好地載荷到了3個因子上面,分別命名為“公正平等”、“奢侈無用”和“相信緣分”,3因子累積方差貢獻率68.576%,信度系數分別為0.707、0.718和0.826,并且所有問項的“校正問項一因子相關”都大于0.44。

對所有變量做統計優化處理后,進一步通過多元回歸分析來檢驗假設,結果見表1。

回歸分析中還進行了多重共線性檢驗,考察方差膨脹因子和病態指數,結果表明回歸分析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從預測總體炫耀性消費傾向的回歸分析結果看,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同其顯著正相關,假設H1a得到支持;“家庭聲譽”對總體的炫耀消性費傾向影響不顯著,H1b則未通過檢驗;進一步,“每月可支配金額”同炫耀性消費傾向顯著正相關,假設H2得到支持;道家的“自然和諧”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負向影響不顯著,H3未通過檢驗;佛家文化的“奢侈無用”觀念同其顯著負相關,假設H4成立。此外,佛家“相信緣分”的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公正平等”觀念則無顯著影響效應。

從預測各單個項目消費傾向的回歸分析結果看,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念對新款手機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家庭聲譽”對新款服裝消費有正向影響;道家文化價值觀對任何項目的消費傾向都無顯著解釋力;佛家的“公正平等”觀念對新款首飾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奢侈無用觀”同服裝、手機、旅游和首飾消費傾向都顯著負相關,“相信緣分”則對旅游消費傾向有正向影響。此外,“每月可支配金額”對服裝和手機消費傾向都有顯著正向影響,“教育程度”對旅游消費有顯著正向影響,“年齡”和手機消費顯著正相關?？傮w的炫耀性消費傾向及4個分項目的消費傾向在“性別”上都無顯著統計差異。

五、結論及營銷啟示

1.儒家文化的“行為與地位相符”價值觀對炫耀性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表明越是信奉行為與地位一致的個體,具有越強的炫耀性消費傾向。信奉儒家這一觀念的消費者,會積極的通過相關的消費行為來支持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定義。對中高檔商品經營企業的營銷實踐而言,需要準確定位商品的象征意義,并通過持續的營銷活動強化這種象征意義。實踐中,很多的中國品牌在進行營銷宣傳時,仍注重的是產品的實用功效、價格折扣等低端策略。如汽車廣告經常強調的是裝得更多、更省油等,服裝宣傳經常強調的是原材料來源、質地等物質屬性,都缺乏象征意義的培育,從而缺乏對消費者身份、地位的支持功效。

儒家文化的“家庭聲譽”觀念對服裝消費傾向有顯著正向影響。中國人有很強的家庭觀念,再加上強烈的面子意識,因此維護家庭聲譽是很多人生活當中的重要事項。這一動機對新款服裝消費具有積極的驅動作用。

2.佛家“奢侈無用觀”與炫耀性消費傾向顯著負相關。這表明如果消費者信仰佛家的“奢侈無用說”,則其炫耀性消費傾向就低。因此,就中高檔品牌商品經營企業而言,需要準確地區分細分市場,避免在“奢侈無用觀”上得分高的群體上投入過多的營銷資源。此外,對佛家另外兩種價值觀影響效應的附帶檢驗表明,“相信緣分”的價值觀念同炫耀性消費傾向正相關,同“旅游消費”也顯著正相關。相信緣分是一種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人們在炫示物品上的消費傾向,特別是促進人們的奢華旅游消費傾向。另外,“公正平等”觀對首飾消費傾向有較弱的正向影響。

3.道家“和諧自然”的價值觀念對預測炫耀性消費傾向無顯著解釋力。這不同于張夢霞(2005)對女性化妝品消費行為的解釋。

第2篇

縱觀數千年人類文明的歷史，陶作為一種自然永恒的材料，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就一直伴隨著人類走向文明、走向現代，更以一種全新的藝術存在方式走向未來。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現，雖然在造型、裝飾和文化理念一有不盡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藝術形式卻存在著許多的相似性，這可謂人類的共識。

每一種物體在進化以前，其萌芽狀態在形態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間和時間在起源上趨向一致。隨著事物的發展，所有的形態都變的以各自獨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藝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同樣在變革中，其思維形態物化了的思想便趨向一致。在一個工業化發達的高速復制時代，用手工的創作方式去觸及人們的感覺，從而使這個一古老的藝術形式獲得現代性的劃時代的轉換?，F代陶藝的以全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內含上展示了現代人對陶瓷傳統人文精神和美學品質的認識態度，體現了藝術家對傳統資源、語言方式、藝術形式的當代轉化問題的新思考。

中國陶瓷藝術有著數千年的歷史，它的遺存非常豐富，這是任何其它門類藝術品都無法與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內涵豐富而深刻，可以說中華民族將她最內在的本質，她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現在了它的博大豐厚的陶瓷藝術中了。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代表了這個民族的體驗，代表深深扎根于這個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與人性的成熟，代表技術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現方法，代表了這個民族對藝術價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幾十年來現代陶藝的發展，使陶藝成為一種十分國際化的藝術語言，現代陶藝作為一種新的介質，促進了藝術國際化的進程。在中國當代藝術情境中，陶藝語言面臨著在東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傳統文化資源、因勢利導完成自身現代嬗變的問題。在中國傳統陶瓷藝術作品中我們看到古代藝術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來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體味自然生命的奧妙。而我們現代的陶藝作品也有很多表現出對自然物象、物性的親和和性感，和對商業化機械復制圖像的遠離逃避，力圖以最生動、最富個性魅力的現代陶藝語言來表達藝術家對生活的感受和性感體驗，來展示他們的藝術理念和生活價值觀念。

當今世界，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個人與個人之間日趨明顯的相互依附性，顯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態勢。但正因為如此，各國陶藝家才需要通過自己富有個性的作品表達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體現各種文化對于我們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現實?？v觀中國現代陶藝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樣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風格式樣因素和語言結構，一些作品同時具有觀念表現，波普等多重風格。在對本體語言的關注上，顯示出多種語義并存的現象，在題材的選擇上，也顯示出對生活觀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對人文現象的關懷。這種多原性，豐富了中國現代陶藝的人文語境，從而形成了中國現代陶藝的新的發展格局，這種格局的不斷發展和壯大，將會逐漸強健中國現代陶藝的身軀。塑造中華民族陶藝自身語言狀態，這對西方藝術形態的日益國際化蝕食具有深遠的意義，同時我們應該看到，作為一種弱勢文化和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現狀，一些現代陶藝作品明顯帶有一種西方附趨性。現代陶藝可以有時尚性，但決不能等同于時尚。在體現社會共性――現代的同時，應通過對陶瓷本質的理解，去體現個人對陶藝的認識，比如社會、文化、歷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們更多的是要在中國文化的這個大背景共性中去導求個性，去詮釋對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說是在繼承優秀傳統加以深化并融納自己的對事物的不同觀察視角和內心體現而形成的個性，離開了中國傳統 文化這一大背景，就無從談起中國現代陶藝的多元性、國際性。

中國現代陶藝家在探索現代陶藝新的表述語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變革與更新的學術思考。學習與借鑒，每交流與融會是所有文化藝術得到繁榮的重要因素，它給我們熟悉，所贊美的傳統陶瓷藝術又一全新的表現形式，從而開拓了陶瓷藝術研究與創作的新空間領域。中國傳統文化和陶瓷藝術的博大精深對今天中國的陶藝并非是發展的對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鑒與發展的基礎，任何離開這一基礎的現代陶藝都是空中樓臺，傳統陶瓷藝術因傳統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種神奇而富于變化的感悟性表達特質。若將這種傳統特質精神地潛入到現代陶藝的創作中，將會以有別于西方的陶藝語言形式并驅并行發展，共同尊榮，而不致落入窠臼隨行于他人之后。國際陶協主席東尼?法蘭克斯先生在全國第七屆陶瓷藝術設計創新評比大會上講過這樣一句話：中國幾千年的陶瓷藝術文化，將成為你們中國陶藝家現代陶藝創新和發展的基石。

第3篇

[關鍵詞]集體主義;價值觀;歸屬;情感宣泄

英雄是孤獨的,所以谷子地注定是孤獨而寂寞的,這個久經戰場的熱血男兒終其一生難以逾越戰爭的創傷。昔日的戰友已化作錚錚白骨,白發將士空悲切?！都Y號》不僅讓觀眾直面慘烈的戰爭、淋漓的鮮血和壯烈的英雄主義,更是一次社會集體情感的洗禮。影片成功塑造了一位視兄弟情與榮譽勝于自己生命的連長谷子地在戰爭之后尋找部隊為戰友爭取榮譽的故事。谷子地對戰友和部隊所持有的執著、堅忍、責任、視死如歸等精神氣質猶如一劑情感良藥讓人們在人情淡漠、情感匱乏、娛樂至死的后現代社會意識到兄弟情誼的價值、生命的可貴及榮譽超越一切的大愛精神。谷子地和他的戰友是千萬個犧牲在戰場上普通軍人的縮影,他們打動電影觀眾的不僅是角色所具有的獨特魅力,更是在現代社會中日益沒落的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

谷子地:從樸實的個人英雄主義到集體主義

影片開始,谷子地因為文化水平不高,政治覺悟低,槍殺俘虜并搶奪他們的衣服而受到禁閉,這實際上是谷子地樸實的個人英雄主義作祟的結果。弗洛伊德指出“成人個性的絕大部分源于一種基本沖突,即個人滿足自身生理需求的愿望與履行富有責任感的社會成員的職責必要性之間的沖突,是本我、自我、超我三個精神系統之間的沖突。”[1]在這里,谷子地的本我占據了上風,作為一個久經戰場、多次立過戰功的英雄,他的本我膨脹。這個兄弟之情至上的剛烈男人無法對指導員的死視而不見,同時他又羨慕敵軍的衣服和裝備,他的自我呈現出強烈的個人主義色彩,他富有同情心,無視軍紀,率性而為。

在禁閉之后,谷子地遇到了王金存。王也是個個人導向的浪漫主義者,他厭惡戰爭,一心只想回家與自己的媳婦團圓,也是被集體拋棄的特殊分子。然而就是在王金存身上谷子地強烈地感覺到親情的珍貴以及生命的脆弱。王就像他的俘虜,俘虜也是中國人,就像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戰爭與流血無可避免,親情卻無法割裂。如果說在此之前谷子地只有打仗報仇出人頭地的念頭,而在禁閉之后潛藏于心中的超我被喚醒,它沖破了本我的享樂性和自大性,集中體現為東方的集體主義文化價值觀。

研究學者指出“價值觀反映的是個體與群體、個體之間以及群體之間適當關系的看法?！睎|方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協作關系,將成就和榮譽歸因于集體努力,拒絕偶像崇拜。正因為如此,作為戰爭的幸存者,谷子地對戰死的弟兄充滿了愧疚,榮譽是大家的,活著就意味著恥辱。在戰爭結束后,谷子地奔波于各個地方,從不放棄尋找自己的部隊,當他絕望地得知無法為自己的兄弟證明烈士的身份后,他拼命挖煤窯,要把戰士的尸體挖出來,為的就是要向世人證明他和他的兄弟曾經為了榮譽在這塊土地留下了光榮和圣潔的鮮血,他們不是背叛的俘虜,不是無名的孩子,是為了祖國母親和人民和平安寧生活甘愿犧牲一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戰爭過去近60年,觀影者無不動容,在城市的喧囂和高科技當道的當代文明社會,西方文化思潮的入侵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迷戀物質,急功近利追求個人表現,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價值觀盛行。谷子地不顧險阻尋找的不僅是榮譽,更是當代社會所缺乏的獻身精神、集體利益高于一切的無私精神和忘我為戰友正名的他人導向的大愛精神。這正是影片令觀眾潸然淚下的致命一擊。

集結號: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符號象征

結構主義符號學的觀點認為,符號不僅具有能指和所指,所有社會和文化現象都具有符號下的內在意義。[2]集結號看似是撤退的信號、是電影的主題,實際上是士兵對軍隊的承諾、責任與犧牲的象征。

在團長劉澤水對谷子地下命令的時候,他早就預知了谷子地和他的連隊注定有去無回,因此,他反常地為谷子地準備了一桌酒菜、一條大黃龍香煙,對谷子地搶奪俘虜的衣服異常地寬容。谷子地莊重地重復著團長的命令“沒有聽到集結號哪怕只剩最后一個人絕不撤退”。這是軍人對命令的嚴格執行,是谷子地對團長的承諾。

然而,集結的號聲從來也從未打算吹響過,谷子地堅守了對團長的承諾,卻在期待中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兄弟一個個倒下。當他在汶河沿岸尋找部隊時得知自己的兄弟被認為是失蹤而不是烈士時,強烈的使命感使他感到他有責任為這些死去的弟兄正名,他們是不應該被忘記的。這種責任感驅使著谷子地隱忍著種種嘲諷和不解,他寧可犧牲自己的尊嚴和生命也要為年輕的烈士討回榮譽。集結號堵著他的耳朵,更堵著他的心。

從普世的價值觀來看,谷子地和他的連隊所體現的服從、和善、自制和責任是典型的限制性同一性的價值觀,是集體導向的,這正是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核心。他對團長的承諾和對戰友的責任,又使他超越了個人主義的愛恨情仇,拋棄了個人的小我,這種他人導向的無私無畏的價值觀正反映了東方集體主義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社會觀。

誠如馮導所說,集結號一開始就是悲劇性的,在戰場上歸家的路永遠是艱辛的。只有那些堅持信念的人,才能夠成功。當謎底被揭開時,任何一個觀眾都能體會到谷子地的心痛和無奈,當孫桂琴為他宣讀那一紙薄薄的證明時他說“我要洗把臉?！边@是對榮譽和生命的尊重,集結號聲響起,一切塵埃落定。

九連:谷子地的精神家園與歸屬

心理學研究表明,每個人都害怕孤獨和寂寞,希望自己歸屬于某一個或多個群體,從中得到溫暖,獲得幫助和愛,從而消除或減少孤獨和寂寞感,獲得安全感。影片中谷子地具有強烈的歸屬需要,九連就是他的家,部隊就是他的根。

從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來看,在解決了生理和安全需要暫時安定下來,谷子地迫切地要滿足他的社會歸屬需要。在戰地醫院里,被華野政工軍官懷疑認定是俘虜要遣送回家時他臨時冒充自己是炮兵得以留下,朝鮮戰爭之后他又四處打聽自己的部隊。這種強烈的歸屬感與東方集體主義導向所強調的親社會家庭觀念,視社會為個人的保障、參與社會順應社會,互賴、互報的價值觀是一致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個人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整體的幸福是個人幸福的保證。傳統的中國人是向心式個體,是社會導向的,是個體歸屬感特別強烈的族群。而這種歸屬感建立于“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儒家思想之上。當谷子地目睹姜茂財和呂寬溝為自己去前線陣地尋找敵軍軍官的手表而壯烈犧牲時,這種歸屬感已經徹底占據了他的整個靈魂,當摯友排長焦大鵬戰死,“在他旁邊給我留塊地”他的心早已決定隨他們而去。這種獨特的歸屬感又迸發出強烈的責任感,面對已經死去的戰友,谷子地堅定地要為他們還原“烈士”的身份。他原本還可以重新開始,他才37歲,他應該會有妻兒家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可是失去了兄弟就失去了家,他一無所有,他的心空了。他的尋找只是要證明自己的兄弟不是戰場上的懦夫,不是無名的孩子嗎?他實際上是在尋找一個家,那個他們曾經一起流血戰斗的家,在那里47個兄弟在等他,那才是他的精神家園。影片結尾,谷子地和他的弟兄們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獎章,集結號吹響?！爸性皯疖姫毝?39團三營九連四十七名烈士之墓”的豐碑、鮮艷的五角星、沉默的號角在白雪皚皚的土地上顯得異常的分明、炫目。當鏡頭跨過豐碑,觀眾仿佛再次看到谷子地和他的兄弟們整裝出發赴戰場的場景,谷子地檢閱著他的連隊,唯恐有一個兄弟落下,熊熊火光照亮了他那英武的臉龐。他的目光堅定誠摯,他是走在最后的一個,他要送他們回家,而他也要回家了。

《集結號》:電影觀眾“自我想象”的集體情感宣泄

谷子地是千萬個戰場中普通軍人的一個縮影,也是深深浸染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普通老百姓。他出生于1916年,在戰亂中成長,參加過、、朝鮮戰爭,經歷沙場無數,深知戰爭的殘酷和和平的不易。他無私、英勇、堅毅、珍視榮譽、一諾千金和“太認真”的個性打動了無數的電影觀眾,這正是當代社會所欠缺的。

拉康認為“自我”不是真實的,它不過是一個虛幻的“鏡像”。鏡像階段如一出戲,它使主體為了實現被外在的空間所認同的目的,形成了從破碎的身體到對自身整體性幻想的轉變。[3]電影是鏡像中的世界,而每個人都會幻想“扮演他人的角色”,每個人都能意識到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的差距。當我們意識到這種懸殊的差距時,移情便產生了。我們移情于谷子地,看他在戰場上拼殺、受委屈最終正名時,實際是在看那個“鏡像自我”。 我們奔波于商場、工作,就猶如谷子地廝殺于戰場,我們渴望成為英雄,能夠被人景仰,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經常像谷子地那樣傷痕累累。于是在電影中我們像谷子地一樣痛快淋漓地廝殺著,盡情地釋放著,執著地尋找著。谷子地最終獲得精神的解放和榮譽的回歸,而觀眾也在電影中完成了自我想象和情感的大規模集體洗禮。

毋庸置疑,《集結號》是現實主義的,它沒有花樣帥哥美女,沒有花前月下,沒有情感糾葛,沒有無厘頭式的幽默。它真實地還原了戰場中的人與人性,展示了60年前的年輕人所具備的隱忍、堅忍和執著,這正是當代社會80后、90后所缺失的。谷子地倔得有點傻,不帥又貧窮,他與當代社會的審美觀格格不入。然而,46億的票房表明觀眾呼喚谷子地,時代需要谷子地,在看膩了帥哥美女的童話故事之后,人們急切地期望更多像谷子地這樣鐵骨錚錚的男兒來帶領我們完成民族復興、祖國強大的夢想,帶領我們回歸社會,重塑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精神家園,這才是我們民族的根。

[參考文獻]

[1] [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 [ M].張堂會,編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135.

[2] 陳艷輝.結構主義語言符號學及符號的象征意義[J].作家,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