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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城邦經濟正義思想
古希臘城邦以小國寡民為其鮮明特征,在希臘古典時期,城邦之間的戰爭和城邦內部的爭斗,不可忽略的貫穿著古希臘的奴隸社會。貴族與工商業奴隸主是城邦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中軸和主宰,與奴隸平民追求自己的權利的公民向往共同交織,推進整個人類社會探索歷史進步的進程。古希臘城邦在矛盾和沖突中找尋生活安定、經濟秩序和諧的城邦因子。經濟正義成為古希臘思想家關注與調和城邦危機的實踐需要。
梭倫的經濟正義思想也是他作為執政官的城邦治理理念和政治理想。梭倫認為城邦內部貧富差距過大是城邦穩定岌岌可危的原因之一。在他的經濟正義思想里體現的主要核心是“制衡”。無論是奴隸主還是貧民都要求“適可而止”的追求財富,有“度”的限制和情操。古希臘城邦的經濟正義是以城邦政治生活為依托,經濟活動受到了一定的約束,缺少相對獨立的色彩。
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
古希臘城邦經濟正義觀過渡到神學色彩濃厚的中世紀。中世紀的經濟正義是以中世紀政治經濟為背景,其正義思想也體現中世紀的政治經濟的需求和歷史特征。經院哲學的經濟正義觀認為,私有財產和經濟正義之間的關系存在沖突和背離。中世紀的經濟正義主張樂善好施,將上帝贈與人們的財富共享。將大量的財物據為己有定義為非義的行為。仁慈和利他豐富著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的內涵和特征。
托馬斯?阿奎那是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己關于分配正義的理論,認為商品是可以進行流通交換的,一種交換是建立在滿足生活需要的交換。另一種交換是以物謀利的商品交換。他不支持第二種交換的選擇和方式。這種建立在獲利基礎上商品交易,將會帶來人們無止境的欲望追求。“從商品交換流通中低買貴賣獲利是缺失公道的,因而是非義的。”財產權利不能獨立于自然法和神圣法之外。但他主張私有財產存在的合法性,相對于神權緊緊束縛下的財產權利,他的觀點是歷史的進步。也為近代私人財產權的合法性作了證明鋪墊。中世紀經濟正義思想顯示出封建傳統和神權權威對新興商業社會的限制,防止自由市場擺脫傳統社會秩序。
經濟發展和資本積累使得經濟正義獲得進一步解放。財富帶來了經濟生活和經濟交往的獨立化突顯,“市民階級變成一個高度特性的合法階級。”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啟蒙思想家們思想薈萃,對經濟正義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闡述和探索。為經濟化進程正義和諧,社會良序發展獻謀出策。
近代以來經濟正義思想以契約論為代表的霍布斯洛克,以休謨和斯密為代表的促進共同體公共利益經濟正義。體現人們對社會整體利益的思量和關注。探索經濟正義更深層次的應有之意。擴展和充實著經濟正義的效用內核。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功利主義正義思想中具有同樣的地位。以能否給人們帶來功用作為衡量是否正義的標準。尋求個人和社會利益的平衡和諧,同時對個人利益予以肯定,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權提供合理性的辯護。功利原則為個人權利的實現提供有力的理論保障,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個人,創造一個可以獲得權利的正義環境。是繼啟蒙思想人性解放的又一次升華。但在追逐個人利益的權利背后,體現的是為大工I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和資本市場激烈競爭的正當性作出說明。
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經濟正義觀,承上啟下。繼承與發展了休謨的效用觀念。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從私人財產權獲得解放中,更加關注社會全局的利益和整體的福祉,實現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目的。
西方經濟正義思想的當代啟示
在追逐財富擴張的過程中,存在著一些不公正與顯失公平的市場秩序的無序。競爭良莠不齊,道德無力的現象。例如財富擴張過程中以獲得利潤最大化,投入最少化,追求經濟效率作為至高的目標。以市場優勝劣汰,市場自由競爭作為積累財富、占有財物的手段原則,并以財富和收入的多寡作為人生價值的限定標準。“不義不昵,厚將崩”。
地球村,人是制造危機的主導者,同時也是化解危機的解鈴者。當人們意識到危機時刻時,也是有出危機的起點。回顧2008的經濟危機,涉及全球化的經濟災難。現代經濟存在方式、資本化和人本性之間共同存在所產生的“摩擦”危機。經濟正義理念的不明確沒有與經濟存在方式同步發展。人在超越自我本性的同時,忽視了它們的建構。人們的現實境遇為經濟正義理念創造了一個恰當的存在契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讓經濟正義轉化為主導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行性原則。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
回顧整個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發展,其演變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新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及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其中主要是圍繞著亞當?斯密的“道德人”與“經濟人”的關系問題——“斯密難題”而展開的。
一、古希臘時期的經濟倫理思想
阿馬蒂亞?森說:“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傳統聯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eNicomacheanEthics》)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就把經濟學科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指出了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
盡管現代經濟倫理的發展是在20世紀70年代左右,但追根溯源,經濟倫理思想的起源是在古希臘。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德性主義認為,善和德性是至高無上的,人應當克制自己的物欲以追求道德、精神生活,超脫物欲誘惑,追求智能與真理;而以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代表的快樂主義,則有別于柏拉圖派的觀點,主張道德與物質利益密切相關,“快樂與不適”決定了有利與有害之間的界限。為了調和上述兩種對立的倫理思想和體系,亞里士多德提出了總結性倫理學說,他指出:“在財產問題上我們也得考慮到人生的快樂和品德這方面。自私固然應當受到譴責,但所譴責的不是自愛的本性,而是那超過限度的私意——譬如我們鄙薄愛錢的人就只因為他過度的貪財——實際上每個人總是多少喜愛這些事物,如自己的以及財務或金錢的。人們在施舍的時候,對朋友、賓客或伙伴有所資助后,會感到無上的欣悅。”同時他認為,正是人性的“不善”才會導致經濟交換過程中的敗德行為,他說:“對毀約行為的,對偽證行為的判罪,對富人的阿諛奉承,等等,據說這些現象都是起因于私產。但是這些罪行系出于另一全不相干原因——人性之不善。”
可以說,在古希臘思想家中,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比較明確地提出了倫理的經濟內涵,并進一步提出經濟與倫理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這一觀點也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中得到了說明和發展。因此,亞里士多德堪稱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二、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經濟學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開始于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馬克思說:“古典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而亞當?斯密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中是一個集大成者,他不但窮其畢生精力創作了劃時代的經濟學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而且以道德哲學教授的身份撰寫了倫理學名著《道德情操論》。
縱觀這兩部巨著,不難看出《道德情操論》是《國富論》的基礎,《國富論》是《道德情操論》道德哲學中蘊涵的一種特殊的經濟案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系統地論證了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符合效率與幸福原則的經濟制度,他的《道德情操論》則試圖對物質經濟的運行予以強有力的精神指導。由此出發,斯密界定了關于市場經濟道德基礎的六大原則,即自尊、自愛、同情、互利、正義和虔誠,而且斯密認為市場的運行應當以這六大原則為道德前提。這一觀點后來在將經濟學和倫理學結合得最為緊密的穆勒的功利主義中表現得十分明顯。總理曾經說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溫總理的話是對著兩部論著的恰當評價。
可以說,斯密同時受到大衛?休謨的道德情操論和哈奇森經驗主義功利論的影響,并將二者有機結合起來,也從而實現了經濟學研究與倫理道德哲學研究(或者可以稱為“經濟人”與“道德人”)的“聯姻”。正如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布隆克所指出的:“亞當?斯密是把他的經濟分析與道德分析作為相互補充,而不是用經濟分析取代道德分析。”
亞當?斯密的這兩部著作的歷史、學術地位是沒有人能否定的,但后人對其中的“道德人”與“經濟人”闡述的不同理解所引發的激烈爭論,形成了經濟學說史上所謂的“斯密問題”或“斯密難題”,或稱“斯密悖論”。而這場爭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延續了近百年,并形成了“對立論”與“統一論”兩種不同的觀點。
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新古典經濟學是指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馬歇爾經濟學說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以折衷主義手法把供求論、生產費用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以完全競爭為前提、以“均衡價格論”為核心的相當完整的經濟學體系。從19世紀末起至20世紀3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一直被西方經濟學界奉為典范,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學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確定市場交易條件,即如何確定價格;而他們不再關心的是市場交易的公正性和等值性。因為在他們對經濟學前提的假設中,新古典經濟學提出:市場主體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市場機制在既定不變地運行、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完全信息。由此他們提出了“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倫理道德被看作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一個隱含的既定條件,是一種完美的、理想的經濟倫理狀態。
這一階段的經濟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是:完善了“經濟人”的假說,完成了“經濟人”的倫理定位;提出了功利主義福利經濟學,修正了古典學派的公平觀;論證了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但是,正如馬歇爾在其《經濟學原理》中指出的:“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那些力量之內。”可見,在新古典經濟學派,雖然實證經濟學占據主流的分析方法,但規范分析仍然是經濟學中重要的分析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得到廣泛的應用,但在實證經濟學的許多理論和命題中仍然包含著明確的或含蓄的倫理觀與價值觀。
四、現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是以凱恩斯的思想為代表,特別是在他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所集中表達的價值觀念: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決非是萬能的,在市場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時,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理應發揮直接干預和調控市場經濟的作用,才能有效保障市場經濟的健康運轉。凱恩斯在經濟倫理上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鼓勵奢侈,反對節儉。他認為節儉對個人來說是美德,但卻不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因為如果無人消費就組織不起生產。他舉了兩個例子加以證明。一個是埃及金字塔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英國作家和經濟學家貝爾納德?孟德維爾的《蜜蜂寓言》。顯然,凱恩斯是用了社會的標準來評價節儉倫理的。
而當代西方經濟學別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經濟倫理思想。經濟與倫理,從古希臘、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合”,到新古典經濟學派的“分”,再到阿馬蒂亞?森這里,經濟學終于向倫理學復歸了。正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阿馬蒂亞?森的獲獎公告中所言——“阿馬蒂亞?森結合經濟學和哲學的工具,在重大經濟學問題討論中重建了倫理層面。”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索脆稱阿馬蒂亞?森為“經濟學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