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外匯投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全球外匯投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1、全球化的主要理論
經濟的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的主要趨勢，早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就在《國富論》中關于自由主義經濟的思想中闡述了他的經濟全球化思想，他看到了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意義。他說：“按照事物的自然趨勢，進步社會的資本，首先大部分投在農業上，其次在工業上，最后投在對外貿易上。”而斯密的“絕對成本”說則是他的經濟全球化理論的集中體現，如果各國都按照自己擁有絕對優勢的產業進行生產和交換，就會使各國的生產因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能夠提高全世界的財富。也就是說，斯密認為全球化的基礎是后天的生產條件，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能增加全球的財富。李嘉圖的“相對成本說”則認為處于絕對劣勢的國家也可以生產并出口商品，處于絕對優勢的國家同樣會進口商品，這樣，在資本和勞動不能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各國通過自由貿易可以增加各國的生產總量，使得每個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都獲利。“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必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用于最有利于本國的用途上……它使得人們都得到好處，并以利害關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紐帶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李嘉圖將國際貿易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使得經濟全球化理論有了長足的發展。當代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大致可以分為新自由主義流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懷疑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和秩序轉型派的經濟全球化理論。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作用，大力贊頌經濟全球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必然能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推動世界經濟的增長。懷疑派則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指出早在十九世紀末的“金本位”時期就曾經出現過高度的全球經濟一體化，1913年的一體化水平就已經達到了1993年的水準。現在所謂的一體化只是一些大國集團的區域一體化，并且沒有使得貧富差距逐漸消失反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逐漸被邊緣化。也就是說當下的經濟全球化沒有使得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秩序轉型派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是一種“轉型”的力量，推動著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并且經濟全球化的作用方向是不可知的，它將構建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是無法預測的。
2、經濟全球化的現狀
暫且不提經濟全球化給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多大貢獻，在華盛頓共識形成后，全球開始了財政約束和自由化的浪潮，但世界并沒有像WBG承諾的那樣減少了貧富差距。1999年在西雅圖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遭到了反對者的抗議，這次的抗議事件似乎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導火索，抗議者的憤怒情緒不斷蔓延。自一位抗議者在2001年的熱那亞抗議運動中喪生之后，反全球化戰爭已經升級為一場流血的戰爭。全球化曾經給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是毫無疑問的，對于出口導向型的經濟來說，初期的全球化促進了出口貿易的發展，改善了數以百萬計的人的經濟狀況，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知識壁壘，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提供了更好的接受知識的機會。然而現實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經濟危機頻發，發達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在推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所許下的承諾并沒有兌現，全球化利益的分配并沒有幫助落后的國家順利實現產業結構的改革，也沒有幫他們實現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更不用說經濟增長的長期目標。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發展中國家，失業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國家的失業工人們為了爭取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得不聯合起來抵制全球化。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問題
2014年9月1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正式公布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年度數據。《公報》分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點、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者構成、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地區和行業分布、綜合統計數據等六個部分。
從這份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國家對于對外直接投資的關注集中于投資的規模和范圍的大小，只有在最后一項中提到了“雙贏”，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了96.7萬的就業，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社會責任的理念。然而這樣做遠遠不夠，我們究竟是創造的就業機會多一些還是造成的失業多一些，統計部門無法給出準確的數據，但是這里存在一個簡單的邏輯，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跨國企業，其母國的勞動生產率大于東道國的勞動生產率，這也就意味著母國的資本有機構成高于東道國的資本有機構成。在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先進技術的同時，跨國企業也破壞了其勞動力的供求平衡。伴隨著對于環境的破壞，對自然資源的肆意攫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接受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正在以透支發展潛力為代價換得經濟的短期發展。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看，還要考慮地緣政治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從民眾所關心的角度出發，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反對看似是在幫助他們的直接投資。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如何照顧民眾日益增加的反抗情緒，已經成為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全新課題。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社會責任
跨國公司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很久前就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的關注，國際勞工組織的MNE宣言就是一個約束性的通用工具，引導企業的全球經營及其社會政策。MNE宣言旨在鼓勵跨國公司積極為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做貢獻，解決他們在經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難題。在經濟全球化沒有為貧窮國家帶來曾經許諾過的利益時，反全球化的思想開始蔓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貿組織試圖幫助發展中國家建立更加穩定和高效的國民經濟體系，促進這些國家的長期穩定的發展。遺憾的是，政治和經濟的交鋒，正義和野心的較量正在讓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形勢變得越來越復雜。
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長期保持著良好的外交關系，這些良好關系曾經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巨大的便利。然而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轉變，曾經的合作伙伴關系正在發生變化。略去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惡意誹謗，只考慮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伴隨資本市場的開放和貿易壁壘的消除，高利率和高失業率是渴望經濟發展的貧困國家所不能接受的。中國如果不能在投資中為東道國家創造足夠的收益，幫助解決失業，關注民眾的心聲，那么隨之而來的將不僅僅是民眾的反對和破壞，還將面臨大量失業人口所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這也就意味著中國不但要承擔投資項目無法完成的風險，還將面臨無法收回投資的危險。
第2篇
在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外匯儲備的增長速度更加迅猛。根據外管局網站的數據，1999年底，中國外匯儲備約為0.16萬億美元（占全球規模的9％），截至2007年底上升至1.53萬億美元（占全球規模的24％），增長了8.6倍，已經超越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的最大持有國。
中國外匯儲備的飆升主要歸因于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與資本項目順差。自1994年至今，中國經濟連續14年出現了國際收支雙順差。尤其是自2005年7月人民幣匯改以來，由于中國政府選擇了“小幅、穩健、可控”的升值策略，吸引了大量國際短期資本流入中國套利，這加速了中國外匯儲備的累積。僅2007年一年，中國外匯儲備就增長了4619億美元，與2006年底相比增長了43％。如果考慮到央行向中司注入外匯資產，央行要求全國性商業銀行用美元繳納人民幣法定存款準備金等因素，則2007年中國外匯儲備實際增加額超過了6300億美元。
幣種結構
由于中國外管局并未披露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我們只能利用其他國家披露的相關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構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的“官方外匯儲備幣種構成”（CurrencyCompositionofOfficialForeignExchangeReserves，“COFER”）數據庫提供了138個國家（包括27個工業化國家與106個發展中國家）匯總后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雖然COFER數據庫中未包括中國這一全球外匯儲備最大持有國是一種遺憾，但COFER中包含的外匯儲備規模畢竟占到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64％（2007年）。同時，中國央行的外匯儲備投資并未表現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央行迥然相異的特征。因此，我們不妨用COFER披露的幣種結構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潛在幣種結構。
進入21世紀后，IMFCOFER數據庫中全球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發生的主要變化包括：第一，美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逐漸下降，從1999年的71％降至2007年的64％；第二，歐元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逐漸上升，從1999年的18％升至2007年的26％；第三，英鎊取代日元成為全球外匯儲備中第三重要的幣種，2007年英鎊資產占外匯儲備的比重為5％，而日元資產比重為3％。上述結構性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該時期內，歐元和英鎊處于相對強勢地位，而美元和日元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導致各國央行主動或被動地實施了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調整。
與工業化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調整更加積極。從1999年底至2007年底，發展中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比重由69％降至61％，歐元資產比重由19％升值28％。俄羅斯、伊朗等國更是將石油交易計價貨幣由美元轉換為歐元，從而進一步提升了歐元在全球儲備與交易貨幣中的地位。相比之下，同期內工業化國家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由73％降至69％，歐元資產比重由23％升至33％。近年來，隨著美元有效匯率的下跌，中國外管局主要是在外匯儲備增量上降低了美元資產比重，在外匯儲備存量上的減持是有限的。這意味著中國央行的幣種多元化行為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央行相比是類似的，因此，我們可以用COFER數據庫中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截至2007年底，我們估計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美元資產約占65％，歐元資產約占25％，其他10％包括英鎊、日元及其他幣種資產。
資產結構
由于中國外管局并未披露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我們只能從投資東道國披露的相關數據來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構成。
作為中國外匯儲備最重要的投資東道國，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系統（TreasuryInternationalCapitalSystem，“TIC”）定期公布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明細資料。最近一期公布的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證券的資產組合如表1所示。
盡管美國財政部公布的資產組合數據中并未區分外國官方投資者和外國私人投資者，但是由于中國尚未完全開放資本項目，中國居民對美國證券的投資只能通過QDII，規模相當有限。因此，中國國內的美國證券持有者主要包括外管局、商業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假定中國官方投資者與機構投資者的外匯資產組合是相似的，同時假定外管局在其他國家投資的資產結構與在美國的投資類似，那么，可以從上述資料中推測中國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從相關數據推斷，截至2007年底，在中國外匯儲備中，最重要的資產是長期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50％）和長期機構債（約占儲備規模的40％），股權、長期企業債和短期債券的比重非常有限（僅占儲備規模的10％左右）。中國外匯投資的資產結構與發達國家以及石油輸出國相比存在重大差異。第一，在其他國家的外匯投資中，股權投資占有相當比重。例如，日本占18％，英國占46％，加拿大占73％，中東石油輸出國占45％。第二，在其他國家（除日本與中東石油輸出國外）的外匯投資中，長期企業債的比重顯著高于長期國債與長期機構債的比重。例如，英國的長期企業債占外匯投資的規模為44％，而長期國債與機構債占外匯投資的規模為8％；加拿大的相關數據分別為18％與5％。
評價
在上述對中國外匯儲備幣種結構與資產結構進行粗略估計的基礎上，我們對中國外匯儲備投資現狀的評價如下：
首先，當前中國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依然以安全性和流動性為首要目標。這主要表現為在外匯儲備的資產構成中，傳統上低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國債和機構債占90％左右；
其次，美元資產在中國外匯儲備中所占比例過高。無論是從對美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2007年為19.1％）還是從對美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來看（2007年為7.3%），美元資產在外匯儲備中65%的比例都過高了。這一方面反映出美元在全球貿易結算貨幣中依然占統治地位，另一方面也凸現了中國政府進行外匯儲備幣種多元化的困境：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在外匯市場上大量減持美元資產必然會造成美元匯率下跌，從而影響到外匯儲備中存量美元資產的價值。
再次，近年來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大幅貶值，造成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遭受嚴重損失。由于中國外匯儲備資產的65％以美元計價，那么美元相對于其他貨幣的貶值必然造成以貿易加權的一籃子貨幣計算的中國外匯儲備的國際購買力顯著下降。例如，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突破了1.8萬億美元，假定其中美元資產占65％，那么一旦美元對人民幣貶值10％，以人民幣計算的中國外匯儲備價值將縮水1170億美元，相當于抹殺了3.9個百分點的GDP增長。
第四，美國次貸危機的深化意味著中國外匯儲備資產除了面臨匯率風險外，還面臨美國國債、機構債信用等級調降、市場價值縮水的風險。2008年7月，美國兩家房地產巨頭房利美、房地美陷入危機，需要募集750億美元資本金以避免資不抵債風險。如果美國政府不對其進行救援，則兩房發行的機構債的信用等級可能被調降；如果美國政府為兩家機構買單，則信用風險最終為美國政府所承擔，美國國債的信用等級可能被調降。無論出現哪種局面，對大量持有美國國債和機構債的中國央行而言都不是好消息。
最后，隨著外匯儲備規模的進一步增長，持有儲備的機會成本日益凸現，中國政府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提高外匯儲備投資收益率的壓力。中國外匯儲備的90％投資于美國國債與機構債，收益率不超過5％，而根據世界銀行對中國120個城市1.24萬家外商投資企業的調查，外國在華FDI企業的平均收益率超過22％。持有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如何積極管理外匯儲備，提高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率成為當務之急。
前景
如何進一步通過幣種多元化與資產多元化來分散投資風險，以及通過更多地投資于高風險高收益率資產來提高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率，是中國外匯管理當局面臨的嚴峻挑戰。
從幣種多元化角度出發，如何在不對美元市場匯率造成顯著沖擊的前提下，逐漸降低美元資產比重，提高歐元及其他貨幣資產比重，將成為中國外匯管理當局的中長期目標。這意味著，對美元資產的減持必然是漸進的，更多地依然通過增量減持的方式進行。在美元匯率走強的背景下減持美元資產對外匯市場造成的沖擊較小，但是這可能會造成短期虧損。
從資產多元化角度出發，中國外匯管理當局應逐漸提高股權、企業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適度降低國債、機構債在資產組合中的比重，這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進一步分散風險。
考慮到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和金融脆弱性,因此，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依然非常重要。這意味著，外匯管理當局應該將外匯資產分為兩類進行管理，一類依然投資于低風險低收益金融產品，另一類則實施更加激進的多元化投資策略。中司（CIC）的設立是中國政府在積極管理外匯儲備方面邁出的重要一步。中司的首要目標就是通過實施比外管局更加激進的投資策略，提高外匯儲備資產的收益率。自2007年9月成立以來，中司已經進行了多筆金融股權投資。目前，中司的投資組合偏重于美國金融股權，受次貸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影響，當前中司股權投資的市場價值不容樂觀，例如對黑石的股權投資迄今為止賬面價值縮水了40％左右。
在中司的競爭壓力下，外管局從2007年年底開始，也明顯加大了對發達國家資源型企業及金融股權的投資力度。2007年12月，外管局通過自己在香港的子公司華安投資，投資了三家澳大利亞商業銀行不到1％的少數股權，總投資金額為1.76億美元。2008年4月，外管局購買了法國道達爾公司（歐洲第三大石油公司）1.6%的股權，投資金額為28億美元。同月，外管局以10億英鎊購買了英國石油公司（BP，英國最大的公司）接近1％的股權。據媒體披露，外管局正在與美國私募股權基金TPG商談合作投資事宜。
第3篇
關鍵詞:外匯儲備沖銷政策儲備管理策略
文章分類號:F8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06)11-027-04
一、引言:外匯儲備激增現實及解釋
全球外匯儲備由1995年1月的1.2萬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9月的4萬億美元,表現出了史無前例的特征:規模急劇增加、國家集中度提高、地區分布特征明顯等。尤其是自2002年以來,短短4年間全球外匯儲備增長了91%(約2萬億美元),其增速是1999-2001年增速的3倍多。2005年前5大外匯儲備國或地區占全球儲備存量的68%,排前兩位的中國和日本占2002-2005年全球儲備增加額的50%,全球儲備存量的40%。排名前101的儲備國或地區中有8個來自亞洲,亞洲貨幣當局(包括日本)儲備增加額占全球儲備增加的絕大部分。另外,由于油價的上漲,石油輸出國組織獲得了大量經常項目盈余,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之一(見表1)。
全球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引起了理論界和政策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其中討論熱點之一就是外匯儲備激增背后的動因及適度外匯儲備規模的度量。外匯儲備激增背后的動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受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影響,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出于自我保險的需要;二是受目前的市場環境影響,新興國家為了維持出口部門國際競爭力、避免本幣升值而采取外匯干預的結果,三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國內金融體系的特征決定的,包括欠發達的金融體系無法將國內居民的儲蓄轉化為有效的投資、國內儲蓄投資的缺口等;其中一和三側重講發展中國家儲備的增加與金融全球化有一定關系。四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近年來石油價格居高不下,使一些石油輸出國獲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儲備。如果從一國國際收支表組成結構來看(見表2),2000-2005年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儲備的增加主要是因為經常項目盈余和凈資本流入盈余的“雙順差”所致,而俄羅斯和中東產油國雖然為資本凈輸出國,但是由油價上漲所帶來的巨額貿易順差仍然使這些國家獲得了較多的石油美元儲備。
外匯儲備的增加雖然代表一國的財富規模和抵御風險能力的增強,但也帶來一定的成本和風險,所以二者利益的權衡就存在一個外匯儲備的適度規模問題。衡量一國適度外匯儲備規模應結合該國經濟結構特征,還要考慮政治、外交因素和動態調整需要。國外衡量外匯儲備水平常用的三個指標是,外匯儲備/每月進口額(國際經驗是一國外匯儲備應足以維持3個月的進口需要,被稱為拇指規則)、外匯儲備/1年內到期的外債總額(代表一國對外短期償債能力,合適的指標值為1,被稱為Guidotti-Greenspan-IMF規則)及外匯儲備/GDP指標(該指標的橫向比較可比性較差)。按照單一的指標衡量或者加權的指標衡量均顯示全球外匯儲備(主要是指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過量。國內也有不少文獻討論我國外匯儲備的最優規模,如武劍(1998)認為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界定模型應為:FR=DF=DF1+DF2+DF3+DF4=a1.Imp+a2Deb+a3.FDI+A,其中Imp表示一國全年貿易進口額,Deb表示一國累計負債余額,FDI表示一國FDI累計凈流入,A表示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的用匯需求,夏斌(2006)在武劍模型的基礎上估計我國外匯儲備最優規模約為7000億美元,結論顯示我國外匯儲備過量;劉海虹、袁鷹(2005)的研究也顯示我國外匯儲備過量。當然以上定量估計我國最優儲備規模使用的都是可以量化的經濟指標,且沒有考慮到我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如國際資本流動形式組成(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外國股權投資、外國債權投資、銀行貸款等)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也沒有考慮我國的政治、外交因素和動態調整的需要。精確的最優儲備規模難以確定,但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狀況和國際經驗、外匯儲備的歷史趨勢可以看出我國外匯儲備確實過多。
二、外匯儲備增加對國內經濟影響分析
外匯儲備激增和外匯儲備的過量會給國內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的風險和成本,給外匯儲備管理和國內貨幣政策帶來挑戰。考慮外匯儲備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需要理清外匯儲備增加的機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行外匯管制的結果,如我國的強制結算制度,在允許范圍外的外匯必須強制出售給央行,如果企業或個人的售匯大干用匯就會造成外匯儲備的增加;另一類是央行按照匯率目標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結果,經常項目的盈余、國際長短期資本的凈流入(包括FDI、股權資本、債權資本和銀行貸款等,尤其是短期國際資本的流入)會相應造成匯率升值的壓力,為了避免匯率的升值、維持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央行就需要在外匯市場進行干預。
這兩種機制導致的儲備增加對國內宏觀經濟的影響取決于央行國內外資產負債或權益是怎樣進行調整的。從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來看,央行的資產由凈國內資產和凈國外資產(構成外匯儲備的內容)組成,負債由國內貨幣、銀行儲備、央行自己發行的債券(或票據)等組成,權益由政府注入到央行的資本加上央行自身的收益或損失組成。如果外匯儲備的增加,相應的是股權資本的增加(假設股權資本的來源不是來自于政府存款的減少),就不會引起國內貨幣的擴張;如果儲備增加引起國內負債的增加(央行的這種干預手段被稱為非沖銷干預),將會引起國內短期利率的下降,銀行信貸的擴張,國內通脹壓力將會上升。如果儲備增加引起的是國內資產的減少,央行的這種干預手段被稱為沖銷干預。過去的經驗表明,一國央行有能力沖銷外匯儲備增加對國內基礎貨幣的影響。最近幾年,在新興國家,央行的這種沖銷干預手段用的越來越多。考慮到一些新興國家金融系統的不夠發達等情況,在央行實行沖銷政策(部分沖銷)的過程中也會帶來一些風險和成本,包括:通脹壓力、過度投資、資產泡沫、貨幣政策管理的復雜性、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上潛在的資本損失、沖銷成本、債券市場的分割、國內銀行借貸的資源配置失效等。
從實踐結果來看,從2000年1月到2006年5月,印度、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臺灣央行凈國內信貸和央行非貨幣性債務的變動抵消了外匯儲備變動的85%,俄羅斯該比例是60%,而我國該比例為70%。這說明在國內低通脹環境下,外匯儲備增加的同時,新興國家央行有意放松國內貨幣政策,采取部分沖銷的干預政策。具體各國沖銷政策實施及效果(見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