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益貧性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市場經濟的益貧性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關鍵詞：北京地區 保本收益 理財產品 市場調研

（本文為北京聯合大學“啟明星”科技創新大賽資助項目，項目成員包括郭航，羅敏，高冉，張賽，匡虹橋，王斯婷，指導教師為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楊宜教授）

一、調查樣本基本情況

通過對回收的400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發現：

性別比例：有178位男性，占樣本的45%；有222位女性，占樣本的55%。

年齡分布比例：有47人在21―30歲之間，占樣本的11.75%；有153人在31―40歲之間，占樣本的38.25%；有169人在41―50歲之間，占樣本的42.25%；有31人在51―60歲之間，占樣本的7.75%。

收入分布比例：有11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樣本的2.86%；有80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之間，占樣本的20.00%；有165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間，占樣本的41.43%；有144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占樣本的35.71%。

受教育情況分布：初中及初中以下有22人，占樣本的5.5%；高中或中專有38人，占樣本的9.56%；本科或大專有225人，占樣本的56.3%；本科以上有115人，占樣本的28.64%。

以上比例基本符合樣本控制要求。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產品現狀評價結果統計

從被調查者的滿意度來看，有79.5%的人認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在收益、風險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認為很滿意，有7.25%的人次之，認為不太滿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覺非常不滿意。

（二）受調查人群對北京地區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投資預期

43%的被調查者對于銀行保本理財產品年收益率的預期為3%-4%，42%的被調查者預期在4%-5%，而預期收益在5%-8%，8%以上，或者對預期收益沒概念的分別不超過總人數的5%。被調查者中，16%的人對銀行理財產品能否獲得預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沒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還有5%的人不在乎。

被調查者在投資中對于風險，有23%的人偏好低風險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風險高收益，但是占據大多數的還是中等風險中等收益，比例為55%。

在調查中，被調查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的顧慮因子，程度由小到大為政策變化、不保本、投資風險大、起始金額高、自身對產品認知程度低、預期收益率低、流動性差。銀行理財消費者的這些顧慮因素給銀行設置理財產品和推廣理財產品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被調查者在投資銀行理財產品時的困擾，程度由高到低為：銀行理財產品設計復雜，難以理解；對銀行及其產品市場的相關信息了解不及時，難做決策；購買時，不知買入多少合適；缺乏專業常識，不知如何選擇；無法判斷產品的可靠性；其他。

被調查者對理財產品的發行方關于理財產品標的物的關注情況為，20%的人從不關注，27%的人不怎么關注，21%的人關注度很高，32%的人僅在購買理財產品是稍做了解但之后并不會十分在意。

被調查者對不同特征的理財產品的傾向程度由高到低為信用風險小、起始金額低、收益率高、存期短、附加增值服務、購買人數多、新增產品服務，其中后三者對投資者的影響較小。因此，銀行在向客戶提供理財產品時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用，提高信用等級，減小信用風險，讓顧客對投資理財提升安全感。

被調查者愿意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內，其中1個月以內的占19%，1-6個月的占50%，6個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僅占6%，2年以上的僅占1%。因此，為滿足大部分消費者的消費傾向，銀行應多投入期限為1-6個月的理財產品。

（三）其它相關因素的分析

被調查者在認購理財產品時，28%的人對宏觀形勢的關注度比較高，45%的人偶爾關注宏觀形勢，27%的人從不關注宏觀形勢。

被調查者中，52%的人傾向購買四大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17%的人傾向購買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的理財產品，12%的人傾向購買地方性商業銀行的理財產品，9%的人傾向購買外資銀行的理財產品，剩余10%的人傾向購買其他類銀行的理財產品。

關于購買理財產品的方式，3%的被調查者主要通過手機購買，22%的人通過網上銀行購買，占絕大多數的購買方式還是柜臺認購，高達75%。

被調查者了解銀行理財產品的渠道有廣到窄為：銀行營業廳宣傳，理財人員介紹，戶外廣告，報刊雜志，親朋好友介紹，手機廣告宣傳，電視廣告，其他。

三、北京地區銀行保本收益理財產品市場存在的問題及結論

（一）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相對其他品種理財產品所存在的問題

1、同質化現象較嚴重

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由于其保本的特征，需要較強的風險控制水平和較穩定的收益水平。同時，客戶也會關注于該類產品的穩定收益水平。但是，這也帶來了該類產品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

首先，為了保證收益的穩定性，商業銀行往往會側重于選擇風險性較小、收益性較穩定的投資產品作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標的物。但這也帶來了理財產品標的物較為單一的現象。北京地區保本理財產品的標的多集中于債券、信貸資產、外匯匯率上，相比于其他類型的理財產品較為單一。

其次，根據本次調查的結果，保本理財產品的客戶群體更傾向于1年之內的短期理財產品，對于期限大于1年的產品基本沒有購買欲望。這一方面導致了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期限結構的同質化，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商業銀行選擇更多標的物，商業銀行會更加傾向于期限較短的標的物，加劇同質化現象。

最后，我國的保本類理財產品的客戶對四大商業銀行的認同度很高。而目前四大行的理財產品種類并不是很多，標的物、期限結構等較一致。而客戶對于股份制銀行和外資銀行較為豐富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認同度不高，也使得同質化現象趨于嚴重。

2、存在營銷問題

商業銀行為了增加客戶對于本行理財產品的購買意愿，會在理財產品營銷過程中用帶有誘惑性、誤導性的言語渲染預期收益率，刻意淡化產品設計上的固有缺陷和投資存在的市場、利率、匯率、操作、流動性等風險。這使得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認知出現偏差，風險增大，對風險與收益缺乏正確認識，增大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營銷風險。

（二）對北京地區銀行保本收益理財產品市場的結論

1、客戶滿意度較低

從被調查者的滿意度來看，有79.5%的人認為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在收益、風險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認為很滿意，有7.25%的人次之，認為不太滿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覺非常不滿意。認為很滿意的比重不到10%，而認為不太滿意和非常不滿意的人群多于調查總數的10%。

從客戶對于理財產品的預期收益看，16%的人對銀行理財產品能否獲得預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沒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還有5%的人不在乎。

這顯示出北京地區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收益狀況較為不滿，而對于銀行承諾的預期收益，僅有不到兩成的被調查者表示很有信心，七成的被調查者半信半疑，反映出客戶對于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的總體滿意度較不甚理想。

2、短期與中等風險產品更受青睞

根據本次調查，被調查者愿意購買的銀行理財產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內，其中1個月以內的占19%，1-6個月的占50%，6個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僅占6%，2年以上的僅占1%。大部分客戶傾向于期限為1-6個月的理財產品。

另外，被調查者在投資中對于風險的偏好，有23%的人偏好低風險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風險高收益，但是占據大多數的還是中等風險中等收益，比例為55%。一半的被調查者的預期收益率為3-5%左右。同時，被調查者對不同特征的理財產品的傾向程度最高的是信用風險小。由此可見，客戶很關心產品本身的風險狀況，但是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傾向于中等風險中等收益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收益較低的產品和高風險的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相對不受歡迎。

3、傳統營銷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從調查數據中可知，傳統的宣傳方式（如營業廳宣傳，理財人員介紹）對于客戶的影響依然處于重要的地位，基于新媒體的方式影響較小。另外，傳統的柜臺認購方式是保本收益類理財產品銷售的主要渠道，顯示出該客戶群體對于柜臺認購的習慣性，但這也與銀行關于其他方式的宣傳力度不夠、操作較為繁瑣有關。

4、客戶群體的理財知識欠佳

從對于標的物的關注情況、宏觀經濟的關注度、購買傾向三項數據中可以分析出，客戶群體的理財知識總體欠佳，雖然對風險關注度很高，但是對于能夠很大程度上影響理財產品風險的標的物，有將近一半的客戶對其不關注。此外，很關注經濟形勢的被調查者也不足三成，絕大多數客戶對于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意識淡漠。而對于理財產品的選擇上，超過一半的被調查者傾向于四大行發行的保本收益理財產品，這之中有客戶認為四大行信用等級相對較高的原因，但也顯示出被調查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缺少詳細的比對，選擇的從眾性和隨意性較大。

四、對個人投資者及商業銀行的建議

（一）對個人投資者的建議

1、在投資過程中保持清醒頭腦，理智決策

相比于風險較高的股票、期貨投資以及較為普遍的基金、保險理財方式，保本收益類銀行理財產品越來越受客戶青睞，但是這并不代表消費者在選擇理財產品時就可以忽視產品背后的風險。在選擇理財產品時，消費者仍然要關注相關信息，綜合對比考量不同商業銀行或是同一商業銀行中不同種類的理財產品，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做出決策，降低本金受損或者是收益率降低的風險。

2、充實自我理財知識和技能，嘗試多樣化投資

消費者要在日常中注重理財知識的學習，避免盲目投資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同時，在理財知識學習的基礎之上，嘗試多樣化組合投資，將理財的收益性和風險性進行合理控制，在較好的風控水平上獲得較大收益。

（二）對商業銀行的建議

1、加強市場調研，培養專業理財人員

高素質、專業性強的理財人員是商業銀行開發理財產品、提高風險控制水平、及時發掘市場需求的保障，制定系統的理財人員培訓計劃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可以精心挑選具備一定金融專業知識、懂得營銷技巧、通曉客戶心理的優秀員工作為理財候選人才，并在招聘新員工時注重相關的素質和專業性。其次，加強與證券、保險等行業系統建立橫向聯合培訓機制，培養出一批專業性強、跨專業素養高的理財人員。

2、加強理財產品的設計與開發

目前國內商業銀行的金融產品同質性很強，且真正滿足客戶需求的理財產品不多。因此，銀行要充分考慮目標客戶對金融產品的實際需求，分析業務的發展前景，確定市場需求規模和市場定位，主動求變，通過增加產品差異性，針對不同的細分市場開展業務。

商業銀行可以實行的差異化途徑包括以下幾種：一是產品設計基礎資產的差異化，在政策允許的情況下，將基礎資產由原來的金融債、央行票據拓展到企業短期融資券、一般性金融債等，利用目前境外代客理財的政策放寬契機將資產組合的基礎資產延伸到境外股票和結構性產品等等；二是期限多樣化，合理配比收益率，實現多樣化的流動性選擇基礎上的期限收益最佳搭配；三是人民幣資產與外幣資產結合，引入外幣理財產品，實現本外幣產品聯動。在不同的風險水平上打破固定收益的管理，實現收益浮動化和產品系列化。

3、跟蹤客戶的投資動向，提出合理化建議

商業銀行應建立以客戶利益為中心的企業文化，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每位員工的行為，最終使得在實現客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實現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目標的實現。同時，還應實行分層化服務，按照資產總額、偏好和生命周期等變量對客戶進行細分的同時也應該對理財經理進行分層，不同層次的客戶指定不同級別的理財經理提供服務，實現以不同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多樣化個性化服務。

參考文獻：

[1]李建軍，[美]Sara Hsu. 中國影子金融體系研究報告[M].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第2篇

 

關鍵詞：市場經濟；非貨幣型；農村合作醫療；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運行困境  

   

1．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  

式不符合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以貨幣籌資為基礎的一種新型農村居民醫療保障制度，這種完全貨幣化的籌資方式，客觀上脫離了經濟落后地區農村市場化程度低的實際情況。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基金主要由集體來承擔，個人只承擔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現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從集體經濟的收人中扣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金采取國家、集體、個人三方投資，強調三方的責任，但在廣大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籌資難度相當大，尤其是農民個人自籌的那部分資金。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村由于其市場化程度低，集體經濟不發達，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無力支持合作醫療的最低基金籌集。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個人來說，盡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參保金的數額不大，但對市場經濟落后地區的農民來說，經濟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溝八梁一面坡，幾年進不了一回城，一家幾口人，叫他們每年拿出幾十元現金來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確非常困難。  

   

2．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在中西部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很難保障農村居民的基本醫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總體原則是正確的，但相對于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而言，仍是一種“富人”保障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富人”才能繳得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窮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收^過低，繳不起合作醫療保障金，而無法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享受國家給予的合作醫療待遇。但當“參合率不能轢時，強迫命令就出臺了。“新合醫”成了政府對農民施惠的代名詞，農民成了被動的受惠者”。這不僅不符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突出對經濟弱勢群體保護的—般陛原則，而且在醫療公平性方面易于兩極分化，富裕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可以得到滿足，多數貧困居民的醫療衛生需求，出于經濟原因很難得到滿足。同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自愿參加制度必然形成體制內和體制外兩個群體，針對體制外人員侵蝕體制內資源的問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也難以避免。  

   

3．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缺乏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籌資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曾在農村合作醫療中扮演過重要角色，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主要依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基礎。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實行了，集體經濟組織基本解體，缺少集體經濟支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資金籌集失去了這一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因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設計忽略了農村集體經濟這個穩定可靠的保障基礎，從而直接導致了其運行的持續性難以為繼。  

二、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非貨幣型發展路徑  

(一)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村的特點  

1．市場經濟發展落后，農民人均貨幣收入低下。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農民的生產收入主要來自各種農產品等實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農民直接消費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當地交通不便的影響，很難通過流通轉化為貨幣來形成農民的貨幣收入。據2004年國家統計局統計我國絕對貧困人口2610萬人，其中西部l2個省區為1305萬人，其人均年收入為668元。而他們的大量農產品卻因為交通不便運不出去而賣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爛在地里無人收購。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縣的岳宋鄉有一個叫木古壩山寨，那里的茶葉是絕對的綠色產品，可是1斤茶葉只賣到2元錢，如果拿到城市賣，絕對可以賣到50元以上。木古壩的1斤茶葉在城里可以換到l0斤雜交稻種子，城里的1斤雜交稻種子在木古壩卻能換到8斤茶葉。  

2．市場經濟落后地區貨幣經濟缺乏，實物經濟普遍存在。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其作用應該是與實物經濟的運行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依存的，是為整個社會生產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服務的，其總量和構成都應該與實物經濟相適應，而不應該脫離實物經濟獨自運行。因為貨幣脫離實物經濟而獨自運行雖然可能使個別經營者達到資本增值的目的，但對整個社會生產來說，不僅沒有增加任何東西，而且還可能使社會資源的配置指向錯誤的方向。然而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貨幣經濟的運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與實物經濟的運行脫節，具有了自己的領域，自己的運行軌跡。市場經濟落后地區多數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中近50％為實物收入，農產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給自足為主。  

第3篇

一、兩大支柱發展理論概述

斯特恩提出的兩大支柱發展戰略的邏輯主線是：通過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貧困；通過賦予人民權力，提高貧困人口參與經濟增長的能力以直接從經濟增長中受益以及直接為弱勢群體提供社會保護。兩大支柱之間存在著互動互促的深層聯系。良好的投資環境能促進增加人民獲得更多機會所需改革的發生，而這些改革將賦予人民創造財富、掌握自我發展的能力。

斯特恩強調私人部門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賦予貧困人口權力從而促進他們參與經濟增長活動。兩大支柱發展戰略的實質是一個有利于窮人的增長戰略，倡導一種“親貧”的經濟增長，以實現真正的減貧。在此，貧困不僅指傳統的收入貧困，還包括缺乏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缺乏基本教育和衛生條件的貧困人口根本不具備脫貧的能力。關注人類發展，如對人類衛生條件和人口壽命、教育和文化、人口規模和結構、性別平等以及社會關系等問題的關注，已逐漸成為發展的中心問題。但發展的最終目的決非僅限于此。對貧困人口而言，消除貧困意味著獲得機會、權力和安全保障。斯特恩強調，發展是要“賦予人民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而，賦予貧困者自我發展、削減貧困的權力和能力既是發展的目的也是發展的手段。

（一）改善投資環境

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不僅促進投資增長和經濟發展，而且也是減少貧困的重要因素。斯特恩指出：動態的、良性的投資環境將促進生產效率的持續提高和更有活力的企業經營，從而形成投資增加經濟增長貧困減少的良性循環。這是由于好的投資環境能把投資外溢效應和互補性最大化。當投資環境改善時，現存的投資變得更有生產效率，投資回報率隨之增加，企業也更具活力，從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資而不是投資減少。投資本身帶來的收益可能拉動更多投資，激發與之相關的上游和下游產業的投資增加。這會充分增強投資者的信心并激勵更多的投資者涌入。

中小企業對良好投資環境的需求尤其突出。私人部門不僅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是貧困人口就業的主要渠道。此外，世界上大多數貧困人口都在包括農場在內的中小企業里工作。通過搞活城鎮和農村的中小企業，政府就可以為貧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創收機會，并提高其抵御經濟風險的能力。因此，發展私人部門，特別是中小企業對減少貧困至關重要。斯特恩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成功發展的經驗說明：農業生產率和農村收入的提高往往與非農就業的增加齊頭并進，可以產生極大的減貧效果。

（二）賦予人民權力

由于并非所有的增長都是“親貧”的，斯特恩指出，“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經濟增長減少貧困”這一良性循環并不會自發地形成。發展還必須強調“賦予人民權力”這一支柱。此處賦權的內涵遠遠超越了一般經濟學家所關注的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指增加社會包容，即賦予貧困者基本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力。

對窮人的賦權和投資的重心是在于如何通過提供教育和衛生服務以及增進社會包容來保證貧困人口積極參與到經濟增長和發展活動中。斯特恩強調，對教育、社會保障以及群眾參與機制是第二大支柱中三項重點。首先有文化的勞動力隊伍不僅能在良好的投資環境中不斷提高產出效率，而且還能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從而鞏固減貧的效果。斯特恩還尤其強調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這將增強婦女參與經濟、決策、管理和政治的能力，并能更深層次地影響到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運行。例如，實證研究表明：婦女受教育程度與人口整體健康水平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其次，社會保障被斯特恩認為是賦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全的社會保障能幫助人們在面對經濟動蕩時做出正確的調整或者迅速從經濟沖擊中恢復到正常的生產和生活。一國的對外開放會帶來各方面的變革，正是社會保障使得這些改革更加平穩。第三，參與和融入到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中將為貧困者帶來更多的基本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

二、兩大支柱發展理論的積極意義和內在缺陷

二戰之后，主流發展經濟學理論經歷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理論”、“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理論”以及世行倡導的以私有化、自由化為基調的經濟結構調整理論等的多次調整。與此同時，人類社會關于發展終極目標的認識也從20世紀70年代的“人類基本需求發展觀”變化為阿瑪蒂亞•森為代表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斯特恩在總結過年50多年發展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的基礎上，試圖提出一個新的、適應現實需要的、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既包含了許多人類智慧的結晶，也有不少內在的缺陷。

（一）兩大支柱戰略中的積極成份

1.該戰略強調促進經濟增長對于扶貧的基礎性地位。這是對近年來世行形而上學地強調直接扶貧而忽視全面經濟增長觀點的重要修正。

2.該戰略肯定了基礎設施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認為這是改善投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對世行以往片面強調政策改革等“軟件”建設而忽視基礎設施發展等“硬件”建設作法的一個改進。

3.該戰略論證了教育在改善投資環境、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婦女和女童教育的重要性，強調普及教育不僅是提高勞動力素質從而改善投資環境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保證貧困人口參與經濟增長并從增長中受益從而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

4.該戰略提倡通過改善政府治理、實現體制創新的方式促進經濟增長。這對于改進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經濟自我良性循環具有重要意義。

5.該戰略在總結以往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國際援助機構應該充分尊重受援國自主把握本國發展道路，制訂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戰略。應當說，這種輿論導向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掌握加快發展的主動權是有積極影響的。

（二）兩大支柱戰略的內在缺陷

兩大支柱戰略不乏真知灼見，可以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制定政策時的重要參考。但該戰略也有不少內在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實現公平的、有利于窮人的增長需要第三大支柱，即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歷史經驗表明，國際經濟是發展經濟學最容易引起激烈爭論的領域。歷史上，這些爭論主要集中在來自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收益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公平分配。占統治地位的新古典主義信奉自由市場經濟，主張限制政府干預，推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但不少發展經濟學流派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市場失靈，因此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性，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必須對外國貿易和投資進行干預和調控，以克服市場失靈，促進經濟發展。總的來說，以往的爭論主要是圍繞貿易政策展開，而今后的爭論則將主要圍繞投資、移民和技術轉讓進行。正如在國家范圍內存在市場失靈一樣，在全球層次也存在市場失靈。退一步講，即使經濟全球化能夠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純市場力量主導的全球化絕不能帶來經濟全球化收益的均衡分配。這一點從富國越富、窮國越窮這一簡單事實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此外，由于經濟全球化是由市場自發力量及新古典放任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所主導，各國家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因此，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更易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沖擊。這一點已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多次金融危機所證實。因此，在全球層次上，改進國際經濟治理，創造一個穩定的外部經濟環境，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減少貧困的必要條件。今人遺憾的是，兩大支柱戰略在強調外部環境重要性、呼吁發達國家增加官方發展援助的時候，不能明確提出改進全球經濟治理，為發展中國家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以從根本上在全球層次上抑制自由市場盲目自發的力量，改進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配。斯特恩崇尚自由市場經濟，因此很難提出政府干預全球經濟治理的戰略。斯特恩的前任，世行原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約瑟夫•斯蒂格里茨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他卻非常重視經濟全球化治理，在不同場合強調：全球化，如果管理得當，可以成為減少貧困的強大力量。

2.實現公平、有利于窮人的增長需要正確平衡市場和政府的作用，而兩大支柱戰略對這一關系缺乏明確的表述。市場和政府的相對作用自亞當•斯密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更是不同時期發展經濟學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斯特恩秉承了“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新古典主義觀點，在兩大支柱戰略中把政府作用限制在為私人部門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以及解決社會公平問題等兩個方面。但從實踐上看，東亞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除了注意為私人部門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外，不少政府還直接協調私人投資，甚至充當計劃者和直接投資者的角色，為經濟起飛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點世行在其1993年出版的《東亞奇跡：公共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研究報告中也是承認的。

斯特恩斷言：一國經濟越開放，增長就越快。但需要強調的是，從東亞外向型經濟成功的經驗來看，這些國家在實行開放的同時，廣泛使用出口促進、進口限制及包括適度鼓勵壟斷的產業政策，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或者說，這些經濟體在實行開放的過程中，政府非常注意采取保護手段，提高本國經濟的競爭力，并不是放任市場的自由發展。斯特恩把中國作為以開放推動增長、減少貧困的“成功故事”，但耐人尋味的是，西方市場經濟國家至今仍把中國視做“非市場經濟國家”。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特別是在缺乏一個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情況下，國家政府如何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社會公平方面發揮作用，改正市場失靈，彌補市場不足，仍是發展經濟學必須研究的最重要課題。不能確定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補關系，就不能制訂正確的政策來具體構建兩大支柱。

三、兩大支柱發展戰略對我國經濟工作的啟示

按照兩大支柱理論所支持倡導的以人為本的發展觀，賦予貧困人口自身減貧能力是最基本的扶貧方式。這些能力的獲得意味著窮人首先要有機會獲得教育和衛生服務、享受社會保障服務以減少和防范參加經濟活動的風險并有權參與影響自身利益的決策。兩大支柱戰略特別論證、強調了教育的重要性。此外，該戰略指出，社會保障體系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沒有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就無法有效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因為這類活動往往是風險與機會并存。總的來說，兩大支柱戰略的政策含義十分清楚：普及教育和衛生服務，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就是培育和解放生產力。從這種意義上說，兩大支柱戰略對于我國經濟工作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1.要重視為私人投資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廣泛培植稅源，尤其是為中小企業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增加就業，對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尤為重要。

2.在繼續大力支持科技興國政策，注重教育、科教投入的同時，應從解放生產力的高度出發，不斷加大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力度。

3.從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出發，注重為窮人提供公共服務，充分認識到這些投入與貧困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一樣，也是在通過“造血”的方式進行扶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