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動物的生活現狀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流浪動物的生活現狀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青春，從這里起跑
這是一個青春激蕩的故事，是一出表現年輕人青春懵懂和兩代人心靈撞擊的戲劇。
一個另類的假日輔導員馬麗亞，一道別出心裁的調查題，一個異想天開的大男生陶偉……在一系列妙趣橫生的碰撞中，師生間獲得了平等的交流，馬麗亞帶給了學生一雙發現的眼睛，引導他們跨越了因青春躁動而產生的心理障礙。
蘇州市滑稽劇團早在1989年就開始關注青少年體裁，試圖把傳統滑稽戲融入校園戲劇之中。在《小城故事》和《1，2，3起步走》（該劇曾獲2003―2004年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劇目獎）獲得成功后，劇團創作人員把視點投向了高中生這個更具挑戰性的群體。2000年，《青春跑道》的前身――《正方反方》便孕育而生。經過主創人員不斷下生活，本子被不斷地修改打磨，演員對人物的理解也不斷深入，該劇一步步走向成熟。
2003年，《正方反方》正式改名為《青春跑道》，一經亮相便獲得巨大成功，先后獲得第九屆精神產品“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江蘇省首屆戲劇文學獎一等獎，江蘇省第三屆滑稽藝術節“優秀劇目獎”等6項大獎。徐春宏團長認為，該劇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在內容上貼近生活、緊跟時代，大膽觸及了當今青少年成長中的一些敏感問題，力求取得“真實感”。其次，該劇在表現手法上追求傳統和現代的融合，不拘泥于祖傳套路，也不在現代文明中迷失方向，是滑稽藝術對時代要求的一次勇敢面對和激情追求。
戲一結束，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東便接見了劇組主創人員，并對該劇的思想性、藝術性作出了高度評價。
作為二度“文華表演獎”、“梅花獎”、“白玉蘭獎”獲得者，顧薌在劇中扮演了一位與眾不同的“新型老師”馬麗亞。在談到角色把握時，她說得最多的就是對當代教育的理解。為塑造角色，她不斷地下生活，要求自己用“與時俱進”的眼光來看待學生、教師乃至整個教育過程。她力求拋棄那些居高臨下、充滿說教的教育行為，而是追求一種平等、互動的新角度、新思維，創造出不同以往的教師形象。
該劇另一位主角，“文華表演獎”、“梅花獎”獲得者張克勤可謂全劇最出挑的“彩頭”。由他扮演的陶偉父親活靈活現，惟妙惟肖，舉手投足，幽默風趣，博得了不斷的歡笑和掌聲。關于如何把滑稽戲融入青春校園劇，張克勤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演員仍舊需要以人物為中心，不要簡單的搞笑和噱頭，而是要深入到角色的生活之中，以人物的心理活動為基準，在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中挖掘笑料。
劇本乃一劇之本，一個好的劇本是一出成功戲劇的基礎。編劇陸倫章筆下情節的誤會巧合、人物性格的醒目夸張，不只停留在簡單的“噱”上，而是透露出蘇州滑稽戲“含而不露，戲中寓理”的藝術風格。更難能可貴的是，作為一位資深的老編劇，陸倫章在創作中緊緊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在該劇五年的打磨中，他始終把深入生活作為第一要素，光是師生座談會便召開了多達21次，收到學生來信79封，劇本還多次交給學生直接修改。正因為貼近校園，貼近家庭，所以感動了大批青年學生。一位高中生看完戲后寫下了這樣的感言：“我本來不想看戲，但看了以后卻不想離開，因為這個戲里有我的影子，看戲的時候我笑了，也哭了，我真想再看一遍，希望和爸爸媽媽一起看……”
消防是件快樂的事
火童的肆虐，給森林火災隱患拉響了警報。為此，大家請來羊博士開設消防講座，卻遭到老巴克和狐姨娘兩家的“堅決抵抗”。他們強迫孩子在家里學芭蕾和英語，做著所謂的明星夢，結果由于一時疏忽，引火上身……
以兒童劇的形式宣傳消防知識，這種創意在全國還是第一次。談到創作初衷，本劇導演朱海燕說：“現在的孩子特別聰明，懂的東西很多。不過，在防災避險上他們大多不知該怎么做，我們不愿悲劇發生在孩子身上。公安部和教育部正在聯合開展‘消防安全進學校’活動，為做好這項工作，安徽省話劇團與安徽省消防總隊聯合創作了這臺兒童劇。”
消防知識是枯燥乏味的，可是觀眾卻是天動的小朋友，怎樣使兩者“心靈相通”呢？
“我們要充分理解孩子的心理。孩子們都喜歡小動物，那我們就采用童話的形式，大量運用擬人化和夸張的手法。而且，我們在表演中融入孩子喜歡的舞蹈、音樂和互動，運用詼諧活潑的方式，使孩子們在歡樂中接受教育。”特別是在貫穿始終的問答互動環節中，小觀眾們情緒尤為高漲。當狐姨娘想不起火警電話號碼時，現場響起了整齊的童聲：“119！”當羊博士拿著汽油桶詢問起火原因時，劇場里又齊刷刷地喊道：“是老巴克!是狐姨娘!”
由于考慮到親子劇場的要求，劇組在劇情設置上采用了雙線并行的方式，在展開消防講座這一線索的同時，還增添了老巴克一心“望子成龍”的線索，從而“撞擊”出了一系列矛盾。安徽省話劇團團長唐大康開玩笑地說：“有個校長曾經跟我說，戲好不好看，就看孩子們在看戲的時候去不去衛生間。我們來上海演出十多場，發現小觀眾們離座的很少。”
朱海燕認為，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消防安全教育同樣應該從娃娃抓起。我們要使孩子們在走出《老巴克與小巴克》的劇場后學會自救，讓他們知道哪些是容易引起火災的壞習慣，并且學會一些消防的技能，比如不能亂扔煙頭、破壞電線、丟棄汽油桶等。此外，該劇通過老巴克與小巴克的故事，也給家長們上了一堂子女教育課，不能強迫孩子，要因材施教；不要一心想讓孩子當明星，而忽略應有的生活小常識。學習消防知識，提高消防意識，掌握消防技能就是關愛自己、關愛生命、關愛美麗的家園。
來來來，唱一支黃梅調
幾個網名為“007”、“蝙蝠俠”、“大力水手”、“藍精靈”的中小學生約定在暑假里去遠足。可就在出發時，他們遇到了流浪藝人顧大浪和一只名叫 “菲菲”的猴子，當發現“菲菲”就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谷猴時，他們決心用自己的聰明勇敢與壞人周旋到底。于是，一場“男子漢行動”開始上演了……
這是一部兒童輕喜劇，融合音樂、話劇、舞蹈、戲曲、游戲等多種形式，寓教于樂地將“保護環境，愛護動物”這一深遠主題傳達給觀眾。在近80分鐘的演出中，劇場氣氛十分活躍，小觀眾們隨著劇情的發展而高興、激動、緊張、著急，臺上臺下共同演繹了一個純真動人的現代童話。
為了加強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為了宣傳“保護環境”這一主題，并結合安徽黃山的本土地域特色，2003年底，馬鞍山市黃梅戲劇團開始了《男子漢行動》的創作。在聽取專家意見、和中小學生座談交流后，主創人員前前后后進行了7次修改。該劇于2004年6月19日在安徽省馬鞍山市首演，至今已在北京、湖北、南京、蘇州等地上演了140余場。
《男子漢行動》的音樂很有特點，它以黃梅戲傳統音樂《打豬草》為素材，經過拓展與改動后，旋律更加活潑優美，既有濃郁的地方特色，又不失現代氣息。總導演楊康為使故事更具趣味性和可看性，在舞蹈中融入了當代兒童喜聞樂見的形式，并借鑒了大量生活中的形體動作，如跳皮筋和集體舞等，看似樸實無華，實則熱情奔放。“能為孩子們做一點事情，辛苦也是值得的。”
劇中幾處“互動環節”的設置更為全劇錦上添花，掀起了劇場內一陣陣。尤其是邀請小朋友上臺配合時，幾乎場內所有的小觀眾都爭相舉手。楊導笑著說：“小孩子有易動不易靜的特質，要讓他們參與進來，感同身受，就要不時地給予興趣點、激動點。”
除了音樂舞蹈，該劇的舞臺美術也采用了兒童易于接受的形式。無論是色彩鮮艷、形狀各異的大積木，還是遠處寥寥幾筆的山石亭臺、樹木花草，都顯得簡潔明快、清新可愛，好似兒童簡筆畫般充滿遐想。此外，虛實結合的布景亦為歌舞演出提供了足夠的場所，使整臺戲細膩又不失大氣。
成長的煩惱
同一座樓里，住著三個處在“青春期”的中學生，他們在社會、家庭的雙重壓力下,叛逆、抗爭、渴盼、憧憬，但仍無法排解心中的“郁悶”。三個家庭都經受著“成長的痛楚”，他們焦灼、無助和絕望……終于，在那條灑滿陽光的“太陽河”畔，他們逐漸平靜下來，開始尋找出路，尋求理解與溝通……
大幕開啟，展現的是一幅極為普通的生活場景：寫字桌、臺燈、沉重的書包、電腦、吉他、白鴿……這一切都勾起了我們記憶中那個略帶苦澀的青春時代。馬麗父親的扮演者詹靖波說：“因為自己也是家長，自己的孩子也經歷過那個階段，所以深有體會。如今升學、就業的壓力實在太大，家長們的嚴格要求，只是希望孩子將來不要受苦、能有一個相對穩定舒適的生活。現在的孩子很聰明，什么道理都懂，這才使大人們更苦惱、更矛盾。”
老詹說起話來擲地有聲，謙虛而實在。談到兒童劇的現狀，他更是帶勁兒：“兒童劇的潛力是無窮的，它是一代代兒童成長所必需的教育園地和精神食糧。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我們的孩子都需要積極向上的東西去激勵和鞭策，所以兒童劇永遠不會缺少觀眾！”
最后，當所有繁雜的布景全被撤掉，在明亮而溫暖的燈光照耀下，舞臺上呈現出鳥語花香的郊外景色。三個家庭的大人、孩子相聚在“太陽河”這個美麗和諧的地方，走過磨難與焦灼，孩子們慢慢地長大、成熟、懂事；大人們也更顯智慧和從容……
亮“聲”亮“影”放牛郎
根據紅色經典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改編而成。故事發生在1942年秋，時期的晉察冀根據地，受到伏擊的日本鬼子到處瘋狂掃蕩，一心想找到藏著八路軍傷病員的后方機關。少年王二小在經歷了一系列事件后，從一名頑皮、魯莽的孩子成長為真正的英雄，他自告奮勇進山送藥，將敵人引入埋伏圈，自己卻死在了日寇的屠刀下。
音樂兒童劇《二小放牛郎》雖然改編自紅色經典歌曲，但卻有著獨立于后者的觀賞體驗。副導演苗青說，早在創作之前，劇團曾去當地采風，這才知道王二小根本是個子虛烏有的人物。當年的作詞人為了歌頌抗日小英雄，在糅合眾多人物原型的基礎上，虛構了王二小這么個典型形象。
為了讓這個流傳幾十年的小英雄立體地呈現在舞臺上，主創人員圍繞他塑造了一系列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如貨郎爺爺、小伙伴、二小娘、狗剩舅舅等，使故事更加緊湊好看。在創作過程中，編劇和導演恰當地考慮到了王二小既是個英雄，也是個孩子，他的天真、魯莽、頑皮、熱情，明顯帶有孩子的印記。為了突出他最后將敵人引入包圍圈、壯烈犧牲的部分，該劇也在之前留下了種種伏筆和交代，使故事更為真實可信。
第2篇
摘 要：為了在喧鬧的都市里尋找一片能讓自己擺脫孤獨、不再寂寞的新世界，年過半百的山村農民老笑，只身來到省城打工。然而讓老笑始料不及的是，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縮短了人們之間的物理距離，卻拉大了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這使得老笑身在都市，卻無法融入都市人的生活圈，最終為了救一條流浪狗被淹死在臭水河。小說《老笑》將目光投向生活在城市最底層的農民工，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講述了老笑的悲劇命運，引發了讀者對農民工命運和心靈的關注以及對城市文明病的反思。
《長江文藝》2007年第10期發表的短篇小說《老笑》，講述了年過半百的山村農民老笑進城打工最終客死他鄉的悲劇故事。妻子不幸病逝，兩個兒子又到遙遠的南方工作，于是他選擇了到省城去打工，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離開孤獨寂寞的家，在喧鬧的都市里尋找一片能讓自己擺脫孤獨、不再寂寞的新世界。老笑在省城找到了一份小區清潔工的工作，看起來好像還不錯。然而讓老笑始料不及的是，在這個繁華的都市里，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縮短了人們之間的物理距離，卻拉大了人們之間的心理距離。老笑在小區里沒有能說上話的人，連自己利用休息時間唱上兩嗓子以自娛自樂也被物業經理制止，從而陷入了新的孤獨和寂寞。后來，一條叫歡歡的流浪狗闖進了老笑的生活，成為老笑排解孤獨寂寞的精神寄托，直到為了救歡歡而送命，老笑走完了自己令周圍的人們不解、困惑的一生。作者武歆采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把視角投向一個城市底層的普通農民工，用一些看似平淡無奇的生活小事和只剩一聲嘆息的故事結局，給讀者留下了對農民工命運和心靈的關注以及對城市文明病的反思。
一、農民工的命運和心靈
當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以后，開始形成了一個規模龐大且持久的農民進城打工潮，直到現在仍然是洶涌澎湃，奔流不息。這一方面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程度的提高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也因為城市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新時期的農民工在給城市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給城市的文明建設帶來了一些新的課題。
“文學是時代的晴雨表，是社會情緒的形象記錄，也是民族文化嬗替的歷史檔案。從這個意義上講，作家將筆對準誰，即誰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學的主人公就并非不重要。”“從隱秘的意義上來講，人物形象（群體意義上的）訴說著作家心靈、思想、觀念的秘史。”在武俠、帝王、青春、陰謀與愛情充斥文壇的今天，武歆用自己關注民生的目光，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今時代的一個大主題，那就是數量眾多的農民工在城市的命運和生存狀況。目前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究竟有多少，尚無準確的統計數字，據估算當在一億左右。受戶籍制度、文化水平和技術能力的影響，大多數農民工在城市里從事的是建筑、家政、環衛、餐飲以及其他一些工作環境差待遇低的臨時性工作，而且他們享受不了城里人的勞保福利待遇，處于城市勞動者的最底層，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最需要關注和關懷的一個階層。正因為如此，近幾年的央視春晚上才涌現出了諸如《農民工之歌》等反映農民工的文藝作品。在眾多的農民工中，老笑打工的目的有些特別，他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使自己不再孤獨和寂寞。然而作者選取老笑作為描寫對象是因為大多數的農民工在城市里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孤獨和寂寞。農民工們主觀上是為了賺錢，但客觀上卻替城里人干著最臟、最累、最苦的活，收入卻比城里人少得多。其實這還不是農民工最值得同情的，他們最值得同情的是難以在骨子里融入城里人的圈子，得不到城里人應有的尊重、理解、關心和體諒。一天勞累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業余生活，回到自己的小床上倒頭就睡。還有剩余精力的也只是打牌、閑聊、看錄像，也有少部分農民工會選擇上網、讀書。他們的物質生活很貧苦，精神生活更是貧乏。
農民工身在城市，但其精神生活的圈子基本上還是在農民工內部，處于相對封閉的環境，武歆筆下的老笑則是農民工中孤獨寂寞的典型。“眾多的心理學研究表明，人際關系在我們的心理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不僅可以使我們克服生活中的寂寞，而且人際關系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對我們的身心健康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老笑本是一個喜歡唱歌的人，自從自己的女人死后就“不再唱歌了。也沒有心情唱了”。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成員之間的人際關系是所有人際關系的基礎。失去了原有的家庭人際關系，又無法在新的環境“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不可避免地給老笑的心理健康帶來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人類是群居性動物，“人類產生這種群居性的根本原因，不僅在于獲取物質利益，而且在于情感的交流。它與人的求偶本性有著本質的區別。求偶是生理上的性功能的反映，群居則是情感上的交流……它的內因是釋放情感所產生的能量”。子孫繞膝、妻子在旁，是中國人理想中的人倫幸福，老笑卻享受不了這樣的幸福。他沒有了妻子，也就沒有了生活的伴侶；兒子離開了自己的身邊，他一下子失去了為子女遮風避雨，撐起一片天的動力，也失去了一個傳統的中國男人的職責和生存的價值。面對巨變的家庭環境，老笑的情緒發生了變化，陷入了心理上的茫然與孤獨。“一個人的情緒形成于他賦予生命的意義以及他為自己決定的奮斗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情緒雖然能操縱肉體，它們并不依賴肉體。它們往往主要是依賴個人的目標及其生活方式。”奮斗目標的缺失，引發了他對生存價值的質疑，成為導致老笑孤獨寂寞的內在因素。“價值觀是指主體按照客觀事物對其自身及社會的意義或重要性進行評價和選擇的原則、信念和標準。”“價值觀是人在自由抉擇時所呈現的、環繞著‘自我’的生命而展開。自我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會選擇不同的價值。所謂不同階段，大致有三：一是以自我為中心，順著本能的需要，表現為生存與發展；二是注意自我與他人的互動，講究禮法與情義；三是超越自我，走向無私與至善。”老笑在面臨新的環境時，也面臨著新的價值觀的選擇。與眾多的農民工不同，他已經過了人們認為應該去打工的年齡，他產生打工的欲望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尋找新的情感上的交流，擺脫孤獨與寂寞。
來到省城后老笑發現，適合自己的工作很有限，好在很快找到了一個小區清潔工的工作，于是他想在新的美好的環境中找回自己的精神世界。剛上崗時，他曾在休息時“忍不住唱起了歌”，卻被飛跑出來的物業經理制止：“沒人也不能唱，要唱，你就得離開這里。”“老笑從來沒讓人說過，自尊心很強，所以挨說了之后，后來果然一次都沒有唱過，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改成了打拍子，用手和腿‘唱’……他在心里唱得津津有味。”可見，老笑不僅自尊心強，還是一個熱愛生活的樂觀主義者。即便如此，老笑依然“還是一樣的孤獨，還是見不到人”。這時，作者安排的流浪狗歡歡登場了。于是，老笑拍著大腿“唱歌”時有了忠實的觀眾，老笑說話時有了交流的對象，“他要是說高興的事，它就不斷地搖尾巴，狗臉上好像還帶著笑意；老笑要是說不高興的事，它也特別悲傷”。“老笑覺得歡歡是懂自己心情的，也就更加離不開它，似乎在這種惦念中，有了一種寄托。”狗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更是老笑此時的伴侶。隨著歡歡的出現，老笑的生活中增添了一個目標，也改善了他的生活質量。歡歡再好，畢竟是一條狗，而且是一條流浪狗。從人與狗的價值來分析，無論如何老笑也不應該“為了救一條狗而命喪臭水河”。丹麥哲學家克爾凱廓爾認為，“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不同世界，他的目的、理想、追求，他的房子、道路、書籍，他的交往和愛情，這些東西就構成了他的世界。這個世界對其他的人或許并不重要，但對他本人而言卻是至關重要的。……外部是紛亂雜陳的環境和深不可測的未來，他要獨自作出決定，而且必須作出決定，沒有哪兒可以得到啟示，也沒有地方咨詢。這樣，孤獨的個體在冒險決定的過程中，尤其當他面對巨大的災禍、面對死亡的震動時，他的最內在、最隱蔽的生存狀態就開始顯露出來……任何語詞、概念都不能準確地轉達這些稍縱即逝的情緒。然而這里存在著人生最本真的自我，有人生最深刻的真理”。在周圍人的眼里，老笑的死毫無價值，甚至還認為他腦子有毛病。然而就老笑的個人世界來說，歡歡在他生命中的意義是至關重要的，老笑為救歡歡往臭水河里縱身一跳時的心理，是他最本真自我的自然體現，他不可能去計算如果自己喪生的話是不是劃算。
表面看來，老笑身處省城的居民小區，有著非常好的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當然那條令老笑喪身的臭水河除外。然而老笑依然十分孤獨和寂寞，一方面是老笑自身的思想跟不上現代都市的發展步伐，無形中給自己加上了一層與世隔絕的外套，另一方面城市文明更多地體現在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等物質方面，人與人之間被鋼筋水泥所阻隔，傳統的農村式的鄰里關系喪失殆盡，很少有人會去關注一個外來的打工者的心靈。老笑在省城這個繁華的地方沒有人可以交流感情，只能靠一條流浪狗來排解孤獨，這不僅是老笑的悲哀，也是農民工的悲哀，更是城市文明的悲哀！
二、對城市文明的呼喚
“僅僅從人類個體有機體的觀點出發來觀察心靈是荒謬的；因為，雖然心靈存在于個體那里，但是，它從本質上說卻是一種社會現象；即使它的各種生物功能也主要是社會方面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心靈看作是在社會過程內部、在社會互動的經驗性基質內部不斷產生和不斷發展的過程。”老笑的死具有偶然性，但是他的孤獨寂寞絕非是個人的孤立現象，它反映了一大批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現狀，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現在解決‘三農’問題已提出多種必要措施，在圍繞‘農’字找出路的同時，更要通過工業化、城鎮化來解決，要把閑置在農村的數以億計的勞動力逐步有序地向比較利益高的社會需要的非農業產業轉移，向城鎮積聚，轉為市民。徹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現代一元經濟，即走出二元結構，實現這樣一個深刻的社會轉型，將是我國今后幾十年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走向。”但是，這個轉型不會是一步到位的，農民工還會在我國存在很長一段時間。在農民工逐步向市民轉變的過程中，他們自身有一個主動適應城市生活節奏、生活方式的問題，城市也有一個克服自身的文明病、把更多關注的目光投向城市底層的農民工、拉近人與人心靈距離進而創建和諧社會的問題。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以人征服自然、改善人際關系，從而為人的生存提供條件，促進人類自身的自由發展為總趨勢的”。“現代社會的矛盾，也是文明主體、文明的發展與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呈現多種形式。解決這種矛盾的主動因素和主體，是文明主體從其本質出發的爭取解放和自由的斗爭。這是一個復雜的社會過程，其關鍵，就在于以先進的社會意識，啟發和聚合文明主體，使之形成強大的社會勢力，以此勢力來對抗、推翻舊的早已組織起來的勢力，通過制度和結構的變革，進一步將文明主體所爭得的成果界定下來，使文明主體在解放和自由的進程中，更為普遍、廣泛、深入地促進文明的普及和發展。”文明一直是人類不懈追求的目標，我們把文明劃分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物質文明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精神文明也碩果累累。
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使得地球變小了，“地球村”成為“一個令人激動的術語。對于一個長久地蜷縮在封建帝國名義之下的民族國家來說，全球化仿佛是一個即將來臨的良辰美景。許多人對于全球化充滿了期待：全球化似乎是奔赴經濟與文明的盛宴，是進入發達國家的直通車”。的確，高度發達的經濟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一日千里不再是神話，而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現實，人們享受到了物質文明帶給自己的實惠。西裝革履、花枝招展的城里人在為更高的物質享受而奮斗著，解決了溫飽的農村人也不滿足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紛紛走出家門到城市去打工，他們在為自己帶來更多財富的同時，和城里人一起創造了城市“經濟與文明的盛宴”。
雖然在主觀上老笑進城打工是為了擺脫孤獨和寂寞，但是客觀上和其他的農民工一樣，也為城市的發展貢獻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誠然，農民工不僅為城市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也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難度，給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新的課題。現在城市的現狀是，一方面已經離不開農民工這個重要的群體，另一方面對農民工的地位、待遇，特別是精神方面的待遇關心不夠。“正像基督徒在天國一律平等而在人間并不平等一樣，作為公民的人在他們的政治世界的天國是平等的，卻在他們的感性的市民生活中沒有這種平等。”事實上，目前的農民工在城市里根本無法與真正的市民平等，他們不能與城里人同工同酬，也享受不了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勞保待遇，很少能享受到來自心靈的關懷，這不能不說是城市文明的一大缺憾。
在省城的高檔小區里，物業經理關心的只是地面是否干凈，業主對衛生是否滿意，至于老笑這個農民工是否孤獨他并不關心。警察在調查老笑死亡的案子時問物業經理：“你們既然已經知道張北屯（老笑的大名）腦子不太正常，怎么還雇他呢？再說怎么也不多接觸一下他，或是問一問他呢？”警察還算不錯，雖然人死了，至少找到了老笑死亡的原因之一是缺乏關懷。再看物業經理的回答：“他工作特別認真，非常正常，比所有人都正常，沒出過一點兒差錯，我們怎么不能雇他呢？至于他沒事的時候自己笑，那是他的私生活，我們也不能干涉他笑呀。”從履行工作職責的角度說，物業經理的做法說法都無可挑剔，他是盡職盡責的。但從人性的角度說，物業經理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物業經理。因此，他不能只是關心下屬的工作是否做好了，還應該關心下屬的生活是否過好了，尤其對老笑這樣一個孤獨的農民工，更應該多關心一下他的精神生活，讓他身在異鄉還能有家的感覺，不能一副冷冰冰的經理面孔，就像機器人一樣，只會按照設計好的程序工作。物業經理對老笑人文關懷的缺失，其實是很有代表性的，正反映了在城市文明中所缺失的那種人文情懷，是典型的城市文明病的表現。小說從單個的農民工著手，通過老笑在省城小區的生活經歷，真實地表現了農民工在城市的人文環境，以及城里人對農民工的一種較為普遍的實用主義態度，揭示出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大都市尚缺乏的一種城市文明，用典型的藝術形象老笑和物業經理分別代表農民工和城里人，呼喚著城里人在縮短人們物理距離的同時，更要縮短人們的心理距離，創建完美的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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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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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介紹：
孟林――
民間感染者組織“愛之方舟”的負責人。他社會活動頻繁，卻拒絕直面鏡頭，甚至總是“墨鏡+遮陽帽”的裝扮。十多年來，他有雙重身份，兩個名字。
他，是國內感染艾滋病毒發病后活得最長的艾滋病人。
確診被感染以后……
1995年下半年開始，隨著蕭瑟的冬日漸進，我的身體愈發地糟糕：腹瀉、持續發熱、周身淋巴腫大、皮膚潰瘍、體重下降、四肢無力、視力和記憶力急速減退――一切都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
自從確診以來，我便獨自承受著艾滋病給我帶來的陰影和沖擊，這其間我不止一次地選擇過自殺，我常常告訴自己，我沒有昨天，更沒有明天，我只能為今天苦苦地掙扎。
我在內心深處隔絕了一切，茍且于只屬于我一個人的混沌黑暗的世界里，在這種近乎自虐式的孤獨的旅途中，我又何嘗不渴望一聲關切的問候，哪怕它是來自魔鬼的我也會感激涕零。可是我卻什么也得不到。我只有怯怯地窺視著這個世界，像只飽受傷害的羚羊，時時警覺著。我就像一具沒有靈魂的僵尸，一邊詛咒著陽光下的每一張笑臉，一邊酗酒、賭博，過著醉生夢死、行尸走肉的生活。
夜晚，在迪斯科舞廳，在不斷變幻的燈光和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中，我瘋狂地搖擺，仿佛只有這個時刻，我才可以真正地忘卻一切煩惱。我不斷地透支著自己，我甚至渴望在瘋狂的搖擺中飄然而去，永遠不再醒來。永遠……
可是，我卻活下來了，成為了一具真正的活著的僵尸。
終于，我承受不住自己了。我需要醫生的幫助，我需要向家人坦白這一切。
于是，1996年那個春天的早晨，我住進了佑安醫院東南角緊鄰太平間的一間小屋里，一排五間，墻壁上布滿了斑斑剝剝的霉斑，只有我一個病人。這一天，我被數不清的全副武裝的醫生折騰了一遍，那情形叫我深切地感到了世界的末日，感受到了隔壁太平間的冰冷和陰森。我忍不住開始放聲大哭，直哭得昏天地暗。我想，這里一定是我生命中最后的驛站了。
但是，我仍舊活了下來，而且一直活到現在。
逐出家門，卻割不斷對家的思念
每當春節來臨，所有的人都歡歡樂樂地忙碌著準備回家過年了。我也在忙碌著，卻不是為了過年，而是在忙著給自己找點事情做，籍此來減輕喜氣洋洋的節日所給我帶來的寂寥與孤獨。
十幾年了，我早已經無家可歸！
1996年的春節，我將我的病情告訴了我的家人。就在那個凄冷的大年初二的夜晚，我帶著幾件簡單的衣衫，被逐出了家門……
從此以后，我再也未能和父母一起過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春節。
還記得農歷1996年大年三十晚上，也是我離開家整整一年之后，就在新年鐘聲即將敲響時，我瘋了似地往我生活了二十幾年的家跑。
跑到了家門口的時候，我戛然止住了腳步，我抬起的手臂懸了半天也沒有勇氣敲打家門，只能任憑淚水掛滿我的腮邊！這個時刻，我多么渴望媽媽恰好出來，把她親生的兒子接進屋里，讓兒子不再因為艾滋病而流浪啊！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我無法承受推門而入那一刻家人的驚恐和尷尬，他們，絕對也沒有這個思想準備……
在家門口駐足很長時間后，我轉身又跑到樓下，站在寒冷的冬夜里仰望著我家窗戶散發出來的柔光和溫馨，那痛徹心骨的思念擊碎了我所有的企盼，轉身離去時我就發誓永遠不再回去了。
在以后的每一個節日里，我幾乎都是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等節過完了，再悄然潛回北京。在最孤獨最無助最想媽媽的時候，我會一個人跑到媽媽每天晨練的公園里，躲在遠處看著母親的身影，但是，近在咫尺卻沒有勇氣相見，那種痛徹心骨的思念外人很難想象。
現在，我同家人的關系基本解凍了，但父母親都已作古，那個令我魂縈夢牽的家也早已不復存在了。
2007年春節，我資助的艾滋病遺孤亮亮讓我決定留在北京，我答應和我一樣無家可歸的亮亮，春節期間好好帶他逛北京。
侄兒在節前打來電話，說讓我在他們家過大年三十，一起吃年夜飯。
我帶著亮亮一起來到哥哥家，吃飯的時候，無論誰勸我也堅持滴酒未沾，我唯恐喝了酒失態，也許會痛哭一場。飯后為了緩解氣氛，我還特別跟嫂子和我的侄兒為亮亮討了壓歲錢，而后急匆匆離開了。這頓飯，嫂子做了很豐盛的飯菜，她的招呼也特別熱情，我想，嫂子這是在替母親為兒子洗塵，讓兒子永遠不再顛沛流離！
徐媽媽，我生命的明燈
農歷1995年大年三十的晚上，我撥通了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咨詢熱線，這個電話號碼在我的抽屜里已經封存了很久很久。我竭力保持著平靜的語態向值班醫生訴說了我的情況，我說，我要見徐蓮芝。值班醫生很友善，讓我不要著急，告訴我她會立即幫我聯系徐蓮芝大夫，并讓我過半個小時再打電話過去。
然而，我退縮了，半個小時后，我沒有將電話再打過去……
經過反反復復的猶豫，第二天晚上，我終于鼓足勇氣又將電話打過去，電話那端傳來的是令我永遠都無法忘卻的慈祥和關切！接電話的正是徐蓮芝媽媽！徐媽媽詳細詢問了我的病情，一再囑咐我不要著急，告訴我她會幫助我想辦法的，并約我第二天上午九點在醫院門口見面。后來我才知道，大年三十晚上徐媽媽得到消息后立即趕到醫院，初一又等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再次將電話打過去。
大年初二的早晨，揣著忐忑不安的心，我早早便趕到佑安醫院，躲在醫院大門口斜對面的車站旁，我徘徊了良久，就像個被通緝的逃亡多日的小賊，在自首前做著最后的艱難的抉擇。我不斷地將遮陽帽壓得很低很低，透過大大的深色墨鏡，窺視并竭力躲避著每一個與我擦身而過的行人――盡管出門之前我對著鏡子確信自己不會被熟人認出來。
此時，佑安醫院的門口，一位老人也站在寒風中默默地等待著，她是那么的安靜，就像一位母親在企盼著兒子的歸來。
四十分鐘后，我終于鼓起勇氣，拖著鉛一樣沉重的雙腿移向醫院的大門口。徐媽媽微笑著迎面走來，老人家其實早就注意到我了。她迎上來，一下子拉住了我早已快要凍僵的雙手：“我叫徐蓮芝，你就是孟林吧。”我也抓住了徐媽媽的手，抓住了希望！一股久違的暖流迅速傳遍我了我的周身，嗓子眼一陣哽咽，淚水禁不住奪眶而出……
接下來，徐媽媽拉著我的手一邊往醫院的院子里面走，一邊責怪我為什么穿的這么單薄，囑咐我一定要多穿些衣服，千萬不要著涼。老人家始終拉著我的手，穿過空蕩蕩的樓道，走進空蕩蕩的診室。她沒有穿白大褂，沒有戴醫用手套，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然后悉心為我檢查著身體，幫我安排各項住院事宜。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徐媽媽慈母般的關懷和勉勵下，我與艾滋病進行長達十幾年的博弈。在我被我的摯愛親朋遺棄的日子里，是徐媽媽給了我生的希望。她鼓勵我，安慰我，她囑咐我千萬不能感冒，叮嚀我要加強營養，她告訴我信心是最好的藥物。她幾乎每天都給我打電話，每當天氣有變化的時候，徐媽媽都囑咐我及時加減衣衫。
徐媽媽讓我戰勝了自己，走出了內心的陰霾。2005年，也正是徐媽媽的建議和支持，我才毅然投身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來。
我僅僅是活著的動物標本
生活中的我，其貌不揚，放在人堆里輕易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不小心跑進艾滋病防治的圈子里來，一晃整整三年了，生活也因此變得不那么平靜。從未想到艾滋病竟令我燃燒起理想主義激情，讓我不遺余力地奔走于各地，接觸成千上萬的病友和工作在艾滋病領域的各界人士。
但是，我不是名人，甚至很反感別人把我劃到“名人”堆里。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感染者，充其量是一個活著的動物標本。我出來工作只是想告訴更多感染者，你們看我活了這么年了，你們現在可以有機會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費抗病毒藥物了，所以更要好好活下去。至于我所做的工作，我更多時候只是喊了一些要求政府和社會進一步改善感染者治療和生活現狀的口號而已。
如果不是前年電視臺偷拍導致我曝光，我可能早就回到生意場上去了，現在的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就這么一路走下去了。雖然已經從過去純粹的激情走到現在半職業化的狀態，但是我依然很反感把艾滋病工作當成做秀，過多的名利融進艾滋病防治的圈子不是什么好事情，遭殃的只會是那些深藏于社會中的感染者以及更多潛在的感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