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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研究對象;教學改革
政治經濟學作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政治經濟學出現被不斷邊緣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政治經濟學已經過時,而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奉為教條,從而西方經濟學大有取代政治經濟學的趨勢。比如我們學院的所有經濟、管理類專業,只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其他專業只開西方經濟學,由此可以管窺全貌。鑒于我院政治經濟學教學不斷弱化,師資力量萎縮,課程建設不足的現狀,在我院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改革中,重點進行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保證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效果。
1 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是對某一學科研究內容、范圍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學科研究的起點,學科之間的區別主要在于研究對象、內容與方法的區別。明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對學生把握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體系,理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在物資資料的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與自然界發生關系,其次人們彼此之間也要發生關系。前者表現為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問題,也即經濟行為的生產力方面,后者表現為經濟行為的經濟制度或生產關系方面。當今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均脫胎于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一是其研究對象體現在上述兩方面內容的統一,即在一定的經濟制度背景下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隨著經濟學的發展,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內容上把古典經濟學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運用數學模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的配置或經濟運行機制問題。但是資源配置總是在一定的經濟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經濟制度其資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經濟學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之外,將古典經濟學庸俗化,是其局限與片面的地方。只有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在它強烈階級性的基礎上,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現象的本質,以及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和規律,揭示資本主義運動的特殊規律,并以此為理論依據,科學地闡明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為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論證,從而對20世紀社會發展產生了的深刻影響,這是馬克思偉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效果
2.1 教學內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論知識傳授的基礎上,注重知識的深化與拓展,同時注意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實踐相結合,可以借鑒西南財經大學劉燦教授在講授剩余價值理論時對教學內容的處理。劉教授在教授這部分內容時,進行了縱向和橫向的拓寬。在縱向上從資本生產方式的建立過程說明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客觀必然性,使學生更深、全面理解勞動價值論與剩余價值論;在橫向上,結合當前經濟現實對剩余價值概念進行拓寬,提出了剩余價值范疇的界定問題,提供了特殊范疇、一般范疇、統一范疇三個問題供學生思考,深化了學生對相關概念的理解,也為學生的經濟學思維、科學思維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個教學體系的把握上,不再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而主要還原為資本主義的教學內容;圍繞揭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替代的歷史必然性而展開,至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方式,則不一定是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徑。
2.2 教學方法方面
在傳統的課堂理論教學的基礎上,采用多種實踐性教學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將政治經濟學與我國的經濟改革與實踐相結合;還可以采用比較教學法和討論教學法。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理論體系,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觀點、思想主張方面存在差異,導致經濟學教學中的“自我否定”現象。通過比較分析,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為什么同一經濟現象運用不同經濟理論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釋,從而解決學生的學習困惑問題。討論教學法在促使學生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與研究方法去觀察與分析現實經濟現象,鍛煉學生的溝通能力與應變能力方面很有幫助,討論教學的目標、內容、過程控制等有待于我們在今后的教學研究和實踐中不斷完善。
【關鍵詞】 方法論;實證主義;規范主義;證偽主
一、方法論的定義與作用
在對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與發展進行具體而詳細的描述之前,必須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定義和作用有一個清晰的說明。方法論的定義也不不是一成不變,隨著經濟學理論的進展而改變,甚至有人說是經濟學理論的變化與發展而導致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的發展與變化。其實,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這二者的關系其實是相互促進的。按照馬克?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定義:“方法論這個術語有時是用來指一門學科的技術步驟,這就完全成為方法的同義詞。然而,這個術語更經常地是用來指對論證一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經濟學方法論是指在經濟學領域中用來指導經濟學這門學科的概念、理論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關于這個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騷?威廉?思諾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經濟學家就一直在關心上述問題。關于方法論的作用問題,穆勒在他的《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及其方法》一文中寫到:“在政治經濟學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學的分支中,先驗方法是唯一確定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后驗方法或具體經驗法,作為一種達到真理的手段,對這些科學來說是不適用。但仍能證明,后者在道德科學種仍具有重要價值,它不是發現真理的方法,而是檢驗真理的方法,將因干擾項帶來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爾?豪斯曼的提法,經濟學方法論的作用如下:“經濟學的方法論”理解為經濟學所運用的科學哲學,而科學是人類認知活動的一部分,科學哲學因而是認識論。
二、歸納與演繹方法之爭
歸納與演繹是任何學科都要用到的兩大方法,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也不例外,對于這兩種方法的結合應用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在該書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實實在在的事例來說明他的觀點,也采用了演繹的方法來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結論。在那個時代,數學本身的發現所處的階段以及它在經濟學的應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繹方法都是比較簡單。斯密以后的經濟學家并沒有遵循他的這一“二重法”路線,尤其是經過詹姆斯?穆勒與大衛?李嘉圖之后,經濟學方法基本拋棄了斯密的綜合法,轉到所謂的演繹-規則路線上去了。李嘉圖無疑是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這后來則導致了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歸納與演繹的激烈爭論最突出的兩次爭論:一次是發生在18 世紀馬爾薩斯的歸納主義與李嘉圖的演繹主義之爭;另一次是19 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的歸納主義與英國的奧地利學派的演繹主義之爭。此后,爭論并未結束。
古典歸納主義認為:“科學始于觀察,觀察是建立理論陳述的基礎”。歸納法是建立科學理論的方法。如果滿足歸納原理的條件,從有限單位觀察的陳述中歸納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學理論發展是真實知識的積累和遞增。經驗事實是真實,歸納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科學知識是不會錯。運用歸納主義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對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歷史資料進行詳盡的研究,得出他的勞動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歸納的方法,又運用抽象演繹法分析經濟問題,提倡歸納和演繹二重法。馬爾薩斯強調歸納法,他根據其掌握的某些史實,運用絕對稀缺等概念,歸納出了“人口論”。
傳統的演繹主義者李嘉圖在他的著作中所運用的演繹方法帶來了結果的確定性,使得李嘉圖的繼承者們看到了將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像牛頓物理學那樣精確的科學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圖把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式直接運用于現實世界的復雜情況,這種偏好被熊彼特稱之為“李嘉圖惡習”。在李嘉圖之后“邊際革命”更是帶來了數學工具在經濟學中大量運用的先兆。亞當?斯密主張二重法,是看到了歸納和演繹的各自作用,注重歸納法的傾向性在馬爾薩斯那里得到了強化,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繹方法來建立理論體系。穆勒也認為在社會科學中歸納法失靈,強調演繹法是惟一適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又繼承了亞當?斯密的二重法。可見,從斯密到穆勒,中間盡管經歷了歸納法與演繹法的論戰,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歸。
三、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
經濟學方法論第二個重大的爭論是實證主義與規范主義之爭,這二者的區別在J.N.凱恩斯的《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和方法》一書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區分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其實歷史上經濟學人很早就開始了經濟學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反思。歸根結底,這體現的是方法論上的質疑,即經濟學是實證的還是規范的。經濟學方法論史上關于實證經濟分析和規范經濟分析的論戰,由來已久。這場爭論以哲學上實證主義和規范主義之爭為基礎,是科學哲學在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延伸,其實質是科學哲學將命題分析方法滲透到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結果。
這場爭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首次有意識地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和“藝術”的區分形式表達了令人們所熟知的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的視野。在此之前,薩伊曾將政治經濟學和自然科學相比擬,認為政治經濟學與物理學、化學和天文學一樣,是實驗科學的一部分,并試圖通過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區分將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等逐出經濟學領域,他并未有意識地做出實際意義上的實證與規范的區分。在西尼爾和約翰?穆勒那里,主張將實證和規范經濟學區別為“科學”和“藝術”形式。“科學”是一系列現實經濟的真理命題,指實證經濟學;“藝術”則是一組規范性的經濟準則,指規范經濟學。
西尼爾則直接指出經濟學家根本就不應該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議。這種超科學的倫理價值導向會不可避免地援引價值判斷,帶上利益主體的主觀偏好,影響理論的科學性。討論實證與規范的區分,不能不提到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休謨提出了著名的哲學命題:人們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此命題在事實領域與價值領域之間做了一刀切的邏輯區分,被稱為“休謨的鍘刀”。其意在表明事實領域和評價領域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乎邏輯的嚴格區分。其后經濟學一直圍繞“二分法”進行爭論。
約翰?內維爾?凱恩斯對實證和規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區分,提出經濟學“三分法”,即實證經濟學、規范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藝術。他認為,實證科學可以被定義為關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統化知識體系;規范科學可定義為關于事物“應該是什么”一類問題的標準的系統知識體系;而“藝術”,目標是產生出準則,是實現給定目標的規則系統,是為達到目的而遵循的規則體系。值得注意的是,凱恩斯論述中的“規范科學”溝通了政治經濟學的“實證科學”與“藝術”之間的橋梁這一提法,為由來已久的實證與規范之爭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爾和約翰?穆勒的“實證―規范”二分法,凱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和接受。
四、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
經濟學的發展到了20世紀,特別是隨著卡爾?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的興起,引起了經濟學方法上的證實主義與證偽主義之爭。真正將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導入經濟學的是哈奇森的《經濟理論的意義和基本原理》一書。認為科學經濟學所研究的應當是經驗上可驗證的命題,對于應當加以驗證的是經濟學命題的假定前提還是其預言,沒有明確的態度,到了本世紀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有關方法論之間的曠日持久的爭論正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
在薩繆爾森看來,經濟學方法論中的中心問題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義的原理,所謂的“有意義”是指在理想條件下做出的關于經驗資料的假說,并可以想象這個假說能夠遭到反駁。薩氏所關注的是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后來他由操作主義轉向描述主義就更加表明了他的這種偏好,不過經濟學家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解釋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則代表了一種被稱之為工具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認為經濟學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發展出一種理論和假說,使之能夠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做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對于理論的預測已經放寬到不僅可以對尚未發生的現象,甚至可以對業已發生的現象做出預測。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弗里德曼的方法論要比薩繆爾森的更加靈活、更具有實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對理論的假設前提的檢驗是不必要的。假設前提的虛假甚至不是它的缺點,是實證經濟學的必要與優點,這類假設在某一特定領域是虛假的,在另一更廣泛的場合則是可以加以驗證。
他的這一看法也不乏批評者,認為弗里德曼關于假定的概念過于籠統,并區分假定的不同類型,甚至沒有區分初始條件、輔助假說和邊界條件這三種假定。薩繆爾森認為,精確的預言并不是理論之有效與否的唯一貼切檢驗,檢驗假定并不比檢驗預言來得困難,檢驗前者所需的證據并不一定難得,其檢驗結果也并不一定更為模糊。檢驗假定的意圖有可能產生重要的領悟,有助于說明檢驗預言所產生的結果。薩繆爾森將弗里德曼的方法論稱之為“弗氏扭曲”,這種方法論實際上認為一種理論的缺點越多,理論就越好。他認為這是科學的墮落,任何一種精確的科學決不會采用這種方法論。但是經過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其實無論是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還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義,二者之間并無實質上的差異,二人實際上分享著共同的問題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來達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即對所謂的防御方法論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實的指責。
五、結論
中國的經濟學發展,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對于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和借鑒才剛剛起步,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鑒于我國的經濟體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需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發展真正適合自己的理論,這其中是離不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與研究。
一方面要認真扎實地研究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方法論爭論,了解其演變的歷史,弄清其何以產生的根由、轉向和結果,這無疑有助于提高我們理論思維能力和準確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經濟學方法論的演變,借他山之石,促進我國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才有可能推動我國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從經濟學方法論上尋找突破口也許是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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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3]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其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根基,很多理論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正是通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資本運作方式,同時促進了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經濟學已經逐步成為非主流經濟學,而其自身存在的缺點卻被當代主流經濟學批判。從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進行分析,對比與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觀點進一步討論其改進與發展的趨勢。
1引言
關于政治經濟學對于現代社會的影響,不同的經濟學家有不同的見解。現在以效用論為基礎的主流經濟學往往把政治經濟學看做批判資本主義的工具,對其勞動價值論進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動搖其基礎。而在馬克思看來,西方經濟學為庸俗經濟學,由于其階級本質決定庸俗經濟學家要維護本階級利益。對于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和以效用論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到底孰優孰劣,這樣的爭論一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才算結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經濟學逐步使政治經濟學邊緣化,而勞動價值論僅僅作為一種學說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響力。
看一種理論是否是正確的,主要就是看它對現實社會是否就有解釋力。然而中國對于政治經濟學的學習卻往往忽視了其現實解釋力的學習,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內核—勞動價值論,以至于思想僵化,無法對現實世界進行解釋。一些本來可以對現實社會有解釋力的理論或者被教條僵化,或者被現代的計量經濟學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為中國傳統的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逐步邊緣化。
本文立足于回歸政治經濟學原本狀態,從勞動價值論這一基礎思想出發,對勞動價值論以及其衍生理論做出客觀評述,以確定其是否對現在生活具有解釋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的是過時了。從而對其理論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以適應新時期的需要。
2文獻綜述
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論述,中外許多經濟學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對,有很多論述,但是很多經濟學家不自覺站在某個階級立場上,這樣很多就沒有了事實說服力。
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出了了勞動價值觀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競爭以外的情況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競爭情況下,除非勞動是生產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勞動都是同一性質,否則它決不會順利的起作用。”
對于熊彼特的觀點,張培剛先生在《評熊彼特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文中寫到“我們認為熊彼特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對勞動價值論的‘兩點理由’并不能成立,因為如果把‘假設條件與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重大矛盾’這一點作為反對的理由,那這也同樣適用于‘邊際效用價值論’,其次,更加重要的關鍵一點倒是在于:所謂‘邊際效用論’只是一種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主觀價值論;而‘邊際效用’作為一種生活現象雖然存在,但是各個消費者千差萬別,變動無常,要是把它作為最終形成價值和衡量價值的客觀依據,不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們發現熊彼特所提出的問題確實是勞動價值論的缺陷表現形式,張培剛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論的立場上說明,效用論并不是優于勞動價值論,然而對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卻沒有否認。
伍裝在《理解現代馬克思經濟學》一文中說到:“馬克思經濟學提出問題與研究問題的方法是統一的,這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構建起來的經濟學范式,這種范式從未曾被歷史的經驗和事實在整體上否證過,也從來沒有被哪一種理論邏輯在整體上駁倒過”
這里面提及了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樣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看到政治經濟學其實并不是站在考慮個人的主觀感受的角度分析社會,而是站在一個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看整個社會的運作,來觀察社會中的形形,人生百態。所以站在個人的主觀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認都是沒有意義的。
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認為中國歷史的基線先后推轉50。年,包括明朝,這長時間的視界使我們了解最近中國所欲困難的遮蔽,同時也看清楚好多問題互相連鎖的情形。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們現在還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因為它產生時的情況和我國傳播時的情況很相似,發展后在我國現在依然具有解釋力,甚至比西方經濟學更有解釋力,而且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通過諸多文獻的梳理,我們基本已經理順了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勞動價值論的缺陷,政治經濟學該用何種分析方法,以及對現實社會的意義。
3勞動價值論及其衍生理論的優缺點
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以此為依據衍生了整個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包括商品,貨幣,剩余價值等等很多方面。我們將分析以上幾個的缺陷,進而提出改進意見。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會現實的體現。
勞動價值是由價值產生的。馬克思的邏輯思維是商品中有一個內核一類的東西叫做價值(value),而這個價值則是由勞動產生的。商品的價格是價值的外在表現。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是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
從這兩點我們看出無論是價值論還是效用論都是對客 觀世界的反映,盡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設,無論是馬克思的 完全競爭,還是效用論的理性人都是在現實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們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況的特定情形。而且我們可以清晰的發現在對于一般情況的解釋中,勞動 價值論更有解釋力,因為它體現的是一種唯物狀態,但是效 用論卻陷人了一種為唯心的誤區。不過在特定情況下的解 釋力,價值論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鉆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這類問題上,效用論更有解釋力。
這樣我們發現熊彼特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不是問題,而 第二個問題的勞動力同質也不算是問題。我認為真正要解 決的是生產要素問題。
價值的定義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人類勞動。但是 這里面確實忽視了其他的生產要素—資本和土地。馬克 思解釋為資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會勞動。這種解釋 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解釋力的。比如土地,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資源,馬克思認為是對自然資源的改造中耗費了 大量的人類勞動,但是逆向思維,如果沒有自然資源,大量 的人類勞動又如何承載?所以單純的勞動產生價值是不準 確的,這里面應該包括其他的生產要素,我們認為是多種生 產要素共同作用產生了價值。
(2)貨幣理論的前提假設以及表現方式與現在實際情 況脫節。
馬克思對貨幣的定義是固定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商品。這在某種意義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礎。但是其背后貨幣的本身便是黃金,即使紙幣抑或其他東西都是一種貨幣符號,其實質是背后的充當一般等價物的黃金。也就是說馬克思對貨幣的前提假定就是黃金是貨幣商品。
分析當時的社會情形,我們發現其實馬克思的假設在當時的時代是有一定意義的。馬克思所處時期,是資本主義上升階段,由于資本主義高速發展,黃金大量流人資本主義國家,而紙幣的發行也是以紙幣背后的黃金為硬通貨。這一切盡管理論沒有產生,但是事實上便是這樣運作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將貨幣的本質進行闡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狀況,將當時的社會狀況上升為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理論在當時是先進的。 然而馬克思的貨幣理論對當今的一些社會現象卻缺乏解釋力。表現的比較明顯的就是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都存在這很大的爭議。不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它不存在勞動,也不是商品,僅僅有虛擬世界中一般等價物的特點,所以不能有價值,更不能說是貨幣。然而虛擬貨幣確確實實在當今很多領域充當著現實貨幣的作用,這是很難解釋的。
造成這種現象主要原因有這樣兩個:第一是馬克思所處時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現在的經濟學家沒能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內在邏輯以及方法論將其精髓發展,而是教條套用。
當然,對虛擬貨幣的解釋問題,西方經濟學也沒有做的很好,因為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回避了對貨幣的解釋問題。
(3)流通中是否產生剩余價值依然無法解釋。
馬克思明確表示價值,剩余價值只會在生產中產生,即剩余價值的產生是由生產前C=+v變成生產后的C=+v+m,m就是剩余價值。也就是說剩余價值試生產的產物,并不是流通的產物,流通中不會產生剩余價值。
我們要考察馬克思所處的時代。19世紀的時候,流通體系還不是很完善。就拿地產來說吧,當時資本主義社會還沒有出現現代意義上的地產公司,所謂流通,無非就是貨幣由一個人手里到另一個人手里,而商品則反向流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流通并不產生剩余價值。(其實不然,交易費用的產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勞動,即使在馬克斯時代,流通依舊產生剩余價值。為了論證需要,這里假設交易費用為0)。
然而當今流通不產生剩余價值這個論點是很值得商榷的。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內容。既有策劃,市場營銷,以及更多的銷售網點。這里面每一個環節都包括很大的資本投人,很大的廣告投人,很大的勞動以及土地投人,所以這里面產生的價值甚至高于生產產生的價值。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分析,這里都產生很多的剩余價值。
4新歷史角度下的改進
站在整體觀和大歷史觀的角度上,我們發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批判資本主義,更在試圖尋找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其精神內核不是19世紀已經過時的理論,而是其中的方法,內在邏輯以及要解決的真實問題。這要掌握這一點,理論才會更加發揚。
與當今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發現,我們要做的就是變革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勞動價值論。只有內核變革完善,并且在整體性的思想下,馬克思家政治經濟學才會更加顯示出其優越性。
誠如前文所述的,勞動價值論之所以沒有與時俱進,很大原因是由于這個理論把勞動作為產生價值的唯一來源,這也許在19世紀是正確的,但是在21世紀必須要發生變革,為此我結合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改良中的勞動價值論,提出新價值論的觀點。
我認為商品甚至物品種確實存在其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個價值不是僅僅由勞動決定的,而是有勞動力,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共同決定的。多種生產要素共同決定了商品本身的價值。表示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薩伊定律,因為這里面依然強調的是勞動價值,其最終是客觀表示而不是效用論。
這樣很多由于現實條件變化,使理論過時的情況就會發生改變。比如虛擬貨幣是否有價值,由于內部的資本以及其他生產要素都可以形成價值,所以虛擬貨幣內部有很大的資本,則虛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同時又有使用價值屬性,所以虛擬貨幣可以是商品。
還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產生剩余價值,由于流通過程中投人大量資本,土地,根據新價值論,資本,土地等生產要素都是構成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當然產生剩余價值。
5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