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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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人文因素；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8—0299—03
已有的研究表明，與中國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直接相關的各種危險因素中，以社會人文因素導致的心理原因居多，其中又以人格偏差因素為主。系統研究這些社會人文因素，是解決好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問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一、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探討
（一）影響大學生人格的社會人文多維生態學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社會人文生態的重大變化，作用于包括高校人群在內的各個社會人群的思維觀念、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共同形成了影響和沖擊現代大學生人格發展的社會人文多維生態環境，形成圖1所示的相應生態學模型。
（二）從社會人文多維生態學模型分析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
圖1所示的七個文化維度有助于我們厘清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人文因素。
1.大學前教育文化的影響。圖1中A方框的大學前教育文化為維度一。大學前教育偏差主要表現為在成人教育與成才教育間失衡，在心理健康發展與身體健康成長間失諧。這種偏差再通過高考階段的倍增效應，造就了圖1中D框所示亟待大學教育糾偏的高校學生群體，他們的人格發展基礎上烙有大學前教育偏差的明顯印記——高“智商”、低“情商”、弱“心商”，這些印記造就了醞釀人格偏差、推動K框與M框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抑郁癥高發的溫床。
2.傳統制度文化的影響。圖1中E方框的傳統制度文化為維度二，是關于傳統制度文化的大學之道。大學前教育文化的消極慣性，造成部分高校學子精神上難以獨立，心理承受能力較弱，使得傳統制度文化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內圣”環節的文化人格塑造要求，在部分高校學子身上難以找到形成實效的著力點。反倒是當他們所希冀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外王”追求，在遭遇到各種因素交織而成的挑戰時，往往表現出圖1中M方框偏差型人格所容易產生的消極情緒或過激行為，甚至被抑郁所困。
3.社會大眾文化的影響。圖1中F方框的社會大眾文化為維度三，大眾文化攜善惡同體、利弊參半的大眾文化的兩重性社會功能，對上頁圖1D框所示高校學生群體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高校學生群體中少數人表現為或追求物質享受、欣賞媚俗娛樂；或感性膨脹、行為極端，形成了上頁圖1M框群體的一部分。社會大眾文化的負面影響，推動高校學生人格偏差形成，進而推高了抑郁癥發生率。
4.現行制度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G方框的現行制度文化為維度四，其成功標準和師生關系對大學生群體的影響較大。現行制度文化下的一元化成功標準：在學校看成績，進入社會看名利，使很多高校學子為此“成功”而疲于奔命，活得不快樂，無形中加大了上頁圖1中M方框的比例，也形成了一個“準抑郁”群體。另外，當學生發現從師生關系中實際得到的和期許得到的、自己得到的和他人得到的之間存在很大差距的時候，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造成了醞釀苦悶、抑郁等“準抑郁”現象的又一溫床。
5.多元價值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H方框的多元價值文化為維度五。在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多元價值文化也使高校學生群體的基本價值觀呈現多元化。高校學生多元價值觀格局中健康、向上的成分仍居主導地位。然而，其中的負面表現也不容小覷，諸如功利性、庸俗性、偏頗性、混沌性等價值觀，是產生人格偏差、推動上頁圖1中M方框比例提高、進而導致抑郁癥高發的重要因素之一。
6.現代網絡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I方框的現代網絡文化為維度六，反映信息化進程的影響。網絡文化提供的資源共享特點，使大學生們有利于通過大幅提高時間利用率而促進全面發展。網絡文化還有信息結構多元、張揚個體自由、提供情感滿足等另外三個兼具利、害雙重性的特點，其負面影響已成為高校學生群體中較多出現的十種人格障礙——邊緣型、型、分裂樣、分裂型、回避型、偏執型、強迫型、表演型、依賴型、自戀型——的推手。由此負面影響所推動的這十種人格偏差和人格障礙助長上頁圖1中M方框的比例，形成了抑郁癥高發的主要誘因之一。
7.城鄉二元文化的影響。上頁圖1中J方框的城鄉二元文化為維度七。圖2所示城鄉二元文化影響農村大學生的文化——生態觀略示，給出了這種影響的形成進程與典型表現形式。因此，來自農村的大學生在城鄉二元文化影響下的社會化進程，始終要面對他們中部分人的人格成長可能發生偏差，而成為上頁圖1中M方框的助長因素之一并進而發展為抑郁癥的潛在挑戰。
二、應對策略
（一）發展高校學生健康人格的大學教育綠色生態觀模型
上頁圖1中A、E、F、G、H、I、J方框中七個維度文化因素作用于D方框“亟待大學教育糾偏的高校學生群體”，出現K、M方框分別代表的健全人格群和偏差人格群的比例彼降此升，形成了高校學生抑郁癥高發率的重要社會人文因素。采取圖3中a、e、f、g、h、i、j方框中七個維度應對策略，最大限度實現k方框中高校學生健全人格發展，進而有效降低抑郁癥發生率。
第2篇
論文摘要：2009年9月17日，南京G技術技工學校（以下簡稱G技校）向Z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保險公司）遞交團體意外傷害和短期健康保險投保單，G技校作為投保人為其在校學生386人申請投保學平險。
一、案情概要
G技校提交的投保單記載如下：1、在被保險人健康告知欄中，保險公司問：現在或過去有無患膽、腸等消化系統病癥的被保險人？G技校選擇項為：無。2、投保單位聲明欄中：茲我單位申請投保上述保險，貴公司已向我方交付了條款并詳細說明了合同內容，特別是保險條款及相關合同中關于免除保險人責任，投保人及被保險人義務部分的內容作了明確說明，我方已知悉其涵義，同意投保并愿意遵守保險條款及特別約定。本投保單填寫的各項內容均屬實，如有不實或疏忽，我方承擔由此引發的一切法律后果。 G技校在該投保單尾部加蓋公章。
09年9月19日，G技校繳納保費19300元，保險公司出具以G技校為抬頭的保險業專用發票及保險單正本一份，一并交付G技校。根據保險單正本記載，保險生效日期為09年9月19日，保險期限一年。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第五條責任免除部分規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被保險人發生醫療費用的，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責任：...（5）被保險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
本保單項下386名被保險人均年滿18周歲，女生甲系該校07級學生，為被保險人之一。2010年4月5日該學生因膽囊結石進入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于4月14日出院，共支出住院及醫療費用11200元。2010年4月16日，女生甲向保險公司提交意健險理賠申請書，該申請書中對被保險人出險過程描述為：因9月前體檢發現膽囊結石，2010年4月5日發作入院手術治療。同日，保險公司對女生甲母親進行了書面詢問并制作筆錄，在該份詢問筆錄記載：2009年7月3日，女生甲因身體不舒服入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接受治療，查出有膽結石，當時未進行手術的原因為希望藥物治療。之后，保險公司調取了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門診病歷，該病歷記載，女生甲于09年7月3日因皮膚發黃、身體乏力去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診療，該院確診為膽囊結石，并建議其住院手術治療。
保險公司以“疾病屬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2010年5月，女生甲委托律師向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保險公司支付住院及醫療費用并承擔訴訟費用。
二、雙方爭議
原告認為：1、保險公司未對被保險人包括既往疾病在內的身體狀況進行詢問，因此，被保險人沒有對保險公司進行如實告知的義務；2、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中的責任免除部份沒有向被保險人進行明確說明，被保險人也沒有進行任何確認，所以保險免責條款不具法律效力；3、本案保險事故發生于保險期限之內，保險公司應當按照合同約定予以賠償。
保險公司辯稱：1、原告并非保險合同的投保人而是被保險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無向被保險人明確說明的義務；2、保險公司已向投保人南京G技校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保險條款對合同相關當事人均有約束力，應是保險理賠及法院裁判的依據；3、該事故屬雙方保險合同約定的責任免除范圍，按照保險合同約定，保險公司不承擔本起事故的賠償責任；4、雖然本案保險公司未援引“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拒賠，但應當明確：保險公司未向被保險人詢問不能免除投保人的法定如實告知義務。
三、一審判決
一審法院認為，G技校作為投保人，為其386名在校學生投保學生平安團體意外傷害保險，且已向被告交納了保險費，在保險單后所附的被保險人名單中也包括了原告，所以原、被告的保險合同依法成立并有效，被告應當依照約定嚴格履行其合同義務。
關于被告應否履行保險義務，第一，本案G技校作為投保人為其學生向保險公司投保，學生為本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保單只有一份即保險合同只有一個，就保險免責條款，保險公司只需向投保單位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即可；第二，依據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第五條責任免除部分規定，被保險人在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的，免除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且G技校在投保單及簽收單中對此均蓋章確認，所以就本案保險合同免責條款，保險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免責條款對本案合同雙方具有約束力；第三、根據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門診病歷記載，原告于09年7月3日因皮膚發黃、身體乏力去南京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診療。09年7月3日，該院確診為膽結石，并建議其住院手術治療。另原告母親的筆錄與上述病案記載事實吻合，上述證據可認定原告疾病屬于投保前已患有且目前尚未治愈的疾病；第四，庭審中，原告沒有提供充分證據證實：投保前原告身體的疾病癥狀已經消失。
綜上，保險公司認為原告帶病投保，其不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理由，符合已查明的事實及雙方約定；原告認為被告未履行說明義務，保險合同免責條款無效的觀點，因與查明的事實及法律規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給付保險金的主張不予支持。
四、二審調解
本案原告不服一審判決，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1年1月12日（本案二審期間）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印發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該紀要第七條規定：學生平安險不屬團體險，保險人應當逐一向投保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保險人僅對學校履行明確說明義務的，或者保險人提供了履行免責條款說明義務的《告家長書》但無涉案被保險人或者其監護人簽字的《告家長書》回執欄的，對于保險人已經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的抗辯，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地方法院會議紀要雖然不能在判決書中作為法律依據援引，但紀要確定的案件處理方式卻能在所轄基層法院得到絕對適用，鑒于省高院對此類案件態度明確，保險公司為盡量減少損失，作出妥協，本案最終在中院主持下，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五、法律分析
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中對學生平安險承保模式的判定，對本案二審產生逆轉性影響，該會議紀要認為學生平安險不屬團體險，只能以個險形式承保，從而得出學生平安險的承保保險人應當就免責條款逐一向學生或者其監護人履行明確說明義務，學生平安險的投保人以及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主體是學生或者其監護人。而本案系學校自籌費用為學生投保，被保險人清單中學生均已成年，投保行為經得學生同意，保險公司以團體形式承保，學校為保險合同的投保人，保險公司就保險條款向投保人履行了明確說明義務，鑒于現行保險法規定，保險人并無就條款向被保險人進行說明的義務，雖然保險公司在展業時就保險條款內容通過發放文字資料的方式向學生進行了宣傳，但并未要求學生書面簽字。
蘇高法審委[2011]1號會議紀要認定學平險為個險，無論是從法律規定還是從保險經營實務進行分析，均值得商榷。
一、現行法律并未絕對禁止學生平安保險以團險形式承保。認為學生平安保險為個險者所持觀點基本為：（1）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和被保險人學生之間不存在法定保險利益；（2）另根據保險法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前款規定限制，學生為未成年人，因此學校不能作為投保人；（3） 學平險的交費主體是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所以學生或其家長才是投保人；（4）2003年保監會下發了《關于規范學生平安保險業務經營的通知》，要求從2003年8月30日開始，各大、中、小學校將不能再以投保人的身份為學生統一辦理學生在校保險，這表明行政監管機構認為學生平安保險應該為個人保險。
學平險作為團險承保還是個險承保，主要區別是投保人是誰，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在保險合同訂立時，對被保險人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對學生不具有法定保險利益是否定學平險團體性的重要理由。關于人身保險的保險利益，立法例上可以劃分為純粹利益原則、同意原則、利益和同意兼顧原則。所謂利益原則即訂立保險合同，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相互間必須存在金錢上的利害關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間的利害關系，各國立法一般規定父母、夫妻、子女等互相具有保險利益。同意原則則是指，訂立保險合同，無論投保人和被保險人之間有無利害關系，均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險人的同意為前提。我國采用的即利益和同意兼顧原則。被保險人若同意投保人為其訂立保險合同，視為具有保險利益，學校和被保險人學生之間雖不存在法定保險利益，但學生本人或其監護人若同意學校為其投保，學校則因同意原則而取得了對學生的保險利益。
保險法第33條規定：“投保人不得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人身保險，保險人也不得承保。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險，不受前款規定限制。”該條屬于禁止性規定，違反該條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的后果。但該條所稱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是指不滿十周歲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新保險法第33條所稱的未成年子女僅限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不包括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即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認自己行為的精神病人。學平險中被保險人范圍為各類大、中、小學及中等專業學校全日制在冊學生，根據我國的教育體系設置，排除極端個例，初、高級中學及大專院校的學生不屬于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這部分學生不屬于保險法33條禁止的非父母禁止投保范圍。我們應看到，保險合同由于其帶有射幸性質而容易誘發道德危險，人身保險中的他人之生命保險合同則更容易為不法之徒所濫用，為維護被保險人的人身安全，確保保險合同當事人及關系人的正當利益，對于他人之生命保險合同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弊端，應以法律手段嚴格加以防范。但是，這種法律手段應當公正而適中，既要能起到防范各種弊端之作用，又不能過于嚴厲而妨礙人們利用此種保險合同。無論人身保險之保險利益原則還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死亡保險之投保人的限制規定，均是為了抑制道德風險。然而，學平險不論投保人是誰，被保險人為在校學生，受益人為被保險學生或其家長，如教育管理機構為學生投保學平險，將受益人指定為被保險學生或其家長，應該講道德風險是基本可控的。教育機構自籌費用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之外的在校學生投保團體學生平安保險，既不違反現行法律規定，同時也是教書育人、關愛學生的師德所在，是值得鼓勵的合法行為，司法不應當干預。
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年的保險展業實務中，大量辦學條件較好的教育機構（特別是民營私立學校）為保障學生發生意外事故或疾病得到救治，也是為減輕校方責任，順利解決可能與學生或學生家長發生的矛盾，愿意撥付一筆款項為學生投保學平險，甚至，一些地區的教育管理機構統一撥付費用，要求轄區內的教育機構必須為在校學生投保。此類投保意愿的教育機構大量涌現，禁止這類愿意為學生承擔交費義務的教育機構成為投保人顯然不恰當，司法機構對教育機構的投保資格進行限制，不但缺乏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斷然排斥的做法阻礙保險功能的發揮。
關于2003年保監會下發的《關于規范學生平安保險業務經營的通知》，不少人存在誤讀，該通知主要還是針對當時社會非議的教育機構亂收費問題，防止學校以集體名義強制學生購買學生意外保險，改善保險公司在爭奪學平險業務中惡性競爭帶來的混亂局面，并沒有一律禁止保險公司就此險種以團體形式承保。相反，從監管機構審批或備案的條款情況來看，一些保險公司報備學平險條款即以團體保險冠名，如《學生團體意外傷害保險條款》、《附加學生團體意外傷害醫療保險條款》、《附加學生團體住院醫療保險條款》，此類條款中一般均明確，本保險合同由保險條款、投保單、保險單、被保險人清單名冊、聲明、保險憑證以及批單等組成。附被保險人清單投保是典型的團體險，由此可見保監部門亦未禁止學平險以團險方式承保。
二、限制學平險以團體保險形式承保，使學生平安保險業務日益萎縮。學平險屬短期健康保險和意外傷害保險范疇，專門針對在校學生及教職員工設置，其內容主要包括：學生平安意外傷害保險、附加學生意外傷害醫療保險及學生住院醫療保險。低保費、高保障是學生平安保險的顯著特點，投保人只要交較低保費，被保險人就能獲得較高保額的風險保障，因此，學生平安保險曾是諸多保險產品中較為受歡迎的一個險種。另與其他醫療及意外險險種相比，因承保對象特定、保障范圍廣、賠償額度高、費率水平低，該險種具備一定的公益性質。從社會公益的角度出發，在目前社會保障體系未能全面覆蓋未成年人和學生的情況下，該險種對學生而言是一種安全保障，對于減輕家長和學校的負擔而言，更是不容忽視的。學平險的開辦，保障了學生的人身安全，對穩定社會、促進國家發展都有巨大的推動力。
學平險的公益性其實溯源于大數法則，正是因為被保險人是在校學生這一特殊群體，保險公司將學生平安保險設計為團險，通過學校進行銷售，按團險計費，經營和展業成本減少，從而導致保費較低。如果實行保單人手一份，由學生或學生家長和保險公司簽訂一對一的保險合同，銷售的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同時個體投保難以在兼顧承保面的基礎上防范逆選擇，逆選擇會使學平險業務不斷萎縮，使可保風險變為不可保風險，造成保費和風險之間的惡性循環，使保險公司不當賠付增加。禁止學平險以團險形式承報，實質是破壞了大數法則的基礎，作為商業企業，保險公司必然通過精算方式將其計入費率，轉由廣大投保人承擔，學平險的公益性將喪失殆盡。
第3篇
關鍵詞：生育文化；生育率；新型
生育率的變動不僅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育文化的直接影響。相較于經濟發展水平這一影響生育率高低的最終因素，生育文化對生育行為有更直接的影響，生育率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育文化的作用。
一、生育文化的內涵
學術界對生育文化的定義和內涵闡述較多，共同贊同的定義是生育文化是人類生育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一些文化特征，是指人類在一定的生產條件下所形成的對待生育活動的一套觀念、信仰、風俗習慣、價值標準以及行為規范等。
這個定義包含了三層很重要的思想，首先，把文化界定為一種觀念形態，把文化看做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生育文化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屬于上層建筑。其次，生育文化是在生育活動中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規范制度，這就將生育文化和其他文化區別開來。最后，指出觀念、信仰、風俗習慣、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等都屬于生育文化的范疇，確定了生育文化的范圍。
二、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影響
在影響生育率的諸多因素中，生育文化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考察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種指標，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數據的可靠性，我們采用貧困帶各縣生育率和超生罰款情況的指標，并與張家口的10個貧困縣縣域數據進行比較，從而凸顯不同縣域不同的生育文化對本地區生育率的影響。根據六普數據可知，河北省縣域生育水平為38.81‰，張家口這10個貧困縣的婦女生育率為28.122‰，明顯低于河北省縣域的平均水平。張家口貧困縣的生育率普遍較低，其中蔚縣相交于其他縣來說生育水平最高為37.376‰。張家口10貧困縣均屬于農村二胎政策覆蓋范圍，生育率的差異主要體現在這些地區政策內和政策外生育的差異，生育文化的不同也是影響這個地區生育率差異的重要原因。
根據張家口市各縣調查數據統計我們發現，此地區農村出現超生情況的家庭很少，不僅如此，許多符合國家生育政策，滿足生育間隔條件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也不再生育，甚至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也放棄生育二胎。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來自經濟的壓力，壩上貧困縣的家庭收入水平低，養育子女的花費大；另一方面是壩上縣的生育文化，在壩上一些地方人們普遍認為生孩子會影響到他們原本較清閑的生活，人們早已形成了這種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文化。
生育率高的縣，計劃外生育情況也多。我們對貧困縣超生情況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超生罰款比例較高的縣和生育率較高的縣具有一致性，生育率高的縣罰款比例也高。張家口10個貧困縣中，蔚縣的生育率最高為37.376‰，罰款比例也是最高的為17.33%。根據調研，蔚縣地區生育二孩的現象比較普遍，大多數家庭的生育意愿為兒女雙全。這種生育文化的影響深刻，甚至是不在生育二胎政策范圍內的公職人員，同樣受本地區兒女雙全等傳統生育觀念的影響，生育二胎。還有部分人們對兒女雙全的生育文化產生從眾心理和示范效應，也是本地區生育率和超生罰款率高的原因。在生育問題上，人們受本地區生育文化的影響，內部的生育文化氛圍就決定了人們的生育行為。同一地區中的人們，在生育意愿、對孩子的性別偏好等方面往往是一致的。因此，有什么樣的生育文化，就有什么樣的生育行為，生育文化對生育率的影響比經濟水平更直接。
三、加速實現新型生育文化
針對以上表述，我們可以看出張家口10貧困縣受生育文化的影響生育率較其他地區來說較低，這和本地區人們“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生育觀念密不可分。然而10貧困縣中蔚縣的生育率和超生罰款率和其他9縣相比都比較高，本地區的生育觀念仍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從而可以看出不同的生育文化影響不同地域的生育率水平，生育文化比經濟發展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更直接。雖然說傳統生育文化已基本轉變為新型生育文化，但是我們仍不可低估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尤其是在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傳統生育文化觀念仍然頑強的存在人們的意識中。
對于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間還有一定距離，因此，我們應全方位的營造適宜生育文化變遷的環境，采取一些當地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努力挖掘傳統習俗中積極的因素，使之與生育政策相結合，建立符合現代社會人們生育觀念的新習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