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的認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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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公路超限問題；治理；社會成本；降低
［中圖分類號］F25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1）41-0120-01
1 問題的提出
考察我國物流業不難發現,關于公路超限問題的普遍存在,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盡管從我國物流運輸成本的結構來看,車輛超限行為的發生有其深刻的經濟目的。即降低物流單位成本。然而,卻從宏觀層面造成了社會成本的居高不下。考察諸多反映公路超限治理的文獻發現：其一般較少從社會成本的角度,來分析公路超限問題的弊端。關于這一點,將對問題治理的貨幣評價帶來缺失。本文所指的“社會成本”歸因于：由公路超限問題使然,所導致的負外部性的出現。根據經濟學原理不難理解：公路車輛所作出的超限行為,在產權封閉性的特征下,使得該行為所創造的租金由自身全部獲得；而該行為所引發的一系列破壞性結果,卻由全社會共同承擔。由此可見,負外部性的持續出現便成為社會成本居高不下的誘因。
具體而言,上述社會成本可以歸納為：①由公路超限所引發的交通事故。這類型社會成本須通過間接測算來獲取,如：為處理交通事故,路政方面所消耗的人力與物力的貨幣評價。②公路等一系列路政設施的損壞。這種社會成本的計量可以通過測算維護與維修受損路況所支出的費用獲知。③生態環境的破壞。公路超限問題的出現,必然作用于自然環境系統的承受能力。由此,對生態環境承載能力的恢復與補償支出,便構成了該類型社會成本的產生。
綜上所述,本文以“公路超限問題治理對降低社會成本的機制認識”為主題,目的在于：通過對公路超限治理的實施,對降低社會成本的途徑給予一定的探討。為了行文需要,以下內容安排為：①降低社會成本的內在要求探究；②公路超限問題治理的機制認識；③小結。
2 降低社會成本的內在要求探究
上文已經指出：該社會成本的產生,應歸因于公路超限行為所導致的負外部性的出現。并且,這種外部性的形成原理又表現為：此行為所產生的全部收益被當事人獲得；所導致的破壞性結果卻由全社會承擔。因此,探究降低社會成本的內在要求時,就須圍繞上述“原理”來進行。在庇古原理的分析框架下展開探究,不難知曉：對于負外部性的治理大凡通過收費的形成完成。其中,對于所收費用的組成應包括：①外部成本內部化的費用；②治理外部性的費用。
具體如下所述：
2.1 針對該社會成本產生的干預要求
“干預要求”實則體現為一種激勵要求。在機制設計理論中提出了“激勵兼容”原理,即對當事人實施的激勵行為,應能使其與激勵實施主體的目標函數相吻合。其中,當事人具體為公路車輛行駛者；激勵實施主體具體為路政工作人員。
根據以上邏輯作出干預的要求則是：給予實施車輛正常裝載量的人員進行正激勵；反之亦然。其中,正激勵的實施不應通過貨幣返還的形式來實現,原因為：①當事人按照規則合理確定裝載量屬于正常行為；②使用貨幣返還形式,容易滋生路政部門的失范行為。為此,可以引入積分的形式,在通道使用上獲得優先權。這里還須注意一點,在展開負激勵的時候一般通過罰沒措施體現。如果將當事人所交納的罰金,看做是其“購買”自身的違規成本；那么,該罰金的貨幣評價,能否達到消費者剩余上限則成為關鍵。
2.2 針對該社會成本產生的補償要求
“補償要求”可以被理解為：治理破壞性結果所需要的費用要求。由庇古原理可知：對于負外部性的治理需要從兩個方面展開,將外部性內部化、征收治理負外部性的費用。由此可見,這里的補償要求就體現為后者。關于這個問題,路政部門通過劃撥經營性與罰沒性收入的形式,給予路政設施維護與維修。然而,在罰沒性收入的構成上實則只體現了“購買自身違規成本”的要素，對于征收治理費用似乎力度還不夠。為此,在今后的罰沒收入數量設計上,還應考慮開展補償要求所需費用。當然,關于這一點可以通過概率的發生進行估算。
3 公路超限問題治理的機制認識
通過對于降低社會成本內在要求探究的闡述,不難知曉：展開公路超限問題治理的機制認識,應圍繞著上文兩個方面展開。同時,在針對負激勵所進行的貨幣評價測算時,須依托專門機構進行。
3.1 針對該社會成本產生的干預機制認識
通過貨幣評價建立社會成本的干預機制時,應把握這樣幾個方面：①合理確定當事人所需支付的費用。對這個方面的把握,主要在于控制物流成本的非合理增加。路政交通作為公共設施,支撐起了我國物流業的核心運作；而我國物流業的有效發展,將推動我國區域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由此,物流在運作過程所形成的社會成本,實則將與其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外部性相抵消。②科學確定當事人所需支付費用的種類。以企業物流為例,其本身的主營業務便是運輸環節。可見,運輸成本所占權重將成為該企業運營成本的主要部分。由此,在對起收費開展貨幣評價時,還應在收費標準上給予調整。
3.2 針對該社會成本產生的補償機制認識
正如上文指出,補償機制屬于庇古原理所闡述的第二個方面。在日常清理與減輕社會成本的工作中,資金投入來源于正常收費和罰沒收入部分。為此,對于補償費用的計算而言是個難題。因此,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可以將補償費用作為觀念上的部分納入到總費用中；只是在對總費用進行劃分時,需明確補償費用部分。
在開展貨幣評價測算的同時,還需要并行建構相應的行政處罰措施予以輔助。具體來說,隨著我國流通經濟的不斷發展,跨省際公路運輸已成為常態。可以設想,通過對公路超限問題的連帶責任處罰機制建立,按照當事人所在公司、公司所在縣區、縣區所在城市、城市所在省份的邏輯路徑,給予行政處罰。這樣一來,就能夠在“激勵兼容”原理的作用下,形成逆邏輯路徑的管控機制。
綜上所述,在有效降低社會成本的要求下,須從經濟與行政手段上給予公路超限問題治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則需要側重于經濟手段的開展。通過經濟手段開展問題的治理,能相對靈活、及時地處理現實存在的公路超限問題。
4 結 論
第2篇
一是方向性。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法治理念，它有別于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體制下的法治理念。現實中，確有人受西方國家價值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影響，鼓吹“三權分立”，質疑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主張全盤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們認為，人類法治文明的成果是沒有國界或地域的，有其自身的共性，如民主選舉產生的權力機構；以憲法和其他法律形式加以確認的民主制度；對權力制約和監督的機制；公民的民利制度等等。這些共性是人類法治進步的共同成果，可以借鑒和吸取，不能妄加否認或批判。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我國法治理念的樹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緊密聯系的，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是法治理念之樹在中國土地扎根、發育、開花、結果的內在要求，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東方大國和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法治建設（包括法治理念建設）是無法照抄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和模式的，例如“三權分立”、“大陪審團制度”等等，而只能根據本國的國情和經驗，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建設模式和途徑。當前要注意那些以西方標準來改造我們的審判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思潮，要注意一些不顧實際的進行一些訴訟制度改革和宣揚西方訴訟觀念的傾向，防止審判工作和司法改革迷失方向。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這一命題的提出，使我們在司法意識領域有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通過它我們能深刻認識、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以及審判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能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審判工作的絕對領導，推動社會主義審判事業不斷向前發展。
二是階段性。版權所有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來的重要命題，它與這一階段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精神文明、法治的模式、法制觀念、司法改革、農村法治建設等相互聯系，尤其與我黨依法治國方略交相輝映，是在新的歷史階段對司法意識形態的高度概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們應該看到，正因為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推進法治建設所必需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總體上尚比較落后，且發展很不平衡，公民的法律意識還普遍不高，特別是傳統的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制仍具有強大的運行慣性，這一切都決定了法治理念建設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努力、逐步積累的漸進過程，這就決定著我國的法治之路漫長而艱難。此外，對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我國來說，社會政治的穩定無疑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最重要的外部條件，這也要求社會主義法治之路應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前進，不能超越現實的經濟社會條件，提出不切實際的任務和要求，包括法治文化建設、法律制度建設和法治理念建設都應與我國現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建設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克服現行司法體制中不利因素，又要培育與現行司法體制相適應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從一定意義上講，法律制度和法治文化兩者是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發展有助于法治文化的逐步培養和發育，而法治文化又為法律制度的有效運作提供相應的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程中，必須妥善處理法律制度建設和法治理念建設的辯證關系。一方面要從法律制度入手，真正建立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法律制度體系。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高度重視法治文化尤其是法治理念的建設，有針對性地對人們的法治思想觀念進行一次深刻的革命，大力弘揚法律至上的思想、公平與正義的理念等等，消除各種與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相違背的觀念意識。為此，一要肅清傳統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的消極影響；二要鑄造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一致的法治文化體系；三要培養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相適應的法律信仰、法律情感，建構優化的法治心理。
三是大局性。
服務大局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又是人民法院的政治責任。法院工作服務和服從于黨和國家大局，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廣大法官必須擔負的神圣職責，也是有效履行職責的必然要求。就當前而言，審判工作服務大局，就是要保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諧社會建設與新農村建設。基層法院在服務大局中，一要進一步強化大局意識，緊扣中心工作，立足審判實際，找準保障大局的結合點、服務大局的著力點，充分發揮司法保障作用；二要切實提高服務經濟發展的能力。通過依法懲處嚴重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的犯罪，平等保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市場行為，促進有序競爭和公平交易，依法快審快結快執與經濟發展大局密切相關的案件，積極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服務；三要提高為新農村建設服務的能力。在新農村建設中做到工作前移、深入基層、貼近群眾，強化職能，力保平安，對農村的各類糾紛要及時平息，各種矛盾要有效化解，使人民群眾權利受到尊重、利益有所保障、糾紛可以訴求。四要提高保障構建和諧社會的能力。弘揚和諧本位的法律文化，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公正司法能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提高化解社會矛盾和風險的能力，妥善協調各方面利益關系，暢通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司法渠道，善于運用法律和司法手段，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四是宗旨性。
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建設中，“一心為民”是根本。“公正司法，一心為民”決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揭示了新時期人民法院的工作宗旨，是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本質要求，它與“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一致的。“一心為民”是檢驗審判工作法律和社會效果的新尺度，是人民法院密切聯系群眾的時代要求，是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焦點、熱點問題具體實踐。因此，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建設中，我們不應脫離這一宗旨，要始終不渝地把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司法工作永恒的價值追求，把人民滿意不滿意作為檢驗法院工作的根本標準。
五是廉潔性。
第3篇
【關鍵詞】 公司治理； 社會責任； 機制
經濟環境日益動態化，利益相關者日益潛在化，企業若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和發展，必須使自身價值在市場中得以承認，不斷尋求價值增加的途徑，并自覺承擔起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企業價值最大化的實現離不開良好的公司治理。近年來，這兩大重要研究課題已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備受關注。尤其是近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造假案，三鹿集團缺乏社會責任導致的破產事件，對消費者身體健康造成嚴重損害的食品事件，反映企業對員工利益漠視的“開胸驗肺”事件，以及最近媒體頻繁曝光的礦難事件，引起廣大投資者和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迫切要求通過改善公司治理環境和加強公司治理來規范企業行為和提高企業素質，確保企業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與此相適應，國內外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和決策者認識到，有效的公司治理是企業增強自身競爭力和提高經營業績的必要條件，是保護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實現企業整體價值最大化，保證現代市場體系高效、有序運行的基礎。
一、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
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興起，企業外部經營環境和條件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形成適應這種變化和要求的公司治理是當前各國亟需解決的問題。同樣的，進入新世紀，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也日益成為熱點問題。
公司治理最早出現在伯利和米恩斯（Ado1f Berle & Gardiner Means）在1932年出版的《現代公司與私人財產》一書中。書中表明公司治理最初關心的是，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的情況下，“沒有公司財產權的公司治理問題”。之后，各機構和學者先后從不同的角度給出定義，有的認為公司治理主要是解決公司價值創造和其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有的則認為公司治理是涉及法律、文化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復雜體系。而我國的公司治理概念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相對西方較晚。由于公司治理是一個多角度多層次的問題，因此，國內外目前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
筆者認為，公司治理是現代企業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構，既體現為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又體現為企業各參與方的一種契約關系，同時，它還體現為企業內部各種權力（包括剩余索取權、剩余控制權、經營者選擇權等）的約束和制衡機制。公司治理的主體是由具有一定資格和能力參與治理活動的公司利益相關者，股東是核心，主要包括公司經營者、債權人、員工、政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公司決策的科學性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從而保證公司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
1924年英國學者歐利文?謝爾頓最先提出“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其中，美國佐治亞大學教授阿奇?B?卡羅爾結合利益相關者的界定最有影響力。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指某一特定時期社會對組織所寄托的經濟、法律、倫理和自由決定（慈善）的期望。完整的企業社會責任乃企業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自由決定責任（慈善責任）之和。
從已經討論的社會責任內容看，公司社會責任是公司承擔的一種社會義務，包括三個不同的層面：一是法律上已規定的義務，如環境保護法規定的環境保護義務，食品安全法規定的保證食品安全的義務等；二是道德義務，如慈善捐款義務等；三是經營中發生的既非法律已經明確規定，也非道德性質的義務。第一個層次的義務是最基本的義務，第二、第三層次的義務是更高層次的義務。
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傳入中國相對較晚。20世紀9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的“工廠守則”運動在中國興起，但大多只具有勞工保護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末期，人們開始系統研究公司社會責任。我國2005年修訂的《公司法》第5條明確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2010年財政部會計司新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也給出了定義：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應當履行的社會職責和義務，主要包括安全生產、產品質量（含服務）、環境保護、資源節約、促進就業、員工權益保護等。以上兩項內容分別從法律和經濟角度給出定義，突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二、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在關系
良好的公司治理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公司治理是從戰略層面對公司整體財務、人事、經營等的治理，通過制度安排，形成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制衡與約束的框架結構，縮小出資者和經營者關于企業財務信息的不對稱，確保企業的各項活動不偏離預定的軌道，監督重大決策的執行過程，確保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這樣，企業便有更多的盈余用于環境保護、社區建設、公益捐助等方面，自愿并有能力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只要公司治理體現了利益相關者的要求，使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社會公眾、供應商以及政府能夠真正合理地參與到公司的決策當中來，或者真正發揮有效的監督作用，企業的社會責任就不難實現。
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依賴有效的公司治理。企業進行日常生產經營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消耗自然資源、能源，較大地影響生態環境；品牌價值、良好的企業形象、商譽等對企業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企業的成敗。即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履行社會責任，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關注。而這些則需要企業付出相應的成本，在客觀上需要企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以減少消耗、優化決策，獲得更多經濟利益的支持。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有益于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直接影響企業的聲譽，進而對企業形象的樹立產生影響。良好的企業信譽能增加企業潛在的投資者，擴大企業籌資、融資渠道，使企業運作更加順暢，從而公司治理變得相對簡單易行。另一方面，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會轉化為企業優化公司治理一種內在動力，從而在保持企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企業價值的不斷增長，以便在合理地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后，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
三、我國公司治理和社會責任承擔現狀
（一）我國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當前我國企業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它的核心是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機制。公司治理機制體現各利益相關者在公司經營過程中責、權、利的有效配置，其成功與否，主要看其運行效率如何，即公司能否在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有效協調股東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害關系。我國企業中廣泛存在“一股獨大”、“一股獨霸”、監管不力及法律法規不健全等問題，使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不注重公司治理文化建設，公司權力機構的設置不合理，缺乏對公司“內部人”的有效制衡與監督機制。我國上市公司大多數由國企改制而來，企業管理層缺乏公司治理的概念；權利機構設置方面，《公司法》規定上市公司必須設立董事會與監事會，在形式上屬于雙層委員會制度，但均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相互之間不具備直接任免、控制的權力，尤其是監事會在法律上只被賦予有限的監督權力，缺乏足夠的制約董事行為的權力。
2.董事會結構失衡，由于“內部人”和大股東的代表控制董事會，董事會難以履行受托責任。一方面，董事會中形成了由代表國家股或政府控制的法人股的“關鍵人”控制的局面，而國家對管理者的監督還不完善；另一方面，在相當一部分上市公司中，董事會成員大多同時兼任公司經理層要職，董事會中“內部人”的比例過高，造成內部人控制現象。
3.沒有真正形成經理人市場，缺乏對管理層的嚴格規范的約束，且激勵機制不健全。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監事都不是通過嚴格的選拔程序而上任的，是否有能力勝任本職值得懷疑。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承擔存在的問題
1.我國大多數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階段性、局部性的，總體水平較低。《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生效后，國家電網了第一份中國本土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05年社會責任報告》。自此，我國企業社會責任進入全新時期，但總體來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積極性不高。據統計，在全國五百強企業中僅有20％多，其他企業偶爾。與國際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還處在基礎階段，尚未認識到履行社會責任是一種競爭優勢，能夠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2.企業內部缺乏專門的社會責任履行機構。2007年由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中心對中國500家企業進行的調查表明：10％的受訪企業設有社會責任部，10％設有可持續發展部，21％設有環境管理部，42％設有公共關系部。由此可見，缺乏專門的社會責任管理機構或者部門機構設立不規范的問題是導致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操作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3.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法律法規不健全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積極的主要原因。首先，市場本身不能有效識別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好壞與否。其次，政府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監督與引導有限。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不可忽視，但由于其掌握資源和力量有限，不能有效激勵，約束和干預公司行為使其承擔社會責任。最后，各類標準的操作性欠缺，法律法規不夠完善，不能夠全面系統的約束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四、建立健全公司治理，促進社會責任履行的建議
1.協調好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利害關系，不斷理順各種委托關系，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情況的發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以及形成內外部公司治理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最終促使企業持續健康的發展，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奠定基礎。
2.盡社會職責是企業最基本和最高的發展理念，是否承擔起社會責任，企業目標和社會目標的協調程度，是一個企業成熟的標志，也是經濟進步、社會文明的標志。需要企業加強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改善企業與利益相關者和社會的關系，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維護企業的社會形象，從而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
3.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完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提高其治理效率，落實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對我國企業而言具有更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必須完善我國的法律法規，規范企業的行為，使企業在追求自己目標的同時，使社會更多地受益。但是僅有制度和規則還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加強商業道德教育和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監督以及社會公眾的輿論監督。
五、結束語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企業組織制度已發生重大變化。新設企業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組建，原存續企業通過改組、分離、并購等多種形式逐步改建為公司制企業。改制、建立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班子，并不等于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上市，包括到境外上市，進行股權分置改革，實現股權多元化，也不等于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解決這一難題對于我國“轉軌”“改制”的企業而言更迫切、更突出。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不僅促成了強調人力資本參與的多層次治理模式，也改變了企業的發展理念――重視社會責任的履行。與此相適應，創新能力成為企業安身立命的根本，創新型企業對物質資本的倚重明顯減弱，更加依賴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是公司治理與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共同基礎，以此為切入點，在處理好二者關系的基礎上，實現企業價值的不斷增長。
【參考文獻】
［1］ 財政部會計司.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第4號――社會責任［S］.2010.
［2］ 王保樹.公司社會責任對公司法理論的影響［J］.法學研究，2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