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審計的職責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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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問責主體不當。審計問責制應該是一套完整的責任體系， 而不僅僅局限于行政部門內部的上下級之間。從理論上講， 問責主體應該是人民群眾或者獨立第三方；從實施角度看， 問責主體應該包括行政主管部門、紀檢部門和司法部門等。而從目前情況來看， 在一些“官員問責”案件中，多是上級對下級的問責，要求下級主動辭職、引咎辭職或被開除公職。如果問責制僅僅是上級追究下級的責任，那么在需要承擔連帶責任的情況下，就很難保證問責結果的公正性。在現行審計體制下，國家審計機關作為政府的組成部門和問責主體，而審計對象又基本與其是平級單位，使得審計機關查出的問題處理手法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難以保證審計問責的力度和深度。
(二)客體權責不清。主要表現是政府公務員、工作人員職位分類制度不完善、不科學，權力和責任不對等，尤其是責任主體不明確， 責任歸屬不清晰。行政官員具體承擔什么責任，是領導責任、直接責任、間接責任、還是其他責任， 到現在也還是粗線條的。這給問責制的責任界定帶來極大的“模糊性”，也成為相關責任人開拓罪責的借口。
(三)問責范圍太窄。目前，問責范圍還僅僅局限在“貪污、行賄受賄和違規資金運用”層面，不曾涉及“瀆職、重大決策失誤、監督不力”等領域。也就是說， 問責面還非常窄，甚至于部分地方行政權力實際上處于無風險運行狀態，這就使得相當多的行政官員抱著“無過便是功”的心態，嚴重影響了受托責任的執行效率。從某種意義來講，從對執行環節的問責到對決策環節、監督環節的問責延伸，已經成為完善國家審計問責制的一個迫切需要。
（四）問責程序不規范。從2003 年下半年開始，長沙、南京、廣州等十幾個地方政府出臺了專門的行政問責的規章，如《行政問責制暫行辦法》、《行政過錯追究暫行辦法》等，但它們屬于地方性的政府規章，法律效力不高，問責程序也并未完全規范，使問責帶有太多的不確定性。
（五）問責依據缺乏剛性。目前，我國尚沒有一部全國統一的問責制法律，僅有一些追究責任的條款散見于各種相關的法規、規章和文件之中，但它不是關于問責制的單行法律。由于缺乏專門的法律依據，國家審計問責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嚴重不足。
二、政府審計問責制度的完善路徑
（一）審計問責主體的規范。國家審計問責主體是國家審計問責行為的實施者。也就是究竟應該由誰來履行“審計問責”這一權利？我們認為目前我國的審計問責主體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規范：
1、擴大問責主體。將審計問責的主體擴大到行政主管部門、紀檢部門、司法部門以及社會公眾，使其均可成為問責的主體，充分發揮審計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司法監督和新聞監督的綜合實力，將同體問責與異體問責相結合，形成問責的“合力”，推動問責制的科學、規范、高效運行。對于具體應該由誰問責，應該根據審計結果的嚴重程度區別對待，可以參照審計意見的類型和違規資金的比重來確定：以政府部門財政預算的執行情況為例，不嚴重的，交上級行政管理部門處理；不太嚴重的，交紀檢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共同處理；嚴重的，交司法部門處理。
2、充分發揮異體問責的作用。從廣義上看，問責制度包含法律、黨紀、行政等各方面的責任追究；從狹義上講，它也是連接黨紀政紀處分與組織調整之間的有效措施。因此，也只有紀檢監察機關和人大能夠擔負這樣的專門責任追究任務，綜合運用教育、預防、監督并重的手段，從而實現績效的最大化。
3、形成多元問責主體的協調互動。建立一個以“審計機關”為主要問責主體，由行政機關、權力機關問責(包括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擴展到輿論問責(包括以媒體為主體的全民問責)為輔助主體的多元問責主體的“大問責”，各個部分之間是協調的、互動的，形成一種多元、多層級的審計問責體系 ，審計機關處于問責體系的中心，審計機關對審計發現的問題，應向政府和人大報告，提出制定和完善有關政策法規、宏觀調控措施的建議；對違反國家規定的財務收支行為，可在法定職權范圍內做出審計決定或向有關主管機關提出處理、處罰意見；超出審計機關處理處罰權的，不嚴重的交上級主管部門處理；不太嚴重的，交紀檢部門和行政管理部門共同處理；對于重大問題，應由人大行使相關的調查權和任免權，觸犯法律的應移交司法部門。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沒有處理處罰權，主要是通過信息披露和制造輿論來引起相關權力部門的注意，促使問題的解決和公共意志的實現。從近幾年我國審計信息公開后引發的社會反響來看，輿論在推動政府干部問責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二）審計問責客體權責的界定。國家審計問責客體，是指國家審計問責應當指向的單位及個人，它是國家審計機關直接作用的對象。問責客體要解決“向誰問責”的問題，主要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1、相關責任人的確定。可以根據相關責任的不同，將問責的對象確定為直接責任人、間接責任人和連帶責任人。在確定相關責任人時，必須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1）明確各個負責人的分工。這是進行審計問責時區分相關責任的首要前提。現在許多地方黨政交叉任職情況十分普遍，分工不明確，職能不清晰，出了問題究竟誰負責，誰也說不清楚。因此，必須在明確政府官員分工的同時，公布黨委各負責人的具體分工，并接受與行政官員同樣的問責和追究。（2）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規定，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也就是說，如果集體的決定正確，只是某個委員執行錯誤，就可單“問”該委員的“責”。可是，如果集體的決定本身就是錯誤的，按照現有的規章就很難確定應該如何問責。至于行政機關，依據《憲法》和其它相關法律，實行的是首長負責制。可見，副職是否應該承擔責任以及承擔多大責任，也是亟需健全的機制之一。（3）不同層級官員之間的責任劃分。一個地方出現了該問責的事，那么這種責任應該波及到哪一個層級，應該有一個相對的劃分標準，這也是問責制體系亟需明確的一個基本標準。
2、相關責任人責任承擔的具體劃分。對于各責任人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可以頒布專門的《行政事故責任認定辦法》，詳細規定對于什么行政事件需要承擔責任以及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從而作為經濟責任鑒定中心的鑒定依據。不同的責任人(直接責任人、間接責任人和連帶責任人)所承擔的責任種類和大小也應該不同。對于責任大小，可以借鑒相關法律責任的分類，劃分為三大類：(1)行政責任，包括誡勉、通報批評、記過、記大過、、停職反省、勸其辭職、引咎辭職等；(2)民事責任，包括罰款、民事賠償等；(3)刑事責任，包括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等。由于違法的具體情況不同，適用不同檔次的處罰類型，有關內容可以參見《刑法》和其它規定。
（三）審計問責范圍的規范。國家審計問責的范圍可以確定為以下幾個方面：(1)效能低下，執行不力，包括無正當理由未完成工作任務以及不履行或者未認真履行職責的；(2)責任意識淡薄，包括拖延、推諉、瞞報、虛報、遲報重大突發事件等；(3)違反法定程序，盲目決策，包括隨意安排使用財政資金或造成國有資產浪費或資產流失的，以及重大建設項目發生嚴重質量問題等；(4)不依法行政或治政不嚴、監督不力，包括機關效率低下、服務質量差、工作態度生硬等；(5)在商務活動中損害政府形象或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包括在招商引資活動中不講誠信，在政府采購中不進行招標或不按規定招標等；(6)貪污、挪用公款；(7)行賄、受賄；(8)縱容或者包庇下屬違法、違紀行為。
（四）審計問責程序的規范。問責程序即采取何種方法和步驟向政府問責。要完善政府審計問責制，關鍵是要建立起一整套統一實施、規范明確、便于操作的問責程序，以提高問責的效能。具體實施上應包括以下方面：（1）問責的啟動。審計機關首先行使檢查權，針對審計發現的問題展開問責，或者移交給行政主管部門、司法部門或人大實施問責。問責主體只能對由其任免或管轄的問責對象啟動問責，不能超出職權啟動問責。（2）對問責對象的調查。問責主體在問責啟動后，可以依據法定職權和程序對問責對象的問責事項開展調查，調查過程中要充分聽取問責對象的陳述和申辯，調查結束后應將調查結論書面告知問責對象本人和所在單位。（3）對問責對象的處理。問責主體應在合理的期限內，根據調查結果，對有可問責情形的，根據不同情況實施不同的問責方式，并告知對方復核復議申請權及期限。（4）問責決定的復核復議。問責對象不服問責決定并在規定時間內提請復核復議的，問責主體應自己或責令原調查機關或另行指令調查機關進行復核復查，在合理時間內做出復核復議決定。
（五）審計問責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當前，將審計問責行為用法律規范起來，這是減少審計問責隨意性的重要手段，是進一步完善審計問責制度的當務之急。審計問責制的立法內容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部分：（1）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對現行《刑法》、《民法》、《預算法》以及《審計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一節予以修正， 加強對該人員群體的法律約束力度， 使其對法律有一種必要的敬畏感， 在衡量自己的利益得失時加大其違法犯罪的利益成本。這是建立和完善國家審計問責制度的必要條件。（2）建立健全各項配套制度。單一的法律法規還遠遠不夠，還需要進一步制定相應的配套制度、實施辦法和責任認定辦法，從法律上保障和構建我國國家審計問責機制。
第2篇
國家審計參與國家治理，已有的研究，對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的關系，國家審計所能發揮的作用進行了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但在發揮作用的具體方式，特別是從地方審計機關的角度來探索國家審計服務于國家治理的實現路徑方面的文獻相對較少，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一、審計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理論分析
國家審計產生于公共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美國審計總署認為，公共受托經濟責任是指受托管理并有權使用公共資源的政府和機構向公眾說明他們的全部活動情況的義務，受托經濟責任要求政府向公民回答，以證實公共資源的取得及其使用目的是正當的。
新產權理論認為，國家治理就是處理不完全契約下契約規定外的剩余權力的分配問題。為解決不完全契約中的問題，契約要求設立專門的監督部門（治理機制）。由此可見，國家審計本身是國家契約中設立的一種較為成熟的治理機制，是國家治理的組成部分，其根本目標在于保證和促進政府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全面有效履行。
國家審計的產生和發展源于國家治理，國家治理的需求決定了國家審計的產生，國家治理的目標決定了國家審計的方向。國家審計通過發揮“免疫系統”之預防、揭示和抵御的功能，對掌管國家公共資源、公共權力的機構機關、責任人及其權力行使情況進行監督，從而推動實現國家良好治理。
二、地方審計機關實現服務國家治理的路徑（以萬州為例）
（一）實現路徑——堅持從國家有效治理的角度安排審計工作
從國家治理角度來看，國家審計的主要目標是為國家治理服務，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基于這一認識，近年以來，我們提出萬州審計工作要圍繞有效國家治理這一目標，考慮國家治理對審計需求與審計機關的供給相匹配，體現量力而行的原則，科學合理制定全年審計項目計劃。從審計工作計劃開始，選擇好審計項目，在組織實施過程中緊緊圍繞有效國家治理的要求去做工作，了解和把握真實情況，提出建設性的審計意見。真正做到審計工作貼近經濟發展的實際，立足于促進國家的有效治理，堅持把是否有利于國家治理的要求作為審計評價標準，并以此衡量財經工作中的一些是非，作出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審計評價。這些思路，順應了萬州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符合發展大局，得到了區領導的肯定和認可。
（二）主要內容——關注經濟運行安全、關注投資領域、關注重點民生項目和關注經濟責任
近年來，萬州審計立足以項目審計為抓手，進一步突出重點，實施“五圍繞、五加大”的工作思路，著力有效發揮審計服務國家治理作用。
1.圍繞服務大局，加大對宏觀經濟政策執行情況的跟蹤審計。近年來，切實加強對農村義務教育、扶貧開發、農業綜合開發、糧食直補、家電下鄉、土地出讓、基本藥物制度執行、移民安置還房補償、微企扶持、地票等強農惠民政策的執行情況開展了審計或審計調查。針對審計發現的問題，注重從制度、機制層面分析成因，提出審計意見和建議，上報高質量、有價值的審計信息，撰寫調研文章，將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有效結合，充分發揮審計工作的建設性作用。推進了國家惠農政策的落實，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2.圍繞促進公共財政資金規范高效運用，加大財政預算執行審計。在構建財政審計大格局上，按照統籌安排、切塊審計、綜合匯總的思路，把預算執行審計與其他專業專項審計有機結合起來，以計劃為載體整合審計內容，以方案為載體整合審計力量，以報告為載體整合審計成果，逐步實現了對預算資金、預算執行過程、預算執行單位審計的全覆蓋。通過多年的預算執行審計，特別是通過重點關注預算分配的公平性與合理性，防范暗箱操作、權利尋租等行為，有力地促進了地方政府依法理財，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各項財政管理規章制度。如在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方面，促使黨委、政府出臺了《關于加強鎮鄉街道政府性債務管控工作的通知》、《鎮鄉街道政府性債務化解實施方案》等相關規章制度，為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促進建立規范的地方舉債融資機制、有效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保證財政資金的安全完整起到了積極作用。
3.圍繞結構調優和提高資金效益，加大政府投資審計。為保障投資安全，提高投資績效，節約建設資金，促進規范建設市場秩序。堅持“工程、管理、財務、質量、效益“五審”并舉，推進決算審計廣覆蓋，重點對政府投資300萬元以上重大項目開展審計監督，并對城市重點項目實施了跟蹤審計。通過多年的探索，相繼助推萬州區政府出臺了《國家建設項目審計監督實施辦法》和《投資項目預（概）算財政評審制度》等，進一步明確了投資審計的職責、權限、審計內容、審計范圍和審計程序，同時配套完善了投資審計的具體操作程序、流程控制和質量監督體系，進一步解決了審計行政監督與司法訴訟的關系。投資審計工作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軌道。
4.圍繞改善民生，加大民生專項資金審計。堅持以構建和諧社會為目標，以保障群體根本利益為落腳點，廣泛開展了對民生專項資金的審計或審計調查。重點加強對五項社保、新農合、教育、醫療、衛生、住房、長江中上游水土保持項目和森林工程等專項資金的審計監督。在教育收費、醫療收費等人民群眾最為關注的焦點方面，嚴肅查處各種損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問題，促進《萬州區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辦法》等制度的出臺，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有力地推進了和諧社會建設。
5.圍繞推進依法行政、依法履責，加大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為充分發揮經濟責任審計在促進依法行政、規范領導行為、促進加強管理、服務廉政建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經濟責任審計嚴格執行離任必審、任職五年以上必審、機構合并撤銷必審、領導交辦必審的“四必審”制度，使之成為對權力運行進行強監督、硬約束的重要手段。同時向任中審計延伸，通過與預算執行審計和其他專業專項審計有機結合，前置監督關口，及早發現問題，及時督促整改，把各類違規違紀問題消除在萌芽狀態。經濟責任審計的開展，既教育了干部，又將政府和官員的權力約束在人民的授權范圍之內，并將政府和官員履行受托責任的程度和水平公開披露，接受人民的監督，促進權力與責任匹配，發揮了規范、制約和監督的作用。
三、發揮審計作用的保障措施
（一）推動多部門合作機制建設。國家審計是整個國家治理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促進國家治理實現“善治”的過程中，國家審計必須與政府的其他部門、司法部門等有機緊密合作，尊重并注重發揮相關部門的積極性，使其認可并主動參與到合作體系中，才能將審計成果最大化的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成果。
（二）推動部門聯網信息資源系統建設，形成部門信息聯網共享環境下的國家治理新機制。近年來，審計機關高度重視信息技術運用工作，大力實施了“金審”工程，在信息技術的推廣和應用方面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目前所作的工作主要還是局限在審計機關內部，對外部數據資源的利用尚在起步階段，急需加以大力推進。由于部門之間無法進行數據聯網共享，造成審計成本非常高，寶貴的審計時間被大量耗費在外調及部門協調之中。因此，在信息化條件下推進國家治理，必須有信息化的系統、講信息化的思維、用信息化的手段，形成部門信息聯網共享環境下的國家治理新機制。
第3篇
審計從本質而言屬于國家依法用權力監督制約權力的行為，國家審計屬于國家治理一種重要的手段，對于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1]。隨著國家治理理念的發展和轉變，國家審計的職能正逐漸發生轉變和調整。
1.國家審計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基于系統論的理論框架
1.1審計定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家審計屬于一種監督制度，審計定位可將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視為審計重點，審計定位可分析嚴重的機會主義的原因，審計定位可優化激勵、約束機制，從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1.2審計業務類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審計業務類型可促進公共政策評估，審計業務類型可促進公共制度審計，審計業務類型可促進領導干部責任審計，從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
1.3審計重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審計重點存在兩方面特點，一方面為機會主義行為較為嚴重，一方面為此類項目的實施對于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1.4審計整改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審計決定經得以有效實施，威懾機會主義行為，進一步抑制機會主義行為；審計建議屬于對激勵、約束機制不足予以改善的建議，審計建議經得以有效采納，全面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2]。
1.5問責機制構建與國家審計權限。審計只屬于問責機制的一部分構成內容，問責機制還囊括了審計內容以外的相關要素，構建問責機制屬于委托人的特有權力。在構建問責機制過程中，倘若賦予審計過多的權力，那么審計權限將很大，倘若賦予審計偏少的權力，那么問責機制中設計可能僅僅為一個問責信息的保障內容。完善的審計結果披露機制能夠強化政府信息透明度，構建政府問責機制能夠增強國家審計治理屬性功能，借助國際審計治理屬性功能可規范公共政策評估體系，科學合理的對激勵、約束機制深化國家審計權限，以促進政府預算改革，形成審計質量控制體現有效確保國家審計治理屬性功能。
2.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層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的原因
2.1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層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的原因
2.1.1審計環境缺陷。審計環境屬于審計不可或缺的發展、生存先決條件，屬于制約審計活動實現其自身職能的重要基礎。審計工作各方面內容均面臨政治、經濟、文化及法律等環境的左右，然而當前我國該部分環境內容尚處于改革階段，政府職能仍舊不十分明確，越位、不規范及錯位等狀況屢屢出現。一系列法律法規均存在不規范、不合理的地方，依法治國的法律法規系統及制度還不夠成熟，執法難度大、執法不嚴謹、執法不公正等問題亟待解決。市場行業配置資源體系內容還不夠完備，陳舊的思想、思維及觀念等仍舊沒有得到很好的更替。這些因素，均很大程度上使得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層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2.1.2后期整改不重視。問責機制雖然有設立，當時存在相對籠統，不具備細化可操作性等問題，問責機制不到位，審計人員存在玩忽職守、濫用職權、怠誤工作等情形，使得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層面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
2.1.3控制論。審計“控制論”該理念在很大一部分審計人員內心扎根，在工作實踐定地引領著審計目標、思路以及內容等的設計，而未能夠自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中的“免疫系統”這一層面來理解審計的實質含義，無法結合該新科學審計理念開展審計工作[3]。
3.基于國家治理的國家審計職能實現與建議
3.1優化國家審計體制。國家審計肩負著眾多責任，國家治理的內容與目標對國家審計責任的重點與發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優化國家審計體質使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發揮實質意義，唯有如此，國家審計在開展期間找出的問題及弊端方可被重視、被消除，而不是單單走過場而蒙混過關。優化國家審計體制，不是單方面的改變國家審計信息披露方式，而是把審計意見與權限監督、權限評價及權限制衡等進行有機融合，從而有效促進政府制衡、國家治理方式得以全面改善[4]。
3.2強化國家審計整改。各級審計部門應當結合審計署職能不受影響地對所在地區域內的政府部門管轄的單位展開審計。就面臨問題相對多，情節相對嚴重的接受審計單位，倘若所在地審計部門能力不足，國家審計部門可實行“上審下”；倘若所在地審計部門能力較強，國家審計部門可實行“同級審”。如此，一方面能夠改善審計質量、效率、效果，一方面能夠促進審計更加獨立，從而充分、系統、客觀地生成審計結果報告，切實發揮國家審計職能，達到國家審計的目的。
3.3實現國家審計提前介入。實現國家審計提前介入，規范國家政府會計系統，一方面能夠形成政府部門受人民權力制約國家全面資源配置及社會內容等相關狀況，一方面能夠呈現政府受委托責任履行成效效率等，從而給予國家審計有利的審計依據。
3.4改革國家審計工作模式。伴隨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法制體系變得越來越成熟，國家審計模式整改的最終目的是將政府治理為導向的立法型審計模式代替行政型審計模式，轉變現階段政府審計內強烈的監督氛圍，全面祛除行政行為的束縛，行為實質意義上的外部監督，于客觀上確保國家審計工作推行獨立性，構筑有著中國社會主義特點的立法型審計模式。
3.5加強問責機制。有責任心的政府總是善治所期許的，也同樣是政治機制所期許的，自某種意義上而言即確定政府與群眾相互間關系，也就是借助相應的制度來引導政府法規政策、行為，以確保群眾利益得到保護。問責機制屬于實現構建責任政府的不可或缺內容，亦是重要方式渠道。問責機制常規構造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清晰確認責任目標、資源部署；一方面是獲得責任目標運行以及資源運用相關信息；還有一方面是對責任目標實現水平及資源運用情況進行評價，并結合評價結果制定相應的獎勵、處罰方案。國家治理為了達到善治，就務必要加強問責機制，構建完善責任政府、政府問責制，充分體現國家審計重要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