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風險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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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財政風險是指中央及地方財政在運行過程中，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特別是一些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財政的正常支出發生困難而導致政府難以正常運轉、地方經濟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社會穩定受到破壞的可能性。財政風險具有誘發空間廣、傳導性快、隱蔽性強、危害性大等特點。HanaPolackovaBrixi（1998）用財政風險矩陣分析了財政風險的類別，認為政府面臨著四種財政風險：顯性的、隱性的、直接的和或有的財政風險。每一種風險從廣義上都可以定義為負債，同時，將地方政府負債分為四種類型，即：直接顯性負債、直接隱性負債、或有顯性負債和或有隱性負債。按照傳統的財政預算方式，只有直接顯性負債是直接、即時地被納入到地方財政預算中去的，而后三種類型的負債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隱蔽性。相對于僅從赤字率、負債率等直接顯性負債指標來判斷地方財政風險，財政風險矩陣有利于更全面地認識政府財政的負債及財政風險狀況。或有債務的內涵或有債務（contingentdebt），是有別于直接負債的另一負債類型。對債務主體（負債人）來說，直接債務屬于任何情況下都要發生、不可推卸的債務；或有債務則是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可能多發生、也可能少發生的債務，往往表現為由某一或某些事件、因素觸發而形成的支付要求。或有債務相當大的一部分屬于隱性債務。
與通過法律或合同確定的顯性債務不同，隱性債務是指由于產生債務的原因暫時難以明了、或出于某些考慮被有意“視而不見”，處理成非直接、非公開形式的債務。隱性的或有負債，大都是基于政府道義責任、公眾期望和政治壓力而產生的，雖不是明確的法律意義上的債務，但通常不能不由政府及財政來“兜底”。在一定的條件下，隱性債務會顯性化，其中的或有債務，會或多或少地演化為必然、直接的債務。對表1中的隱和或有負債項目進行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我國政府主要的或有和隱性債務都是源于政府的擔保，并且大部分是隱性擔保，如政府對國有商業銀行、國有政策性銀行、資產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機構、國有企業、社保基金等提供的擔保。與顯性擔保不同，隱性擔保是一種沒有明確完整的擔保合同作為依托、沒有嚴格法律約束力的擔保形式。或有債務引發財政風險的機理在經濟轉型期內我國形成了一個以中央政府為核心的完整的政府隱性擔保體系。這個體系包括四個層次：一是中央政府對國有經濟部門（包括國有銀行、國有資產管理公司、中央銀行、政策性銀行、包括國有糧棉流通企業在內的國有企業及其他國有附屬機構）的隱性擔保；二是中央政府對資本市場的隱性擔保；三是中央政府的社會養老金隱性擔保；四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的隱性擔保。在對國有銀行、國有企業等提供隱性擔保時，政府沒有負債；但是，如果債務人發生違約，政府將有義務償還債務，此時，隱性和或有負債將成為政府的實際負債。
因此，判斷財政風險，不能僅僅停留在赤字率、負債率這樣幾個顯性指標上，還需要關注由我國龐大的政府擔保（主要是隱性擔保）體系所引發的政府或有及隱性債務。在隱性擔保的框架下，政府可以用最小的顯性財政成本平穩地推進漸進改革的進程。因此在短期條件下，隱性擔保似乎是一種“性價比”很高的政府補償手段。這就往往會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使政策制定者忽略政府擔保的另外一面：政府擔保所導致的負債問題。“過去，不管是公眾還是政治家都有一種錯誤的信念，認為貸款擔保對政府的成本是零，除非最后發生了嚴重的‘短缺量’”（MertonandBodie，1992）。而實際上，受保主體把信用風險部分或全部地轉嫁給擔保者，受保主體違約時，提供擔保的政府將不得不承擔轉嫁來的債務，隱性債務會顯性化，而或有債務也會變成直接、必然的債務。事實上，隱性擔保的廣泛實施已經使得我國政府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隱性和或有負債。馬拴友（2001）在國內首先運用財政風險矩陣對我國公共部門的債務進行了估算，指出“我國政府總債務占GDP比重已相當高，單國內債務負擔率1999年合計已達72.4%，財政的潛在風險已經很大”。而劉尚希、趙全厚（2002）的估計是2000年我國政府總債務規模占到當年GDP的130.6%，其中或有債務占GDP的比重為65.6%。前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高級經濟學家PieterBottelie（r2001a）從三個層面對中國中央政府2000年的總負債規模進行了估算：第一層面為中央政府的顯性債務和債務擔保，占GDP的43%-44%；第二個層面是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或有債務，占GDP的37%-44%；第三個層面是還沒有納入到個人養老基金賬戶的國家養老金隱性債務，占GDP的45%-95%，國家總負債規模為125%-183%（這里還沒有包括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債務）。標準普爾公司2001年公布的2000年底68個國家政府在金融部門中的或有負債狀況則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為評價中國或有負債的規模提供了非常好的佐證。
標準普爾估計的2000年中國政府在金融領域中的或有負債為當年GDP的43%-86%，在68個的國家中是最高的。政府或有債務和隱性債務的大量積累也就是政府財政風險的大量積累。“由于體制的漸進式推進，各種經濟關系中的風險可以無限外推，并最終向財政轉移，財政風險同社會各種風險構成強的相關性，各種風險潛存于制度變革之中，為了推進漸進式改革，往往人為限制風險的暴露。結果將導致制度變遷的壓抑性和風險、危機的突發性。”（傅志華，2002）從長遠的眼光看，隱性擔保將會導致更高的財政風險，這主要是因為隱性擔保合同會扭曲受保主體的激勵結構，引致嚴重的道德風險，從而加大隱性擔保的最終財政成本。隱性擔保并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合同，作為擔保者的政府和受保主體之間的委托—關系是模糊和殘缺的。在政府與受保主體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不但無從了解受保主體的努力程度和風險傾向，更難以設計出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來約束其行為。
于是，受保主體的敗德行為便成為其理性的選擇，比如國有銀行的經理人員混淆政策性損失和商業性損失的界限，把經營不善導致的資產損失也納入政府隱性擔保的框架；國有糧食流通企業利用國家對“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的擔保，故意壓低糧食收購價格（低于保護價），這就不僅把政策性收購的風險全部轉移給政府財政，還從政府手中套取了一塊額外的收益；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會隱瞞貸款項目信息，改變資金用途，把本來用于企業技術改造、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的政府擔保的銀行貸款挪作他用，有些貸款甚至被企業轉貸或用于管理人員的職務消費等等。這種惡意的風險轉嫁將引起政府財政風險的進一步提高本。結論及政策建議某些地方政府將本應在預算內進行的大量補償性財政活動轉移到預算外，以隱性擔保這種“準財政活動”部分地替代政府預算內的財政活動，從而緩解了政府當前的財政壓力，改善了政府的收支平衡表，表現出了較低的赤字水平和顯性負債水平。短期內，政府所采用的這種策略在充分保障國有經濟部門順利融資的前提下做到了財政顯性成本的最小化，這對于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平穩推進經濟轉型都具有重大意義。但這種策略的實施也使得政府在漸進轉型的后期面臨越來越大的財政支付壓力。為了償付隱性擔保所形成的國有經濟部門中的巨額或有債務，政府將為此付出沉重的財政代價。超級秘書網
同時由于隱性擔保缺乏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受保主體激勵結構的扭曲必然導致道德風險的蔓延和政府財政成本的增加，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我國的財政風險。要想繼續發揮政府擔保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監控和化解政府擔保可能導致的財政風險，必須進行財政創新并對傳統的政府隱性擔保機制進行徹底改造：首先，必須改善擔保激勵約束機制，逐步實現隱性擔保顯性化。目前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加快構建覆蓋各種類型金融機構的存款保險體系；在各級政府介入的擔保活動中，必須有要件完整、條文明確的具備法律效力的合同作為擔保的基礎，合同應當明確風險分擔的機制、受保主體的義務和責任、發生損失后的補救措施等內容，最大限度地做到激勵兼容；逐步相機減少擔保范圍，當政府在負外部性威脅和社會預期的壓力下不得不對顯性擔保框架之外的經濟主體進行擔保“補償”時，應堅持審慎原則，補償之前要向社會公眾闡明政府救助的必要性、原則、范圍和方式，補償過程中要明確政府與利益相關主體的責任與權利，以期將道德風險遏制在最小的范圍內。其次，盡快實現預算體制由收付實現制向權責發生制轉變、建立財政資產負債管理體系。
以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財政收支管理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出政府的風險狀況，而在以權責發生為基礎的財政資產負債管理制度下，隱性和或有債務被納入管理范圍，政府必須從自身所擁有財政資源總量的角度去權衡承擔所有債務的最優數量，必須對從事的任何一項導致隱性和或有負債產生的活動負責并作出解釋說明，這就在源頭上有利于財政風險的預測、監督和控制。最后，政府還可以在事后（擔保關系正式確立之后），以市場為導向，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大量應用市場化的手段（如利用金融工具對沖風險，進入國內、國際的保險市場和再保險市場分攤風險）和機制（如建立風險儲備機制）降低和轉嫁財政風險。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政府這種利用市場化的手段規避和轉嫁自身風險的行為不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完全具備可操作性的。
參考文獻：
第2篇
關鍵詞：債務融資；風險；財務杠桿；風險規避
1負債籌資概述
1、1負債籌資風險的概念
負債籌資風險是指由于資金供需市場、宏觀環境的變化，以及期限結構等因素的影響給企業財務成果帶來的不確定性。它一般表現為企業所有者權益下降，喪失償債能力、發生財務困難甚至面臨破產的風險。
1、2負債籌資的財務效應分析
1、2、1負債融資的正面效應分析
（1）利息抵稅效應。
企業負債應按期支付利息，根據會計制度的有關規定，負債的利息費用計入財務費用，可在企業稅前成本中抵扣，從而使企業能少交所得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實際的籌資成本，使企業獲得潛在的收益。節稅額的計算公式為：節稅額＝利息費用×所得稅率。由此可見，只要有債務資本，便可產生節稅效應，且利息費用越高，節稅額越大。
（2）財務杠桿效應。
在企業資本規模一定的情況下，從息稅前利潤中支付相對固定的債務利息，當息稅前利潤增加時，那么每一元息稅前利潤所負擔的債務利息就會相應降低，導致股權資本的利潤則會相應增加，從而給投資者帶來額外的收益。用定量描述為：權益資本凈利潤＝[總資產報酬率+（總資產報酬率一負債利率）×負債資本／權益資本]×（1－所得稅率），當資產報酬率大于負債利率時，適當借入資金。就可以提高權益資本凈利率。
（3）負債經營可減少貨幣貶值的損失。
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利用舉債進行的擴大再生產比企業自身積累的資本進行的擴大再生產更有利。在通貨膨脹期間，貨幣不斷貶值，到償還日使債務人償還資金的實際價值比在通貨膨脹之前要小，原有負債額的實際購買力下降，將貨幣貶值的風險轉嫁到債權人的身上，減少了由于通貨膨脹造成的損失。
（4）債務融資可以降低資金成本。
企業借入資金，需要按期償還本息。由于利息是在成本中列支的，可以稅前扣除的，它有沖減稅金的作用，能帶來稅盾收益，而股權融資中，政府要對股東個人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收入以及企業法人雙重征稅。因此，一般來說，債務的資本成本要低于權益資本成本，從而有利于降低綜合資金成本。
1、2、2負債融資的負面效應分析
（1）負債籌資經營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
企業進行負債經營的話，必須保證其投資要大于資金成本，否則，將出現收不抵支的現象。在負債數額不變的情況下，虧損的越多，用企業資產償還債務的能力就越低，財務風險就越大。債務融資到期必須還本付息，一旦企業無法到期償還債務，企業就可能出現債務危機，甚至被迫破產倒閉。
（2）過度的負債削弱了企業的再籌資能力。
企業過度負債，導致其債務負擔過重。企業債務到期時。若不能定期足額地還本付息，將影響到企業的信譽，再籌資能力也就降低了。
（3）負債籌資經營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影響資金周轉。
企業負債經營必定需要按期支付利息，這樣一方面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另一方面如果籌集的資金還款較為集中，短期內要求企業籌集大量的資金進行還債，就會影響企業資金的周轉和使用。
2企業負債籌資風險的成因
2、1負債籌資風險的內因分析
2、1、1負債規模
籌資規模取決于企業未來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借入資金與自有資金的比例，與企業的財務利益與風險有著密切的關系。當投資利潤率高于利息率時，企業擴大負債規模，適當提高借入資金與自有資金之間的比率，就會增加企業的權益資本收益率；在投資利潤率低于利息率時，企業負債越多，借入資金與自有資金比例越高，企業權益資本收益率越低，企業會發生虧損甚至破產。
2、1、2負債利率
從貸款企業的角度看，負債利率是其負債融資所付出的代價。在負債額既定的情況下，負債利息與負債利率成正比，負債的利率越高，企業所要負擔的利息費用就越多，從而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同時，負債利率越高，財務杠桿系數越大，對股東收益的變動幅度也有很大的影響。
2、1、3債務的期限結構
企業債務融資中短期債務與長期債務的融資成本不同，一般長期債務的利息會高于短期債務的利息。長期債務回收期比短期債務長，若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以及復利計息，則企業必須以較高的利息率，否則資金所有者不會將資金出借給企業。另外，長期負債的收益因使用期限長具有不可預期性和不穩定性，而且企業從長期看也要經歷市場風險，各種意外都有可能導致企業不能如期還本付息。
2、2負債籌資風險的外因分析
2、2、1預期現金流入量與資產流動性
現金流入量反映的是企業現實的償債能力。如果企業投資決策失誤或信用政策過寬，不能及時支付到期的利息，企業就會面臨支付性籌資風險。資產的流動性反映的是潛在償債能力。當企業資產的整體流動性較強，變現能力強的資產較多時，就能及時支付到期的債務，其財務風險就較小；反之，當企業資產的整體流動性較弱，變現能力弱的資產較多時，企業就可能要面臨及時償還債務的壓力，其財務風險就較大。
2、2、2金融環境的影響
金融市場是資金融通的場所，企業負債經營要受金融市場的影響。當企業主要采取短期貸款方式融資時，如遇到金融緊縮，銀根抽緊，負債利息率大幅度上升，就會引起利息費用劇增，利潤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業由于無法支付高漲的利息費用而破產清算。另外，金融市場利率、匯率的變動，都是企業籌資風險的誘導因素。
2、2、3經營風險
企業供、產、銷等各種經營活動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都會給企業收益帶來影響，因而經營風險是普遍存在的。產生經營風險的因素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如運輸方式改變、價格變動等會造成供應方面的風險；產品質量不合格、設備事故會造成生產方面的風險；消費者愛好發生變化、銷售決策失誤會帶來銷售方面的風險。所有這些經營方面的不確定性，都會引起企業的利潤或利潤率的變化，從而導致經營風險。
3負債籌資風險的防范措施
3、1樹立正確的風險觀念、建立風險防御機制
企業在生產經營的過程中，受到自身因素和外部環境的影響，導致實際結果與預期結果出現偏離的情況是難以避免的。如果企業在遭遇風險時，毫無準備、缺少對策、一籌莫展，必然會導致失敗，所以企業應樹立正確的風險觀念，做到未雨綢繆，有備無患，預防可能發生的風險，并且有效的應對風險。處于市場下的企業，應建立一套完善的風險預防機制和財務信息網絡，制定適合企業具體情況的風險規避方案，通過合理的籌資結構來分散風險，將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注入企業，避免由于決策失誤而導致的籌資風險，把風險最小化。
3、2合理安排資本結構
最佳資本結構是指加權資金成本最低、企業價值最大的資本結構，企業根據經營規模所擬定的資金需要量可以用多種籌資方式進行籌資，在資金總額既定的條件下，各種籌資方式不同的資金額就構成了不同的資本結構方案。分別計算各籌資方案的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然后對其進行比較，選擇其最低的籌資方案。而每股盈余分析法是根據各種籌資方式下的每股盈余的比較來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一種方法，它是利用每股盈余無差別點進行決策。所謂的每股盈余無差別點，是指能使兩個籌資方案相等的銷售水平，即當銷售水平無差別時，無論是采用債務籌資還是采用籌資都具有相同的效益。當預計銷售額超過每股盈余無差別點時，由于財務杠桿是正數，采用債務籌資下的每股盈余必定會高于籌資下的每股盈余，此時增加債務籌資則可優化資本結構。
3、3加強財務預算管理，選擇適當的籌資方式、期限、利率
企業應強化預算方面制度的建設。在保持合理負債比率的前提下，根據生產經營和基本投資需求來確定資金需求總量，合理安排自有資金和借入資金的比率。企業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考慮各種籌資方式所能籌集到資金的數量、期限、成本以及所需辦理手續的繁簡程度等因素。掌握好籌資時間，使得籌資時間和資金的運用以及轉化緊密銜接，努力降低資金的占用額，縮短生產周期，降低應收賬款的回收期，使企業在充分考慮到影響負債各項因素的基礎上。謹慎負債。針對由利率變動帶來的籌資風險，應認真研究資金市場的供求情況根據利率走勢，把握其發展趨勢，并以此做出相應的籌資安排。在利率處于高水平時期，盡量少籌資或只籌資急需的短期資金。在利率處于由高向低過度時期，也應盡量少籌資，不得不籌集的資金，應采用浮動率的計息方式。
3、4利用財務杠桿原理，降低風險
財務杠桿是把“雙刃劍”，它既能對企業有著積極的作用，也能產生消極的影響。在企業預測投資報酬率大于債務利息率的前提下，無論企業息稅前利潤多少，債務利息都是固定的，當息稅前利潤增加時，在債務利息不變的條件下，息稅前利潤越大，財務杠桿系數越小，財務風險也就越小。相反，息稅前利潤越小，財務杠桿系數越大，財務風險也就越大。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增加息稅前利潤和合理安排負債比率，使財務杠桿利益大于財務風險的不利影響，從而使普通股每股盈余逐步增長。另外財務杠桿可以與營業杠桿配合使用來降低風險，經營杠桿是通過銷售額的變動來影響息稅前利潤的，而財務杠桿是通過息稅前利潤變動來影響普通股每股盈余的。因此，企業在籌資決策中，通過合理使用經營杠桿和財務杠桿來達到提高每股盈余的目標。對于營業杠桿系數較高的公司可以使用較低的財務杠桿，而對于營業杠桿較低的公司則可以使用較高的財務杠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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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胄顏，論財務風險的成因及其對策[J]，會計研究，2006，（8）
[3]李志偉，企業籌資方式的選擇[J]，企業活力，2005，（10）
第3篇
一、財政債務風險的實證分析
針對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緩慢，通貨持續緊縮的經濟態勢，從1998年起，我國實行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內需的不足，拉動了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長，有效地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局面。與此同時，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我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2001年中央財政赤字達到2598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15608億元，占GDP的比重為16.3%。雖然財政赤字率和國債負擔率都在所謂的安全警戒線以內，但我國財政基礎相對脆弱（兩個比重低），潛在財政債務風險很大，特別是我國財政債務風險有其特殊性，因此，不僅需要從數量關系上，更要從本質特征上把握財政債務風險問題。
1、國債發行額與財政赤字額的互動
財政赤字既可能是由被動發生收不抵支現象引起的，也可能是政府為刺激總需求而主動采用的一種積極財政政策。1997年以前，我國財政赤字主要是收入增長緩慢而支出膨脹引起的，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后，財政赤字的彌補，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用歷年的財政盈余；二是以貨幣融資形式向中央銀行借款；三是以債務融資形式向社會發行國債。我國1986年以來政府財政全為赤字，《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現已明確規定財政不允許向銀行透支。因此，財政赤字只能靠債務融資來彌補。從財政赤字與國債發行額的關系來看，赤字是原發性的，債務是由赤字派生的，二者在數量上具有正相關性，財政赤字高的年份，國債發行額也較高，近年來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見表1）。但是，現在存在的問題是債務發生并不純粹是被動發生的，債務額與赤字額具有相互推動的發展趨勢。其中一個原因是由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需要，把增發國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操作工具，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其資金回報率較低，隨著國債規模的擴張，還本付息額也迅速增加，國債規模的迅速擴張反過來推動財政赤字的急劇攀升，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當中，如1997年國債發行額為2412.03億元，同年的還本信息額為1820.40億元，還本付息額占發行額的75.47%，在財政收入不可能有較大增長的情況下，中央財政的償債成本和償債風險都相應增加。
2、低債務負擔率與高債務依存度并存
國債負擔率（國債余額／當年GDP）反映了負債規模與一國嘗債總體經濟實力的對比關系，這一指標對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實際意義，經濟發達國家的債務是建立在雄厚的財政經濟基礎上的，整個國家對債務的承載能力較強，其國債負擔率可以高些，如《馬約》規定歐盟成員國這一指標上限為60%，而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較差，其債務負擔率也應較低，一般國家應不超過45%。我國的國債負擔率一直低于17%，2001年也僅為16.3%，遠低于國際警戒線。但是從動態分析，我國國債負擔率近年來增長很快，由1990年的4.5%，迅速提高到2001年的16.3%。
從財政對國債的依賴程度和財政承載債務的能力上看，則需要考察國債依存度和償債率兩個指標。由于我國國債的發行和償還都是由中央政府操作的，在分稅制條件下，真正能衡量國債所蘊涵的財政風險的應為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和償債率，所以研究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和償債率也更有實際意義。
中央財政的債務依存度是指當年國債發行額與中央財政支出（包括國債還本付息額）的比重，它反映了中央財政支出對國債的依賴程度。債務依存度過高，表明財政支出過度依賴于債務收入，財政處于相對脆弱的狀態，因為國債畢竟是一種有償收入，高依存度對財政的未來發展形成潛在的威脅。國際上公認的控制線為25%-30%，而我國的財政依存度表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從1994年開始超出國際警戒線，1999年高達62.49%（見表1），是國際警戒線的兩倍多，也是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的3-10倍。顯然，中央財政支出有60%的資金來源于國債收入，財政風險較大。
表1財政收支與國債有關指標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
反映中央財政償還債務能力的指標是償債率，即當年國債還本付息額與中央財政收入的比重，這一指標越高，說明中央財政的還本付息壓力越大，償還能力越弱，國債的承受能力越差。從國際經驗來看，償債率的安全線為8%-10%，警戒線為22%，1990年我國中央政府的償債率為11.43%，1998年迅速攀升為45.91%，是國際警戒線的兩倍多，近兩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國際警戒線（見表1）。考慮到我國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的潛力不大，加之國債發行期限多為中期，還本付息相對集中，國債的償還困難還是較大的。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國民經濟總體應債能力相對較強，而財政本身特別是中央財政對國債的承載能力有限，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過低，既壓縮了國債繼續增加發行的合理空間，也說明潛藏著財政債務風險。
3、國債籌資成本硬約束與投資收益隱性化
國債籌資是有代價的，到期償還本金是不言而喻的，同時還要支付國債利息。國債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借貸形式，其發行主體是政府，在所有的本幣市場參與者中信譽最高，信用風險最小，流通性能好，變現能力強。正因為國債具有這些特征，西方國家一般都以國債收益率作為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從投資者角度來看，投資是國家政權擔保的此種金融產品最安全，風險幾乎為零。因此，國債利率通常低于銀行同期存款利率。我國的情況與此正好相反，由于缺乏科學的債券定價方法和基準利率形成機制，債券發行定價反而比照銀行儲蓄存款利率，國債利率比同期存款利率高出1-3個百分點（見表2）。
表21990-1996年銀行儲蓄利率與國債利率表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袁東：《中國證券市場論》，東方出版社，1997年，250頁。
近年來雖然二者利差在減少，但國債利率仍高于銀行存款利率。1999年發行的2、3、5年期國債利率分別是2.55%、2.89%、3.14%，而同期銀行存款利率分別是2.43%、2.70%、2.88%。使利率高低與風險大小相悖，同時也增加了國債的利息支出，1997、1998年的利息支出分別高達563.3億元和763.6億元。甚至有個別種類國債的真實利率高于產出增長率，如1998年第一期、第二期憑證式國債、30年期的特種國債利率偏高，從而增加了國債的籌資成本。
國債是信用性質的財政收入，是一種集借、用、還三者于一體的政策融資工具，其主要特點就是國債資金使用的有償性。國債資金的償還就要考慮它的使用效益。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包括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兩方面：從社會效益來看，通過國債投資，可以增強國家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改變社會消費與投資結構，促進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環境保護等，但這些溢出效應是隱性的，很難用投資收益率等指標衡量的，因此、在短期內不能作為國債的償還基礎。從經濟效益上看，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彌補財政赤字和還本付息，用于生產建設上的比例很小，況且基礎設施投資的盈利水平較低，想用這些投資項目的盈利來償還國債是不現實的，國債投資的自償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4、隱性債務顯性化
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深化，將促使以前的隱性債務顯性化。目前我國尚存在各種形式的債務，雖然在名義上不是中央財政的債務，但在性質上類似于國債的國家債務，在實際運作中將由中央財政承擔其中的大部分支付責任，最終構成中央財政的實際債務組成部分。
(1)社會保障資金債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低工資、廣就業、多補助的收入分配制度，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全部由國家和企業承擔，個人未形成養老積累，也不承擔任何費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也逐漸形成，這就產生了彌補歷史欠帳，支持國企改革，對原有職工的償債問題，這部分債務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取決于未來經濟增長率、實際工資率、利息率和人口因素等參數的變化。按照世界銀行1997年測算結果，我國養老金隱性債務為1994年GDP的46%-69%，即21468～32202億元，而他們最近的一項測算則認為在1998年中國養老金隱性債務占到GDP的94%(DorfmanandSin,2000)。即使最保守的估算，按下限計算這部分債務也達2萬億以上。
(2)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形成的國家隱性債務。在我國的全部金融資產中，銀行資產占85%以上，但由于多種原因，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重居高不下，1995年末為21.4%，以后逐年有所增加，2000年末高達29.2%，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總規模至少在27000億元以上；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1997～2000年由于國有企業改制而核銷呆壞帳1829億；截止2000年末，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開戶的企業中，逃廢債企業達32140戶，懸空銀行貸款本息達1851億元；三家政策性銀行的不良資產，根據朱民1999年提供的數據也在3000億元左右。而以上也僅是冰山一角。
(3)糧食企業在采購和流通中累積的虧損債務，目前高達2000多億元，這最終也將成為政府負擔的債務。
(4)截止2001年底，全國拖欠當年國家統一政策規定的工資65億元，占應發工資總額的1.8%。
我國國有經濟是由財政、銀行、國有企業三部分組成，政府財政實質上為銀行的不良貸款和企業債務提供擔保，為社會保障提供資金來源，在動員銀行和企業最大潛力仍存在缺口的情況下，上述隱性債務必將最終由財政負擔，其本質與國債是相同的。所以說，雖然名義國債負擔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如果在名義國債規模基礎上，再加上社會保障資金缺口、國有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的不良資產債務、糧食企業虧損掛帳、各級政府欠發工資等隱性債務計算在內，我國財政債務至少在5萬億元以上，占我國GDP的50%以上，即國債總體負擔率超過50%，財政債務風險是不言而喻的。
5、外債風險雖小，但成本較高
財政債務包括國內債務和國外債務兩部分，近年來總的趨勢是內債規模大幅增長，而外債負擔相對減少，外債風險相對較小。一是外債余額增幅較小，由1995年的1056.90億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700余億美元，個別年份甚至絕對減少，如1999年。二是從外債風險指標上看，2000年我國外債的償債率為9.2%，債務率為52.1%，遠低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即償債率為25%，債務率為100%），2000年我國外債負債率為13.5%，也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三是從外債償還期限結構上看，2000年長期外債余額占全部外債余額的91.0%，而短期外債余額僅占9.0%。四是我國外匯儲備逐年增長，到2000年已達1655.74億美元，為外債償還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可見，我國的外債規模、債務風險指標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和外匯儲備比較起來，其負擔較為合理，均在國力可承受范圍內。
但是，另一方面，從外債借款成本來看，貸款利率較高的國際商業銀行貸款占主導地位，2000年國際商業貸款余額占整個外債余額的65%，而利率較低的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僅占16.9%和18.1%，這必然導致我國外債的借款成本提高。從外債幣種結構上看，幣種單一，主要是美元和日元，外債幣種缺乏多樣化，增加了外債的匯率風險，因此，對外債風險同樣不能掉以輕心，仍需加強外債風險管理。
二、財政債務風險的防范
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雙重的，在充分發揮其促進經濟增長正面效應的同時，必須看到積極財政政策也導致國債規模有所擴大，進而放大財政債務風險的負面影響。為此，應針對財政債務風險的本質特征，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與化解財政債務風險。
1、適時淡出積極財政政策
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的行政色彩較濃，人為因素較大，往往側重于需求管理，是一種熨平經濟周期的短期措施。我國1998年制定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初，只是把它作為一項應對東南嚴金融危機的特殊手段。而數年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已經使這一短期政策長期化了。但社會經濟及財政方面深層次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卻積累了大量財政債務風險。因此，有必要適時調整財政政策，逐步淡出積極財政政策，控制財政赤字規模，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支出效率，深化預算制度改革，規范財政分配秩序，完善稅費改革。
2、控制國債規模，調整國債結構
發行國債既要考慮社會公民的應債能力、國民經濟的承載能力和財政的償還能力，更要注重國債資金的使用效益和運作成本，兼顧國債發行的可持續性，科學界定國債的合理規模。(1)加快“費改稅”進程，規范預算外收入和各種制度外收入，把它們納入到統一的財政收入中，使財政收入穩步提高。同時，加強財政支出管理，合理調整分配結構，遏制行政經費膨脹，杜絕資金浪費，全面推行政府采購制度、零基預算、單一帳戶制度，以此強化支出約束，壓縮財政赤字，這是控制國債規模的最關鍵因素。(2)廣泛采用競爭性招標發行方式，降低發行成本；動態調整國債利率，形成科學規范的基準利率機制，適度調低國債利率，降低籌資成本，控制國債利息負擔；調整國債期限結構，增加短期和長期國債品種，均衡分布國債還本付息額度。(3)提高國債資金的使用效應，走出借新債還舊債的怪圈。對于投向非盈利性公共物品的國債資金，在選擇項目時要兼顧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并重的原則，在保證工程質量的前提下，盡量降低成本，盡可能地發揮基礎設施的效益，創造更多的社會價值。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國債投資應逐步由基礎設施投資轉向有市場需求、有經濟效益的制造業領域轉移，加大用于競爭行業的投資比例，同時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縮短項目建設周期，項目建成后，采取公司運作方式，保證資產的保值增值，提高國債資金的自我償還能力。(4)為了使國債資金的籌措、使用和償還步入良性循環軌道，應建立國債償債基金制度，堅持基金有效運作，預算上單獨列支，閑置部分可以投資，確保基金增值，使國債償還有一個可靠的基礎。
表3國家外債余額及風險指標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
3、多元分散債務風險
當國債資金投向基礎設施項目時，一般具有巨大的社會效益，地方有關部門可能從中獲益，因此，這些國債的償還應按受益大小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攤；目前我國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為解決地方政府使用債款，一般由中央統一發行國債，再從中轉貨一部分給地方政府使用，這實際上是中央政府替地方政府發債，所以按誰受益誰償還原則，這部分債務理應地方政府負擔；對于銀行不良貸款和壞帳損失，最終不應由財政全部“兜底”，而要以法律法規形式明確規定銀行破產后財政負擔償還儲戶資產的比例，按照利益與風險對等原則，規定財政、銀行、儲戶各承擔一定比例風險；對于地方政府債務，要嚴格界定責任，真正屬于政府的，由地方政府列入預算；對于商業性債務、有關政府擔保的企業債務，首先由債務人償還；對于社會保障資金缺口這種隱性債務，應由財政、企業及個人按比例分攤，財政和企業分攤部分可通過開征社會保障稅、國有股減持、出售轉讓國有資產等方式彌補。
4、強化外債管理，防范外債風險
由于外債具有特殊的傳導機制，一國外匯市場可能成為國際投機商追逐的目標，東南亞金融風險的教訓應引起我國高度重視。必須建立外債統一管理機構，結合國家的進出口政策、匯率政策，運用科學管理方法和現代化手段，統籌政府外債的借入、使用和償還；在合理控制外債規模條件下，降低借款成本，盡量多爭取外國政府貸款和國際金融組織貸款：對于國外商業貸款，一定要注重提高外債資金的使用效益，使外債本息償還有一個可靠的保證。同時，還要注意匯率風險，合理安排外債幣種結構，提高匯率走勢的預測能力，把外債風險控制在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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