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博士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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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4Cs；整合營銷傳播；實施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高新科技的飛速發展，世界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達，促使現代化大生產的水平和能力大幅度提高。傳統的營銷理論和實踐受到嚴重的挑戰，市場不再是以生產者而是以消費者為主導的市場。營銷領域需要新理論來指導這便是整合營銷傳播理論。

一、整合營銷傳播理論的含義及主要特點

整合營銷傳播理論是20世紀90年代初首先在美國提出的。90年代中期開始引入我國。我國許多學者和實務界人士對此做了有益的探討。歸納一下，整合營銷傳播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以消費者為中心，重在與傳播對象的溝通

4Cs理論要求現代企業制定戰略策略，必須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為目的，一切活動都圍繞消費者展開。整合營銷傳播就是建立在這樣的觀念之上，強調以消費者為中心，以適應消費者的需求為出發點。為了達到與消費者交流溝通的目的，整合營銷傳播強調建立消費者資料庫，奠定與消費者交流的基礎。資料庫應是動態的，要不斷更新消費者信息資料，使傳播者能夠及時地分析消費的走向及消費者的關注點。整合營銷傳播的目的，就是影響特定受眾的行為，建立起與目標消費者之間的穩固和雙向的聯系。企業可能獲得對品牌忠誠度較高的消費群體，目標消費者也可能在消費過程中獲取更多的便利。

（二）注重各種傳播方式的整合，使受眾獲得更多的信息接觸機會

整合營銷傳播強調各種傳播手段和方法的一體化運用。廣告、公關、促銷、CI、包裝、新媒體等，都是傳播信息的工具。但要注意進行最佳的組合，發揮整體效應，使消費者在不同的場合、以不同的方式接觸到同一主題內容的信息。

（三）突出信息傳播以“一個聲音”為主（Speakwithonevoice）

整合營銷傳播的最大優勢在于“以一種聲音說話”。由于消費者“聽得見的是一種聲音”，他們能更有效地接受企業所傳播的信息，準確辨認企業及其產品和服務。對于企業來說，這也有助于實現傳播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其相對低成本的投入產出高效益。

（四）強調傳播活動的系統性

整合營銷傳播是更為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加強營銷信息傳播的系統化，更強調傳播過程中各要素協同行動，發揮聯合作用和統一作用。

由此，我們可以把整合營銷傳播定義為：統籌運用各種傳播方式并加以最佳組合，以特定的目標群體為傳播對象，傳送基本一致的營銷信息，促進聯系和溝通的系統傳播活動。從操作層面看，將廣告、公共關系、大型活動、促銷、包裝設計、CI和直效營銷等營銷手段整合運用，即形成整合營銷傳播。

二、整合營銷傳播在我國發展的現狀

綜合來看，整合營銷傳播在我國企業的發展現狀有如下三個特征。

（一）許多企業還沒有樹立整合營銷傳播觀念

作為營銷新觀念的整合營銷傳播的實施，基本條件是要與企業的經營指導思想一致。但目前，在我國的許多企業中奉行的仍然是推銷至上、以企業為中心的舊營銷觀念，這與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整合營銷傳播觀念和策略是相互矛盾的。在這些持傳統觀念的企業視野中，消費者是企業不得不考慮的賺取利潤的對象，一旦脫離了這個位置，消費者就不再是注視的中心了。因此，企業的促進銷售，無非是企業以各種方式勸說購買對象的行為，一旦消費者作為主動者的購買過程結束，企業便大功告成。

（二）諸侯割據，各自為政

這尤其在一些大型企業中表現得更為典型。每一位分管不同方面工作的溝通專家都在強調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并為自己力爭更多的促銷預算。銷售部門經理可能會打算以重金聘用幾名額外的能干的銷售員；廣告部門經理可能會計劃將同樣數額的經費用于黃金時間的電視廣告；公共關系部門經理則真誠地相信，自己打算推出的公關活動方案會產生奇妙的效果；而從事電子銷售和郵購方案設計的專家們則認為，只有他們的工作才能真正解決問題。因此，許多企業的營銷決策，往往形成了各部門各執一端、爭論不休的局面，最后只能由企業的最高領導“拍板”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的最高決策人常常是“一個蛋糕，各切一塊”，將企業有限的經費“公平”地分給各個部門。而從被分配到銷售部門的促銷經費來看，各位銷售分支機構的負責人也都可能以本單位的特殊性為由，爭取得到高于平均數的分攤數額。因此，各自為政條件下形成的平均主義的資金分配使得有限的促銷費用根本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

（三）互不了解，缺乏協調

企業中負責某一功能性溝通的人員往往不知道其他種類的溝通工具。由于各個部門的負責人對本部門以外的知識知之甚少，當需要與企業外部的營銷傳播的媒體打交道的時候，往往是習慣于與自己最熟悉的企業外部專業交往，并可能與之結成某種堅定的同盟，強烈反對將企業營銷傳播的任務交給有整合傳播設計與實施能力的大型廣告公司。這些人往往把企業的目標分離得支離破碎，然后再為每一部分去分別尋找單獨的商。

三、我國企業應如何運用整合營銷傳播

鑒于以上現狀，那么我國企業在今后把整合營銷傳播理論運用于具體的實踐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

（一）樹立系統化、現代化的營銷傳播新觀念

第一，要樹立大市場營銷的觀念，要協調企業與所有利害關系者之間的關系，在國內國際的大市場上進行整合運作，走規模化道路。

第二，要樹立系統化、整合化營銷觀念。一體化的整合營銷模式取代了以往依靠單一手段的營銷模式，多環節、多部門的企業需要協調運作，進行系統優化，才能取得優勢。

第三，要樹立科學化、現代化營銷觀念。整合營銷傳播理論是建立在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之上，廣泛地采用各種先進的管理手段，如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先進的通訊技術等。

（二）優化組織結構

企業的組織是一個動態的設計過程，要考慮組織的戰略變化、規模、技術、外部環境等因素。在動態、異質、低容量的市場環境中，企業要獲得競爭優勢需要通過內部的有效協調和高度合作來保證對外部變化做出正確、快速、靈活的反應，因此必須建立有機式的組織結構。整合營銷傳播要求在內部信息共享的基礎上，使企業的營銷傳播活動、定位、員工的行為與企業的戰略相一致，而傳統的組織結構對各部門的職責權限的明確規定，以及不同部門人員的工作動機、工作背景、工作時間和利益的不同，使得實施整合營銷傳播過程中，產生了組織內各部門、人員間在認知上的沖突，這與整合營銷傳播的初衷是相悖的。因此，實施整合營銷傳播的企業應該優化組織內部結構，在戰略的指引下，整合組織內部不同利益，使其既保持靈活性，又具有一定的組織性。為此，整合營銷傳播的實施需要建立混合型組織，將水平的業務流程與垂直的專家職能結合起來，并設立精通傳播業務的管理。

（三）實行營銷過程整合，實現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雙向溝通

整合營銷傳播重視的是真正的消費者導向，是一個與傳統“由內而外”相反的“由外而內”的營銷傳播過程。要贏得消費者心理，必須使用整合營銷傳播，圍繞目標消費者群體以及他們對產品的既定感覺，形成縱深的立體促銷計劃，持續推出一組能夠影響其感覺，引導其感覺的信息，提高對產品品牌價值的認識。要從建立消費者資料庫開始，進行多方信息傳播活動，并對消費者的反應加以搜集和分析，引發消費者的再次反應，然后再將整個流程循環下去，建立長久的一對一的營銷關系，從而提高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在市場上樹立企業品牌競爭優勢，提高企業的市場份額。

參考文獻：

1、吳健安.市場營銷學(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倪寧.廣告學教程(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第2篇

[關鍵詞]漢唐時期;飲食文化;西域

[中圖分類號]K892.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2-0017-04

雖然西域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曾具有不同的空間、政治文化內涵,但新疆大地自公元前2世紀迄今,卻總是中國西域大地上的核心處所。它居于亞歐內陸腹地,古代絲綢之路樞紐,向為(尤其是公元10世紀以前)我國與中亞西部、南亞、西亞交往、聯絡的孔道,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不可低估。季羨林先生認為:“世界上四大文化都匯流在一起的地方,只有新疆一處,此外沒有任何地方。新疆是一個文化多元、民族多種的地區……絲綢之路橫亙其間,東西文化不遠千里來此交流,為東西各國文化的發展以及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亞考古學家王炳華先生亦認為:“新疆地區是全世界惟一的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希臘羅馬文化交相混融的所在。”

本文所指西域主要指古代新疆。古代新疆在公元前60年就統一于西漢政府的管轄之下,而早在先秦時代,中原與西域就已存在著經濟、文化聯系。在秦王朝以前,中原內地居民就已進入西域。《史記•大宛列傳》載有:“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秦人”當指祖居中原、后來生活在新疆地區的居民。中原漢人與當地民族共同創造了西域文化。

飲食文化是認識、研究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國家歷史文化的重要環節。漢唐時期,祖國內地飲食文化與西域飲食文化形成互動,前者極大地影響了后者,后者又豐富和發展了前者。本文在此主要探討漢唐時期祖國內地飲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飲食品種的西傳

粟原產于中國內地,早在漢代之前就已西傳西域。

桃和杏是我國內地最早培育成功的水果,這是西方學者普遍承認的事實。桃和杏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時傳入波斯、印度等地。而當它們西傳的時候,首先在祖國西陲生根繁殖。如在尼雅遺址就發現當地居民在住宅附近不僅栽有成排的葡萄,還有桃樹和杏樹。

曾有學者認為:“古代吐魯番地區可能種有核桃和棉桃,但未種桃。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古代吐魯番地區葡萄的名稱有寫作蒲陶、蒲桃、浮桃、桃、陶、桃的,而桃則是這一地區葡萄的特稱。”但是,除尼雅遺址之外,桃在漢晉時期的樓蘭遺址內,吐魯番晉、唐古墓中均能見到,出土物均是桃核。可見,桃應是吐魯番人們的口中美味之一。吐魯番古墓地內也曾見到杏核。吐魯番阿斯塔那隨葬品中發現有屬于唐西州時期杏干,出土文書《古寫本醫方一》中也有“杏人”(應是杏仁)入藥的記載。

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中發現了唐代餃子和餛飩實物,形狀與現代同類食品幾乎沒有什么區別。1959年發掘的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墓葬中發現了食物,如“301墓發現面制餃子三個,分盛于三個陶碗內。餃子長約5、中寬1.5厘米。301和302墓都出有面制龍形殘段,是用面皮捏合成的,外面壓劃文飾。另有面條、面餅之類,并有面制插座。至于糧食,除上述粟、黑豆之外,還發現有紫穗麥”。在對阿斯塔那古墓群進行第十次發掘時發現“餃子5件。72TAM151:88。薄皮、內有餡。長4.5、寬2.2、厚1.1厘米。另還發現面俑2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畫冊中也有“餃子”的圖文介紹:“ 餃子 唐(618～907),長6厘米、寬2.3厘米,1960年自吐魯番阿斯塔那339號墓出土。為小麥面質,形如月牙,皮薄,內有餡,與現在水餃無異。餃子在當時稱‘水角’、‘角子’或‘牢丸’等。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食之一,早在唐代就已成為了吐魯番地區居民普遍食用的一種面食。”

二、 生產技術、日常飲食用具等的西傳

漢晉時期,內地一些飲食用具已傳至西域,如俎、匕、木箸等。“從出土文物來看,漢晉西域一些飲食用具又和內地屬于同一系統。羅布泊、尼雅兩地發現了一種下有四足的木器,同類之物在信陽、長沙等地亦有發現。此物即是古代切割和陳放肉食的木俎。新疆出土的木俎上有刀痕,正是在上面切割肉食之證。古代俎匕連用,俎是‘載牲體之器’,匕是‘取牲體之器’。木匕在羅布泊、尼雅也屢有發現,形制簡樸,而和湖南長沙、湖北云夢、江陵等地出土的木匕或漆匕仍屬同類工具。尼雅出土一件木匕上寫盧文,證明匕是當時的少數民族使用之物。特別重要的是尼雅遺址還發現了木箸,說明這種我國特有的吃飯用具早在漢晉時期即已傳入西域。”

出土的漆器與瓷器制品中含有一定數量的飲食用具。“據考古資料可知,漆器是僅次于絲綢而最早傳入西方各國的,而古代新疆各族人民不僅是漆器西傳的傳播者,也是精美漆器的享有者。新疆地區出土的大量漆器就是中國漆器及漆器制造方法沿絲綢之路西傳中留下的珍貴文物。”就新疆地區出土的瓷器來看,既沒有發現瓷器窯址,也沒有逐步制瓷業年代的發展史。從考古資料、實物和在新疆地區流散在民間的瓷器分布情況可知,新疆所發現的瓷器都源于內地。

內地飲食用具西傳西域的具體例子還有釜和甑等,如吐魯番晉墓中發現的陶制釜和甑就是內地常見的一套炊器。“在挖造阿斯塔那墓葬的時代,人們似乎使用過漆成黑色的木盤。木盤呈四邊形,邊角都做成了圓形,備有兩個魚尾形的把柄。在已被斷代為541年的一座墓葬中也曾發現過一件這樣的器皿。在阿斯塔那古墓葬中發現的日用品形狀的古老性使所有的考古學家們都感到震驚,因為這些物品與中國漢代所使用的器皿常常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在吐魯番地區,經常使用的似乎就是漢地的器皿,至少在高昌城完全是這樣的,人們曾經在那里發掘到了一些筷子。某些女供養人就餐時所使用的就是典型的漢地碗和湯匙。”

早在西漢時期,祖國的文化就不僅遍及南、北兩道,而且到達天山以北游牧民族地區。諸多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證明了這一點。1961年,昭蘇縣西漢烏孫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圓唇小口,底小腹鼓,是漢代陶罐常見形式。

三、 飲食禮儀、觀念的西傳

察吾呼溝三號墓地的資料明顯反映出西域曾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在察吾呼溝其他幾處古墓地,墓主人的頭均向西北,而三號墓主人則頭向東方,與吐魯番地區的魏晉墓葬情況相仿。M18出土的項珠中有兩枚雕刻得非常精美的玳瑁龜,這是我國古代十分貴重的東西。相傳龜有千年之壽,“知龜鶴之遐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墓主人項戴烏龜項鏈,以祈長命百歲。這表明由于漢朝統一新疆,經濟文化交往頻繁,漢文化對西域的影響是十分巨大而深遠的。

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中原和西域的文化交流逐漸深入,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也日益增強。魏晉南北朝時期,羅布泊及其周邊地區出土大批同時期的漢文文書、典籍抄本及藝術品。由于唐代文化空前繁榮,因此,漢文化對西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漢與西域的政治交涉從武帝時開始以來,有漢之軍人和官吏駐屯于天山南路各地……漢文化不言而喻也隨同他們進入這里。這從近來東西探險隊所獲許多屬于漢文化的資料可以看出……誰也不能否認漢文化從古以來就已及于此地的事實。”大量考古資料表明,烏孫、樓蘭、鄯善、龜茲、高昌國的埋葬制度深受漢晉中原文化的影響,如覆面、握木、男女合葬等現象。變量衡制、中原鑄幣的形制等也都滲入西域各族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之中。通過考察隋唐時期西域的多種文明交流情況可發現,這里受中原文明的強烈影響,同時又向中原輸送來自印度、西亞、中亞的宗教、藝術和某些科學技藝。中原文明對西域的影響可以上溯到兩漢、西晉、五涼。這些都決定了中原飲食文化、飲食禮儀對西域飲食文化浸染的必然性。

從以下具體實例不難看出中原飲食禮儀、觀念對吐魯番地區飲食文化的影響:

兩晉南北朝時期阿斯塔那墓葬隨葬器物普遍為灰陶,有燈、釜、甑、罐、壺、盆、甕、盤、碗等,器型較大。甕上有墨書“黃米一”、“白米一 ”,反映了漢魏中原地區風尚在這里的影響。

祖國內地飲食禮儀西傳的另一具體體現為中原內地節日飲食禮俗在吐魯番大地的再現。端午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其最主要的節令食品是粽子。“在南北朝時,粽子的名稱已逐漸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為夏至和端午兩個節日的節令食品。”“漢代至魏晉是端午節初步形成的階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則是端午節定型化、成熟化的階段。”幾千年來,這一民間習俗廣泛流傳,每逢端午,凡炎黃子孫幾乎都在沿襲用之。旅順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整理揀選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唐代文書碎片時,曾發現了混于文書紙屑中的一件草編粽子。粽子采用草篾編制而成,共有五枚,均呈等腰三角形,與今日北方部分地區民間所食用的棕子的形狀如出一轍。從這件草編粽子的形式看,應是懸掛于兒童身上的飾物。時至今日,在端午節這一天仍有很多人要用五彩線編成小粽子,掛在孩子們的胸前以討個歡欣和吉利,而旅順博物館所收藏的吐魯番出土的古尸中也恰恰有一具兒童干尸,這或許可以從中得到印證。端午節吃棕子這一民俗事項何時傳入新疆地區,已無據可查,但至遲在高昌時期就已經得以流傳。

另如寒食節。寒食節的形成源于周代仲春之末的禁火及春秋時晉國故地山西一帶祭奠介子推的習俗,在寒食節的形成及傳承過程中,后一源頭的影響越來越大。寒食節在清明之前一二日,從先秦以迄隋唐,寒食節均為一個大節日。隋唐五代時期,“無論貴賤貧富,對過寒食節都是非常重視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唐課錢帳歷》共41件,其中第34件記有“張三便二百文,許過寒食五日內分付了”,說明唐代吐魯番人也過寒食節。

冬至、臘日、三月三、七月七是內地傳統節日,文書中也有高昌人民過這些節日的記載,就連寺院都不能免俗。如《高昌乙酉丙戌歲某寺條列月用斛斗帳歷》中記載:“9 二斛五斗,盡,供冬至日用。”“17 四斗,得錢一文,買麻子。五斗,用作羹。盡,供臘日用。”“麥二斛四斗七升半,用上19 六升斂。粟四斛五斗,用買馱被氈一領。棗三斛,供臘日用。”“38 斗,供三月三日食。”“58 祀天。麥二斛七斗,得錢三文,麥一斛五斗,作面,麥斗買落。栗五斗,作飯, 59 三斗,作羹,盡,供七月七日食。”“由于唐朝政治大一統事業的實現,三州、四鎮的漢人既有內地移民,又有高昌土著,而又總納入大唐盛世的文化氛圍之中。因此,不少全國性的節日必定影響至此,例如年終臘祭、重九登高,八月十五仲秋夜闔家慶團圓,七月七日乞巧節等,此外,從高昌祀部文書中還可了解到六月十六日祭貳谷天大塢阿摩,獻羊,三月二十四日為丁谷天樹石,雖是純地方性節日,亦必照舊承襲下來。”

中原飲食文化與西域飲食文化之間的交流是雙向的。“西域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地區,而從公元前2世紀末開始也有大批內地移民在這里居住。他們和少數民族交錯雜居,經濟上互通有無,生產技術上互相學習,生活習俗方面互相摹仿。”

四、結語

自古以來西域既保存了其土著文化,又大量保存了中原文化及西來文明。西域文化從總體上講是一種東西方文化匯聚、綠洲農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與屯墾文化并存、多種宗教文化輝映的多源發生、多元并存、多維發展的復合型文化。飲食文化的交流促使西域飲食文化具有多元成分:土著飲食文化、漢飲食文化及西來之飲食文化。上述中原飲食文化在西域的傳播和發展情況體現了西域人民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和傳承。西域飲食文化是中華飲食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統一的中華文化體系中的西域飲食文化既有中華飲食文化共同的性質,又有區域性飲食文化相對的差異性。

[注釋]

王炳華主編:《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陳習剛:《吐魯番文書中葡萄名稱問題辨析――兼論唐代葡萄的名稱》,《農業考古》,2004年第1期,第154~162頁。

王炳華:《新疆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3年第1期,第106頁。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47頁。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4冊,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發掘簡報》,《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第111頁。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百石緣工美有限公司主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香港金版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頁。

王進玉:《北朝以前漆器在新疆的流傳》,《新疆文物》,1997年第4期,第59頁。

殷福蘭:《阿力麻里出土的元代瓷器及其相關問題》,《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第125~128頁。

法•莫尼克•瑪雅爾著,耿譯:《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81頁。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王炳華、杜根成主編:《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續)1990-1996》,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頁。

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譯:《西域文明史概論》,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62~164頁。

張廣達:《論隋唐時期中原與西域文化交流的幾個特點》,北京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第1~4頁。

姚偉鈞:《漢唐節日飲食禮俗的形成與特征》,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38期,第73頁。

王珍仁,孫慧珍:《吐魯番出土的草編粽子》,《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第116～117。

吳玉貴:《中國風俗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50~651頁。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等編,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5冊,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頁。

第3篇

〔關鍵詞〕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學位論文；收藏

博士學位論文是大學或其他學位授予機構要求為取得博士學位者必須提供的研究成果，經學位審查合格，具有較高的質量。博士學位論文代表著某一時期、某一領域的前沿研究水平，有很高的收藏價值，許多國家的綜合性國家圖書館對學位論文進行了收藏。本文將介紹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對博士學位論文的收藏及利用情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下簡稱“國會館”）的博士論文收藏范圍包括日本國內和國外兩種。

1 法律制度保障

首先，日本的繳納制度為學位論文的收藏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1948年，日本頒布的《國立國會圖書館法》（昭和23年法律第5號）第十章規定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和獨立行政法人等有義務將圖書、地圖、小冊子、期刊、樂譜、電影文件、以印刷或其他方式復制的文件及圖像、留聲機用的唱片、以電、磁等介質記錄的人的知覺所不能感知的文字、圖片、聲音以及程序等繳送國會館。該制度一方面保證了國會館能夠更直接地對繳送進行管理，另一方面為繳送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繳送工作的順利展開提供了有力保障。

此外，日本的《學位規則》（昭和28年（即1954年）4月1日文部省第9號）第九條中規定：獲得博士學位人員必須在獲得學位授予一年之內，將論文印刷發表。大部分博士學位授予人都選擇了將自己論文由學校統一送到日本國會館的方式來發表。

以上的兩種制度規定為國會館能夠較好地開展博士論文收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 國內博士學位論文收藏情況

國內學位論文的收藏工作始于1923年（大正12年）9月，至今已有88年的歷史。到目前為止，日本國內大學每年送至國會館的論文大約有18 000種。截止2011年11月，收藏數量達到542 532種，主要存放于關西館。

研究人員在獲得博士學位后，他們的學位論文未必能及時送至國會館并提供閱覽。短的話需要半年，長的則多達3年。逐年收集率的比例變化如下：

當年收集的論文占學位授予的59%，第2年約83%，第3年約90%，第4年約93%，第5年約94%，第6年約95%，第7年約96%（調查對象年限為1995－2002年間）。

據國會館相關負責人介紹，部分海外留學生在獲得學位后，由于個人原因返回原國，未能將論文上繳學校，這是造成論文無法百分百收全的主要原因。大學在每年送交論文時會同時送交學位授予人名單，采訪人員通過核查名單，及時與學校聯系，對遺漏論文進行催繳。

目前，國會館對日本國內博士論文的收藏，主要是紙質收藏，電子論文的收藏工作尚未開展。在保存方面，國會館計劃在2010年對1991－2001年間的大約為140 000種博士論文進行影像保存處理。在此之前尚未從事過影像化或數字化的保存處理。

3 國外論文的收藏情況

在對國外論文的收藏上，自然科學類和人文社科類博士論文的收藏有所不同。論文也收藏于關西館。

3.1 自然科學類論文

1950年，國會館開始收集西方歐美國家科研方面的博士論文。論文形態包括紙質、縮微膠卷及縮微膠片等。

3.1.1 北美地區（美國為主，也包括加拿大）

ProQuest幾乎收集了北美所有高校的博士論文。除了麻省理工學院（MIT）1959－2007年間的博士論文，以及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1958－1962年間的博士論文是通過其他途徑購買獲得以外，1958年以來，國會館對北美地區的論文收藏，主要從通過ProQuest購買獲得的。到2008年10為止，數量約為385 000種。

通過ProQuest獲得的博士論文，在不同時期，國會館選擇收藏的研究領域也略有不同。如表1所示：

此外，論文形態也有變化，在1976年以前多為縮微膠卷，在1977年以后多為縮微膠片。

MIT的論文收藏數量約為17 900種，論文研究領域的收藏情況如表2：

1963年以后，在收藏領域方面，Caltech與北美其他大學的情況大致相同。

3.1.2 歐洲地區

國會館對歐洲地區的科技類博士論文的收集，主要是通過國立圖書館以及大學圖書館的國際交換獲取。

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瑞士以及瑞典等國家的博士論文主要是通過購買、捐贈和國際交換的方式獲得。但不同的國家和學院，在不同時期內，所藏論文的研究領域和數量也有所不同。所藏情況如表3所示：

3.2 人文社科類論文

人文社科類論文主要是通過ProQues獲得，研究主題都與日本相關，收藏于東京本館。

日本被占領時期的博士論文（學位授予年代：1950－1970年間）。該部分論文主要是美國在占領日本時期對日本的研究，共有77種，存放于東京本館的資料室，公開提供閱覽。

此外，1983年后，國會館還從ProQuest選擇了部分研究主題與日本相關的論文進行收藏。每年的收藏量約為200種。收藏形式有紙質和膠片（主要集中在1995－1998年間）兩種。

4 學位論文的目錄組織

國會館采用JPAN/MARK對學位論文進行編目，編目著錄共有24項，包括索書號、論文題目、論文題目片假名標注、著者、出版者、出版年、狀態（冊數）、學位授予院校名稱，學位授予院校名稱的片假名標注、學位授予院校代碼、學位論文編號、學位授予具體日期（日本紀年方式）、學位授予年代（西歷紀年方式）、授予學位類別、作者條目（可通過作者名稱進行鏈接式檢索，并在作者名后注有作者片假名讀音）、NDLC（national diet library catalog的縮寫，即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類表，其后內容表示該論文的分類號）、語言種類代碼、物理屬性代碼、出版國別、西歷紀年、最終校對日期、最終更新日期、文獻ID等等。和普通圖書相比，學位論文的編目格式較為簡單，不包括分類和主題詞編目。

5 學位論文的檢索與復制

5.1 論文檢索

首先來看國內論文的檢索和館藏位置。國內論文和科技類海外論文主要存放于關西館，人文社科類海外論文主要存放于東京本館。1923－1964年間的國內論文需要通過關西館的綜合閱覽室的檢索目錄檢索，1965年以后的則可通過NDL-OPAC進行檢索。

歐美論文在檢索時，不能直接利用NDL-OPAC進行檢索，要先通過Dissertation Express查找Order No.。可利用題名、作者名等信息進行檢索，檢索到目標論文后，記錄下Order No.，然后再利用Order No.在NDL-OPAC進行檢索，從而確定論文所在位置。

人文社科類博士論文中，日本被占領時期的論文也不能通過NDL-OPAC查找，需要在東京本館的資料閱覽室直接閱覽。1983－1995年間以及1998年以后的論文都可以通過NDL-OPAC查找。而1995－1998年間的論文則需要先查詢Order No.，然后交由相關閱覽室負責查找。

由于博士論文不提供外借服務，所以讀者只可以在關西館和東京本館內閱覽。

5.2 學位論文的復制服務

關于館藏文獻的復制，依據《著作權法》、《國立國會圖書館資料利用規則》以及《東京本館、關西館以及國際兒童圖書館復制服務制度》，在不損害著作權利益的前提下，國會館做了以下規定：

（1）對館藏資料的復制，僅限于以調查研究為目的；

（2）只能復制資料的一部分（按規定復制內容不得超過每種文獻的一半），每人限復制一種文獻。讀者可以復印半冊論文（例如一種論文包括主論文?副論文?參考文獻等多個組成部分的話，可以分別復制各部分內容的一半）。如果想要全文復雜的話，則需要得到論文作者或版權所有者的許可。

復制形式有許多種，包括電子復制、縮微影像電子化、縮微膠片電子化以及電子信息打印復制等等。

6 總 結

國會館作為日本統一負責收藏博士論文的機構，自1923年起至今堅持了88年，收藏范圍不僅包括日本國內的博士論文，還包括大量歐美科技類論文和研究日本學的人文社科類論文，從量和范圍來看，可以說非常豐富，這不僅具有寶貴的收藏意義，也為讀者及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特別是關于研究日本學論文的特殊選藏，這是尤其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之處。關注國外博士論文對本國文化方面的研究，是我們了解國外如何看待本國的一面窗戶，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國會館也是日本惟一一家統一收藏論文的機構，從國家層面的統一規劃，不存在多個機構重復建設，節省了資源。此外，無限制的閱讀瀏覽服務與有限制的復制服務，一方面為知識的交流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平臺，一方面保護了作者本身的著作權。希望國會館在學位論文的收藏與利用上能夠更大發展，為知識的傳承與發展發揮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陳瑜，冷熠，羅棟．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繳送管理研究及啟示［J］.圖書館雜志，2011，（1）:70-72．

［2］國內博士論文（抄）［OL］.http:∥rnavi.ndl.go.jp/research_guide/entry/theme-honbun-100044.php，201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