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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醫學;辨證論治;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
盡管中醫診與斷的科學性毋容質疑,但其局限性也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而日益凸顯。首先中醫診斷學診斷手段的落后性。中醫學自其誕生之日至今的漫長歲月里,診斷手段幾乎無任何革命性變化,即望、聞、問、切。在科學發展仍處于落后、萌芽時期的古代,用望、聞、問、切尚可理解,且在當時應該說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在科學已日新月異的今天,中醫病情資料的采集手段還墨守陳規、對現在科學技術發展仍無動于衷,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與科學同步,勢必被科學所淘汰;可作對比的現在醫學主流――西醫,在其發展之初,醫生耳朵貼近患者皮膚來了解患者體內的聲音的變化,接著改良為聽筒、聽診器,乃至發展為X線透視、CT、核磁共振等技術的應用,可見西醫的診斷技術緊緊跟隨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術手段來延伸醫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醫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醫診療手段與其產生發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相比之下的中醫,仿佛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凈土”,因此其診斷手段自其始至今無突破性進展,那么其相對于西醫的落后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中醫以“四診”為主要手段的“診”法,以中醫辨證思維為邏輯方式的“斷”法具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中醫診斷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表明中醫診斷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臨床表現而揣摩機體內部病變的本質。“望、聞、問、切”四種診法其實質就是通過醫生的感官系統去體會疾病的外在表現,那么感覺器官對疾病外在表現的感受往往因人而異,醫生的心態、臨床經驗、身體健康狀況、感覺的偏差、環境變化等等不確定的因素均可影響,因此在這么多的不確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資料很難確保是基于客觀、疾病本質的檢查所得。而且,中醫學的“斷”就是在中醫邏輯思維的指導下的“辨證”,寓于其中的主導因素仍難以擺脫主觀因素的羈絆,也就是說中醫學整個診斷過程過多地依賴人的主觀思維活動,而客觀因素的制約度很少,其結果勢必導致主觀臆斷的可能性增加。
給疾病診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質,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治療方案,但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往往也過于表面化、膚淺化。因為其診斷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個臨床癥狀或病位,如水腫、內傷發熱、癃閉、眩暈、黃疸、泄瀉、不寐、肺癰、心悸、腹痛、胃痛、頭痛等等,故此這些診斷很難反映疾病的本質,因而對制定治療方案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中醫學就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個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療方案,那么這樣的診斷還有多大的價值?
3中醫治療措施的保守性
中醫學的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證基礎之上,其治法涵蓋“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種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對于具體方藥講究“君、臣、佐、使”,既可針對主證進行治療,同時又兼顧次要表現或兼證,并且在同一方劑中可以運用藥性完全相反的藥物,達到“佐制”作用,這是西醫治療難以想象的,正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使得中醫藥有時產生不可思議的療效,治愈了許多西醫界頗感棘手的疾病,這也是中醫藥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佐證。而且,中醫藥還有一個重大優勢就是中藥(除少數外)基本都是天然藥物,副作用少,這也是中醫藥為許多患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中藥不是一點毒性都沒有,這個觀點慢慢為醫患雙方所共識,但比起化學藥物,其毒副作用相對要小得多(少數劇毒中藥除外),因而中藥比西藥要更安全,除了中醫藥可靠的療效外,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優勢,中醫藥是許多患者就診的重要選擇。但中藥湯劑入口太苦,使許多患者望而卻步,尤其是年輕患者,雖然中藥劑型還包括片劑、針劑等等,可目前中藥主要給藥途徑仍就是湯劑,這也是中醫藥就診人群逐漸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藥方劑劑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市場上能購得的中藥丸劑、片劑、膏劑、散劑、丹劑、針劑等也不少,但仍沒有形成中藥給藥的主流,而且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另一方面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中藥丸、片、針劑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影響中醫藥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眾所周知,與西醫比較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疾病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藥可選擇針劑太少,因為水針劑在體內作用時間要比口服藥要快,口服藥通過胃腸道的吸收、肝臟首過作用,達到血液循環至少需要20min的時間,而且中藥的煎煮又要耗費一定的時間,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往往是爭分奪秒,20min或更多時間的耗費往往為病情不能容許;另一方面,中藥方劑所含成分復雜,因而作用效果較為廣泛,所以又被稱為中藥的“散彈效應”,但“散彈效應”帶來負面代價就是疾病治療的針對性不強,中醫藥理論中本來就有“力專則效洪”的說法,作用面廣泛就無異于“無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藥方劑作用“靶點”的準確性和縮短單次用藥的起效時間,是中醫藥治療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針。
4中醫人要迫切加強創新思維
縱觀中醫藥兩千來的發展歷程,中醫藥一直沒有擺脫《內經》的思維模式。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現代科學知識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勢發展,人們形容為“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而中醫藥的發展似乎永遠處于“量變”之中,而且這種量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醫人思想觀念的保守性、封閉性、排他性。
中醫藥的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沒有繼承的創新中醫學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導致中醫的滅亡;但沒有創新的繼承中醫學就會固步自封、泥古復古,知識漸老,最后為時代所淘汰,漸漸消亡。因此,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在于繼承和創新雙管齊下,缺一不可,但從目前中醫的發展來看,是創新不足,繼承有余。其實中醫學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太注重經典及考證,如《內經》《傷寒論》等的注者達數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學術淵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漢代醫學宗師張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至今為許多中醫人視為座右銘,因而絕大多數歷代中醫人對于“古訓”,敬若天命而不敢輕易“篡改”,現在依然。目前,在中醫論文或理論探討文章中,動輒“《內經》云……”或“仲景云……”等,從古代醫家古籍中尋章擇句,斷章取義,尋求理論依據,仿佛《內經》就是終極真理,與《內經》不同“政見者”,就值得懷疑或否定。“中醫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辦;西醫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進展”[1],這句話是目前中西醫思維最大不同之處,也是西醫逐漸“蠶食”中醫就診人群和治療病種的重要原因。
現在又有人倡議加強中醫學人文因素的研究。誠然,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醫學是在悠悠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來的,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醫學的人文因素對于揭示中醫學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把中醫學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無異議的話,那么其發展就應該遵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單從中醫學文化層面去咀嚼、挖掘,很難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醫學的“突破”來;另一方面,中醫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課題、新思路,自古有之,從某個角度說中醫學發展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史,多少年來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夠透徹、夠詳盡了,還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中醫發展存在問題的一點點拙見,但不意味著否定中醫,中醫有中醫的優勢,西醫有西醫的局限性,提出中醫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醫能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有不斷的創新、發展,才能漸近完善,西醫亦然,中醫亦然。
【關鍵詞】中醫學;辨證論治;唯物主義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其基本理論形成于秦漢時期,是歷代中國人與疾病斗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為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和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但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中醫本來的診治疾病病種及就診人群逐漸被“蠶食”,中醫原有的壟斷地位已不復存在,那么中醫學如何應對目前既成事實的局面?中醫學和其他科學門類一樣,都存在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但從中醫學現在所處的境遇分析,發展要重于繼承,在發展中求生存,本文試圖從中醫學亟待發展的幾個領域談談筆者的一點點薄見,以飧同仁。
1中醫學基本理論發展的亟待性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基石是《黃帝內經》,其總結了秦漢以前的醫療成就和醫療經驗,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中醫學典籍,盡管距今歷時近兩千年,其基本理論對當今中醫學的發展仍舊起重要的指導和導向作用,其吸納了當時中國自然科學、哲學、天文、地理、歷法、氣象等多方面科學成就,漸漸形成了以“五臟”為中心,以氣血為物質基礎,以經絡溝通內外,配以六腑、形體諸竅,以臟腑經絡的生理病理為基礎,輔以“天人相應”,“自身統一”的辨證法思想,來闡明人體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同時突兀“辨證論治”為特色的診療體系,其理論博大精深,堪為當時的醫學奇跡。后世中醫學臨床實踐證明,《黃帝內經》及以此為基礎的一系列中醫理論體系無疑是正確的、科學的,就當時科學技術發展水平來講具有一定的超前意義,其間活人無數,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做出了難以磨滅的功績。
但中醫學由于受到中國古代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辨證法的深刻影響,以“陰陽學說”來概括世界上萬事萬物(包括人體)矛盾雙方的對立,以“五行學說”來闡明世界的本原和相互關系,進而拓展到人體的“五臟”“六腑”“五官”、形體、情志等的關系,因而在思維邏輯上難以擺脫表面性、直觀性、機械性和猜測性,并且對人體錯綜復雜的生理病理變化的看法過于簡單化和隨意化,同時理論又抽象、晦澀,令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如由于肺位最高,故稱“華蓋之臟”,那么就有了“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的“肺為首當其沖”之說;又因肺葉嬌嫩,不耐寒熱,故易被外邪侵襲,故肺又為“嬌臟”,至于肺葉何以“嬌嫩”的更深層次原因則無以說明。再者,如果對只有大腦才有情志活動這個常識不曾持否定意見的話,那么肝、心、脾、肺、腎的在志歸屬分別為怒、喜、思、悲、恐的觀點,就不能不讓當代之人費解不已。中醫學對很多組織、器官的定位也是功能上或概念性上,如“三焦”是上焦、中焦、下焦的合稱,為六腑之一,對于它的位置張介賓在《類經·藏象類》中是這樣定義的:“臟腑之外,軀體之內,包羅諸臟,一腔之大府也”,這種定義未免有些牽強。又如,最具中醫學特色的經絡理論,它是人體運行全身氣血,聯絡臟腑肢節,溝通上下內外的通路,但其解剖位置、物質實體至今無從定論,盡管可以用目前科技水平尚達不到定位其存在的水平為藉口,但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表明中醫學抽象性、玄妙性、模糊性、表象性、猜測性之所在。
中醫學基本理論的形成發展都是建立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之上,從那時至明清時期近兩千年的歷史中,應該承認中醫學理論一直在逐漸發展和完善,其間著名醫者層出不窮,醫學典籍可謂是汗牛充棟,但從本質上講中醫學基本理論仍未從根本上突破《內經》范疇。真理是絕對的,但也是相對的、發展的,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中醫學亦然。畢竟《黃帝內經》誕生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具有濃厚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色彩,那么時至21世紀的今天應該對中醫基本理論的繼承采取“揚棄”的態度,只有如此中醫學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2中醫診斷手段的局限性
中醫學診斷疾病的手段基本是“望、聞、問、切”,簡稱“四診”,就是通過醫生的感覺系統來察知就診者的正常和異常表現,收集病情資料,通過醫生的理論知識和經驗,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等中醫學辨證思維的運用,獲取疾病的病因、病位、性質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等材料,力求透過現象來抓住本質,給出正確診斷,其診斷疾病的重要理論支撐就是“司外揣內”“見微知著”“知常衡變”。“司外揣內”就是通過審察患者外部的表現來推測機體內在的病變,此與現行的控制論、信息論、“黑箱”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見微知著”近似于生物全息理論;“知常衡變”也是現代哲學認識事物及現代醫學診斷鑒別疾病常用方法。同時,中醫學在疾病診斷過程中重視整體審察,避免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限性,收集病情資料強調望、聞、問、切四診合參,重視諸多外在表現在反應疾病內在本質的作用和地位,綜合權衡,防止以面蓋全;疾病診斷力求“病癥結合”,既注重疾病在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變化,又不忽視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過程特點和規律。因此,中醫學在病情資料的采集及診斷思維過程都具有自身獨特的理論體系,在臨床實踐過程中具有掌握病情資料的客觀性(依賴患者的客觀表現)、思維邏輯的合理性、診斷結果的正確性等等積極因素,這正是中醫學歷經兩千余年一直被視為人類健康保護神的有力保證。
盡管中醫診與斷的科學性毋容質疑,但其局限性也隨著西方醫學的涌入而日益凸顯。首先中醫診斷學診斷手段的落后性。中醫學自其誕生之日至今的漫長歲月里,診斷手段幾乎無任何革命性變化,即望、聞、問、切。在科學發展仍處于落后、萌芽時期的古代,用望、聞、問、切尚可理解,且在當時應該說尚具有一定的先進性。但隨著科學的發展,尤其在科學已日新月異的今天,中醫病情資料的采集手段還墨守陳規、對現在科學技術發展仍無動于衷,仿佛是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不能與科學同步,勢必被科學所淘汰;可作對比的現在醫學主流――西醫,在其發展之初,醫生耳朵貼近患者皮膚來了解患者體內的聲音的變化,接著改良為聽筒、聽診器,乃至發展為X線透視、CT、核磁共振等技術的應用,可見西醫的診斷技術緊緊跟隨科學技術發展的步伐,采用一切能利用的技術手段來延伸醫生的“眼睛”、“耳朵”,因而西醫隨著科學技術的革新而革新。直至目前,西醫診療手段與其產生發展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相比之下的中醫,仿佛對科學技術的發展“充耳不聞”,我行我素,自保一方“凈土”,因此其診斷手段自其始至今無突破性進展,那么其相對于西醫的落后就不足為怪了。
此外,中醫以“四診”為主要手段的“診”法,以中醫辨證思維為邏輯方式的“斷”法具有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中醫診斷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石就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表明中醫診斷的方法就是捕捉疾病的外在臨床表現而揣摩機體內部病變的本質。“望、聞、問、切”四種診法其實質就是通過醫生的感官系統去體會疾病的外在表現,那么感覺器官對疾病外在表現的感受往往因人而異,醫生的心態、臨床經驗、身體健康狀況、感覺的偏差、環境變化等等不確定的因素均可影響,因此在這么多的不確定因素下采集的病情資料很難確保是基于客觀、疾病本質的檢查所得。而且,中醫學的“斷”就是在中醫邏輯思維的指導下的“辨證”,寓于其中的主導因素仍難以擺脫主觀因素的羈絆,也就是說中醫學整個診斷過程過多地依賴人的主觀思維活動,而客觀因素的制約度很少,其結果勢必導致主觀臆斷的可能性增加。
給疾病診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做到反映疾病本質,以便有針對性地制定治療方案,但中醫學對疾病的診斷往往也過于表面化、膚淺化。因為其診斷的病名基本是疾病某個臨床癥狀或病位,如水腫、內傷發熱、癃閉、眩暈、黃疸、泄瀉、不寐、肺癰、心悸、腹痛、胃痛、頭痛等等,故此這些診斷很難反映疾病的本質,因而對制定治療方案沒有太大的指導意義,因此中醫學就有“同病異治”和“異病同治”的理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同一個疾病可采取不同的治療方案,或不同的疾病可采用同一治療方案,那么這樣的診斷還有多大的價值?
3中醫治療措施的保守性
中醫學的治療方案的制定是建立在辨證基礎之上,其治法涵蓋“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種方法,而且此八法相輔相成,相互制約,相互為用。對于具體方藥講究“君、臣、佐、使”,既可針對主證進行治療,同時又兼顧次要表現或兼證,并且在同一方劑中可以運用藥性完全相反的藥物,達到“佐制”作用,這是西醫治療難以想象的,正是這些方面的優勢,使得中醫藥有時產生不可思議的療效,治愈了許多西醫界頗感棘手的疾病,這也是中醫藥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佐證。而且,中醫藥還有一個重大優勢就是中藥(除少數外)基本都是天然藥物,副作用少,這也是中醫藥為許多患者青睞的重要原因。
中藥不是一點毒性都沒有,這個觀點慢慢為醫患雙方所共識,但比起化學藥物,其毒副作用相對要小得多(少數劇毒中藥除外),因而中藥比西藥要更安全,除了中醫藥可靠的療效外,正是由于這方面的優勢,中醫藥是許多患者就診的重要選擇。但中藥湯劑入口太苦,使許多患者望而卻步,尤其是年輕患者,雖然中藥劑型還包括片劑、針劑等等,可目前中藥主要給藥途徑仍就是湯劑,這也是中醫藥就診人群逐漸縮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中藥方劑劑型改革是目前研究的熱點。市場上能購得的中藥丸劑、片劑、膏劑、散劑、丹劑、針劑等也不少,但仍沒有形成中藥給藥的主流,而且質量也良莠不齊,很多沒有統一的質量標準;另一方面能打入國際市場的中藥丸、片、針劑更是鳳毛麟角,嚴重影響中醫藥行業的國際化進程。
眾所周知,與西醫比較中醫藥在治療急性疾病方面明顯處于劣勢地位,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藥可選擇針劑太少,因為水針劑在體內作用時間要比口服藥要快,口服藥通過胃腸道的吸收、肝臟首過作用,達到血液循環至少需要20min的時間,而且中藥的煎煮又要耗費一定的時間,而急性疾病患者的治療往往是爭分奪秒,20min或更多時間的耗費往往為病情不能容許;另一方面,中藥方劑所含成分復雜,因而作用效果較為廣泛,所以又被稱為中藥的“散彈效應”,但“散彈效應”帶來負面代價就是疾病治療的針對性不強,中醫藥理論中本來就有“力專則效洪”的說法,作用面廣泛就無異于“無的放矢”了。因此,如何提高中藥方劑作用“靶點”的準確性和縮短單次用藥的起效時間,是中醫藥治療方面突破的重要指針。
4中醫人要迫切加強創新思維
縱觀中醫藥兩千來的發展歷程,中醫藥一直沒有擺脫《內經》的思維模式。事物的發展總是從量變到質變、螺旋式上升的過程,現代科學知識更是以加速度的形勢發展,人們形容為“知識爆炸時代”的來臨。而中醫藥的發展似乎永遠處于“量變”之中,而且這種量變的步伐過于緩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醫人思想觀念的保守性、封閉性、排他性。
中醫藥的發展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如何擺正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沒有繼承的創新中醫學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最終導致中醫的滅亡;但沒有創新的繼承中醫學就會固步自封、泥古復古,知識漸老,最后為時代所淘汰,漸漸消亡。因此,中醫學的發展之路在于繼承和創新雙管齊下,缺一不可,但從目前中醫的發展來看,是創新不足,繼承有余。其實中醫學自古就有厚古薄今的傳統,太注重經典及考證,如《內經》《傷寒論》等的注者達數百家,考身世、考故里、考學術淵源、考流派、考字句文法等等。漢代醫學宗師張仲景有一句名言:“勤求古訓,博采眾方”,至今為許多中醫人視為座右銘,因而絕大多數歷代中醫人對于“古訓”,敬若天命而不敢輕易“篡改”,現在依然。目前,在中醫論文或理論探討文章中,動輒“《內經》云……”或“仲景云……”等,從古代醫家古籍中尋章擇句,斷章取義,尋求理論依據,仿佛《內經》就是終極真理,與《內經》不同“政見者”,就值得懷疑或否定。“中醫治病往后看,查查古人怎么辦;西醫治病向前看,看看有何新進展”[1],這句話是目前中西醫思維最大不同之處,也是西醫逐漸“蠶食”中醫就診人群和治療病種的重要原因。
現在又有人倡議加強中醫學人文因素的研究。誠然,中醫學的起源和發展與中國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醫學是在悠悠數千年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孕育起來的,具有明顯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研究中醫學的人文因素對于揭示中醫學的發展規律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但是,如果把中醫學歸屬于自然科學范疇無異議的話,那么其發展就應該遵從自然科學的發展規律。單從中醫學文化層面去咀嚼、挖掘,很難想象能揣摩出什么中醫學的“突破”來;另一方面,中醫人文因素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課題、新思路,自古有之,從某個角度說中醫學發展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史,多少年來不是研究太少了,而是研究的夠透徹、夠詳盡了,還能研究出什么“新大陸”?
以上是筆者對中醫發展存在問題的一點點拙見,但不意味著否定中醫,中醫有中醫的優勢,西醫有西醫的局限性,提出中醫的不足,目的是希望中醫能更好更快地發展。總之,世界上沒有終極的理論,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有不斷的創新、發展,才能漸近完善,西醫亦然,中醫亦然。
面對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世界的現代化程度已經使人類享受到了現代文明的大量成果。但是,人類本身卻不斷地遭受著環境變化、社會關系和疾病侵擾等諸多問題。摒除客觀條件的不易控制性之外,人類在生理病理、應變機制、病癥治療、預防康復等多個方面的認識,實際上還是很膚淺的。舉例說無處不在的病毒性感冒早已對人類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可是至今醫藥學界在防治措施中并無良策,往往處于被動之中。
由此,不能埋怨一百多年來醫學理論的遲緩發展,也不能責怪當今的醫學科技不發達。究其根本的原因,筆者認為還是世界兩大醫學體系——中華醫學和西方醫學目前未能真正地融會貫通,所以不能形成合力以對付病魔和提高人類自身的健康素質。
然而,通過中國對中醫藥偉大寶庫半個世紀的發掘、整理和提高,可以說中華醫學已經開始邁入脫離虛玄理論,初步實現現代化的新階段了——這就是即將崛起的現代中醫學。后者通過嶄新的生理應激理論,已經能夠基本說明中醫的科學性、規律性、診治法則和臨床效驗。與此同時,對于生理應激理論十分陌生的西方醫學來說,也存在著一種繼續前進的機遇,從而在諸如現代人體平衡理論、人體機能狀態分類、亞健康問題、診治對策等方面,獲得嶄新的認識和有益的進步。如是說,以往難于融洽的中醫學和西醫學已有了一個共同的結合點,這就是當今世界醫學界都應關注的生理應激理論的意義所在!就此問題具體闡述如下。
1中國經絡科學研究成果的啟示
眾所周知,經絡學說是中醫學最為重要的基礎理論之一。在中醫典籍及現代研究中,對經絡有著各式各樣的描述和闡釋,真是莫衷一是。但是其中有一套學說逐漸脫穎而出,這就是在1986年9月北京召開的“中國針灸學會經絡研究會第一屆學術討論會”上,筆者正式宣讀的經絡本質的“血管及其神經學說”。此學說堅持了古代醫家的一貫思路,合理地揭示了經絡的主要物質基礎就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經復合結構!
上述見解,別以為對西醫學來說尚屬已知結構,但其中卻存在有許多的未知認識:例如交感性神經的節段性規律、交感性神經在體表-內臟雙向聯接中的作用、交感性傳入神經的生理屬性、交感性神經的感知及與大腦皮層的關系等等。然而根據筆者大量文獻資料的論證,我國醫家在公元前就發現了脈及支配脈管的交感性神經,并被稱為“經脈”或“經絡”。解析后來看,它的結構及功能在古代經絡學說中闡釋的明白清楚,應用的得心應手,并使中華醫學在上述領域已經獨領兩千多年。
深入地說,經絡這種人體結構具有流動性和感知性的屬性,是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經復合結構為主要基礎的功能性表現;循經感傳及慢速性是交感性傳入神經基本的內臟性感知功能;“心胸內關謀”,“肚腹三里留”等經驗反映了交感性神經潛在的特異性節段聯系;針灸經絡穴位所導致的神經-體液性調節,是由于激活了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經以及中樞下丘腦所形成的,后者也是一種血管-神經復合結構,具有交感神經系統中樞和垂體門脈系統的雙重作用。如此等等,科學地說明了經絡的許多低級屬性及在針灸治療中的重要調節作用。追溯這些原因,可以在環節動物如蚯蚓水平發現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經復合結構的雛形,并且在人體內現存的交感神經干(鏈)就是這一進化的痕跡。有關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證和具體說明請參見筆者專著《現代針灸學概論》一書[1]。
這里不得不指出的是:在當今世界的醫學研究中,軀體性神經及大腦的意識支配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經絡本質的研究而顯得事倍功半,并且還延緩了人體生命科學的深入研究。這是揭示經絡本質的另一種意義或啟示。
2生理應激理論的發展
在人類探討自身生命規律的時候,不能不提及西方醫學近200年來研究人體平衡理論的經典過程。19世紀里法國伯爾納(Bernard)提出了以循環系統起核心作用的“內環境”學說,20世紀初美國坎農(Canmon)提出了以交感神經-腎上腺髓質系統為中心的“穩態”學說。在1956年加拿大病理學教授賽里(Selye)提出了以交感神經-腎上腺皮質系統為中心的“應激”學說。這種應激被認為是機體對不良刺激或應激情境的反應,并具有保護性和適應性的功能防衛反應。所以,這種應激學說的特征是可以包含三個反應階段(警戒期、阻抗期、衰竭期)的一般適應綜合征。至此,現代神經-體液理論已經比較深入了,但就學術系統來說,仍給人難以自圓其說的遺憾。
然而,當人們關注中華醫學傳統經典的時候,當中西醫結合學者審視古論的時候,許多靈感可能就會不期而至。正如前述,“經脈”、“絡脈”、“氣血流注”、“陰陽平衡”、“五行生克”等等,可以說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中國古代樸素的神經-體液調節的雛形。特別是在1963年,中國著名的生理學泰斗蔡翹教授在賽里應激學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生理應激”的概念[2]。這種生理應激強調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從刺激反應恢復到原來正常狀態而維持機體內環境穩定的過程。由此可見這與賽里應激有著根本的不同,即后者一般被視為“病理應激”。這種不同似乎并未引起西方醫學界的高度關注,然而在中國卻很早很默契地被用來認識針灸針麻的調節原理了[3]。
深入地說,針灸針麻的實施非常符合生理應激的概念和過程;同時,又反過來極大地促進了生理應激理論的豐富和發展。筆者的系列研究還證實:針灸針麻術所導致的機體反應基本上是在如下七個系統中進行的:交感神經系統、血管系統、血液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遞質系統、中樞痛覺調制系統、內臟系統。這七個系統不僅是針灸針麻調節原理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整個機體維持體內生理反應和病理反應的基本單位,因此可以統稱為生理應激系統。站在人體生命科學的高度還可發現,這個大系統也是人體生命機制的基本調節系統,或經常被人們譽為“生命力(又稱為內驅力)”的系統。
解剖生理學指出,血管系統作為血液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神經遞質系統等的傳輸基礎,應該是自環節動物以來最基本的生物結構。交感神經系統可以在中樞痛覺調制系統的調控下,直接或間接地通過神經遞質調節著血管系統、內臟系統。特別是中樞中的下丘腦,不僅是典型的血管-神經結構,執行著調節垂體門脈和高級中樞植物性神經功能的重要功能;并且也是公認的表現出生命力及維持生理穩態的必需結構。例如在環節動物的血和血管開始構成為一個閉鎖性的循環系統,與此同時也才開始具有了由若干神經節組成的鏈狀神經系,這樣兩者就可以在保持內外環境平衡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聯系到實驗研究已證明了經絡具有的許多低級生物屬性,所以筆者有理由認為:作為中國傳統醫學核心理論的經絡學說,可以說在結構布局和調節功能兩方面,實際上早已勾劃出了一幅神經-體液調節理論的原始畫卷。現代研究也已經揭示了經絡氣血的重要物質基礎,即血管及其交感性神經復合結構竟在生理應激狀態中起著樞紐樣的作用[1]!由此不僅展現了中醫學現代化的良好條件,而且也促進了現代醫學的成熟發展。
3現代醫學理論的重大進展
例如至今尚屬天下難題的現代人體平衡理論,在中醫學“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之人體平衡思想的指導下,結合到生理應激理論就可以這樣總結出來了:以血管系統和交感神經系統為樞紐的生理應激系統在維持和調節機體內、外平衡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體內平衡是系統性調節的結果。其中樞紐的作用已由中國古代經絡學說所全面闡述,其中的系統性調節即是組成生理應激系統的七個子系統之間的平衡或再平衡。由此比較西方醫學研究中只強調單一結構的弱點,中華醫學的整體觀更能全面地認識人體的生命機制了。
這一成果再結合到中醫體質學說關于“視人五態乃治之”的思想,現代中醫學還創新地提出了現代人體機能的五種狀態,即生理狀態、代償狀態、生理應激狀態、病理應激狀態、衰竭狀態。這一突破不僅真正體現了古為今用,也使現代醫學的生理病理觀前進了一大步。特別是在診治過程中,如果不僅知道病因(這是西醫的長處),而且也知道患者所處的狀態(這是中醫的長處),那么就會使整體診斷更準確,個體治療更貼切。因此以中西醫結合為特征的現代中醫學還提出了嶄新的復合診治法[4]。
又例如時下人們喜歡談論的所謂“亞健康”(又被稱為“半健康”或“第三狀態”)。很多人都為處于如疲勞、睡眠欠佳、消化不良、多汗、易怒或易憂郁等等狀態而苦惱。目前“亞健康”僅僅定義為無病與有病之間的狀態是既空洞又不準確的。顯然西醫學和傳統中醫學都沒有把這個問題說得很清楚。然而,現代中醫學采用的現代人體機能狀態分類法,就將“亞健康”歸為“生理應激”狀態。這即是在平常態、代償態、生理應激態、病理應激態和衰竭態等五種狀態中的第三狀態。其中既明確了“亞健康”在整體上所處的生理病理狀態,又在經絡辨證中也有利于病或證(態)的轉歸分析。這樣不僅使現代中醫學既有了傳統中醫的特點又有了現代醫學的特點,而且使中醫藥和針灸成為了調節和治療這種狀態的最佳療法。
4小結
中國進行醫學現代化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其中的重大步驟就是非常開放地把西方醫學也當作主流醫學之一,并與中華醫學并駕齊驅。與此同時,在中國古代醫學豐厚的理論闡述和臨床經驗的基礎上,傳統醫學的科學內核一旦被破解和揭示,就會升華傳統醫學達到質的突破—這就是現代中醫學的企求和目標!
通過本文對生理應激理論及其應用的初步介紹,特別是已經在現代針灸學的理論和臨床中的成功應用[5,6],說明了應用這套科學的“大理論”來指導現代中醫學的總結和應用是非常可行的。站在世界醫學的高度,中醫學現代化的進程,不僅僅是中華醫學的巨大進步和榮光,而且也是現代醫學的催熟劑和完善機遇。而今,具有中國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生理應激理論已經明明白白地擺在了大家的面前了!如果講究科學發展觀的管理層和醫學界能抓住這一重大契機,那么在中西醫真正結合之際,就能展示現代神經-體液理論的應有進展,就能展示世界現代醫學體系的最新模式,就能展示保障人類健康的最佳方案,也就能早日展示人類“醫學大同”的理想藍圖!
【參考文獻】
1袁其倫.現代針灸學概論.重慶: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重慶分社,1990.
2蔡翹.Selye應激學說與生理應激.生理科學進展,1963,5(1):1.
3袁其倫.現代針灸學的理論與臨床.香港:華杰國際出版有限公司,1997.
4袁其倫.現代針灸學臨床實用手冊.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