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飾文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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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酉陽地區土家族、苗族傳統服飾上裝的樣式變化多，從結構上看，以對襟、斜襟、大襟、圓領、立領、連袖、直身為主要樣式。從領型上看，上裝多立領、圓口領、V字領。從衣袖、衣身結構來看，連袖、直身是衣服的主要特點，衣服一般以棉、麻織面料為主。下裝包括褲和裙，褲子是比較普遍的下裝，在酉陽地區土家族、苗族傳統服飾中，男子以褲子為下裝，褲身、腳口的長、短、肥、瘦各不相同，比較有特點的結構是其中的大褲襠結構，褲襠又寬又長，這種結構在我國古代被稱為“跨”。褲子一般由棉布制作而成。裙子也是最普遍的一種下裝，裙的類型有長裙、中裙、短裙，從造型上來看，還有喇叭裙、節裙和筒裙、A型裙等，形式多樣。

社會文化包括一個社會的規范和行為準則，以及宗教、習俗、道德標準在服飾上的折射。

（1）宗教在酉陽地區土家族、苗族的一些民俗活動中，傳統的原始宗教儀式在特殊的日子里仍然被保留著，在服飾的式樣和服飾圖案中也蘊藏著一些宗教意識。反映在服飾上的宗教意義，其形式各不一樣，從服飾中可以看到，有的是以圖案形式對宗教意識加以記錄，使人們在著裝時通過圖案代碼被喚起一種熟悉的情感，進而思考它的宗教意義，正如貢布里希所說“對符號的使用，是人類克服不完善的回憶發展出的一種手段”。在一些服飾圖案中有表現“有超自然威力”的動物、人物紋樣，如苗族的“祖靈”和“萬物有靈”的圖案，在當地苗族服飾中很常見，并與口頭傳說故事相結合，這便使圖案被保留得更完整，加強了苗族人對崇拜物的感情，使圖案與意義緊密相連，再加上在有宗教意義的節日里，音樂、舞蹈、犧牲等內容渲染著宗教氣氛，引起情感的興奮以增強宗教的信念，更加強了苗族人對圖案的記憶。

（2）社會角色社會角色標志指的是社會中不同性別、不同地位、不同支系、不同職業的人，用服飾來加以區別。性別不同，服飾就不同，這是服飾中最普通的現象，而且最顯而易見。酉陽地區土家族、苗族傳統服飾男女裝在材料的使用上區別不明顯，而在服裝的造型裝飾和佩飾上，男女服飾各有千秋。男裝造型比較簡潔、整體，以寬肩、直線外輪廓造型為主，強化男性的體型特征。女裝的件數較多，上裝、下裝、裙子、圍腰，層次豐富，變化多樣，以塑造柔美、婀娜的女性形象。從服裝的裝飾上看，有些男裝運用了一些裝飾材料，如圖案、穗子、寶石、金屬片等，而幾乎所有的女裝都使用各種不同的裝飾，如花朵、圖案、穗子、寶石、金屬片等。服飾的社會角色標志還反映在不同支系服裝的區別上，一個民族的不同支系在服飾上整體風格一致，局部造型、裝飾、色彩、材料有些不同。形成民族不同支系的主要原因是民族歷史上的大遷徙。在民族遷徙過程中，部落被分散、割裂，以致定居點不一樣，不同區域文化影響加上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就形成了不同的語言、習俗和服飾。酉陽地區的苗族由于支系不同，其服飾、語言、習俗就不完全相同。據清朝史籍記錄，苗族服飾由82個支系組成，現在統計的苗族服飾有130多種，分黔東型、湘西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四大分支，各分支里又有一些小分支，可謂支系繁多。

（3）民俗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風俗習慣就是民俗。從它在文化系統中的地位來看，“民俗是文化系統中組織層面的非強制性的組成部分，它通過文化的自然延續去節制社會成員的生產、消費和人際關系的協調”。①服飾根植于約定俗成的風俗習慣是毋庸置疑的，民俗生活對服飾的創造和傳承有直接的關聯，民俗生活中也不能缺少服飾的參與。在苗族民俗中，剛出生的小孩用繡著蝴蝶圖案的布包裹，而蝴蝶是苗族的“祖靈”象征物，用繡有“祖靈”的布作襁褓，是希望孩子得到“祖靈”的保佑。在民族的風俗中，遇上過本民族傳統節日，人們都會特意打扮，著節日盛裝，以增強節日的喜慶氣氛。同時，節日活動也是人們展示服裝的最好機會，如苗族女子過節時會穿上自己親手制作的繡有各式圖案的盛裝。在當地一直保留著這樣的民俗——“誰的刺繡圖案精致，縫制的衣服美麗，表明她就是一個心靈手巧能干的姑娘”，能得到人們的贊美，甚至得到異性的青睞。

人們通過服飾的創造、變革，表現個性的釋放和對美的追求。格羅塞在《藝術的起源》中提出“藝術的努力是由它的整個過程或者它的結果來引起審美感情”，其觀點對后人的影響較大。說明服飾的藝術性應該從服飾審美和藝術創作兩方面來考察。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飾中體現出來的審美意識是從社會學層面和心理學層面反映出來的，即人創造服飾的行為一方面受社會規范的制約，一方面也是自身價值的體現。審美意識在心理學方面的反映是指個人的動機與需求、自我概念、印象、知覺與個人服飾行為的關系。人們利用自己獨特的文化，去改造、利用其生存環境，從生存環境中獲得自身所需的物質和精神營養，來維持本民族的延續和發展。巴渝地區少數民族服飾是歷史上形成的以整體民族為概念的統一服飾外觀，服飾的創作并不涉及或很少涉及自我概念等個人需求，即使是適應人的需要而創造，也是指有共性的人的身體的需要。所以反映在服飾審美觀念中的個人愿望不占主要地位，反映在服飾審美觀念中的社會性特征最明顯，是社會背景下的審美。人們通過對服飾的創造、變革表現對美的追求和對社會規范的認可，反映在服飾的造型、色彩、材質以及人的整體著裝形象上，便是個人為了使自己的行為與社會規范或某一民族群體保持一致，便穿著某一民族認同樣式的服裝，于是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統一的民族服飾面貌。另一方面，從服飾制作上來看民族服飾的藝術性，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飾制作包括對原材料的加工和服飾制作工藝兩方面的內容。傳統服飾面料由棉、麻、絲、毛纖維紡織而成，傳統服飾的制作工藝手段非常豐富，包括服裝定型工藝（做百褶）、百納布工藝、扎染、蠟染、印染、刺繡、鑲花、織錦、編織、編結、首飾制作等，不同的工藝技術均產生出魅力不同的效果。

符號學理論可以為我們研究巴渝地區的少數民族傳統服飾提供一個有效的方法，從傳統服飾的符號化中進行符號解讀，構成對符號的詮釋過程。巴渝地區少數民族服飾的樣式、色彩、材料、細節、裝飾等方面無疑是一個符號系統，并系統地指涉該民族傳統文化。

“符號學”是20世紀初由美國哲學家皮爾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和奧地利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提出的，到20世紀60年代，才成為一門科學受到重視。“根據符號學的理論，人的思維和語言交往都離不開符號，而人的意識過程，就是一個符號化過程，思維無非是對符號的一種組合、轉換、再生的操作過程。”②“符號學”是研究人類交流的一種方式，它構建了語意的三角關系，并研究語意的性質和規律。語意的三角關系是：符征（signifier）：是形式，可感知的；符旨（fignfied）：是符征所指涉的意義；指涉物（referent）：是符旨所指的物。

從語意的三角關系中我們可以理解到，一個具體的形式一方面傳達該形式代表的物，另一方面傳達該物所表達的寓意。符號是傳承和負載信息的媒介，是認識和表達事物的中介，它表現為有意義的符碼。符號概念的外延很廣泛，設計中的符號是一種非語言符號，但是它與語言符號有很多相通之處，所以符號學理論不僅被應用于視覺傳達設計，也被應用于更廣泛的領域，如產品設計、音樂、舞蹈等領域。

美國符號學家皮爾斯的理論把符號分為三類：一是圖像性符號，即利用符號形式和所表達的意義有共同特征，來指涉對象。如酉陽地區土家族織錦中的“老鼠嫁女”圖案，圖案中，“老鼠嫁女”的場景直接來源于生活，指涉民間的婚俗，表達該民族對生活的熱愛之情。二是指示性符號，即利用符號與表達意義之間存在“必然實質”的因果邏輯關系，構成指涉作用。如苗族人著節日盛裝時佩戴的各種銀飾，表達福貴、吉祥之意義。三是象征性符號，象征性符號與表達意義之間無必然或內在聯系，但社會約定俗成使其具有意義并互相傳承。如，土家族織錦的“萬家八錦”幾何圖案象征福貴；苗族服裝刺繡圖案中的“蝴蝶”象征祖先；等等。

對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飾的研究，目的在于運用設計與創意，展現區域性文化元素，這是在全球化高度競爭下勝出的關鍵，即通過新的思考，將傳統文化資產里的元素轉換到現代生活中。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飾，袍衫為主要形式，以H型、A型輪廓為主，上裝配下裙、多層衣、多層裙、連衣裙、上裝下褲、上裝下裙再配圍腰等的服裝外輪廓，其細節變化比較豐富，我們首先可以從款型中得到一些啟發，與當代設計手法結合，將其運用到設計中，如圖1（作者：唐雪芮）。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裝內部構造的方式較多，從形式來看，各具特色的領型、袖型、袖頭、腰線、門襟構造、內部分割線、下擺、口袋、褲腰、褲臀部造型、褲襠、褲腿、褲腳口、細節等元素，都可以被當做設計資源，重點是把這些元素與設計個性、設計理念結合起來，如圖2（作者：尹立）中的服裝是借鑒傳統服裝的領型、袖型，經過一定轉換設計的女裝。

巴渝地區少數民族傳統服飾圖案與現代服裝設計的結合點最多，對傳統服飾圖案的借鑒，可以是傳統服飾圖案原始樣本的運用，也可以是對傳統服飾圖案的打散重構、重新組合，根據設計師的設計風格、設計要求而定。重點在于在重新組合的過程中，至少保持傳統圖案一個單位的結構特點和色彩特點，這樣才能保留住傳統圖案所傳遞的原生態文化內涵，如圖3（作者：廖拉）對傳統服飾圖案的采集、圖4（作者：白薇）和圖5（作者：余秋雨）對傳統圖案的現代運用。

第2篇

民族服飾是人民群眾生活必需品之一，也是民族文化一個重要的載體.服裝與飾品不僅僅起到蔽體遮羞的作用，更主要地是向外人傳達了民族的崇尚、風俗習慣、節慶等多元而復合的文化信息.

任何民族，其服飾大多分為兩類甚或更多，一是平時生活勞動穿戴服飾，一是節慶或宗教祭祀儀式時穿戴服飾，個別民族其節慶與宗教祭祀儀式服飾按其性質又有嚴格的區別.這種在同一民族中的不同服飾傳達的是不同窩意的文化內涵，盡管它是同一民族的文化表征，但在民族習俗倫理規范和有關禁忌的約束中，其表征的文化概念是需要嚴格區分的，絕不能有絲毫的棍同.在有的民族的平時衣著與裝飾中，體現了一種對宗教禁忌或圖騰崇拜的意蘊，因而即便在盛大的宗教節日中，多數普通族眾仍可以穿戴平時的民族服飾參與典禮成儀式，并不因此而受到譴貴或懲罰.這是因為，在平時的民族服飾中，已寓含著這個民族最基本的文化語境，這種普象式的文化語境，能鮮明而準確無誤地向外界傳達民族歷敬畏的神靈或所崇敬的生物圖騰，抑或表達了本民族歷經歷的諸多艱辛或神奇故事，反映了民族的歷史內核.而做為普通族眾，只要堅持了對這些民族基本文化的傳承，堅持這種民族精神續遞，就能夠保證本民族文化不致被外侵文化所湮滅.但是，對普通族眾在服飾上的寬容，并不意外著這些民族沒有更富特色且包含文化信息更濃的民族服飾。在宗教祭祀儀式、節日、婚嫁、喪葬等重大場合中，神職司儀人員、族老、長者和擔任其族內職位、主管族內事務的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人員與相關對象以及迎賓男女，則必須嚴格按自己的角色穿戴相關華貴的節日服飾，否則就會認為對民族、對祖宗、對鬼神的“大不敬”而受到特別嚴厲的懲罰，這使得民族的全體族眾都不敢有絲毫怠慢.因為，在盛大節日或婚喪禮儀中，只是通過寓含著更深層次民族文化內涵的華美的節日服飾，才能恰如其分地使表演者更強烈地釋放出民族文化信息，激發廣大族眾緬懷民族的光榮歷史，承續民族文化傳統，發揚民族精神，促進民族不斷強盛.穿戴這種節日服飾，既表達了對民族祖先及歷史傳統文化的繼承，又表達了振興民族的責任，其文化離意非常豐富而深刻.

由此可知，服飾之別反映的是民族不盡相同的禁忌、敬畏和歷史文化、祖宗文化、鬼神文化、道德文化.根據對多個民族服飾的比較分析，我們對其涵蓋的文化寓意做出如下解讀。

一、祖先英雄文化

祖先英雄文化是每個民族都有的共性主題.任何民族都將本民族遠古重要發展階段先人們的功績疊加到某位祖先身上，塑造出一位無與倫比、神人共體的祖先英雄，成為全體族眾的崇奉對象.如西南少數民族苗、侗、彝、瑤等共同尊祟，回族，藏族格薩爾，蒙古族江格爾等等.這些英雄祖先的人格魅力，衍化為民族自立自強的梢神力量和民族道德倫理的最高境界；而英雄們的言行與衣著服飾，無疑也自覺成為規范和制約族眾言行的尺度與標準；成為民族族眾仿效、敬仰、懷念英雄祖先的象征，成為族眾團結奮斗的最具感召力的抽象語言.在眾多民族史詩中，英雄祖先的身世、形貌、衣飾、品德、言行、意志與杰出功績，是史詩描繪的主要內容，而這些內容的任何一個方面都賦予了后世人們道德精神上的感召力量，為人們所景仰并仿效，即使經過千百年的流傳亦永不褪色.然而，言行的記載往往因傳承方式與載體的失傳以及戰亂、天災等而走樣，服飾傳承的記憶則更為真實和純正，這就讓服飾承擔著緬懷祖先英烈、記述宏大歷史場境、弘揚民族精神的歷史重任，使服飾包容著氣象萬千、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特別是在演繹英雄祖先最為人展憾的英雄壯舉的民族傳統戲劇中，服飾的原始表現力更具代表性。如:湘西士家族的“茅古斯”，所穿的稻草服飾，忠實記載了土家民族尊崇的遠古女英雄“梅”為保護民族而英勇獻身時的穿著.

二、宗教禁忌文化

宗教禁忌是各個少數民族保持和發展民族個性的基本規則之一，盡管有些同源或鄰源民族信仰同一宗教，但也因民族的不同風格而使其信仰體現出不同的格調，使宗教在繼承基本教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多種教派形式(也有的宗教不同教派流入同一民族區域后卻未能改變其民族個性，但其前提是不同教派所遵循的基本教義必須相統一).宗教禁忌文化對民族個體的約束體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如在、內蒙古等地，由于信奉佛教，盡管其畜牧業仍占據著國民經濟的重要地位，但除對牛、羊等天賜或神賜食物的傷害外，對雞、魚、兔、驢等動物，往往是禁止食用的，其中有些動物被視為神的化身，有的被視為不潔動物。而在維、回聚居地區，豬、狗是被禁止虐待與食用的動物.而在衣物服飾方面，也明顯地留下了宗教禁忌文化的烙印。回族、維吾爾族群眾喜戴小圓帽，林現了他們對伊斯蘭教的崇奉和信仰。回族做為伊斯蘭教衣缽的直接繼承者其所戴的小圓帽是純白色的，既與伊斯蘭教教堂屋頂圓彎相映照，又因白色是“素、潔”的代表色而備受祟敬。伊斯蘭教強調人的修養純潔，視白色為高尚，戴上白色的小圓帽是對天(胡大)盟哲，表明自己的心、言、行不負神諭，純潔無瑕，同時戴上白色小圓帽后也給自己戴上了自律自禁的標志，時刻普誡自己不得犯禁，做一個心凈、言雅、行潔的高尚的人，成為忠實履行伊斯蘭教倫理道德規范的典范。而維吾爾族由于歷史原因在飯依伊斯蘭教前曾多次信仰其它宗教，且在發祥地吐每番用土坯砌就的清真寺圓彎頂都保持著自己特有的風格，磚梭花紋清晰，因而其小圓帽也一律用麻淡花格織物，既區別于回族的白色圓帽風格，其象征意義則彰顯無遺.藏族從唐代開始信奉佛教，千多年來其它宗教都未曾涉足這片佛教的凈土，佛祖釋邇牟尼在菩提樹下修行的形象，成為藏族人民心中圣潔的偶像，而其穿繃及飾也被廣大藏族信徒所嚴循篤守。所以，上千年來民族服飾總是沿襲這種著裝習慣，無論男女，身穿藏袍必定脫下一只手有以長袖纏腰，有的甚至手臂，雖三九嚴寒亦無所掩讓。這是因為佛祖袒露手臂修成正果的自虐形象，深深地感動和激發他們克制已欲、珍愛眾生。同時，也使他們產生了崇敬佛祖而效法佛祖的心愿，若拂逆佛祖即為大不敬，必遭魔鬼栽害而不受佛祖庇枯.這種觀念和行為經過長年累月的沿襲，便成為一種慣性的習俗被一代代繼承不級，最終成為民族個性的典型。西南苗族的服飾，客青藍而惡紅白，與宗教禁忌文化亦關系密切，因為苗族人認為青色、藍色可以鑲災避禍，而紅色白色則容易招惹鬼神附身，帶來災禍.這種宗教禁忌文化在服飾上的體現，反映了各民族尊祟天地、敬畏鬼神、祟拜圖騰的一種普遍現象，在民族的發展和保持自身獨特個性等方面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生活習俗文化

服飾反映生活習俗文化，往往與民族所處的地域和當地的氣候特征有著密切的聯系，但其民族文化的彰顯卻是至關重要的.在我國廣大的西北地區，由于氣候干早嚴寒，其游牧生活的方式決定了當地的少數民族服飾以皮毛為原料的長袍為主。但也有例外，同樣生活在西北高寒地區的回族卻并未以長袍大褂做為主要服飾，而多穿著為上衣下褲的衣褲分離形式。即便是同著長袍大褂的藏、蒙、維等民族，服飾從原料到格式也各不相同.藏袍以寬懷大袖、不加邊飾為主要特征，穿著時必定脫出一袖或纏腰或懸垂，大襟抄腰而在腰際捆扎腰帶；帽子多以皮毛為質，帽沿外翻:藏靴有皮質與毛質之分，皮質以黑革為主，底亦為皮(現多為膠底或牛筋底)，毛質則以毛紡織料為面料，著五彩(多數為紅色雜以綠黃黑)，底厚逾寸，以毛織品(或間以雜皮邊料)用細毛繩密扎而成；藏族婦女都系一個用羊毛織成的五彩條圍裙，用以兜物、擦手、抹碗之用；無論男女藏族同胞都佩藏刀與皮囊，用以生吃牛羊肉與揉糟耙之需。這套服飾，一覽無余地體現了藏民族粗獷、蒯悍、豁達、豪放的民族風格，折射出其與艱苦惡劣的生活環境不屈不撓斗爭的精神和勇氣。相比之下，蒙袍則相對合體并在領口、下擺、袖口處鑲邊，展現出在廣闊無垠的草原上騎射所向披靡的雄姿。而維族長袍沒有藏、蒙長袍的厚重，腰間不系腰帶，展現了維族人民開放、熱情、自然、灑脫的風韻。

而在同樣地處嚴寒的東北，滿族、達斡爾族、朝鮮族人同樣穿長袍.不僅與西北藏、蒙、維族不同，長袍用料多為棉、麻、絲織品(達斡爾族部分以獸皮為質)，而且同處一地民族間長袍風格迥異，尤以滿族之旗袍和朝鮮族亦袍亦裙更具特色。這就表明，除地域出產與氣候的差異外，民族生活習俗文化在服飾上的表現力量是不容忽視的。滿族的干練嚴謹與旗袍的風格可謂絲絲入扣，而朝鮮族輕靈飄逸的裙袍則體現了該民族熱情奔放、能歌善舞的性格與氣質。

第3篇

對莊吉服飾文化的一點思考

現代服飾企業的經營，無法回避品牌文化這個熱點。莊吉從品牌立業到名牌打天下背后潛伏著一個品牌文化支撐。品牌文化的經營是多元化的，它滲透到服裝設計、店面裝璜企業策劃等各個方面。從而引發了如下思考。

品牌的定位具有濃重的文化傾向。莊吉品牌之所以長期為消費者所接受，關鍵在于初始階段長遠的考慮，即想多遠才能走多遠，居高聲自遠。莊吉品牌文化營造上，從一開始就把“弘揚服飾文化，根植高雅觀念”作為訴求重點，把高中檔西服定位在能積極適應現代生活方式的文化教育層面，即明確在大中城市及文化名城的白領階層，找到了服飾文化藝術價值取向與消費目標群體之間的切入點。

注重文化氛圍的營造和渲染。莊吉服飾研究中心和企業文化無疑是品牌文化提升的雙翼，去年6月、7月，莊吉集團先后2次召開莊吉文化升位研討會，其最關鍵的一點在于追求品牌價值；向消費者傳遞的“購買莊吉西服，也是購買莊吉文化”的信息。通過在各種媒體上塑造企業及品牌形象，并舉辦全國營銷員培訓班，凝聚了莊吉品牌深深的文化底蘊。

推崇以人為本、以點奪面的營銷理念。莊吉集團利用在外經商的溫州“百萬大軍”優勢、構筑連續專賣網點。但非溫州人一概都用，挑選專賣店經理，除了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外，還必須是“文化人”，營業員是企業形象的代表，選其“長相”，視其“親和”，“年長的見她如閏女，年輕的視她如妹妹”；店面的裝修必須具古典與現代為一體深厚的文化韻味，構成了經營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