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矛盾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yōu)質馬克思矛盾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世界是由矛盾構成的，事物的矛盾運動決定著事物發(fā)展變化的方向。這應當是唯物主義哲學觀的一個基本判斷。關于矛盾及其轉化問題的闡述，的《矛盾論》一文堪稱典范，他認為“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tǒng)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他具體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絕對性、特殊性與相對性、斗爭性與同一性、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方面。這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矛盾及其運動規(guī)律，從而指導實際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矛盾論》這篇著作的科學性所產生的持久而深遠的影響，使人們對主要矛盾的觀點有了深刻的認識與體會。俗話說，打蛇要打七寸，牽牛要牽牛鼻子。這就是講抓住主要矛盾的意思。由此就在我們日常的行為和思維中，形成了一個根本性的觀點，就是凡事要抓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事物的復雜性也包含著矛盾運動和轉化的復雜性，主要矛盾與矛盾的主要方面與矛盾本身一樣，它不會孤立地存在著，而總是與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相關聯(lián)。矛盾的轉化體現(xiàn)了辯證法。由于矛盾無處不在，因此辯證法也無處不在，這就要求我們無處不講辯證法，無時不關注矛盾的運動、變化與發(fā)展的規(guī)律。沒有次要矛盾，就無所謂主要矛盾；沒有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就無所謂矛盾的主要方面。當我們關注事物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時，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不僅同時存在著，而且在事物的發(fā)展變化中會起著并不是次要的作用。研究次要矛盾在事物發(fā)展變化中的地位與作用，不僅是一個理論色彩濃厚的哲學問題，更是一個對實際工作具有指導作用的實踐課題。

二、次要矛盾的特點

要分析次要矛盾在事物發(fā)展變化中的地位與作用，就要分析清楚次要矛盾有何特點。我們說，次要矛盾是與主要矛盾相對照的，而且與主要矛盾相比處于從屬的地位，因此，其特點在很多情況下并不鮮明，否則，就不是次要矛盾而是主要矛盾了。西漢著名的政論家賈誼說：“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這里的“已然”，除了有“已經出現(xiàn)的事物”的意思外，還包括著事物的主要矛盾；“將然”除了有“未出現(xiàn)的事物”的意思外，也包括著事物的次要矛盾。人的智慧能否“見將然”，當然可以討論。要說一定不能見，似乎語氣有點武斷；要說一定能見，似乎證據有點不確鑿。其實，能見或不能見，全憑“人之智”的深淺，而不在于次要矛盾因其次要就不去想辦法“見”。當人們認識了次要矛盾的基本特點和轉化規(guī)律，也就能夠“見”了。概括地說，次要矛盾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一是在主體方面表現(xiàn)為從屬性。這是次要矛盾的基本特征，這個特征表達了三個層次的含義：一是次要矛盾是存在著的、是有地位的；二是它在此時此刻不占主導地位；三是它與主要矛盾共同發(fā)揮作用。

二是在體現(xiàn)方面表現(xiàn)為隱蔽性。從上述的從屬性可以看出，次要矛盾發(fā)揮作用時離不開主要矛盾，但這種作用往往被主要矛盾所掩蓋，因此，即使它起了作用，人們并不容易覺察到這種作用的結果。正是由于次要矛盾的隱蔽性，它往往被輕視，甚至是忽視。

三是在發(fā)展方面表現(xiàn)為延遲性。次要矛盾發(fā)揮作用的表現(xiàn)方式，不像主要矛盾那樣立竿見影，而是有某種程度的延遲，這個特點實際上是次要矛盾從屬性與隱蔽性的反映。有時它的作用與主要矛盾是同時發(fā)生的，但人們認識的局限性造成了它的延遲性。

四是在轉化方面表現(xiàn)為漸近性。這個特點是延遲性的表現(xiàn)形式，它一般不會發(fā)生突變，常常是漸變的，而且這種漸變性常常因為其從屬性和隱蔽性而不被人們所察覺。

五是在作用方面表現(xiàn)為偏轉性。如果次要矛盾與主要矛盾發(fā)揮一樣的作用，同時推動事物沿著既定的方向發(fā)展，那就無所謂次要和主要了。次要矛盾之所以重要，往往體現(xiàn)在它能夠使事物發(fā)展的方向發(fā)生偏轉，這也是我們需要對它進行研究的根本原因。

三、人們難以認識次要矛盾的局限性

次要矛盾的上述特點，假如我們能夠將其置于放大鏡之下，當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所說，研究社會科學問題，既不能用顯微鏡，又不能用化學試劑。人們之所以常常忽視或輕視次要矛盾，主要源于人的思維與行為的局限性。如果我們能夠正確認識這些局限性，那么對于認識事物的次要矛盾，相當于握有顯微鏡或放大鏡，也就能夠見微知著。概括地說，這些局限性包括：

一是好高騖遠。《宋史·道學傳一·程灝傳》中說：“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意思是說，病態(tài)的學者討厭近處的事物，而一味地追求過高過遠的目標，那當然是學無所成了。眼光放遠本來是好事，它可以使人有明確的前進目標，但如果不注意腳下的障礙，難免會摔跤。

二是好大喜功。這個詞原指封建帝王喜歡炫耀武功，宋代的理學大師朱熹在《鄭公藝圃折衷》中說:“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現(xiàn)在多指不管條件是否許可，一心想做大事、立大功，或者用以形容鋪張浮夸的作風。試想，有了好大喜功的心態(tài)，難免會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容易，當然就不可能看到事物的次要矛盾了。

三是充耳不聞。所謂“充耳”，就是掛在冠冕兩旁的飾物，用玉、石、貝等制成，下垂及耳，可以塞耳避聽。其意在隨時提醒那些貴族，應該擇明言而聽之，對于那些小人之言，要“充耳不聞”。試想，有意識地塞住自己的耳朵，豈能聽到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不能認識事物的全部特征，尤其是次要矛盾了。

四是熟視無睹。晉朝的劉伶在《酒德頌》中說：“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事物的次要矛盾是一種客觀的存在，但看慣了就好像沒有看見一樣。泰山那樣大的事物橫亙在眼前，就當沒有看到，何況是事物的次要矛盾。

五是人云亦云。坡有詩云，“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人家怎么說，自己也跟著怎么說，什么主見也沒有，只會隨聲附和，沒有從獨立的視角觀察一個同樣的事物，當然就不能有新的發(fā)現(xiàn)，或者說無法認識事物的次要矛盾了。四、正確認識次要矛盾對事物發(fā)展變化的作用

我國偉大文化遺產《易經》，通過八卦的相互交錯，表明世間事物是互相滲透、互相交織的，事物的運動發(fā)展不是孤立進行，而是互相聯(lián)系的。老子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哲學思想就是對事物間這種相互聯(lián)系、相互轉化規(guī)律的精辟概括。每天我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也可以說矛盾存在于一切過程中，并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有時候我們有幸能夠在錯綜復雜的矛盾之中梳理出一些脈絡，仔細辨識它們也許能夠看清問題從而解決問題。

在復雜的事物發(fā)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fā)展，規(guī)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換句話說，一個事物的內稟特征，一定是由主要矛盾決定的，這是“質”的規(guī)定性。比如，雞蛋里面存在著的遺傳基因決定著它具有能夠在一定的條件下孵化出小雞的內稟特征，而一塊石頭則不具備這樣的內稟特征。另一方面，在很多情況下恰恰是次要矛盾與矛盾的次要方面對事物的發(fā)展方向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雞蛋雖然具備變?yōu)樾‰u的內稟特征，但如果沒有合適的溫度等客觀條件，它是不能自然而然地變?yōu)樾‰u的。這就是所說的“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與雞蛋這個“質”的規(guī)定性相比，其它外在的條件就是次要矛盾，而能否孵出小雞，也就是雞蛋這個事物的發(fā)展變化的方向，往往是由次要矛盾決定的。

在物理學中，有一個“蝴蝶效應”，就是典型的次要矛盾決定事物發(fā)展方向的例子。是指在一個動力系統(tǒng)中，初始條件下微小的變化能帶動整個系統(tǒng)的長期的巨大的連鎖反應。這是一種混沌現(xiàn)象。蝴蝶在熱帶輕輕煽動一下翅膀，遙遠的國家就可能造成一場颶風。蝴蝶效應在社會學界用來說明：一個壞的微小的機制，如果不加以及時地引導、調節(jié)，會給社會帶來非常大的危害；戲稱為“龍卷風”或“風暴”，一個好的微小的機制，只要正確指引，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將會產生轟動效應，或稱為“革命”。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千里之堤，毀于螻蟻之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次要矛盾雖然能夠決定或者影響事物發(fā)展變化的方向，但在次要矛盾發(fā)揮作用的先決條件沒有具備之前，它絕不會產生作用；主要矛盾的解決過程中，絕不能掩蓋次要矛盾即將發(fā)揮作用的趨勢。次要矛盾躲在暗處，用它那狡黠的眼睛注視著我們，一旦我們喪失了警惕性，它就會跳出來給予我們致命的一口，輕則受傷，重則斃命。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常常是以更大的錯誤或代價來糾正或解決一個小小的錯誤或代價，就是因為沒有認識到或解決好次要矛盾的重要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主要矛盾決定事物的內稟特征，次要矛盾決定事物的發(fā)展方向。

一切矛盾著的東西，互相聯(lián)系著，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于一個統(tǒng)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在矛盾發(fā)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則屬于乙方；到了另一發(fā)展階段或另一發(fā)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fā)展中矛盾雙方斗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既然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與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共存的，那就存在一個如何處理這兩類矛盾的地位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什么時候應該抓主要矛盾，什么時候應該抓次要矛盾，本來是沒有什么明確的判斷標準的，但是，通過觀察和總結實際生活的許多現(xiàn)象，我們可以提煉出三條基本認識：

一是打開工作局面時要抓主要矛盾。如果不能夠抓住主要矛盾，就是牽不住一項工作或一個活動的“牛鼻子”，工作局面就無法打開。也就是說，如果抓不住事物的“質”的規(guī)定性，那么就不能正確認識這個事物的基本特征，因此也就無法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由此得出結論，為了打開工作局面，必須抓住主要矛盾。

第2篇

【關鍵詞】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策略

閱讀原著，對于博士研究生樹立正確的研究觀和研究方法論，具有重要意義。分析當前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的現(xiàn)狀，尋找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強原著閱讀的有效策略，有助于進一步提升博士研究生提高運用科學方法分析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

一、當前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的現(xiàn)狀

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的現(xiàn)狀分析，本文以武漢地區(qū)某高校2014級博士研究生課程設置中與原著閱讀密切相關的《政治理論》課程作為典型研究樣本展開研究。該級博士研究生第一學期開設的《政治理論》課程總學時為80學時，在該學期的課程教學總時數中占有比例最大。課程的教學分為三個模塊，其中“原著選讀”是該級15名博士研究生首次接觸此類內容。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的現(xiàn)狀分析，本文從原著閱讀量、基本理論和原理理解的準確性、原著原文的引用率論文三個角度，采取問卷調查的方法進行，經過對調查結果進行整理、統(tǒng)計和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1、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量較少

原著閱讀量情況，通過問卷調查學生對《原著選讀》中所列重要原始文獻曾經閱讀過的數量進行統(tǒng)計。據統(tǒng)計，15名博士研究生在《政治理論》課程開始前，已經讀過《原著選讀》所列19篇的數量人、人數及占比見下表所示。

從統(tǒng)計結果可見，80%的學生僅曾經閱讀過不超過4篇的《原著選讀》中所列文章，且基本都是《實踐論》、《矛盾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等國內政治家的文章。

2、博士研究生原理理解的準確性不足

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情況，通過重要的哲學基本問題的回答正確率進行統(tǒng)計。問卷設計了四個重要的哲學問題，如：全部哲學的歷史和邏輯起點是什么、哲學的七大觀點是什么等，對博士研究生的回答正確率進行統(tǒng)計，問題內容及統(tǒng)計結果如下。

3、博士研究生學術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低

學術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情況，通過該級學生在近五年所發(fā)表的學術論文中對原著原文引用的次數進行統(tǒng)計。據統(tǒng)計，15名博士研究生近五年共發(fā)表學術論文62篇，對其在論文中引用過原著原文的論文數量進行統(tǒng)計，結果如下。

二、原著閱讀現(xiàn)狀的原因分析

從上述現(xiàn)狀的情況來看，部分學生存在原著閱讀量少、理論理解的準確性和全面性不足、學術研究中的原著原文引用率低等現(xiàn)象，需要從主觀和客觀、歷史和現(xiàn)實的角度進行深入分析現(xiàn)象背后存在的原因。

1、部分學生對原原本本學習原著有畏難情緒。從小學到目前的教學過程中，原著基本上沒有進入到學生的日常學習生活中，往往是從圖書館、書店、電視宣傳中才能見到厚厚的一本本《馬克思選集》、《恩格斯選集》、《資本論》等。在這種印象條件下，大部分學生在主觀上都會不由自主地對學習和閱讀原著產生畏難情緒。

2、政治理論課程的時間安排對閱讀原著有一定影響。在本科和碩士研究生階段，政治理論課程的時間安排能夠保證的一定的學時數，但出于教學對象的特點，還無法在課程較短的教學時間里既要安排基本原理、基礎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又要安排原著的閱讀和導讀。因此，原著的閱讀，受到本、碩階段政治理論課程時間的限制。

3、某些社會思潮和國外價值觀的輸送對學生的影響。當今是信息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國內外各類思潮涌動，在其中不乏有意或無地混雜著一些偏左或偏右的資產階級價值觀。這些不良思潮和價值觀，對于學術視野高、思想活躍的博士研究生而言，往往在辯證分析的過程中易被其中披著“合情、合理”外衣的言論所迷惑，進而忽視原著的學習甚至于產生一些不利于學習的情緒。

三、加強博士研究生原著閱讀的策略措施

基于前述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博士研究生原著的閱讀數量和質量，將有助于提升博士研究生運用科學的方法論和實踐觀進行分析和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有助于學生正確運用正確和合適的學術研究方法和邏輯推理方法。

第3篇

當人們思考教育學時，在一開始就走上了主體與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道路。人們總是要確定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出典”是《矛盾論》，楊德廣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概論》（此書為上海市教師資格證書專業(yè)培訓教材）指出：“教育學早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為它有其自己的研究對象。曾深刻地指出：‘科學研究的區(qū)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xiàn)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依此而論，教育學能夠成為一門學科就在于它有一個對象———客體。準備研究教育的人不是進入教育、逗留于教育之中，而是以“走出”教育為條件，在教育之外打量教育。唯有走出教育，才能在教育之外打量教育，將教育作為對象。該書指出：“教育學所研究的問題，主要包括：教育的本質、目的、方針、制度，以及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任務、過程、內容、方法和組織形式，學生身心發(fā)展的特征和教師的職責、任務，學校的組織與條件，領導與管理等。”這樣，這些教育問題都成了對象性研究。此書并非一家之言，幾乎所有教育學理論都設立一個研究對象，這段話被無數次引證過。這段話說的是科學研究，事物內部矛盾及由矛盾運動所產生的規(guī)律是外在于研究者的客觀事實。這一研究對象意識決定教育學的思考方式———主客二分，研究結果———主觀符合客觀。研究者本身脫離了教育生活，在教育之上、之外將教育視為巖石一般的“似自然性”的存在，從而對之進行客觀研究。由于人們不思考A本身，而是在A的框架內思考，教育研究者的頭是被A框架五花大綁著的，這個A決定了特定的問題視域（主體對客體的認識），使非A之物成了看不見的東西。與主客關系式的外在認識不同的方法（讀者參與作品的解讀方法、教育研究者內在體驗的方法、詩性思維方法等）統(tǒng)統(tǒng)被排除在教育研究視野之外。不加任何外來因素地直接讀教育學與意識到A框架、思考A與B的關系的方式讀教育學的結果是不一樣的。前者是主體認識、反映客體的主客二分式閱讀。它設定了認識論上文本的客觀意義與讀者主觀意圖的分離，閱讀成了克服讀者主觀意圖達到文本客觀意義的過程。后者為參與式閱讀，讀者將自己的視域（如思考A與B的關系）與教育學文本的視域碰撞、交流，閱讀由于讀者的參與（不再是主客二分）產生了與前者全然不同的效果，不僅能看到教育學寫出的東西，還能看出它未寫出的東西。對象性思維讀不出對象性教育學的問題，理解教育學一開始就應該破除對象性思維。從來沒有說過對象性思維是唯一的研究方法，被人尊稱為“詩國盟主”的的思想既有析萬物之理的理性思維，又有判天地之美的詩性思維。詩詞（作為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本不是對象性思維的產物。《高等教育學》開篇都要確立研究對象，它們常常作為教師資格證書專業(yè)培訓的教材。依此培訓，第一堂課就把人們引上了對象性思維的路徑。筆者不免擔心這種培訓每年要培養(yǎng)出多少只將對象性思維視為教育思維的人。經過這種培訓的人，若按照這種教育學進行教育，教育就不再有詩意，因為詩性思維恰恰在對象性思維之外。

二、從哲學的“普遍規(guī)律說”推導出教育學的“一般規(guī)律說”

傳統(tǒng)哲學教材將哲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關于自然、社會、人類思維的普遍規(guī)律。這個認識論上的A導致了教育學、教育哲學、德育學等都是探討自身領域的一般規(guī)律的科學。除非我們認定教育學就是認識論，否則，這種定義依據何在？1982年華中師范學院教育系等五所院校編著的《教育學》指出：“教育學是研究教育現(xiàn)象及其規(guī)律的一門科學，諸如教育本質、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育方法、教育管理等等，都是教育所要探討的問題。”所有的教育探討都被納入規(guī)律性探討。什么是規(guī)律？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指出：“按照《辭海》上的解釋，規(guī)律，亦稱法則。事物發(fā)展過程中的本質聯(lián)系和必然趨勢。它是反復起作用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規(guī)律是客觀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人們不能創(chuàng)造、改變和消滅規(guī)律，但能認識它，利用它來改造自然界，改造人類社會，并且限制某些規(guī)律對人類生活的破壞作用。……科學的任務就是要揭示客觀規(guī)律，并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從以上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規(guī)律具有以下的一些特性：客觀性……普遍性……必然性……”依此，教育理論探討的所有問題都是客觀性、普遍性、必然性的規(guī)律探討。儒家經典著作《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至善的人格追求就不是也不可能是由純粹規(guī)律性的探討得出的。教育不應該以探討教育之意義、價值為己任嗎？我們總是埋怨我國教育學受到凱洛夫主編的《教育學》的知識中心論的影響。凱洛夫的《教育學》也有研究對象，他認為：“教育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青年一代的教育。”這個定義的認識論色彩尚不強，我們的教育學比凱洛夫的《教育學》有更強的認識論色彩：凱洛夫所研究的是“教育”，而我們已經狹窄到了認識論上的“客觀規(guī)律”。今天，一些學者對這種教育理論進行了質疑，有學者在《試論教學認識的本質》中指出：“倘若有人試圖在教學領域找到去情景的不變本質和普遍規(guī)律，從而建立一門‘教學科學’，并夢想使自己成為教學領域中的‘牛頓’，這不僅是在等待一列永遠不會到來的火車，連車站也等錯了”。還有學者在《關注教育事件》中指出：“在規(guī)律面前，人們沒有想象或創(chuàng)造的自由；人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按照規(guī)律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教育活動不過是‘教育規(guī)律’的‘例行公事’罷了。談論教育的主體性、創(chuàng)造性、自由性可以被認為是對規(guī)律的破壞。”教育理論僅止于探討、發(fā)現(xiàn)客觀規(guī)律和傳遞這種知識，必然會造成如下局面：“課程與教學圍繞知識而形成了一個層層控制的‘金字塔’：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知識的專家高居‘金字塔’的頂端，最有權威；廣大中小學生因其經驗、知識的貧乏，而不得不被壓在‘金字塔’的底部；教師處在‘金字塔’的中間，他們在專家面前只能服從，在學生面前又是權威，其人格是雙重的。”如果教育僅止于探討客觀規(guī)律，就必然導致知識中心（教育所追求的就是反映客觀規(guī)律的知識）；必然導致專家與教師中心的教育（因為他們的知識量與學生的知識量是一桶水與一碗水的關系）；必然導致灌輸論（因為向學生灌輸知識比引導學生發(fā)現(xiàn)知識更經濟）。除非教育學以完善人格、揭示教育意義為己任，否則，難以克服這些傾向。盡管人們寫了很多克服這些教育傾向的論文，但都是針對具體學校教育層面，沒有反思A。一旦談及教育基本理論，又不自覺地回到了理論的出發(fā)點。理論變革以不“破壞”總體語境為限。A框架使人們處于認識論的“洞穴”之中，不能直面太陽，達不到教育之澄明。

三、將從“現(xiàn)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作為教育學研究的唯一方法

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指出：“學科的科學理論體系，一般認為首先應當確定它的邏輯起點，從邏輯起點出發(fā)，借助邏輯手段，按照學科的內在規(guī)律，層層推導，逐步展開，從抽象上升為具體，構成嚴謹的邏輯系統(tǒng)。”人們設定教育學理論一定是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并且是從一個邏輯起點推導出來的。但誰能為人生的意義、教育生活的意義找出一個邏輯起點？郭爾凱哥爾說過：一個邏輯體系是可能的，一個生活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固然，依據認識論是可以使人們區(qū)別必然與偶然，尋求因果關系，觀察現(xiàn)狀與遠景，把握目的與手段，使人們權衡與計算，這就是教育學的全部嗎？該書認為理論體系研究的方法論有兩條道路：“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fā)為抽象的規(guī)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xiàn)。”該書解釋：“‘完整的表象蒸發(fā)為抽象的規(guī)定’，它指明了在理論思維中形成理論認識的先決條件是獲得完整的表象。辯證唯物主義認為，認識論的第一個前提無疑就是：感覺是我們知識的唯一源泉。人的認識只能來源于感覺經驗，由感性的認識上升到理性的認識……從完整的表象中獲得了抽象的規(guī)定，但并不意味著思維發(fā)展的結束。為了在思維中再現(xiàn)出客觀發(fā)展變化進程，我們還必須踏上第二條道路：‘抽象的規(guī)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xiàn)’，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根據辯證邏輯的要求，運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充分揭示客觀事物從簡單到復雜，人類思維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如此，教育學思考就只有從感性到理性的一條思路。它帶來教育研究的如下問題：其一，沒有一部教育學是依據黑格爾的《邏輯學》、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樣按照認識論上的整（完整的表象）—分（抽象的規(guī)定）—合（走向思維具體）建構出一個邏輯體系的。例如，薛天祥主編的《高等教育學》中指出：高等教育的本質是“培養(yǎng)完成完全中等教育后的人，使他們成為具有高深知識的專門化的人才活動。這就是‘高等教育’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屬性”。從認識論上講，“本質認識”已經走向了思維具體，這個“高等教育的本質”是如何按照“兩條道路”走過來的，語焉不詳。它作為“最一般、最普遍、最基本的屬性”究竟處于兩條道路中的哪個階段（是邏輯起點還是邏輯終點）不得而知。仔細推究，這個定義根本就不是從邏輯起點中推導出來的，而是從高等教育與中等教育比較中得出來的。這使教育學研究常常前言不搭后語。其二，認識論的研究方法未必就是理論研究的唯一方法。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貨幣時曾大段引用莎士比亞的詩句，指出：“莎士比亞把貨幣的本質描繪得十分出色。”這說明，揭示事物的本質未必一定要依靠認識方法。馬克思從未說過兩條道路是理論研究的唯一方法，更沒有說過教育學只能如此研究。美學就不是認識論，美育就不是認識論下的教育。

四、將教學過程視為一個認識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