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資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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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從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外貿發展的角度對此問題做進一步考察。 自1992年以來，無論國際經濟環境如何變化，全球FDI總流量發生怎樣的波動，我國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縮寫為FDI)一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和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從1983年的9.2億美元，迅速增長到1992年的110.1億美元。2002年，實際利用的FDI達到527.43億美元，首次躍居全球第一位。同年，中國的進出口總額突破6 000億美元，中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地位已經確立。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可見，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常可觀，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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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 外商投資仲裁 法律適用

隨著國際間經貿交往的日益頻繁，跨國糾紛成為各仲裁機構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近年來，發生在中外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議，尤其是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爭議逐漸增多，其中大多數通過仲裁加以解決。這類外商投資領域的仲裁亦稱外商投資仲裁，是解決中外投資爭議的法定形式之一。外商投資仲裁的法律適用，是指在外商投資仲裁中，適用何種法律來判定外商投資仲裁協議的有效性、外商投資仲裁的程序規則和仲裁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外商投資仲裁中，法律適用不僅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且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仲裁協議的效力、仲裁程序所遵守的規則、仲裁當事人的實體權利義務以及仲裁裁決的法律效力及其承認和執行。就此，本文對外商投資仲裁中幾個法律適用問題進行分析。

一、外商投資仲裁協議必須適用中國法問題

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的規定和有關外商投資企業專項法律的規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爭議的解決必須適用中國法，因此，國內學者大都認為這類問題爭議的解決自然必須適用中國法律，并不產生外國法適用問題。然而，筆者認為，在國際商事仲裁中不適用《合同法》第126條第2款并不必然損害我國社會公共利益。強行法規則與公共政策密切相關，甚至被視為是公共政策的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各國外資立法的趨同化傾向日益明顯。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我國外資立法經過一系列的“廢”、“改”、“留”、“立”的改造，與以WTO規則為基軸的多邊貿易法律體制已融為一體，因此，在通常情況下無論適用中國法或非中國法，結果大致相同。換言之，不適用中國法并不必然損害中國的社會公共利益。因此，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體制，促進三類利用外資的形式在中國進一步的發展，我國應該考慮三類合同適用中國法這條規定的存廢問題。

二、對當事人選擇適用法律的理解

在國際商事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上適用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已經得到世界各國的公認。目前這一原則也被廣泛地適用于解決各種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法律沖突問題。無論外商投資合同中的仲裁條款，還是爭議發生后當事雙方達成的仲裁協議書，就其本質上說，仲裁協議都是一項獨立的契約或合同。根據各國合同法的基本原則，一般都允許國際合同的當事人選擇該合同應適用的法律。當然，此項選擇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不得違反有關國家的強制性法律規定。但不管怎樣，允許當事人選擇仲裁協議應適用的法律，應該作為一條基本原則適用。

需要強調的是，仲裁條款適用的法律不一定就是主合同適用的法律。因為仲裁條款不同于合同中的其他條款，它是獨立于主合同的一個單獨合同，并且許多國家的法律和仲裁機構的仲裁規則也是這樣認定的，主合同的無效并不自然導致仲裁條款的無效。因此，我們這里講的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指的是外商投資仲裁協議當事人就該協議的內容、形式等選擇適用的法律。1958年紐約公約第5條1款規定的由于仲裁協議無效而拒絕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理由中的法律標準之一，即為仲裁協議當事雙方共同選擇的該協議應適用的法律。

三、缺乏當事人選擇時的法律適用

在仲裁當事人未選擇應適用的法律時，仲裁員或仲裁庭如何確定案件應適用的實體法呢?對此在理論和實踐中有許多不同主張和作法。這些不同主張和作法概括起來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主張和作法是由仲裁員先選擇沖突規范，然后再根據沖突規范確定實體法。與此不同的另一類作法則是由仲裁員直接確定實體法而不再依據沖突規范。這就是所謂一步到位的辦法。第一類主張和方法是較為傳統的做法。這種作法實際上導致了雙重的法律沖突和法律選擇，這樣增加了仲裁員的工作任務，不符合仲裁及時便捷的特點。筆者認為，在當事人未選擇應適用的法律時，應適用仲裁員認為適當的實體法。由于仲裁協議就其本質屬于合同的一種，因此這一規定也適用于涉外仲裁協議的適用法律。我國《合同法》第126條第1款也有相關的規定，即“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 因此，在當事人未選擇適用法律，又未約定仲裁地時，我國仲裁庭和法院也應按最密切聯系的原則來考慮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此外，在當事人未作約定，又無法確定仲裁地的情況下，應當主要考慮仲裁協議當事人的國籍或營業地、仲裁協議的簽訂地、當事人選擇適用合同法律所在地國的法律等，作為與仲裁協議有最密切聯系的法律。同時，還要考慮法院地國家的法律，因為以何種因素作為連結點確定仲裁協議的準據法，最終要由法院來決定，法院地法將會是本國法院較為容易和愿意適用的法律。

四、仲裁程序的法律適用

仲裁程序法通常被稱為仲裁的“法庭法”或“仲裁法”，是指支配仲裁庭與仲裁程序的法律。仲裁程序法有別于仲裁程序規則，仲裁法不但調整仲裁機構或仲裁庭的內部程序，而且確立進行仲裁的外部標準，而仲裁程序規則只是調整仲裁內部程序的規則。當代國際仲裁立法與實踐普遍承認仲裁程序法體系的獨立性，即仲裁程序法所屬的法律體系可以獨立于實體法所屬的體系。從仲裁程序法的發展來看，更是出現了強烈的“非國內化”或“非本地化”趨向。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外商投資仲裁程序法原則上適用仲裁地法,但也要根據國際經貿關系的最新發展作出適當的調整。

參考文獻:

[1]周成新:外商投資合同爭議若干問題初探.法學評論,2003，（3）

第3篇

論文關鍵詞 外商投資企業 登記 改革

近十幾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入駐國內，其投資形式也發生變化。設立方式上，從當初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為大多數入駐形式演變為如今的以外商合資、外商獨資乃至外商一人有限公司居多；所涉及的產業范圍上，從制造業、建筑業涉及較多演變為如今更偏向于服務業、批發零售業，經營范圍也日趨多樣，云計算、工業設計、企業管理咨詢等新興行業層出不窮；企業架構上，也從過去大企業、大公司向目前的小型化、精細化方向發展。 可以說，外商投資企業正在改變過去的形象和定位，越來越“國民化”。

然而，隨著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化”待遇進程的不斷加快，其登記制度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顯現，一定程度上已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的落戶和發展。因此，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進行規范和完善十分必要。

一、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主要存在的問題

（一）立法缺陷給實際操作帶來困擾

當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中主要使用的法律主要為《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條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和《外資企業法》及其實施細則，近年來也逐步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登記管理條例》規定操作。同時，國家工商總局逐步出臺的若干規定、暫行規定、執行意見、有關通知、指導意見等，也被作為外商投資企業登記時的依據。如此眾多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實施意見，會存在相互矛盾之處，給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帶來困擾。如《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七十二條關于外資企業解散的申請，應當提交終止申請書，報審批機關核準，審批機關作出核準的日期為企業的終止日期。而在《公司法》及登記條例中，明確“經公司登記機關注銷登記，公司終止”。而在實際操作中，外商投資企業審批機關核準解散的日期與公司登記機關登記注銷的日期并不一致，即對于外商投資企業主體資格喪失應遵從哪個日期并沒有統一的說法，給企業、登記機關和其他機構如銀行等辦理后續業務帶來困擾。又如三部外商投資企業法中關于企業章程、合同與協議中有相互重疊的部分 ，如《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實施條例》中第十一條第五款與第十三條第五款都涉及到了董事會的組成問題，即合營合同與章程都須對董事會組成事項有規定，但因合營合同由出資雙方訂立，而章程由董事會訂立，訂立人不同，如果兩者沖突，以章程為準還是合營合同為準，法律中卻并未明確規定，給登記實務操作時造成影響。

（二）多頭管理使登記程序繁瑣冗長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登記實行審批部門審批、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的登記制度。外商投資企業從設立伊始，即受多個部門管理。申請時有審批機關，所涉及的行業還有行業主管部門，設立時有登記機關，資金匯入時還需經過外匯主管部門。除某些確需要管控的因素外，多頭管理使企業登記程序被繁瑣化、復雜化，增加了企業與社會的工作成本。以某家外商投資企業需要增加流通環節食品批發與零售為例，應當獲得審批機關的批準方可從事該業務，而審批機關要求企業先獲得工商部門的《食品流通許可證》，工商部門卻堅持認為外商投資企業應當先獲得審批機關的批準，憑批準證書再辦理相應許可，如此循環往復致使企業和有關部門均耗費了大量時間與精力，降低工作效率。對于審批機關來說，審查的是該外商投資企業是否被允許從事某項行業，而對于行業主管部門或許可機關來說，關注的是該外商投資企業是否具有從事某項業務的能力，兩者的管理目標和方向其實并不相同，但由于各部門都各自要求一套完備的申請標準，使外商投資企業對應先滿足哪套標準感到困惑，又如果兩套標準之間存在矛盾，應遵從于哪一個標準，都有不確定因素。另一種情況是，某外商投資企業獲得了審批機關的批準，設立登記時被工商部門要求對經營范圍的表述必須符合《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中的規范表述，從而使最終獲得的營業執照上的經營范圍表述與審批機關出具的批準證書中的表述不一致。外商投資企業將會面臨兩種選擇，一是需要再前往審批機關進行修改，從而帶來修改章程、合同、申請表格、可行性報告等一系列繁瑣流程，二是暫且擱置，待聯合年檢時因批準證書與營業執照不相符而再次選擇第一種辦法。無論哪種選擇都是冗長復雜的手續，給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帶來諸多不便。

（三）硬性規定致實務管理存在漏洞

外商投資企業設立登記的法律規定有諸多與國內企業不同，這些法律、法規和規定在設立之初確有其便于加強管控的必要性，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這些特殊的規定逐漸喪失其管控力和必要性，成為外商投資企業設立時必須遵守卻又可以輕易繞過的規定。如中外合資企業對中方出資人要求必須是企業或組織，除個別試點地區外，中方自然人目前尚不能成為中外合資企業的中方出資人，而在實際操作中，中方出資人可以通過設立一個一人有限公司，再由此一人有限公司與外方合資，輕而易舉地避開此項規定，使規定的存在形同虛設。同樣的，關于投資總額與注冊資本之間的比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注冊資本與投資總額比例的暫行規定》給出了明確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工商部門確認的是注冊資金和實到資本，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總額有多少，并未有部門對其進行實際的勘察與檢驗，“投資總額”缺少實際意義。上述看似詳細且確定的規定，由于其本身的滯后性，使其與現行的其他企業登記制度自相矛盾，而產生管理漏洞。

二、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縱觀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存在的各種問題，究其原因，可歸結為日益增長的外商投資企業需求與滯后的法律法規、管理模式之間的矛盾，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化”待遇呼聲漸高。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越來越多呈現“國民化”特征，投資主體中，“離島”企業、“海歸”創業呈上升趨勢，即投資主體的工作和生活主要場所在中國；投資規模上也日趨小型化和微型化，一人有限公司比重上升；經營范圍和模式也以新興、高端服務業、批發零售業和創意產業為主，以上各種特征均與內資企業、小微企業經營模式非常類似。與以往集團化、規模化運作不同，越來越多的外商投資企業在設立過程中期望程序更便捷、方式更靈活、效率更提高，能與快速發展的市場經濟相適應，不再為了繁瑣的登記程序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因此，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改革是以提高行政效能、促進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化和推行并聯審批、電子審批為主的發展方向。

三、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制度改革的幾點建議

（一）改革目標上，應注重提高行政效能，降低社會工作成本

推進外商投資企業注冊登記制度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需要，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客觀需求，是促進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的歷史必然。 因此，應當以尊重市場主體自由意志為主，同時適當兼顧管理控制。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程序，無論是否因管控需要，都應本著為市場主體和申請人提供便利、鼓勵創業、支持發展的立場。例如，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登記程序中易造成拖沓的環節主要在于證明或公證材料繁多復雜，更改登記事項需經過多個部門審批影響企業運作效率，審批機關審批時間過長（如《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中第八條規定為3個月）等。為簡便登記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對于外商投資企業證明或公證材料的審核可以通過電子審查的方式，即統一一些經常性投資者所在國的查詢平臺，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相應的注冊或登記號碼，即刻便能了解外方投資者的情況，省卻了需所在國有關部門出具證明且還須遞交我國領事館認證的繁瑣流程；審批機關之間則應增強相互溝通，對重要登記事項做到基本登記材料標準、要求一致，出具文書表述一致，相同材料不重復收取，資源共享，減輕企業負擔；減少外商投資企業登記審批流程，縮短審批時限，提高行政效能和辦事效率。即行政機關可以通過采取各種措施，從支持市場經濟發展、為投資人提供便利的角度出發，簡化外商投資企業的登記程序。

（二）改革基調上，應傾向靠攏“國民待遇”，合理并軌

改革的目標是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客觀需求，因此，外商投資企業登記改革的主導思路應是積極推行外商投資企業“國民”待遇化。立法層面上，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法律與公司法并存的“雙軌制”立法模式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亟待改變。理論界目前支持的主流法律重構方法是將現有的外商投資企業法分解，把外商投資企業法中關于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終止、組織機構等內容，劃歸內資的公司法、企業法調整；另外一部分涉及外商投資企業的管理控制的內容可直接劃歸國內相關的部門法調整。審批實務中，根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于外商投資企業經營范圍不涉及禁止類和限制類產業的，應當參照國內企業，實行登記制，由登記機關直接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定進行全面審查，并予以登記；對外商投資國家限制外商投資的行業的，仍應實行審批登記制，但應對其多頭審批環節進行簡化，有所屬行業審批部門進行審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