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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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摘要：

工資福利關系人們的生活水平與質量，然綜觀新中國工資福利制度研究，多從經濟學視角出發探討現實相關問題，而關于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專題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給制及分配制度等幾方面，缺乏對這一階段工資福利制度建設的整體關注，特別是福利制度研究尤為缺乏。此外，資料搜集整理、區域性及比較研究等方面亦存在不足,需要積極轉換視角、加強學科之間融合、不斷擴大研究內容，以推動這一問題研究的發展與深入。

關鍵詞：

工資福利；工資福利制度；新中國初期；制度改革

新中國初期歷經數次工資制度調整與改革，其中1956年工資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國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傾錯誤影響下，新工資制度許多合理方面逐漸被否定，初建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一度遭到沖擊與破壞。“”結束后，國家以改革平均主義分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為目標著手工資領域的改革探索。198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分別對國營企業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制度進行根本改革，重新確立了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當今工資福利問題亦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綜觀新中國工資福利制度建設，雖一度中斷，但又有一脈相承性。本文即對新中國工資福利制度研究作一系統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反思不足，以期對這一領域研究的深入與拓展有所裨益。

一、工資福利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工資福利制度經歷了一系列改革與調整：20世紀50年代進行了兩次全國性工資改革，1985年國家又對工資制度進行了第三次全國性改革。有關工資問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20世紀50年代與80年代以來這兩個階段。

（一）20世紀50年代至1978年

20世紀50年代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時期，經過反復探索與實踐，社會主義各項制度初具雛形，其中工資福利制度即是這一時期改革重要內容，圍繞這一改革實踐，相關研究活動也頗為繁榮。首先，一批蘇聯譯著陸續翻譯出版。這一時期，很多國家機構和科研院所都設有編譯部門進行有組織的編譯工作。例如，中央燃料工業部編譯室譯《蘇聯電業的勞動工資計劃》（謝利越斯托夫著，燃料工業出版社，1951年）；中國人民大學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譯《蘇聯國民經濟工資計劃》（布列也夫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53年）；鐵道部翻譯處譯《修建工程的工資組織》（米金著，人民鐵道出版社，1953年）；化學工業設計院翻譯科譯《化學工業的技術定額、勞動組織和工資組織》（波戈斯金著，重工業出版社，1956年）等。總體而言，這一時期所譯論著有以下特點：

1.翻譯活動具有組織性與計劃性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燃料工業部、化學工業設計院等社會組織、國家機關及高等院校很多都成立了專門的翻譯科室進行與工作相關的翻譯活動。中華全國總工會即成立了俄文翻譯室編譯了一系列蘇聯關于工資的著作，如《蘇聯工業中的工資及群眾生產工作》（馬基連科、戈列金著，工人出版社，1950年），《工資問題》（蘇聯工會工作者手冊，工人出版社，1953年），《蘇聯工會群眾生產與工資工作教程》（瓦•維•庫良普科講授，工人出版社，1954年），《蘇聯工業中的工資及其形式》等。

2.翻譯內容涉及領域頗廣

這主要包括對蘇聯工資制度概況、工資法規、工資理論常識以及郵電、建筑、化工各行業中諸多與工資工作相關問題的介紹。如《蘇聯工業中的工資及其形式》一書介紹了蘇聯工業中的工資形式及其歷史發展，其任務之一即“闡明目前蘇聯工業中工人、領導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員的工資形式與制度”[1]前言。《蘇聯電業的勞動工資計劃》一書則以介紹蘇聯電力工業的勞動工資計劃與勞動工資制度為主[2]前言。

3.翻譯活動直接服務于現實工資改革實踐

首先，新中國初期我國社會主義改造中諸多改革都以蘇聯為模本，其中工資福利制度改革總體上亦是效仿了蘇聯模式，這從以上譯著即可窺見一斑。從時間上來看，這些譯著翻譯于第一次與第二次全國工資改革期間。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這批譯著為當時我國各部門工資福利制度改革工作的開展起到了參考與指導作用，如《蘇聯電業的勞動工資計劃》中所言：“新民主義的工資工作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的工作，我們需要虛心地學習蘇聯關于工資工作的先進經驗與研究我國燃料工業的具體條件，才能逐漸做好我國燃料工業的工資工作。”“凡從事企業管理、技術工作、工資工作以及工會工作的同志們，都需要認真學習與仔細研究這一門新的學問”[2]前言。通過這些譯著亦可略窺當時工資改革中的一些問題。

其次，隨著國內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有關改革理論與現實問題探討、工作經驗總結的論著不斷涌現。例如，中華全國總工會工資部編、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目前各地工資調整的情況及其主要經驗》（1951年），《加強工會工資工作》（1955年），《群眾工資工作》（1955年），《工會工資工作經驗》（1957年）；中南工資改革委員會總辦公室編《怎樣作工資工作》（中南工人出版社，1952年）；中國共產黨中央中南局城工部編《當前勞動工資問題》；國家統計局刊印的內部研究統計資料《關于全國工業職工工資問題》（1956年6月25日印發），《職工工資改革后的市場動態》（1956年9月6日印發）等。此外，“”期間也有一些探討工資問題的論著，不再一一列舉。這批論著主要集中在我國工資制度改革與調整最為頻繁的20世紀50年代，多為單位組織編著。從論著內容上來看，既有法令法規等資料匯編，又有工資相關問題理論研究；既有部門工作經驗總結，又有改革中現實問題探討。如《當前勞動工資問題》指出：“將全區一年來有關工資工作方面的指示、言論及部分基層單位的經驗和總結，綜合匯集，以供各個企業及有關領導機關和全體的工資工作者的參考、研究，以推進和提高全區的勞動工資工作，還是非常必要的。材料的選擇大體包括三類，一是關于勞動工資計劃的，一是關于計件工資的，再一類是關于獎勵制度的，因為這都是目前廠礦迫切需要加強與推行的工作。這就是我們匯編這個小冊子的主要意義。”[3]編者的話又如《加強工會工資工作》將1954年12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會工資工作會議主要文件匯編成書，供工會各級組織和工會工資工作干部工作和學習參考[4]編者的話，其內容主要為長春、沈陽、綏化、北京等地工礦企業工資工作經驗總結。這批論著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許多部門工資改革開展與實施的情況，是研究那一時期工資問題的重要參考資料。

再者，一些與工資制度改革相關的調查報告及學術論文陸續發表，但其關注焦點主要是20世紀50年代末期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問題。圍繞著這一問題，學術界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學者贊成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如胡繩《從供給制說起》（《學術月刊》1958年第11期）、許剛《關于改行部分工資制和部分供給制的幾個問題》（《經濟研究》1958年第12期）等一批文章高度贊揚供給制，在肯定供給制具有優越性的前提下，主張可以將工資制與供給制相結合，但最終要取消工資制與按勞分配；另一部分學者則持相反意見，如凡兵《關于供給制的意義和按勞分配問題———與何畏同志商榷》（《經濟研究》1959年第3期）、何培《不是倒退而是前進》（《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7日第7版）等，其中何培在其《不是倒退而是前進》一文中即肯定廢除供給制的正確性，認為供給制不適應新的經濟情況，改供給制為工資制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這一爭論主要反映了“”時期，初建的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所受到的沖擊，具有較為濃厚的政治性色彩。此外，除以上對供給制的論爭，也有少量關于工資制度評論及部門工作經驗總結類文章，如劉毅《評“工業企業工資的理論與實踐”》（《勞動》1956年第1期）、地方國營瀘州市印刷廠《我們廠是怎樣進行工資改革的》（《勞動》1956年第9期）、余實《怎樣搜集與整理勞動工資綜合統計資料》（《統計工作》1958年第5期）等。進入六七十年代，受“”的影響，各項研究工作進展緩慢。

（二）1978年至今工資福利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進行了第三次全國工資制度改革，隨后又進行了一系列國企改革，相關研究也隨之復興。

第一，西方工資福利制度研究興起。與新中國初期不同，這一時期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前蘇聯，而是關注整個歐美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資福利制度的介紹與比較研究。例如，劉有錦、勞保忠等編《外國工資概況》（勞動出版社，1982年）；張仲福著《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工資制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宋詳瑞編《各國公職人員工資福利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袁守啟著《中國與外國勞動工資社會保險制度比較》（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等。這類研究論著頗多，不過論及中國特別是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的極少，只散見于部分序言或章節中。如宋詳瑞一書有“中國工資制度”一章，其中介紹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工資制度、工資管理體制、職工福利事業的歷史沿革以及工資制度主要原則、定級與晉級基本依據等內容。又如袁守啟一書中國部分“中國工資制度”一章涉及了工資制度發展歷史，其余所論主要是改革開放后工資制度問題。

第二，一些工資福利文件資料匯編出版。例如：冶金工業部勞動工資司編、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的《工資福利文件選編》，前三冊收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工資福利工作的主要文件，每冊一個專題，分別為工資獎勵部分、勞保福利部分、工資標準部分，先后于1980年、1981年在其系統內部出版發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檔案館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均按專題立卷，設有勞動工資和職工保險福利卷①，收集整理了包括勞動關系、勞動力就業與組織管理、勞動保護、職工工資、職工保險與福利等方面文件資料。又如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編《中國勞動工資統計資料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一書有人數統計、職工工資、勞保福利、勞動生產率、生活水平等幾部分，其中“人數”一章有職工人數、城鎮個體勞工者人數等統計資料，“職工工資”一章有職工工資總額、職工平均工資兩節，“勞保福利”一章有勞保福利費用、離休退休退職職工人數、職工福利設施等內容。不過本書雖收錄了部分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資料，但仍以改革開放后統計資料為主體。此外，另有大量改革開放后現行工資福利法規文件選編，在此不再贅述。

第三，以經濟學視角探討工資福利理論及相關現實問題的論著大量涌現。工資福利是經濟學領域重要研究內容之一，有關其理論及各類專題研究成果頗多。例如，悅光昭《勞動工資改革問題研究》（勞動人事出版社，1988年）；解書森、陳冰著《中國工資改革研究》（重慶出版社，1989年）；楊時旺主編《工資理論與工資改革》（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陳紅霞《社會福利思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高啟杰《福利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張軍《中國的工資：經濟學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其中如楊時旺一書分別介紹了工資制度與按勞分配規律；勞動差別和工資差別；計量勞動的社會尺度；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標準與地區因素；超額勞動與獎金；勞動報酬同企業經營成果相結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工資水平；我國工資改革的迫切性；對我國工資制度模式的探討等內容。此外，許多碩、博學位論文也以現行工資福利制度為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如林原《經濟轉型期中國最低工資制度研究》（北京交通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李姍姍《中國工資調整指數研究》（遼寧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宋曉舒《我國現階段國有企業工資制度研究》（吉林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等。

第四，有關工資福利制度史的研究論著陸續出版發行。關于新中國工資福利制度史研究筆者從以下兩方面簡要論述：

（1）側重工資福利制度改革變遷研究

此類論著主要以新中國工資分配制度變遷為研究對象，或以時間為線索，或以某一特定群體、工資問題為對象按專題展開，從不同視角梳理了新中國以來我國歷次工資改革與調整的歷史脈絡。如《新中國工資史稿》一書以時間為序，分別介紹了解放前我國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工資制度建立；“”時期的工資工作；調整時期的工資工作；十年動亂期間的工資工作；改革開放后工資發展及全面改革等[5]。《三十五年職工工資發展概述》則以專題展開，分別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后30余年職工工資水平的增長變化；職工工資制度的沿革；職工升級制度的演變；獎勵、計件工資制的起伏發展；津貼制度的起伏發展等[6]。此外，又如嚴忠勤主編《當代中國的職工工資福利和社會保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徐頌陶、劉嘉林等編著《中國工資制度改革》（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李唯一《中國工資制度》（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年）；陳少平主編《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變革》（中國人事出版社，1992年）等。

（2）有關工資福利制度史專題研究

此類專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側重供給制研究。例如，曹爾階《關于低工資供給制分配方式和總需求膨脹的初步研究》（《經濟研究》1988年第10期）；羅平漢《供給制探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3期）；鄧智旺《供給制實施始末》（《黨史縱橫》2004年第12期）；楊奎松《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新中國建立前后黨政人員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歷史研究》2007年第4期）等。相對大多學者在供給制向等級工資制轉變問題上完全持肯定態度不同，楊奎松通過數據分析，認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過程中長期注意堅持在其內部實行盡可能平等的分配體制，受當時環境及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而形成了戰爭期間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但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并未能把這種相對而言可以體現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堅持下去，而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志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制度。此外，侯桂紅《人民政府時期專區專署制度研究1949—1966年：以河北省為例》一文雖以新中國初期專區專署制度為研究對象，但其中也論及專區干部的薪酬、工資與福利問題，如包括：包干供給制和職務等級工資制，專區干部的工資薪酬與福利保障，以及制度的弊端等[7]。而方夕旺一文以新中國初期上海市黨政人員為個案，分別從供給制實施始末、上海市的推行情況、供給制黨政干部構成及其生活狀況、供給制優點與不足四個方面對這一時期供給制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8]。

其二，側重新公私合營企業改造研究。例如，張忠民《20世紀50年代上海新公私合營企業的工資改革》（《當代中國史研究》2011年第5期）；陶麗《建國初期上海私營企業年獎制度改革研究1949—1955年》（上海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郭竹靜《建國初期上海申新紡織企業的恢復發展與社會主義改造研究》（上海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其中，陶麗一文以1949—1955年上海私營工商企業年獎制度改革為研究主題，著重闡述了年獎制度改革實施過程中醞釀試行、積極推進至最后改革完成三個階段的遞進和嬗變，并對各個階段政策變化、具體實施重點、難點及相應推進措施，以及改革的實際成效、經驗和啟示作了梳理與歸納。郭竹靜一文通過個案研究一窺上海地區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貌。其中第二章“一五時期”申新企業改革與改進中論及生產技術改革、工時改革以及工資改革；第四章闡述了合營以后，申新企業發生的改變，包括生產水平的提高、工人福利的提高和勞動條件的改善、工資改革、合營后的進一步改造等內容。又如張忠民一文以1956年上海新合營企業推行的工資改革為主題，論述了改革中領導組織形式，工資水平與工資增長指標，新工資等級、變相工資、計件工資、保留工資諸問題。

其三，側重新中國分配制度及福利制度研究。關于新中國初期分配制度研究主要集中在“”時期分配制度問題上。例如：鄧智旺《初期分配制度研究》（廣西師范大學2001年碩士學位論文）；周彪《分配制度的形成———以江蘇為例》（《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6期）；吳志軍《一九五八年：變動中的分配制度———以徐水共產主義試點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4期）；辛逸《簡論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等。此外，武力、溫銳《新中國收入分配制度的演變及績效分析》一文將新中國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變歷程劃分為1949—1978年、1978—2006年兩個階段，分別論述其特點，從而提出：新中國收入分配變化的軌跡經歷了一個由舊中國收入水平極低、分配極不平等到通過革命手段達到過度平均，然后又由這種過度平均通過改革走向拉開收入差距的“否定之否定”過程[9]。又如，李金蓮《新中國成立后的育嬰福利政策與乳婦命運》（《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4期）、馬連祿《人民解放軍福利工作的歷史回顧》（《軍事歷史》1992年第2期）以某一群體為切入點探討了新中國初期的福利問題。此外，另有一些如教師、公務員等某一社會群體研究中很多亦會涉及工資福利相關問題。例如：徐彬《1956年一級教授評定之研究》論述了1956年在知識分子政策調整與工資改革時代背景下一級教授評定的標準、實施、構成分析，及評定過程中出現的人事糾紛等問題[10]。李燕《上海市公務人員工資及生活狀況考察1930—1956年》一文從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公務人員一系列工資制度或政策入手，在考察不同階段物價水平的基礎上，揭示這一時期上海市公務人員生活狀況及其變化情況[11]。

二、綜觀目前工資福利制度的研究

雖取得諸多成果，但更多關注的是當今現實問題，而關于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工資福利制度的專題研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給制及分配制度等幾個方面，缺乏對這一階段工資福利制度建設的整體關注。具體而言，這一時期工資福利研究有如下不足：

（一）對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整體關注不足

目前新中國工資福利研究，多為經濟學領域所研究之對象，更多關注的是改革開放后相關現實問題，對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研究雖取得一些成果，但整體關注不夠，研究內容的廣度與深度仍待加強。改革開放后，雖然出現多部工資分配制度變遷論著，但側重整體脈絡梳理，所論內容十分簡略，且新中國初期工資制度部分只是作為其中的章節予以介紹，篇幅有限。如《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變革》第一編介紹新中國成立后各時期工資制度；第二編介紹獎勵制度、津貼補貼制度和地區工資類別制度；第三編介紹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生、軍隊轉業人員等幾類人員的工資處理辦法。雖論及新中國初期工資制度改革，但其內容更多是對相關法規文件的梳理。又如《中國工資制度改革》主要是對改革開放后工資分配制度的探討。此外，專題研究方面亦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在供給制及分配制度等幾個方面。這與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建設在中國當代史上所應有的地位相比極不相稱。綜觀新中國初期歷次工資制度改革與調整可以歸結為一個自上而下推行由“多元”逐步趨向“統一”的過程，也反映了這一時期我國工資制度改革的特征。改革涉及工業、農林、商貿、衛生、教育等各行各業，可謂縱橫交錯，所面臨的局面極為復雜。在工資改革過程中，面對如何革除舊中國混亂不合理的工資制度，改革解放區沿襲下來的供給制（包干制），以及如何貫徹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發揮工資經濟杠桿與激勵作用，并兼顧效率與公平，實施勞資兩利的工資制度，避免平均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國家都進行了有益的探討與實踐，為當今我國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寶貴經驗。又如1956年工資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國按勞分配為原則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但1958年后在“左”的影響下，這種初建的分配制度原則受到沖擊，并一度遭到破壞。而此次改革恰恰成為社會主義工資制度發展的轉折期，在新中國工資制度史上有著重要地位與意義。然以往研究對此關注極少，其改革的動因、改革方案的制定、改革的實施、改革效果與經驗、改革后職工生活狀況、保留工資等遺留問題的處理，以及初建的按勞分配為原則的工資制度又如何受到沖擊等問題都有待學界關注與探究。

（二）新中國初期福利制度史學研究的缺失

綜觀新中國福利制度研究，多為經濟學、社會學領域探討現實福利保障問題的論著。除前文所述，另有許多學位論文聚焦于此，如陳昱陽《中國農村老齡人口經濟供養與福利制度研究》（西南財經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焦亞波《社會福利社會化背景下的上海養老機構發展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9年博士學位論文）；萬國威《社會福利轉型下的福利多元建構：興文縣留守兒童的實證研究》（南開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丁學娜《職業福利補充功能的定位———基于中國企業職業福利轉型視角的研究》（南京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等。相比之下，史學領域對新中國初期福利制度的專題研究極少，相關研究多作為社會保障制度一個方面論及。例如，《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遷與評估》以養老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社會救助制度、女性社會保障制度等專題展開，其中第8章論述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變遷與評估，介紹了福利制度的沿革、傳統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與評估、福利制度改革及其評估等內容，其中也論及新中國初期福利問題[12]。《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介紹了“計劃體制下”與“改革中”不同時期的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社會救助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優撫保障制度等情況，其中第6章“計劃體制下我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簡述了改革開放前我國民政福利及職工福利的一些情況[13]。又如《中國軍人社會保障制度研究》一書其中第二編第6章“計劃經濟時期軍人保障制度”介紹了新中國成立至1978年軍人生活保障及軍人優撫和退役安置等問題[14]。但總體而言所論新中國福利制度大多較簡略，尚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新中國初期福利制度研究的缺失，究其原因，其一與我國現代社會福利制度起步較晚有關①；其二新中國初期，人們更為關注的是與其基本生活緊密相連的工資問題，社會主義福利制度建設仍處在摸索階段；其三工資與福利密切相關，特別是新中國初期各項制度初創階段，工資改革與調整的內容頗廣，往往亦包含了社會福利部分。但新中國初期福利制度建設是中國福利制度史上重要一環，這一時期國家為改善民眾生活做了大量社會福利保障工作，頒布了諸多有關福利制度政策法規，這些都為今后福利制度建設打下了基礎。因此，只有理清這一時期福利制度，才能完整表述中國現代福利制度的發展脈絡，亦能為當今深化福利制度改革有所借鑒。

（三）資料搜集整理滯后

歷史研究貴在資料的占有，有了豐富、翔實、系統的史料，才可能開展相應研究。然而當前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相關資料的搜集整理明顯不足。一是歷史檔案方面開發利用不高，且地方性的檔案整理遠遠不夠。1978年后，雖然相關工資福利文件資料匯編陸續整理印行或出版，但主要是現實指導性工資福利法律法規性資料，而涉及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檔案整理出版乏善可陳，與史學研究所需存在很大差距，諸如《工資福利文件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等成規模成系統的檔案整理工作還極少，雖然有部分檔案館在期刊、網站等刊發少量的相關館藏檔案，但卻顯得極其零散和不系統。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檔案開發整理而言主要針對中央政府出臺的相關文件，而地方檔案資料開發利用率極為有限。如河北省檔案館保存著較為完整的新中國成立后河北省黨政機關如工業、農業、商業等寶貴檔案文獻，僅河北省人事廳工資福利處、勞動局工資改革委員會等部門科室1949至1958年間檔案200余卷，包括各市縣、專區及部門在歷次工資改革調整中工作簡報、法規草案、相關信函、統計資料、工作總結等，較為完整地記錄了新中國初期河北省歷次工資改革變遷歷程。又如商業廳主管下的中國畜產公司河北省公司（1949—1956年）、河北省百貨公司（1950—1966年）、河北省紡織品公司（1950—1967年）、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商業局醫藥公司（1951—1957年）等新中國初期近20家公司檔案卷宗也保存諸多職工工資待遇及福利相關資料。此外，河北省所屬縣市檔案館也有部分工資福利檔案資料。這批寶貴的檔案史料都有待學界的進一步開發與利用。二是口述史資料的搜集整理亟待展開。口述史是中國當代史研究中除檔案資料之外的另一重要史料，是檔案史料的有益補充。近年來越來越多包括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眾多學科的學者積極投入于此，做了大量口述訪談和整理工作，并取得了眾多成果。就當代社會口述史研究對象而言，涉及頗廣，包括、抗美援朝、根治海河運動、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改革開放等。但遺憾的是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領域的口述史成果極少。此外，工資福利制度建設本就是國家、地方與民眾間的多方互動，改革方案的制定、推行及新制度的確立無不是國家、地方、民眾之間利益相互沖突、彼此協調，直至統一的過程。而口述史能更好地從“自下而上”的視角審視民眾在國家制度推行中的心態與所處地位，以及其對制度變革與完善的反作用，將口述史與檔案等文字史料相結合方能真實全面地展現工資福利制度建設的全貌及制度推行過程中國家、地方與民眾三方互動關系。

（四）區域性與比較研究不足

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建設總體而言是一個由舊中國混亂狀態逐步實現系統統一的過程，兩次全國工資改革，其中第一次按大區先后推行，期間對供給制也進行了調整，實行大包干、小包干，最終取消供給制，全部實行薪金制，之后1956年又在此基礎上在全國推行第二次工資改革，建立了全國統一、規范的社會主義工資制度。雖然歷次工資改革調整在各地實施中所遇問題多種多樣，但整體制度建設與推行基本一致，故此又具有很強的共性特征，通過一省一地工資福利制度的分析，以點帶面，映射全局，某種程度上能夠反映整個制度建設的梗概。然而，目前研究更多關注的是教師、店員等特殊群體工資福利問題，而地域性工資福利改革研究極少。比如河北省地處京畿之地，在國家各項制度的推行建設中，往往具有示范作用，其改革中各項措施的推行、所遇困境與應對、所取得經驗與教訓等都具有較強的典型性。此外，對比研究方法是史學研究較為常用方法之一，事物自身特質也總是在與其他事物的參照對比中才能得以顯示出來。新中國初期國家歷次工資改革在各地區推行中存在較強共通性，但也存在著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以及不同行業群體之間如工資標準、工資增長指標分配等問題上的利益沖突，只有通過不同地區、不同群體階層之間橫向比較以及同一群體階層不同時期的縱向比較才能真實反映出制度變遷對社會民眾的影響，從而反觀制度本身，得出更全面的認識及客觀的結論。

（五）研究方法單一，學科交叉研究不足

歷史學的發展既源于內在的動力，又得益于學科之間的借鑒。工資福利制度與經濟、政治、文化諸多領域密切關聯，綜合各方面考慮，才能真實勾勒出這一制度醞釀、推行、建立的全過程。特別是對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的研究尤應注意多學科研究方法的借鑒，一是工資福利問題與人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二是新中國初期僅短短數年內歷經數次全國范圍的制度改革與調整，所涉范圍之廣，所用時間之短，可謂一場改革風暴，而制度推行中國家與民眾的互動亦尤為明顯。故此，如社會學理論的借鑒，統計學方法的運用就顯得格外必要。然以往研究多從或歷史學，或經濟學單一視角出發，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極少，這就造成新中國工資制度史研究中缺乏理論深度，多側重脈絡梳理的弊端，限制了其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如國家上層如何將這一制度一步步推行并不斷予以調整從而最終確立，而民眾對國家制度的推行又有怎樣的回應及其在這一過程中的角色與地位等問題，都缺乏深入探討。故此，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對工資福利制度的運行機制、發展演進進程、制度基礎及模式選擇以新的視角進行剖析和透視，才能多層面揭示新中國初期社會主義工資福利制度建立發展的歷史進程。

三、結語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要推動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研究走向深入，需要著重以下幾方面工作：

第一，加強資料建設，特別是采用高校與地方檔案館合作等多種方式，形成省、市、縣多位一體的開發體系，若能將這批不涉密的檔案成規模系統整理出版必將推動當代工資福利制度史研究的深入。與此同時加強民間文本資料的搜集整理，特別是口述史的搶救，因參與或目睹過新中國初期歷史變遷的當事人或記憶衰退或一批批故去，如不加以搶救性搜集，若干年后某些歷史階段或事件恐將無口述史可作。

第二，加強區域工資福利制度改革比較研究，只有通過區域性工資福利制度研究的積累，以點及面，才能帶動這一時期工資福利制度整體研究的深化。

第三，積極轉換視角，進行多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如吸納經濟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進行史料的分析解讀，既拓展了研究領域，又深化了史學研究。

第四，史學研究與現實問題互為表里，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改革與當今工資福利制度具有一脈相承性，特別是工資福利制度是當今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議題，也是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焦點之一，故此新中國初期工資福利制度史學研究應關注現實問題的解決，如改革中國家、地方與民眾互動等諸問題的探討，既可豐富這一時期工資福利制度的史學研究，亦對當今全面深化改革及民眾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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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京輝 單位:保定學院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