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理論及其在漢語研究中的運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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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將對話視為語言存在的本質，認為一切話語都具有內在的對話性，即使是在書面寫作這樣極具個人化的獨白性言語行為中，書寫者也總會處在一種和假定的接受者對話的情景中。對話理論將語言學與社會學結合起來，尤其強調說話人和受話人的互動關系對語言生成和理解的制約作用。這種觀點對一貫缺乏語用視角的漢語語言學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巴赫金；對話理論；漢語研究

巴赫金被譽為二十世紀人文科學領域中最重要的蘇聯思想家（托多羅夫，2001），他在文藝學、哲學、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文化學等多個學科領域都卓有建樹，深具影響力。從20世紀60年代起，巴赫金的多種原創性思想在俄羅斯、歐洲、美國等地引起了人們的廣泛共鳴，成為后結構主義時代一股強勁的思想旋風，給多個人文社會學科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國學者對巴赫金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夏仲翼（1982）在評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時介紹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并翻譯了該書的第一章。隨后，錢中文（1987、1989）進一步對巴赫金的思想進行了概要式的譯介；趙一凡（1990）第一次將巴赫金的思想概括翻譯為“對話理論”；董小英的專著《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出版之后，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開始廣為人知。1998年錢中文先生主持翻譯的六卷本《巴赫金全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掀起了一股研究巴赫金思想的熱潮。我們以“巴赫金”為篇名關鍵詞在中國知網期刊庫進行檢索，發現從1983年到1998年的15年間，共有論文60篇，而從1999年到2014年的15年間，則有620余篇，這種增長的速度是驚人的。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與巴赫金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立體性和豐富性不相稱的是，國內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文藝學、哲學領域，對巴赫金的語言學思想，雖然也有較多涉及，但多局限于外語學界對其語言哲學的簡單譯介，且多種論著間的重疊交叉之處過多，而創新突破之處較少。與文學界借鑒巴赫金理論具體分析研究中國文學作品不同，國內漢語學界尚極少有人運用巴赫金語言哲學的精髓———“對話理論”來對漢語的具體語言現象進行深入研究。有鑒于此，我們擬在簡要介紹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基礎上，結合若干漢語實例，嘗試探討對話理論在漢語研究中的重要參考價值。

一、語言學視域下的對話理論

（一）從語言學到“超語言學”

20世紀初，發軔于索緒爾的結構主義席卷整個歐洲大陸，在當時的俄國也是盛極一時。以雅可布遜為主的“莫斯科語言學小組”（1915年成立）和以什克洛夫斯基為主的“彼得堡詩歌語言研究會”（1916年命名）都高舉結構主義的大旗，對語言符號的內在結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們秉持索緒爾的語言觀，突出所謂“語言”及其系統結構，而忽略“言語”及其實際應用，把語言置于一種共時性的靜態情景中進行考察，從而排斥歷時性的動態因素即社會、歷史、交際情境等因素的作用。與結構主義相對，當時的歐洲還存在著一個發端于洪堡特的所謂“個人主義的主觀主義”語言觀。該理論把語言歸結為純粹的心理作用，認為個人心理是語言發生的源泉，字詞的意義都來自個人的主觀理解與審美創造。針對這兩種流行思潮，巴赫金在1929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一書中進行了分析批判。他指出，這兩個學派要么把語言當成一種抽象的概念體系和規則一致的形式體系，從而使語言與豐富多彩的具體語言現象及飽含意識形態的話語內容分離；要么把語言視為個人的心理現象，使內在符號完全心理化，從而抹殺了語言在交際中存在的本質特征。正是在批判上述兩大傳統理論的基礎上，巴赫金借鑒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語言研究要從社會學的觀點出發，著眼于語言在實際應用中不斷變化的活的意義及其發生規律，從而建立了他所謂的“超語言學”。巴赫金說（1998b）：“語言學從活的語言中排除掉的這些方面，對于我們的研究目的來說，恰好具有頭等的意義。因此，我們在下面所做的分析，可以歸之于超語言學；這里的超語言學，研究的是活的語言中超出語言學范圍的那些方面。……超語言學不是在語言體系中研究語言，也不是在脫離對話交際的篇章中研究語言；它恰恰是在這種對話交際之中，亦即在語言的真實生命之中來研究語言。”而“超語言學”的精髓就是巴赫金視為語言以至人類存在本質的“對話”。

（二）對話———語言的本質

巴赫金所說的“對話”指的是話語（包括口頭語和書面語）中存在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作用的聲音，它們形成同意和反駁、肯定和否定、保留和發揮、判定和補充、提問和回答等言語關系（蕭凈宇，2007）。需要說明的是，巴赫金理論中的“對話”并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面對面的對話交際，它比日常對話所指的對象更為廣泛、更為多樣、更為復雜。他把對話理論應用到語言哲學領域，還擴展到了整個文化領域，并把它上升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哲學基礎。他說：“用話語來表現真正的人類生活，唯一貼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對話。生活就其本質來說是對話的。”（巴赫金，1998b）對于巴赫金來說，對話理論首先是而且始終是一種哲學理論，是關于人的主體建構的哲學理論。巴赫金關注的是人如何在認識自我和他人的過程中建構自己的主體，他認為主體建構只能在自我和他人的對話交際中實現。但我們不能不說，日常交際意義上的“對話”是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基石，他對交際話語對話本質的探討對我們從哲學層面認識語言現象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巴赫金特別強調聽者在話語交際中的重要作用。應該說，20世紀初期，重視交際、情境等語言外因素的學者并非只有巴赫金一人。倫敦學派的創始人弗斯、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都提出并強調語言研究中的“語境”觀。但與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相比較，他們所說的語境都僅僅局限于和言者（尤其是在場的言者）有關的時間、地點、話題、階級、社會文化等要素，都忽略了聽者（尤其是不在場的聽者）對話語產生及理解的影響，把對話關系排除在語境之外。巴赫金則完全不同，他認為表述的一個重要（結構）的特征，就是它要訴諸某人，即“當我說話時，我總要考慮到受話人接受我的言語的統覺背景：他對情景的熟悉程度如何，他是否擁有這一文化交際領域的專門知識，他的觀點和信念如何，他有什么成見（從我們的觀點上看），他的好惡如何。因為所有這一切將決定他對我的表述的積極的應答性理解”（巴赫金，1998a）。特別值得強調的是，他不僅關注在場的聽者，而且把不在場的聽者也納入話語的范圍。他認為任何話語都具有內在的對話性。

“不管我們的一段話看起來多么具有獨白性，實際上它都是對他人的回應，都同先于它的其他話語處在程度不同的對話關系之中，是先前話語的繼續和反響；另一方面，任何話語都希望被人聆聽、讓人理解、得到應答。”（蕭凈宇，2007）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人們的言語活動恐懼獨白，即使是在書面寫作這樣極具個人化的獨白性言語行為中，書寫者也總會處在一種和假定的接受者對話的情景中，唯有如此，他才能確立自己言語行為存在的價值。在這種對話性存在的基礎上，言者必須時刻表現出對聽者的關注。巴赫金（1998a）指出：“表述的情態總是或多或少地作出應答，即表現說者對他人表述的態度，而不僅是表現他對自己表述對象的態度。”聽者的應答反應對說者的話語建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表述的構建從一開始就考慮到了可能會出現的應答反應，實際上它正是為了這種反應才構建的。表述是為他人而構建的，他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這些他人（只是針對他人，我的思想才第一次成為現實的思想，也僅僅因此，對我自己來說，同樣成了現實的思想），不是消極的聽眾，而是言語交際的積極參與者。說者從一開始就期待著他們的應答、他們的積極的應答性理解。整個表述的構建，仿佛就旨在得到這一應答”。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具有深刻的內涵，但就狹義的語言學意義來說，對話理論可以理解為：語言本質上就是對話性的，說者和聽者之間的對話、互動滲透在語言的方方面面。“對話”不僅是語言的本質特征，更是我們觀察、研究語言現象的最佳視角，唯有認識到這一點并由此出發，我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語言全息景觀。

二、對話理論在漢語研究中的具體運用

（一）對話理論與漢語研究新趨勢的契合

從1898年《馬氏文通》出版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近百年間，現代意義上的漢語語言學研究一直處在傳統語法和結構主義的統治之下。從語言作為一個系統的角度看，這兩種理論方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即都把語言視為一個封閉的、獨立的系統，去分析其內部組成成分及成分間的各種組合、聚合關系，即使涉及到意義，也大多局限于語法形式本身的意義。他們對語言單位的分析主要停留在句子內部。雖然文章學和修辭學也關注語篇層面上的語言運用，但他們對于謀篇布局、辭格、文體等的分析仍然都只是把目光停留在靜態的語言成品上。對作為語言使用者的人的因素的分析很少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漢語研究論著中。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認知、功能語言學的傳入給漢語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認知語法認為，大腦中的語言模塊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系統，它與人的其他認知模塊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依存關系，感知、注意、情感、記憶等多種認知因素都對語言結構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時間順序原則”“象似性原則”“短時記憶限制”“回溯推理”等認知心理機制的研究都加深了人們對漢語相關現象的理解。功能語法注重交際因素對語言結構的制約，特別是經濟原則、信息傳遞、語體差異等對語法的影響。早期認知語法和功能語法對漢語的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句子內部，例如袁毓林（1999）對定語語序的認知解釋，陶紅印（1999）對“把”字句和“將”字句語體差異的分析等。近年來，很多學者開始關注話語層面的語用標記等現象，從動態交際的角度觀察語言在話語層面的操作規則。說話人和聽話人的互動因素對語言生成和理解的影響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正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對巴赫金對話理論的語言學意義進行重新闡釋，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下面我們將結合漢語中的幾個語言現象，從對話理論的視角進行觀察分析，論證對話理論對漢語研究的重要參考價值。

（二）實例分析

1．獨白語體中的虛擬對話獨白與對話是相對的，其體現為說話者／書寫者單方面地向聽話者／閱讀者傳遞信息。這似乎是巴赫金“一切話語皆對話”論斷的反例，實際上，即使在獨白語體中。

2．肯定性應答語的反身性話語功能漢語中的“對”“是的”“可不是（嘛）”等經常作為應答語表示說話人對對方話語的肯定、贊同態度，因此它們經常用于互動性的對話中。

3．口語中直接引語引導語動詞“說”的重復現象直接引語（directspeech）是一種重要的語言現象，從結構上來看，一個直接引語通常包括兩個部分———引導語和引用語。我們認為，被引述話語和說話人當前話語作為兩種不同性質的言語行為，由說話人獨自連續表達出來，必然會引起受話人的混淆。因此，說話人必須運用某種手段對被引述話語進行標記，以便于受話人理解，這集中體現了話語交際的對話性。就書面語而言，說話人（書寫者）可以用書面符號———冒號、引號來對直接引語進行標記，但在口語會話中，缺乏可視的書面符號，于是，在被引述話語之前或中間重復使用管領詞就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被引述話語和說話人當前話語之間的有效區分，避免了受話人理解上可能產生的困難（張金圈、肖任飛，2016）。巴赫金（1988）說：“語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的對話交際之中。對話交際才是語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處。

語言的整個生命，不論是在哪一個運用領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學、文藝等等），無不滲透著對話關系。”作為對話關系主體的言者和聽者對于分析語言的意義自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巴赫金的理論再次提醒我們，從對話的角度、從說話人和受話人的角度來觀察漢語使用中的各種現象，可以使我們發現很多曾被人們忽視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為我們認識語言的本質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巴赫金對世界人文科學的貢獻是舉世矚目的。他建立的對話主義的超語言學理論從社會學角度審視語言現象，特別關注作為交際主體的說話人和受話人之間的對話關系對話語的影響。他所說的受話人不僅包括面對面交際中顯在的受話人，也包括說話人假想的潛在受話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切話語都具有內在的對話性，這給我們研究語言現象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近年來，交際因素對語言生成和理解的制約作用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漢語學界也不例外，話語標記、交互主觀性等問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研究的理論源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赫金對話理論的啟發，因此，我們有必要追本溯源，重新發掘巴赫金對話理論的深邃內涵，為漢語話語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參考文獻：

［1］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白春仁，顧亞鈴，譯．上海：三聯書店，1988．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曉河，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a．

［3］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顧亞鈴，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b．

［4］錢中文．復調小說：主人公與作者———巴赫金的敘述理論［J］．外國文學評論，1987（1）：30－40．

［5］錢中文．誤解要避免，誤差卻是必要的［J］．外國文學評論，1989（1）：30－36．

［6］陶紅印．試論語體分類的語法學意義［J］．當代語言學，1999（3）：15－24．

［7］托多羅夫．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M］．蔣子華，張萍，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8］王麗秋．講演語體中的虛擬對話［J］．當代修辭學，2012（3）：77－83．

［9］王志軍．自然口語中的話語標記“對不對”“對”研究［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4．

［10］夏仲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和小說復調結構問題［J］．世界文學，1982（4）：105．

［11］蕭凈宇．超越語言學———巴赫金語言哲學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袁毓林．定語順序的認知解釋及其理論蘊涵［J］．中國社會科學，1999（2）：185－199．

［13］張金圈，肖任飛．漢語口語會話中引語管領詞的復說現象［J］．中國語文，2016（3）：315－328．

［14］趙一凡．巴赫金：語言與思想對話［J］．讀書，1990（4）：112－12.

作者：張金圈 單位：曲阜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