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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體育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在多元主義理論、系統論理論模型的基礎上對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進行建構研究,研究結果有:評估主體建構以混合評估主體為佳、評估標準建構以綜合評估標準為佳、評估目標建構以多元評估目標為佳、評估方法建構混合評估方法為佳。
1前言
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1]的重要指示,“精準扶貧”一詞進入公眾視野。2017年3月8日兩會期間,參加四川代表團審議時再次強調“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我們黨立下的軍令狀。脫貧攻堅越往后,難度越大,越要壓實責任、精準施策、過細工作。現在扶貧關鍵是要精準發力,向基層聚焦、聚力”[2]。毋需諱言,“精準扶貧”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但是,其落實時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亦是阻礙復興偉大“中國夢”的沉疴與頑疾。農村,作為扶貧攻堅戰的主戰場,所需幫扶之“貧”不僅僅是農村層面上經濟的“貧”,更是農民層面上精神的、身體的“貧”,欲要實現農村真正意義上“脫貧”,亟待以農村體育工作為抓手,推動落實“精準扶貧”戰略。遺憾的是,農村體育政策評估作為農村體育這一抓手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當前我國學術界研究甚少,鮮有成果,而其體系構建,更是無人問津。因此,本文旨在對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概念進行厘定,在理論模型下對其體系進行建構,將有利于精準扶貧政策的推廣與實施。
2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概念界定
欲要建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必先厘定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概念,因概念是個人對于某種事物的基本理解與詮釋,概念的模糊,必然造成實踐的混亂。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的概念,須依據其上位概念“農村體育”與“政策評估”進行界定。我國學者盧元鎮教授認為農村體育是“在縣及縣以下廣大農村開展的,以農民為主要參與對象,以增強體質,豐富社會文化生活,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為主要目的的群眾性體育活動”[3]。而虞重干教授將農村體育界定為“縣及縣以下廣大農村所開展的體育活動,其活動主體是廣大的農民”[4]。根據上述概念即可達成一個共識,農村體育是以農村地區為活動范圍,以農村居民為活動對象,以增強體質,豐富社會文化生活,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目的的群眾性體育活動。在厘清了農村體育的概念后,政策評估的概念又成為我們必須考慮的問題。政策評估作為政策科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20世紀隨著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和現代科學方法的發展成熟及其在政策研究中的廣泛運用而首先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誕生和發展起來的。當前,我國專家學者對政策評估的概念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學者謝明在對政策評估一詞進行研究后認為“政策評估,就是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和事實標準,通過一定的程序和步驟,對政策實施中的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進行分析,目的在于利用這些政策相關信息,對政策結果和政策未來走向作出基本的判斷”[5]。而陶學榮等學者則將政策評估界定為“政策評估主體依照一定的標準,運用特定的方法,對政策的科學性、可行性及實施后的效果、效益與效率進行的分析、比較與綜合后所做出的一種價值判斷”[6]。基于上述學者的觀點,結合公共政策的現實理念,筆者認為,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是指農村體育政策評估主體依據特定的價值標準與事實標準,采用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方法,對農村體育政策的效果及效益進行分析,提出問題并制定解決問題的措施,達到改善政策結果,預測政策未來走向,從而增強農村居民體質,豐富其精神文化生活目的的價值判斷。依據政策評估的過程劃分方式,可將農村體育政策評估劃分為事前評估、過程評估及事后評估。
3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理論模型
實現對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的良性反饋,核心在于構建一個良性的評估機制體系,而本文將運用兩個模型對其進行架構。
3.1多元主義理論模型
依據政策學多元主義模型,從整體上將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劃分為評估主體、評估標準、評估目標、評估方法幾個模塊,篩選出混合評估主體、綜合評估標準、多元評估目標、混合評估方法的評估方式(如圖1),力圖突出多元主義模型的核心概念———政治權力高度分化。
3.2系統論模型
依托系統論中“輸入—轉換—輸出—反饋—再輸入”程序反饋基本原理,基于農村體育政策的演化過程構建出“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施行效果—政策返回及修正”的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理論模型(如圖2)。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理論模型是政策評估系統的運行平臺,其系統中的每一個過程反饋均會重新作用于政策的返回及修正,以便政策的更新與完善。如政策施行效果過程,其作用機制是通過“施行效果—與預期效果對比—找出偏差—修正偏差再制定”來運行。
4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的體系建構
迄今為止,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還未形成。縱觀政策評估領域,主體多為政府部門,即政策的制定者就是政策的評估者,或稱為自評估。評估標準、評估目標、評估方法也多是由政府部門主導進行制定。此種評估方式雖有利于集中力量辦大事,辦事效率較高,速度較快,但缺乏科學有效的指導,對于基層居民的需求了解較淺,容易形成“王婆賣瓜、自賣自夸”的現象,未能全方位、高精準地對政策進行評估,從而達到政策評估的預期效果。由此,本文欲對多種評估方式進行利弊分析,力求在評估主體、評估標準、評估目標、評估方法幾大模塊的基礎上構建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
4.1評估主體建構
4.1.1高校專家評估
主體高校專家評估主體是指由我國高校的相關學科專家、學者、研究生等高級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對我國農村體育政策進行評估的主體,高校尤其是體育類院校對于體育方面的知識掌握較多,具有獨立性、專業性、權威性的特點,對農村體育政策的評估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全面性。
4.1.2農村基層管理者評估
主體農村基層管理者評估主體是指由我國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基層管理者所組成的對我國農村體育政策進行評估的主體,此類主體的組成人員皆為農村基層人員,長期于農村一線工作,具有本土性、基層性、普遍性的特征,對于農村體育現實情況較為熟悉,能夠充分把握和反映農村居民的體育需求。同時,基層管理者作為管理人員,便于督促國家政府制定具備特殊性和針對性的農村體育政策。但此種主體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專業基礎較差,容易對農村體育政策的客觀性、權威性造成影響,實施較為困難。
4.1.3商業性評估
主體商業性評估主體是指由商業公司、企業運用市場化方式對我國農村體育政策進行評估的主體。此種主體順應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化的時代需求,可以有效地協調政府與農村居民之間的溝通,合理地配置政策資源,使國家、農村居民利益最大化。但囿于商業團體追逐利益化的詬病,可能會造成缺乏公平、利益失衡和其它市場性問題。
4.1.4混合性評估主體
混合性評估主體是指由政府組織、高校專家、農村居民、商業公司和企業等構成的對我國農村體育政策進行評估的主體。此種評估主體符合多元主義核心理念,兼具政府部門的集中性、公平性,高校專家的權威性、專業性、獨立性,農村居民的基層性、親民性,商業公司、企業的市場性、高效性等特點,能夠充分發揮各主體的優勢,對農村體育政策進行全方位、高精準的評估,不失為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建構的不二評估主體。
4.2評估標準
建構標準,據其字面意思理解為“標榜、準則”,而較為深層的理解是衡量某一事物發展是否正確的范式、榜樣。由此,標準的確立對于事物發展正確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農村體育政策評估工作應采取何種標準,便成為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瑞典學者Vedung在其專著PublicPolicyandProgramEvalu-ation中針對政策評估標準問題,歸納出了3大模塊———效果模型、經濟模型與專業模型。本文依據我國農村地區體育的現實狀況,將選取效果模型中的綜合評估模型、用戶導向模型與經濟模型中的效率模型3種可行性較大的評估模型進行分析,而第3類專業模型(專家參與指導)因專業性要求較高,由此僅在農村體育政策評估中提供參考意見。
4.2.1綜合評估模型
一項政策的落地,猶如一件商品須經過投入—實施—產出的工作流程,而一項政策的評估,如果僅從實施的效果來進行探究未免有失偏頗,缺乏針對性,應有的理路是將各個階段的實施全部納入評估的體系當中,形成綜合評估模型。與其它評估模型相比,綜合評估模型具有的優勢在于:1)將政策的制定與落實全部納入評估體系,具有公正性,全面性;2)對于政策實施效果不佳的原因分析較為透徹,具有針對性,便于對癥下藥;3)切合多元主義理論核心理念,能夠將權力高度分化,乃是構建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的最佳評估標準。
4.2.2用戶導向模型
用戶導向模型與綜合評估模型相比較具有顯著的差異性,綜合評估模型是基于政府的角度所制定的標準模型,而用戶導向模型是站在農村居民的立場所提出的標準模型,旨在表達農村居民的需求,關注點等。此種模型所具有的優勢在于:1)能夠較大范圍的涉獵農村居民對于體育政策的需求,具有普遍性;2)能使農村居民最大限度地理解和參與農村體育政策評估工作,具有親民性。但是,此種模型立意角度較狹小,未能充分發揮政府—農民之間有效的“上下”聯動作用,局限性較為明顯。
4.2.3效率模型
農村體育政策的效率,基于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便是政策的投入與產出比值,即某項農村體育政策的制定、實施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投入與該政策所產出的效果的比較。該種標準模型有助于得出統計數據,實現理性分析,能夠順應當今時代體育市場化的發展趨勢,較為直觀地展示出政策的有效指數,具有客觀性。然而,此類模型重效率、輕公平的弊病一覽無遺,一味地追求高效率、高回報,忽視了人類的主體性。因此,不完全適用于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
4.3評估目標建構
評估目標,是評估主體采用評估方法等措施進行評估后想要達到的境地或得到的結果,即一種追求的理想狀態或價值目標。囿于“強健筋骨”,“休養生息”的傳統體育觀念,當前我國的體育評估目標被框制局限于單一的強身健體價值目標,缺乏全面的、長期的、富有時代性和創新性的目標,未能有效地推動我國體育工作朝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方向發展。據學者調查,我國城鎮居民對體育的作用與價值的排序為:強身健體>娛樂休閑>欣賞>發展經濟>教育>旅游>其它[8]。由此表明,囿于政策評估目標的單一性,我國城鎮居民對體育活動的主要關注點多在于強身健體,價值目標取向單一,并逐漸造就我國“精準扶貧”戰略掣肘。在“精準扶貧”的時代背景下,單一評估目標必然是無法滿足農村居民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而為有效實現農村體育政策科學化、全面化發展,應然的理路是將體育評估目標與經濟發展、政治改革、文化活動等圍繞在農村居民身邊的要素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利益相關體,實現評估目標的多元化、綜合化,從而促使農村體育發展成為農村地區發展的強力抓手,農村地區發展作為農村體育發展的有力支撐點。
4.4評估方法建構
在進行了評估主體、評估標準、評估目標的建構選擇后,評估方法的選取也成為一個需要考慮的核心問題。評估方法貫穿于評估工作的整個流程當中,對評估工作具有支柱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理論研究中,我們可以將評估方法歸納為以下幾種:
4.4.1定量評估方法
當前,常用的定量評估方法有文獻計量、專利數據統計分析、經濟計量學方法、投入—產出分析,動力學模型分析等。此類方法通常采用大數據分析,指標易精確量化,能夠簡單、直觀地看到農村體育政策本質,得出結論。但此類方法由于對質的區分較為困難,因此遇到某些特殊案例時難以使用。
4.4.2定性評估方法
在我國學術界,較為普遍的定性評估方法有同行評價、問卷調查、當面訪談、電話采訪、案例研究等。此類方法的優勢在于能夠深入案例之中,處理多面概念問題,反映農村體育政策的復雜性、特殊性、抽象性。但此種方法未能大批次地處理普遍數據,帶有局限性。
4.4.3混合評估方法
混合評估方法,即定量評估方法與定性評估方法的混合使用。此類方法契合多元主義理論模型,能夠有效彌補定量評估方法與定性評估方法單一使用時的不足,有利于充分發揮兩類評估方法的優勢,乃是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方法的應然理路,從而推進我國農村體育政策評估科學化、全面化發展。
5結束語
新中國成立60余年,扶貧工作在各個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尤其是提出“精準扶貧”戰略后,再一次為農村地區發展注入一股新的動力和活力。但是,“精準扶貧”戰略在落實時亦面臨眾多現實問題。為解決這些棘手問題,厘清農村體育政策評估概念,構建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不失為促進農村發展的理性選擇。僅有立足政策評估模型,結合農村地區現實狀況,科學地、全面地對農村體育政策評估體系進行建構,才能少走彎路,有的放矢地打贏“精準扶貧”攻堅戰。參考文獻:
[1]人民網.扶貧新論斷: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和精準扶貧[EB/OL].
[2]中國網.解讀兩會重要講話:精準扶貧永遠在路上[EB/OL].
[3]盧元鎮.社會體育導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43.
[4]虞重干.體育———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紐帶[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6,30(1):39-40.
[5]謝明.公共政策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336.
[6]陶學榮,崔運武.公共政策分析[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8:295.
[8]李益群,駱玉峰,杜文,等.城市化、老齡化與中國體育公共政策研究[J].體育科學,2003.23(2):37-49.
作者:任健偉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