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發展中的皇太極教育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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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推行教育

1．命兒童讀書，定讀書年限皇太極越來越意識到政權的穩固不僅要靠鐵騎硬弓，而且還需要統治集團占據文化的制高點。如果只有勇猛的攻擊能力，而缺少堅毅忠貞的精神和高超的智慧，即使已經占領的城池也會再丟失，已經俘獲的百姓也會逃亡，已經建立的政權也可能被他人推翻。要使八旗子弟尤其是眾貝勒、大臣子弟具有“忠君親上”的品質和高超的智慧，就要讓他們接受教育，掌握知識。天聰五年(1631年)閏十一月，皇太極降汗諭:“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得毋謂我國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與?獨不思，昔我兵之棄灤州皆由永平駐守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遷安等城相繼而棄。豈非未嘗學問，不明理義之故乎?今我兵圍明大凌河城，經四越月，人皆相食，猶以死守。雖援兵盡敗，凌河已降，而錦州、松山、杏山，猶不忍委棄而去者，豈非讀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之故乎?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如有不愿教子讀書者，自行啟奏。若爾等溺愛如此，朕亦不令爾身甲出征，聽爾任意自適，于爾心安乎?其咸體朕意，毋忽?！保?］首先，他開宗明義，說明“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的目的是“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他辦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這些兒童從小養成“忠君親上”的品質，而“習于學問，講明義理”只是實現“忠君親上”的途徑。他又分析了諸貝勒、大臣不愿送子讀書的原因。“不令就學”是因為“溺愛子弟”;也是因為他們認為“雖不讀書，亦未嘗誤事”。緊接著他把棄守灤州、永平、遵化、遷安四城的阿敏貝勒與死守大凌河城的明朝軍隊作比較，指出丟失城池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嘗學問，不明理義”，而明軍能做到“人皆相食，猶以死守”則是由于“讀書明理”，因而能“為朝廷盡忠”。最后，皇太極作出規定:“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讀書?！彼瑫r暗示了違反此項規定的懲處措施———“不令爾身甲出征”。雖然他是以假設的口吻說出，但諸貝勒、大臣都明白這話的潛在含義，即革職或不再任用。在那個年代，披甲出征既是男子建功立業的機會，同時也是獲取財富的重要途徑?！安涣畛稣鳌眲t意味著斷了財路，更無升遷的可能?；侍珮O對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的規定，得到了漢官們的贊許，其中以胡貢明的奏疏最具代表性，并且受到了皇太極的恩準。［6］奏章說:“皇上諭金、漢之人都要讀書，誠大有為之作用也。但金人家不曾讀書，把讀極好的事反看作極苦的事，多有不愿的。若要他們自己請師教子，益發不愿了。況不曉得尊禮師長之道理乎?以臣之見，當于八家各立官學，凡有子弟者，都要入學讀書，使無退縮之辭。然有好師傅，方教得出好子弟，當將一國秀才及新舊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學的，不拘新舊之官，從公嚴考，取其有才學可為子弟訓導的，更查其德行可為子弟樣子的，置教官學。順設養廉之典，供以衣食，使其無內顧之憂。尊以禮貌，使其有授教之誠。崇以名分，使其有拘束之嚴。小則教其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則教其子、臣弟、友、禮、義廉、恥之道。誘掖獎勸，日漸月磨，二、三年必將人人知書達禮，郁郁乎而成文物之邦矣。況考校乃歷代之大典，不行考校，則人不讀書，而真才無上進之階。舉孝廉，乃漢朝之美政，不舉孝廉，則人不學好，總有才學，為政必乖。伏乞皇上并法行之。一則，可為我國取材濟世之明制;二則，可以昭我萬世不朽之盛事也。”［7］在這一奏章中，胡貢明首先肯定了皇太極要求八旗子弟讀書的命令是“大有為之作用”。他又分析了滿族人對待讀書學習的心理狀態，并提出了“八家各立官學”的建議。他還就教師的資格及聘用、教師待遇、教學內容以及教學目標等問題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論述，這些論述完全符合皇太極所設定的教育目的。胡貢明還論述了科考取士對送子讀書的促進作用。2．開科取士，促進教育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是中國封建社會國家的一個創舉。這一制度始自隋唐，一直延續至清朝末年。皇太極借鑒了漢族統治者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方法，把知識分子納入其統治機構，是滿族統治者治國理政方面的進步。它改變了以戰功擢升官員的唯一標準，標志著滿族政權逐步走向文官體制。同時，以科考擢用官員，可激發讀書學習的積極性，對教育發展具有極大的推動作用，因為讀書學習成為社會底層人民向上層浮動的通道，是擴大教育規模的政策推力。滿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其治下的人民包括滿、蒙、漢等多個民族，因而它的官僚體系中肯定要由來自三個主要民族的官員構成，它的科舉考試也必然是多民族、多語言的，所錄用的官員也有著不同的民族身份。不僅如此，所錄用的生員也有語言特點。天聰八年，“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為舉人，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查布海、恩格德，漢人習滿書者宜成格，漢人習漢書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岱、蘇魯木，共十六人俱賜為舉人”。［8］3．重用生員，助推教育生員，是對知識分子的稱謂?；侍珮O重視文化、教育事業，還表現在他對知識分子的善待和重視。天聰六年(九月)皇太極下令“八旗教習漢文生員(每旗二人)，報汗獲準后，各免二丁之徭役”。［9］給作為教習的漢文生員(即教師)每人免除二丁徭役是極大的恩惠，使這些教習的經濟負擔大大減輕?；侍珮O重視教育及教師，還改善被裁撤教師的待遇。天聰六年十月，“正黃旗劉生員、邵生員，因超額被除名。彼遂告于汗曰:‘教習漢文之生員四人，我等教授兩旗子弟已十二年矣。我等所教授之二木拜、巴敦、恩德依三人均被錄用。新入兩旗諸大臣之子弟，亦共同教授兩年矣。丑年(天命十年，1625年)屠戮生員時，蒙汗眷顧，擇而養之，命我等教授漢文，并將被戮生員家中諸物，悉賜我等。兇年賜銀命購糧而食。今又蒙汗眷顧，命教授漢文之生員等，各兼男丁二人，免徭役。而正黃旗因生員超額，僅命董生員、黃生員教習，而將劉泰及邵生員我等二人革除，充當差役。更將我等所教授之鑲黃旗新舊子弟，命鑲黃旗新進生員教授。今特將我等教授十二年之苦，報知于汗?！顾烀鷨T各免二丁徭役”。［10］從這段史料不難看出，“丑年屠戮生員時”，皇太極保護了一部分漢族生員。同時可知，教授漢文的漢族生員受到優待:“免二丁徭役”?！耙虺~被除名”的二位生員也受到了皇太極的優待。這可以視為皇太極重視“教師”，重視漢族“教師”的例證?；侍珮O不僅善待自己統治區內的讀書人，就連對明朝轄區內的漢族生員也表現出垂愛之心。天聰三年(1629年)皇太極親率大軍入略中原。“十二月初一日，大軍起行，西趨良鄉，行獵南苑。遂渡渾河，至良鄉城東山崗駐營。是夜，招城主知縣降，不從。初二日卯刻，正藍旗先登，即克其城。盡誅軍士大夫。收養之生員六人”。［11］正是由于皇太極實行對讀書人的優待政策和準許上奏自陳制度，處在民間的歸降生員才敢于直接向皇帝陳述自己的情況。崇德元年六月，正白旗佟三牛錄下生員劉奇遇、劉弘遇上奏，自陳由明朝歸附有功，“伏乞圣汗軫念窮困，豁免差役”。皇太極看過奏章，命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考試劉奇遇、劉弘遇兄弟之優劣”?！叭髮W士以劉弘遇可用為文職入奏，遂授為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其兄弟徭役各三丁”。［12］4．強化民族意識，弘揚民族文化從皇太極實行的種種政策看，他對漢文化持接納和學習的態度。但是，面對漢文化強大影響力的沖擊，他時刻保持著警惕。他力求吸取漢族文化中的精髓，尤其是教化人民，治理國家，鞏固政權等方面歷代帝王的經驗。與此同時，他又非常堅定地維護以“國語騎射”為顯著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堅決抵制漢族習俗，防止被漢化。(1)官名、地名滿語化以本民族語言命名官職、地名是一個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表現。從原始社會一路走來的滿族共同體，自從建立了本民族的政權以后，在吸收融合外來文化的同時，其各部落的文化習俗逐漸趨于統一。經過八年的探索，皇太極即位以后，對內建章立制，調整國家機構，發展經濟，壯大軍隊。對外進行武力擴張和掠奪，既擴大了版圖，增加了人口，也增強了國力。至天聰八年(1634年)，基本完成了作為一個以女真(滿洲)人為主體的國家建設。作為一個新興的民族共同體———滿族的文化體系基本形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太極訓諭，創立屬于自己的制度，保持本民族文化，以求政權“能垂之久遠，永世弗替”。他采取的第一個措施便是把官名、地名“易以滿語”，而且明確規定:“仍稱漢官舊名者，是不奉國法，恣行悖亂也，察出決不輕恕”。［13］(2)拒絕漢俗皇太極熟讀史書，常常借古喻今，教育眾王、貝勒、大臣使其認識保持本民族傳統風俗的重要性。他時常以金朝習染漢族習俗導致滅亡的教訓警告眾王、貝勒、大臣，以放棄傳統則國亡的歷史觀教育眾人。他命令滿洲八旗子弟要謹遵祖制，常習騎射。崇德二年四月，他專門圣諭，告誡眾王、大臣:“此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變也。我國家以騎射為業，今若不時親弓矢，惟耽宴樂，則田獵、行陣之事必致踈曠，武備何由而得習乎?蓋射獵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國之經。朕欲爾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凡出師、田獵，許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國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諄諄訓諭者，非為目前起見也。及朕之身，豈有習于漢俗之理?正欲爾等識之于心，轉相告誡，使后世子孫遵守，毋變棄祖宗之制耳。朕意如此，爾等宜各陳所見。”［14］他認為“本國衣冠、言語不可輕變”。他強調指出滿族“以騎射為業”，服制為立國之經。只有“時時不忘騎射，勤練士卒”，經常習練“弓矢、田獵、行陣”，“武備”才不致荒疏，軍隊才能永葆戰斗力。皇太極這一“國語騎射”教育思想，寄希望能貫穿于清朝始末，后來清朝歷代皇帝也是在極力推行之。但是，發展到清末，隨著滿族的逐步漢化，終究使滿族的“國語騎射”無法貫徹和推行下去了。

二、建章立制，化民成俗

(一)民間法規為了使民間糾紛案件得到及時有效的審理，避免大小案件都送交刑部，天聰五年(1631年)七月癸巳，皇太極下詔令，對民間可能出現的糾紛規定了具體解決辦法，并規定像借糧、狗咬傷牲畜、牲畜毀壞莊稼等小糾紛，“俱令各該牛錄額真即行審結。事有大于此者，送部審理”。［15］這一詔令不但規定了民間因瑣事而出現糾紛的解決辦法和程序，也為民間的彼此交往活動提供了準則，把許多可能出現的民事糾紛案化解在萌芽狀態。因此，它具有更大的社會教育意義。

(二)婚娶制度聯姻是部落間結盟、籠絡大臣的一種重要途徑。努爾哈赤就曾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何和禮;為了與烏拉結盟，對布占泰更是“妻以三女，三為我婿”;明將李永芳來降，立刻招為額駙。到皇太極時代，這種出于政治需要而締結的姻緣仍然盛行?；诖?，天聰九年(1635年)三月，皇太極通過戶部貝勒德格類傳諭:“嗣后，凡官員及官兄弟、諸貝勒下護衛、護軍校、護軍驍騎校等女子、寡婦，須赴部報明。部中轉問各該管諸貝勒，方準嫁。若不報明而私嫁者，罪之。其小民女子寡婦須問明該管牛錄章京，方準嫁。凡女子十二歲以上者許嫁，未及十二歲而嫁者，罪之。其專管牛錄與在內牛錄皆同此例?！保?6］這樣，女子出嫁的法定最低年齡為十二歲;出嫁需要得到牛錄章京或該管貝勒的批準。天聰六年三月，皇太極說:“前禁不許亂倫婚娶”“乃古圣王之成法”，“今仿而行之?！保?7］我們可以推知至少在天聰六年三月之前就已經下令禁止“亂倫婚娶”。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極改元稱帝伊始，再次下令:“自今以后，凡人不許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嬸母、嫂子、媳婦。凡女人若喪夫，欲守其家資、子女者，由本人，(家)宜恩養;若欲改嫁者，本家無人看管，任族中兄弟聘與異姓之人。若不遵法，族中相娶者，與奸淫之事一例問罪。漢人、高麗因曉道理，不娶族中婦女為妻。凡人既生為人，若娶族中婦女，與禽獸何異。我想及此，方立其法。我國若有淫亂之人，欲娶族中婦女者，其夫死后不許哭。心內既欲娶其妻，外則虛哭之何為?此言欲令愚魯之人曉之，今禁革，不許亂娶?！保?8］此次禁止亂倫婚的命令較前更為嚴厲且具體明確，規定了喪夫婦女選擇守寡或改嫁的條件。在這個規定中充滿了擺事實，講道理的教育內容。

(三)牲畜使用制度天聰元年九月，皇太極頒布詔書，規定各種牲畜的用途:“馬騾以備乘騎之，牛驢以資負載，羊、山羊、豕、雞、鴨、鵝等供食用。嗣后，汗及諸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殯葬、市賣所用牛馬驢騾，永行禁止之?！鲊?、朝鮮及蒙古人等勤牧善養，遂以致牲畜繁盛。而我國之人若不善養牲畜，一味宰殺，則牲畜何由得蕃。嗣后，務須勤加牧養?！保?9］他首先講各種畜禽對于人的功能，強調馬、騾、牛、驢等大牲畜的戰爭資料和生產資料功能。然后做出規定:不許宰殺大牲畜，不許屠殺母豬。特殊情況下必須宰牛時，也要用小牛。另外，皇太極號召滿族人民要像漢、朝鮮、蒙古人那樣“勤加牧養”，以使“牲畜繁盛”。馬匹是滿族人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是戰略物資。天聰五年(1631年)九月，針對馬匹再次做出明確規定，即使陣前受傷馬匹，也不得任意宰殺。“陣前受傷馬匹，本無任意屠宰之例。受傷馬匹中，將有死者，有活者，奈何任意屠宰耶?”只有“主人解去鞭轡，確實廢棄之馬匹，可準屠宰。若妄行屠宰，則罪之”，“盜取馬匹治以雙重盜竊罪”。［20］(四)嚴懲盜竊與禁止煙、酒、賭博制度皇太極即汗位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頓社會秩序，革除陋習，移風易俗。嚴厲打擊偷盜行為，對吸煙、酗酒等不良嗜好予以禁止。雖頒布嚴厲法令，且三令五申，但偷盜現象卻屢禁不絕。因此，皇太極頒布更加嚴厲的法令，即“梟首示眾”。天聰六年十月，皇太極對眾官員等說:“我國人中曾下法令，凡出兵行獵時，有為盜者，或殺、或鞭，但竟不懼。聞此番行獵，仍有盜鞍、轡、靼屜、籠頭、絆鐐等物者?！庇谑?，命諸貝勒大臣親督搜捕為盜者。“查獲為盜者，若就地執法，恐眾人不知，遂攜至沈陽城梟首示眾”。［21］煙草在明萬歷年間傳入中國，崇禎皇帝曾重法禁止，但率軍與后金作戰的洪承疇卻上奏說:“遼東士卒，嗜此若命”。皇太極也認為應該禁止吸煙。天聰八年(1634年)十二月他問和碩貝勒薩哈廉:“煙之為禁已久，民間仍有不遵而擅用者，何故?”薩哈廉認為，“此禁止行于眾人，而不禁諸貝勒”，因此，未能禁絕。“若欲永行禁止”，應該由禁止貝勒吸煙開始?；侍珮O說:“朕所以禁煙者，毋見窮乏之家，其仆從衣服不周，猶市此不已，無益妄費，故禁之耳。”［22］可見，起初皇太極禁止吸煙是出于減少百姓生活開銷為目的的。由于煙草盛行，在眾貝勒、大臣中吸煙現象日益普遍。皇太極曾下令禁止吸煙，對“種者與用者俱行申飭”，但仍有大臣“用之，以致小民效尤”。崇德六年二月戊申，皇太極對戶部官員說:“前所定禁止用煙之令，其種者與用者俱經屢行申飭矣。近見大臣等猶然用之，以致小民效尤違禁。嗣后，凡欲用煙者，惟許各人自種而用之。若出邊貨買者處死?！保?3］崇德六年二月，“甲喇章京劉廷聘盜取義州青草一千三百束，又藏煙私用，為家下五人首告?！被侍珮O裁定劉廷聘“革職，追草束，原告準離主”。［23］煙草通過朝鮮進貢和歸降后金的明朝將士傳入后金后，迅速成為八旗各階層人士的嗜好。八旗貴族中嗜煙者眾多，其中包括代善、莽古爾泰、多爾袞、德格類等重要人物。［24］正是由于諸位貝勒吸煙才使得皇太極的禁煙令未能落實。努爾哈赤一生不飲酒，而且反對飲酒。因為飲酒誤事，飲酒過量致死，酗酒傷人等現象屢有發生，努爾哈赤曾多次教育諸貝勒、大臣不要飲酒?；侍珮O延續其父的政策，并且加大了對酗酒者的教育和處罰的力度。天聰九年(1635)七月“以牛錄章京石爾胡納克縱飲致死革其世職”。［25］世職是指可以世襲的職位，革除世職，意味著他的子孫不能承襲其職位?；侍珮O注意到，飲酒不但使人“年未老而先衰”，而且因酒而“荒惰棄業”，導致貧窮。崇德六年二月，皇太極把諸王貝勒大臣召集到篤恭殿，就飲酒問題訓諭:“牛錄下人多有貧乏者，皆因牛錄章京及撥什庫等耽嗜飲酒，不辦理牛錄之事，晨醉則至暮不醒，夜醉則日中不起，荒惰棄業，職此之由。昔皇考太祖時，太祖素不飲酒，因而群臣庶民，凜遵教訓。故太祖國勢振興，諸臣迄今殷富?；适遑惱帐染?，其部下臣民俱效之。故皇叔之政漸衰，而部下臣民漸貧。自正藍旗莽古爾泰、德格類在時，耽于麴(qū)蘗(niè)，其部下之臣及本旗下人皆相習成風，以致敗亡。鑲紅旗王、貝勒、公等亦惟酒是嗜，其部下本旗人，其相仿效，故瓦爾喀什之族，年未老而先衰。鑲藍旗鄭親王先時嗜酒，一旗人皆效之。今鄭親王戒飲，而部下之人積習已久，不能禁止。似此沉湎廢事，致令牛錄貧窮者，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何不查明議處?”［26］他以努爾哈赤、舒爾哈齊二人為例，說明上行下效的道理，以此來教育諸王、貝勒。他又以莽古爾泰、德格類、吉爾哈朗等王、貝勒嗜酒，以致“一旗人效仿”的事實為例，說明王、貝勒飲酒對百姓的重大影響。他歷數了飲酒的害處之后，要求八旗官員率先戒酒，對因飲酒而致屬下牛錄貧窮的王、貝勒等高級官員予以懲處。賭博是文明社會所不容的陋習，是危害社會的行為。皇太極認為賭博者“行止不端”，因而嚴令禁止。天聰六年二月，皇太極命刑部貝勒下書:“諸凡以錢及貨物賭博者，概行禁止。若有賭者，則依律罰之。”［27］對于有賭博行為的官員更是嚴懲不貸。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受皇太極賞識的大學士寧完我。寧完我“原系薩哈廉貝勒家奴仆，因能文史，汗擢置文館，參預機務，授為二等甲喇章京，準襲六次，賜莊田奴仆”。因嗜博，“革其職，凡汗所賜諸物，悉數奪回，解任，仍給薩哈廉為奴”。［28］天聰十年(1636年)二月，寧完我因屢次賭博而被革甲喇章京職、解文館大臣任，重做奴隸。與他一同賭博者也受到了相應懲處。

三、信奉薩滿，虔心禮佛，打擊邪教

(一)信奉薩滿教，嚴懲自稱薩滿者薩滿教是流行于我國北方少數民族中的一種原始宗教，也是滿族及其先祖所信仰的原始宗教。它起源于遠古時期，是沒有創始人和特定組織的宗教形式。其內容主要是自然崇拜、動物崇拜、祖先崇拜及與之相應的祭祀活動儀式。“在皇太極的統治下，薩滿教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終形成具有滿族民族特色的原始宗教”。［29］關于皇太極對薩滿教的態度，目前學術界存在著信與不信之爭。本文認為皇太極信奉薩滿教，因為《滿文老檔》、《清實錄》中記載，每逢重大活動，皇太極總是率諸貝勒、大臣“拜堂子”。而“拜堂子”則是薩滿教的一種形式。再者，作為滿族的民族領袖，皇太極不可能不信仰滿族及其先世廣為信仰的薩滿教?！八_滿”一詞源自通古斯語，“薩”意為“知道”，“滿”意為“……的人”?！度泵藭帯份d:“珊蠻(薩滿)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彼_滿“能道神語，甚驗”。［30］因此，“薩滿”的意思為“知者”。薩滿巫師們憑借自己的宗教威力，在宮廷中占據一席之地，甚至參與了不少重要的宮廷斗爭。［31］“薩滿的產生有神授、世襲、族選、許愿等多種途徑，但神授薩滿常常被視為最有神通的薩滿”。［32］只有通過特定方式的鑒定確定某人有當薩滿的資格，并通過艱苦的學習和特定的考驗儀式才能成為薩滿。［30］正是由于薩滿有“通神”的本領，所以，自稱薩滿者對老百姓具有欺瞞和蠱惑能力。作為后金汗和大清皇帝，皇太極必須控制薩滿教，使之為自己的統治服務，因而他所打擊的是自稱薩滿的人。崇德元年六月，皇太極對都察院承政阿什達爾漢等說:“民人中有自稱薩滿，書符讀咒，誑騙民人，行邪術以欺國之人，當即行奏聞?！保?3］此舉，旨在保持社會的安定。

(二)虔心禮佛，整頓寺院“皇太極所確定和推行的佛教政策表現出強烈的為現實政治利益服務的實用主義色彩”。［34］他優待本國僧人，盛情邀請并隆重厚待西藏喇嘛等舉措都是出于政治考慮，以及安撫蒙古諸部，使佛教成為維護其統治的工具。崇德二年三月，他還特意“召諸喇嘛至崇政殿賜宴”。蒙古察哈爾部墨爾根喇嘛載古帕斯八喇嘛所代嘛哈噶喇佛像至，皇太極命令“于盛京城西三里外建寺供之”，崇德三年八月竣工，“殿宇弘麗，塑像巍峨，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賜名‘實勝寺’，鑄銅鐘”，“懸于寺內”，“東西建石碑二”，鐫滿、漢、蒙、圖白忒四字碑文，記載此寺由來。并稱建此寺不“惟寒暑調，雨旸(yáng)若”而受一時之福，而是要“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shào)，行將垂示于無窮”。［36］皇太極親蒞該寺，并率群臣于佛像前行三跪九叩頭禮。崇德四年正月，皇太極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臨幸實勝寺禮佛，布褚喇嘛獻彩緞、紀匹，推卻未受。崇德五年正月，皇太極“率和碩親王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幸實勝寺禮佛畢，則諸王大臣等宴，賞住持喇嘛僧人有差”。［38］他對眾僧人說:“爾等既奉佛教，務講明經典，潔治身心，克守清規，方為有益。若口宣佛號，身多敗行，有玷清規，究何益哉?”［35］針對當時出家人中有假借僧人名義違法妄行的現象，皇太極要求寺廟中的僧眾“講明經典，潔治身心，克守清規”，切不可“口宣佛號，身多敗行，有玷清規”。他以包容的心態接納佛教，并厚待僧人，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講明經典”，教化百姓。為了更好地弘揚佛法，皇太極遣使赴西藏延請佛教大師。崇德四年十月，皇太極派遣察漢喇嘛等致書于圖白忒(西藏)汗:“大清國寬溫仁圣皇帝致書于圖白忒汗。自古釋氏所制經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絕不傳。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揚法教?！庇峙c喇嘛書曰:“朕不忍古來經典泯絕不傳，故特遣使延致僧宣揚佛教，利益眾生。唯爾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請之意，俱令使臣口述?！背绲挛迥暾拢诌z書于喇嘛諾木漢，表達迫切心情。在皇太極的盛情邀請下，崇德七年十月，西藏達賴喇嘛的特使千里迢迢來到盛京。皇太極親率諸王、大臣迎接圖白特部落(西藏)達賴喇嘛特使?！吧下手T王貝勒大臣出懷遠門迎之，還至馬館前，上率眾拜天，行三跪九叩頭禮畢，進馬館”。圖白特部落達賴喇嘛遣使在大清國滯留八個月。期間，皇太極盛情招待，命八旗諸王每五日宴請一次，賜予多種禮物。到返回時，皇太極親率諸王貝勒送至演武場，設大宴，為他們餞行。命睿親王多爾袞等送至永定橋，再設宴餞行?；侍珮O贈與達賴、班禪禮物及書信各一封。給達賴的信說:“大清國寬溫仁圣皇帝致書大持金剛達賴喇嘛:今承喇嘛有拯濟眾生之念。欲興扶佛法，遣使通書，朕心甚悅……”［41］從迎接和送別圖白特部落(西藏)達賴喇嘛特使的規格可以看出皇太極對佛教的虔誠程度。在達海翻譯的漢文典籍中就有《大乘經》，這說明皇太極本人對佛教已較有深刻的認識。

(三)打擊犯戒喇嘛和假僧人在大力弘揚佛法，厚待喇嘛的同時，皇太極嚴厲打擊假借喇嘛名義從事違法活動的人員。作為后金(大清)君主的皇太極對僧人的活動作出了一些限制性規定，不許單個喇嘛外出講經，不許俗家擅自容留喇嘛等。違者，將受到懲罰。崇德三年七月辛巳，“多羅饒馀貝勒阿巴泰違法擅留喇嘛于家，理藩院以奏，下法司審實”，“上命罰阿巴泰銀一百五十兩”。［42］盡管再三對出家僧眾進行“治身心，守清規”的教育，但是仍有一些喇嘛不遵戒律。于是，崇德三年十一月丁巳，皇太極遣人諭席圖、綽爾濟曰:“今聞爾等不遵喇嘛戒律，任意妄行。朕若不懲治，誰則治之?凡人請喇嘛誦經者，必率眾喇嘛同行，不許一二人私往。且爾喇嘛等又不出征從獵，何用收集多人?”他認為既不從軍出征，又不參加圍獵，不需要過多僧人。他發現寺院中閑人很多，于是，從中“擇有用壯丁能隨征行獵者”充實到軍隊中。把“內齊讬音喇嘛及諸無行喇嘛等所私收集漢人、朝鮮人俱遣還本主，給以妻室”;“以土謝圖親王下一喇嘛、扎魯特部落青巴圖魯下一喇嘛不遵戒律，令之娶妻又不從，閹之”。［43］對于偽裝成喇嘛潛奸婦女、騙人財物的人深惡痛絕。他教育眾人不要上當受騙:“喇嘛等口作訛言，假以供佛持戒為名，潛奸婦女，貪圖財利，常悖逆造罪，索取生人財物牲畜，聲稱使人免罪于幽冥。誕妄莫過于此者!”［44］他認為，這種騙人錢財的人是“妄人”，而“不宜稱為喇嘛”。天聰五年(1631年)十一月，皇太極下令整頓寺廟，清查僧人。對假冒僧侶、私建廟宇等不法者，以嚴厲打擊。諭令說:“奸民避差徭，多相率為僧。舊歲已令稽察寺廟，毋得私行建造。今除明朝漢官舊建寺廟外，其余地方妄行新造者，反較前更多。該部貝勒大臣可再詳確稽察，先經察過，準留者若干，后違法新造者若干。其違法新造者，務治其罪。至于喇嘛、班第、和尚，亦必清察人數，如系真喇嘛、班第、和尚，許居城外清凈寺廟焚修……嗣后，若有違法擅稱喇嘛、和尚及私建廟宇者，依律治罪?！?/p>

(四)取締邪教，懲處巫覡在積極支持本地佛教發展并主動延請藏傳佛教大喇嘛來講經傳教的同時，皇太極對邪教、巫術采取措施，嚴厲打擊。1．取締“善友”邪教崇德七年(1642年)五月，皇太極“令嚴禁善友邪教”［45］之后，他通過禮部向全國“禁止邪教”訓諭:“自古僧以供佛為事，道以祀神為事。近有善友邪教，非僧非道，一無所歸，實系左道也。且人生而為善，則死亦無罪。若無罪戾，何用立善友之名。既有罪戾，雖為善友何益?與其積惡而為善友，何若行善之為愈乎?語云:‘行善者天降以福?！圃谛模遣皇橙庵^也。今因善友康養民、李國梁等合群結黨，私造印劄，惑世誣民，紊亂綱常，凡列名于籍者三百余人，法司俱擬死罪。朕加寬宥，止誅為首十六人。自今以后，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不論老少男婦，爾部永行禁止。如有不遵禁約者，或被他人首發，或經衙門察獲，殺無赦。該管各牛錄章京、撥什庫及本主不行察究者，一例治罪。”2．嚴懲“巫人”皇太極不但嚴厲打擊邪教，而且以極刑懲處“巫人”。“多羅安平貝勒杜度有疾時，福金以其病由氣鬱(yù)令石漢招巫人荊古達至家祈禱。荊古達剪紙作九人，由太監捧至北斗下，半焚半瘞(yì)之。又禁福金不令出外，至第三日福金昏仆”。皇太極下令，“巫人荊古達照議正法”。［46］他還嚴懲信巫、行巫之人。崇德三年八月，已故固山額納穆泰妻帶著女巫去祭其子。皇太極以“納穆泰妻聽信邪巫，擅違國制”，“納穆泰妻并女巫皆正法;牛錄章京安朱及牛錄撥什庫均坐以應得之罪”。［36］不僅如此，皇太極下令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按说葷M洲蒙古漢人(巫覡、星士)豈無本主該管?何以不加禁止，任其妄行。嗣后，若不嚴行禁止，有被獲者，將此妄行之人，必殺無赦。該管牛錄額真章京及本主，各坐以應得之罪”。［5］正是由于皇太極“扶正黜邪”的宗教政策，使得這個新興的民族共同體具有趨于一致的精神信仰，也使得當時的滿族社會更加穩定?；侍珮O繼承汗位后大力發展農業，采取措施保證糧食的生產和供給，使后金的經濟基礎不斷增強。他建章立制，在尊重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移風易俗，教化百姓，使滿族這個新興民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他在堅持傳統文化的同時接納外民族傳入的儒家學說與佛教文化。但是，他對邪教、巫術以及假借佛教名義詐騙百姓的行為予以堅決打擊。他頒布法令，發展文教事業，完善滿文，翻譯漢文典籍并加以推廣。他頒發上諭規定8至15歲的八旗貴族子弟必須入學讀書，同時舉行科舉考試招錄滿、漢、蒙等民族的知識分子充實后金的官吏隊伍，提高國家機構的行政效率?；侍珮O時期開科取士的政策極大地激發了八旗子弟的學習積極性，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

作者：戴猛強吳明海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