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炎先生學術思想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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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藝術雜志》2014年第三期

1.神話學視角陶思炎先生于1982年撰寫學士論文《比較神話研究法芻議》，當年公開發表后多處轉介，并被浙江文藝出版社全文收人《全國大學生畢業論文選編》一書，后被日本西南學院大學選作教材。此后又先后發表《神話文體辨正》、《五代從葬品神話考》、《各民族的獸體宇宙神話》、《華夏神話與漁農經濟》、《人魚與孟姜女———孟姜女原型探論》、《先秦諸子的鬼神觀》、《炎帝神話探論》等文章。“神話”是人類早期的文化創造，它作為一個特定的詞匯最早出現在希臘語中，直到19世紀末期才作為一個學科正式傳入我國。神話既是人類最早的藝術形式之一，又是實實在在的“人話”，不僅反映出藝術思維的起源，也映照出人類早期文明的蹣跚步履。黑格爾曾說“：神話是想象的產物，但不是任性的產物，雖說在這里任性也有其一定的地位。但神話的主要內容是想象化的理性的作品，這種理性以本質作為對象，但除了憑借感性的表象方式外，尚沒有別的機能去把握它；因此神靈便被想象成人的形狀。神一話可以為了藝術、詩歌等而被研究。但思維的精神必須尋求那潛伏在神話里面的實質內容、思想、哲學原則。”②中國神話學是20世紀初伴隨西方學術思潮不斷向中國引進和傳播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為此，中國神話學自身就有強烈的歷史文化意蘊。對于大部分國內神話學研究學者來說，神話傳說的“文學化運動”又與神話傳說研究中的“古史考證”的路徑緊密聯系，這種奇特的結合在胡適以及顧頡剛的研究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材料的歸納與整理，難以產生“意義建構”的研究路向，但陶思炎先生跳出了簡單直觀地依靠文獻材料的研究弊端，在方法理念上融入了實證考察，運用發展演變的視角審視具體神話元素，形成了具有個性特色的研究方法與成果。

2.民俗學視角民俗學一直是陶思炎先生的主要研究對象，并由此形成民俗藝術學構建的基礎。他的民俗學視角研究可以分為相應的兩個層次：首先是民俗事項調查研究。這包括有《媽祖信仰略論》、《石敢當與山神信仰》、《祈雨掃晴摭談》、《南京高淳的“跳五猖”與“大王會”》、《從清明柳俗談柳的文化象征》、《中國魚文化的變遷》、《靖江寶卷的文化價值與保護方略》、《靈巖寺泥塑羅漢吉祥衣紋探究》、《薺菜花與上巳節》、《鐘鼓•琴•琵琶》、《中國都市的墓制走向》、《高淳花臺會與鄉野戲劇教育》、《略論儺及其文化系統》、《長樂村的轔轔車與五顯廟會》、《民間小戲略論》、《存活風俗與成丁禮儀》、《牙齒與生命》等文章。我們在閱讀中會發現，孤立的問題研究最終都慢慢地轉化為一個個的體系研究。這種“由小見大”、“由點到面”的情狀在先生的研究中是一種常見的態勢。問題體系往往又分為三個層次，其一是細碎的民俗事象探究，其二是事象與社會文化環境的演變，其三是相關理論體系的高度概括。如先生的專著《風俗探幽》就是由細碎事象組成的合集，經溯源、推演和融匯，最終為《都市民俗學》、《應用民俗學》等分支學科的構建準備了實證材料。其次，是民俗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這包括《論民間信仰的研究體系》、《略論民俗旅游》、《迷信、俗信與移風易俗》、《論當代民俗生活變遷》、《論鄉村民俗與都市民俗》、《中日民間信仰研究的歷史回顧》、《試論鄉野道教》、《論民俗應用的主體與對象》、《中國園林景觀中的民俗觀》、《都市民俗學體系與都市民俗資源保護》、《論佛學的俗用》、《論民俗學體系的重構與應用民俗學的建設》、《中國祈禳文化論綱》等研究成果。民俗作為傳承性的社會文化，始終處于變遷的過程中。民俗變遷是民俗功能演進的外化現象，既有具象外顯的形態變化，又有著抽象潛在的結構調整。民俗生活的“與時俱進”，是一復雜的文化過程，把握當代民俗的變遷規律并加以理論闡發，不僅是學科發展的任務，也是社會實踐的要求。①我們通過這一論斷，可以看到陶思炎先生始終將民俗學理論研究置于時代語境之中，注重歷史與現實、傳統和現代、發展與變遷，關注社會環境的變遷對民俗學的影響，并嘗試從全新角度構建符合時代語境的民俗學理論體系。這一點在以他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修訂的《中國魚文化》中得到了較為直觀的顯現：第一，它是中國第一篇民俗文化學博士論文，也是中國第一部有關魚文化的專著；第二，它以超學科、多層次的復合研究，把民俗學、人類學、藝術學、考古學、文化學等在視野上統合起來，打破了學科間人為布設的藩籬；第三，它運用并發展了功能主義的理論，使功能研究成為闡釋中國民俗文化的有效途徑；第四，它在魚文化的闡釋中提出了一些創見，如魚為星精獸體的象征、魚為兩河三界中的引導、人魚為孟姜女的原型等；第五，該書的文字與附圖被多種書籍所引用，對后來的某些專題文化研究具有啟迪作用。在以后的著作中他保持了對理論闡發和實證研究、藝術圖像和古籍文獻互補的注重。②

3.民俗藝術學方向民族藝術是由某一民族群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藝術形式和藝術傳統。民族藝術是特定民族的精神意識領域的物化載體，是該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標志。民族藝術作為一種文化傳承現象，是民族主體（傳承人）滿足主觀情感需求的行為方式。民俗藝術隨風俗習慣自發生成，且形成獨特的傳統。在現代社會，雖經歷了社會環境、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的變化，它依然在藝術領域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對民俗藝術，一方面需要尋找其發生發展的潛在規律；另一方面又必須開辟研究的新途徑。當前，民俗藝術也在城市化進程中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商業化、娛樂化現象十分明顯，如何維護民俗藝術的生態環境，如何讓民俗藝術健康有序地過渡到現代文明社會，都是藝術學理論必須思考的問題。陶思炎先生的成果可以分為兩個維度：一種是實證的民俗藝術研究，如《中國鎮物》、《中國祥物》、《江蘇紙馬》、《魂瓶、錢樹與釋道融合》、《論紙馬的信仰背景與藝術基礎》、《山西常家莊園影壁花墻磚雕的文化功能》、《南京高淳水陸畫略論》、《論民間美術的當代應用》等，這一類研究成果通過論證自然或人工藝術物品，舉證和剖析其蘊含的文化屬性；另一種是廣義的理論體系概述，論證學科構建的整體發展，如《論民俗藝術學的研究》、《民俗藝術的傳承要素》、《民俗藝術研究的歷史回顧》、《論民俗藝術的產業化》、《論民俗藝術學體系形成的理論與實踐基礎》、《論民俗藝術傳承的要素》、《民俗藝術的審美闡釋》、《論民俗藝術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特點》、《民俗藝術傳承的結構與層次》等，其中以專著《民俗藝術學》為標尺。

4實證的藝術“民俗”與“藝術”的聯系早在民俗學興起的19世紀就已被提及，在當今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中國的民俗藝術研究是從民俗學的研究開始的，民俗藝術學作為民俗學與藝術學交叉的邊緣學科，建立在二者自然融合的基礎上。藝術學是當今中國學術界和教育界最有活力的學科之一，中國的“藝術學”用十數年的時間走過了其他學科數百年的演進歷程，伴隨著藝術學學科的發展，民俗藝術學也應運而生。陶思炎教授1999年在東南大學開始招收民俗藝術學方向的碩士生，2003年開始招收培養民俗藝術學方向的博士生。《民俗藝術學》的出版，標志著民俗藝術學體系的初步建立，對于藝術學學科的發展、完善，對于民俗藝術學理論研究的深化，對于實踐層面的文化遺產保護、文化產業發展、區域文化建設、群眾文藝活動等，都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據筆者回憶，陶思炎先生每學年第一次上課時，一般會專門講述他的文化藝術觀念和治學方法。先生首先強調民俗藝術學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是可以通過科學研究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加以印證的。他認為，從事民俗或民俗藝術的研究，在資料搜集中應具備四只眼睛，或者說，要注意四個方面，即文獻的、口頭的、行為的和實物的。所謂“文獻的”資料，指古今圖書或其他用文字記錄的材料；所謂“口頭的”資料，指借助語言的媒介而傳承的無形文化資料；所謂“行為的”資料，指動態的、過程性的文化行為，它在風俗中表現為一定的儀式或反復進行的活動；所謂“實物的”資料，指各種具象可感、有形可觸的物品，包括現存的民俗物品和出土的古代文物。這四方面資料的搜求需要田野調查，也需要書齋工作；既要察今，又要識古。解開文化藝術的謎團往往需要多角度的眼光、多層次的分析、多學科的知識和多方法的運用，即需要開展超學科、多層次的復合研究。可以說，這種“復合研究”已成為先生常用的方法。①他強調研究的客觀屬性，指出在研究方法上切忌拘泥于一派一家之見，而主張博取眾長，融會貫通。

1.文獻檢索與文本細讀的方法民俗與文獻、藝術與文獻的結合是民俗藝術研究的重要途徑。由于研究資料繁多而且復雜，需要通過文獻檢索的方法。這種方法在性質上屬于定量分析法，即檢索與搜集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資料，包括圖錄、地方志文獻、詩歌、文賦和其他歷史資料，并對這些資料進行選擇、分類、整理與統計，從量的方面揭示研究對象的表現態勢和主要觀念。需要注意的是，任何文獻都是文字的記錄者通過某一特定的“視點”（pointofview）將所看到的一切加以呈現的結果。這些“視點”，可能是符合（或者是努力去符合）社會權力部門特別是政治權力的需要，并在這些權力的支持下使得文本被賦予了合法性、正統性、權威性乃至神圣性，從而成為一種“經典作品”。文本所顯示給我們的是掌握文字者所關注的歷史的一部分，因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文本典籍，以及如何正確與恰當地解讀，便變得十分重要。“細讀”法是英美新批評所提出的一種科學、客觀的閱讀方法。它通過對文本字、詞、結構以及語境等的細致分析弄清文本的象征、隱喻意義。正如弗雷德里克•安托爾所言：“不是從自己的角度來贊成或反對某件特定的藝術作品，而是從歷史的前提下去理解它，說明它。”②陶思炎先生在研究中常常能夠深入發掘文獻資料，并由此引發闡釋，形成自己的觀點。這在《中國魚文化》、《中國鎮物》、《中國祥物》等專著中表現尤為明顯，凸顯出先生扎實深厚的中文功底。

2.田野作業研究方法田野作業是民俗學、人類學等學科最為常見的資料搜集方法。陶思炎先生在學術研究以及在培養博士生、碩士生的教學中，也將此研究方法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他每年都帶領學生數次進行田野考察，將文獻理論與田野考察結合起來。田野調查法的采用，是由民俗藝術研究對象的本身性質所決定的。民俗藝術產生于民間，發展于民間，如果不能深入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就會因生態環境的缺失，他人資料的誤讀，而造成研究上的偏差。調查者一般應具備如下幾點要求：首先，建立多元文化價值觀。在田野調查中要充分認識到任何一種民俗藝術行為都離不開產生它的文化背景；其次，開闊視野，擴大研究興趣和研究領域；再次，深入研究對象所依存的社會日常生活；最后，關注民俗藝術在維持社會結構關系中的作用。③田野作業只是民俗藝術學研究方法中的一種，然而隨著英美經驗主義學術傳統在20世紀中葉之后在世界學術整體發展格局中越來越處于強勢地位，田野方法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顯著。因此，倡導田野作業方法的運用，對于中國的俗藝術學研究是非常重要的。①

3.圖像學研究方法以純粹的形式分析不能滿足對民俗藝術全部意義的解讀，此時圖像學的研究方法就顯得更為重要。“圖像學”一詞，英文作“Iconology”，從字源看，Icon就是希臘文的“偶像、肖像、形象”。因此，Iconology就是形象研究。其目的“在于發現和解釋藝術圖像的象征意義，揭示圖像在各個文化體系和各個文明中的形成、變化及其所表現或暗示出來的思想觀念”②。始終以圖像的視覺特點為中心是圖像學方法的要義。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Panofsky）將之分為三個層次③。第一，前圖像志（Pre-iconography）描述，主要是以“實際經驗為基礎，解釋初步的或自然的”題材，包括構圖、線條、色彩、材料及技術手段等形式因素，通過對這些事實的仔細觀看，為后面正確的解釋提供充分條件。第二，圖像志（Iconography）分析，關注的是從文字資料中來發現“次要的或習俗的含義”。第三，圖像學（Iconology）闡釋，就是要透過圖像去揭示民族、時代、階層、宗教或是哲學思想傾向基本態度的那些根本性原則以及個人心理的特征。事實上，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如何從代表性的圖像作品入手顯得尤其重要。雖然難以避免以今人的觀念結構去駕馭古代的概念，但我們的目的是通過認識古人所用的概念及其間的關系，重構一種圖像描述的方式。在分類、歸納、解析的基礎上，力圖厘清民俗藝術的典型特質，并結合歷代文獻典籍中的有關記載進行解讀，從直觀圖像到抽象概念，探究其獨有的藝術、文化意義。陶思炎先生在文獻研究方法、田野作業方法之外，近年尤重圖像學研究方法，其專著《江蘇紙馬》就是運用圖像學方法的研究成果，這應該也是整個學科具有理論指導意義方法之一。

4.橫向與縱向比較研究方法比較方法一直是文化研究中較為常用的一個方法。18、19世紀，由于自然科學家把比較法用于對自然科學現象的研究蔚然成風，這一方法對社會科學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民俗藝術學的比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藝術學研究中將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國家的民俗藝術事項進行橫向與縱向的比較，從而找出各類民俗藝術事項之間的聯系與差異及其發展規律。④陶思炎先生注重比較方法的運用，不僅有專著《問俗東瀛》，還有《中國紙馬與日本繪馬略論》等，注重相應區域內的比較，以一種國際化的視野去審視民俗藝術的變遷、發展與傳播。總體而言，文本細讀是傳統的研究方法之一，即以史帶論，這對研究民俗藝術的社會背景、文化背景、作品創作背景等具有意義。田野作業方法、圖像學的方法和比較學方法，是西方學界研究中國藝術經常采用的方法。陶思炎先生著眼于民俗理論分析的特殊性決定了不能全面傾向于某一類研究方法，而需要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借助實踐考察、比較分析和圖像考證來進行研究。這些方法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具有靈活性與多樣性。思想與方法本身就是一體兩面的，方法只是實現研究者思想的一種方式而已。

當今正是“科學主義”大行其道的時期，諸多傳統民俗事項被扣上了“迷信”的帽子，難以維系其內在價值體系的延續。陶思炎先生勇于擔當，深入鄉野、深入民間，觀察和思考民俗藝術的生態狀況，強化個案與專題的考釋與判斷，旨在解決與回答民俗藝術現象中的各種具體問題，并將之與理論體系建構相結合，以服務于當前社會生活。民族藝術是由某一民族群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產生、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藝術形式和藝術傳統。它作為世界藝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特定民族的精神意識的物化載體，也是該民族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標志。從文化人類學角度來講，民族藝術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民族主體（傳承人）為滿足主觀與情感的需求，而進行的一種帶期望的行為方式。傳承發展作為動態的過程，立足于時間的跨度，是對民族藝術傳統的沿襲與確立所做出的文化判斷與表述。如同陶思炎先生所說，沒有傳承，就不可能形成豐富多彩、特色鮮明的民俗藝術。他認為，民俗藝術研究的理論支點是指理論范疇中最具個性特色的部分，可以用“三論”來概括，即“傳承論”、“社會論”、“象征論”，它們分別從存在特征、屬性風格和表現方式三個方面構成了民俗藝術學的理論基礎。“傳承論”的核心是強調民俗藝術的要旨為傳承性文化現象，“社會論”的著眼點是強調民俗藝術的群體屬性和社會風格，“象征論”強調符號的意義表達，把民俗藝術視作各有隱義的符號系統。民族藝術既會接受世界新潮的影響，但又不能脫離傳統的血脈；既受當代新生活、新文化的啟示與攝動，同時也要傳承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優良基因。民族藝術是母體文化、大眾文化，它具有原發性和廣泛性，不再是單純的藝術形式，而濃縮著歷史的記憶、質樸的信仰及情感，并與文化的血脈同根同源。傳承不是傳統藝術的臨摹和單純的復制，而是傳統藝術的不斷更新和重建。民族藝術的發展和傳承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傳承民族藝術，有助于加強民族身份的認同感，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民族個性始終是民族藝術存在和發展的精魂，也是形成其獨特美學品質的內核。前幾年各地“福”字倒貼，在陶思炎等先生們的呼吁下，現已有所改觀，民族文化中的低俗偽劣如何摒棄，還需要有關專家學者來把關。

陶思炎先生以田野調查為基礎，通過實證研究和理論闡發，論證藝術與生活的辯證關系，提出把“民俗藝術”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它的內外部規律，并探索社會審美關系與藝術審美關系的邏輯脈絡。作為現代意義上的藝術理論，民俗藝術學的構建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開啟了以新的視角審視藝術形態的研究方法，更是將無序、分散的民俗藝術事項統籌入藝術學的研究范疇，形成全新的學科框架和基本理論。作為藝術學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民俗藝術學理論的建構，拓展了文化藝術的研究視域，具有學科開創的意義。回望中國藝術理論的發展曲線，交流、碰撞、融合、吸收是其發展的主旋律，它應對“西學東漸”的過程，與社會發展和變革有著相應的同步性與適應性。中國藝術作為一種學科知識體系，與民俗文化資源本有著難以割裂的聯系，而研究民俗藝術，建立和完善民俗藝術學學科理論，乃是民族藝術發展的重要前提。

作者：程萬里單位：東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