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庚款對西南聯大經費的支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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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雜志》2015年第四期

對西南聯大的研究是當今教育史研究的熱門。學界對聯大的關注主要在于聯大的教育制度及其培養人才方面的杰出成就。然而，一所大學離不開辦學所需的物質條件，其中最重要的物質條件就是要有一定的教育經費來源，但卻罕有學者去深入探究聯大教育成就背后的物質資源問題。①甚至連聯大校友會編寫的權威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在述及聯大教育經費方面，也只是一句帶過。甚至有的研究者僅從文本出發，對相關問題想當然地作了錯誤的論述。②在研究聯大辦學經費問題時，除了關注教育部撥給聯大的教育經費之外，還不可忽略聯大教育經費的一項重要來源，那就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簡稱“中美庚款”。

一、中美庚款基金的由來

庚子賠款是國難的產物。1901年清政府與列強簽訂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須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共計9．82億兩白銀，這項賠款以中國的關稅﹑常關稅和鹽稅收入作為抵押。③這筆巨額賠款因1900年（農歷庚子年）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而起，故稱“庚子賠款”。庚子賠款是列強對中國的掠奪，賠款的數額遠遠超出列強在華的實際損失。后來，出于對華利益考慮，也為緩和因排華而引致中國民眾對美國的敵對情緒，美國政府首先表示愿意將部分超出實際損失數額的賠款退還中國，用于文化教育事業。中國外交部門抓住時機積極爭取，兩國通過外交談判，最終使退款的擬議成為現實。之后，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也加以效仿。這筆由列強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稱為“庚子退款”。需要說明的是，庚子賠款是以中國的關稅收入作為主要抵押物的，而中國的關稅自1850年代起就由英籍稅務人員掌控。中國海關每月的關稅收入須存入外國銀行，先提取支付對列強的賠款，完后如有結余，才交由中國政府支配。所謂的“退款”也是由中國關稅收入中足額抵扣賠款之后，再將部分款項存入專門賬戶，退還中國。因此，列強的庚子退款的實質仍是本應屬于中國的關稅等項收入。列強退還庚款用于中國教育事業，若論時效最長、成效最大者，當推中美庚款。根據《辛丑條約》，中國應賠付美國32959055兩白銀，折合24440778．81美元。這筆賠款超出了美國實際損失的數額，美國有關部門經過核算，決定退還中國10785286美元，于1909年至1940年間按月交還中國，指定用于辦理留美預備學堂和派遣中國留學生之用。

①1928年清華大學改為國立，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管轄，國民政府除了撥給清華大學一定的教育款項之外，還依照舊例以第一筆中美庚款撥充作清華教育經費。1928年至1937年間，清華大學每年從中美庚款中獲得的日常經費在725681－2332477元國幣之間，此外還有每年88400－600871美元不等的派遣留美生專項資金。②由于有充裕而穩定的經費來源，清華學校在1925年改辦大學之后，師資、設備快速增長，辦學水平迅速提升，與受時局影響而經常拖欠教師薪金的其他各大院校相比，可謂得天獨厚，后來居上。1924年，經過中美友好人士的努力爭取，美國政府決定將多收庚款的剩余部分繼續退還中國，同樣指定用于教育文化事業。這筆退款計本金6137552美元，利息6407885美元，本息合計12545437美元，自1924年起，分20年交付，這是美國退還的第二筆庚款。③為了管理和使用這筆庚款，中美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中基會利用這第二筆庚款，補助國內各大高等院校、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等。清華大學除了自有的庚款基金之外，在中基會補助各高校和各項研究事業中也多有受益。當清華經費不足時，還曾向中基會借款以填充之。需要指出的是，在實際退款過程中，美國每年退還的庚款并未如當初協約所定那樣執行，因為其間中國曾兩次延緩支付對美國的庚子賠款。1917年中國決定加入協約國參加一戰，向列強申請庚款緩付五年，所欠賠款大多經協定延至1941年至1945年間償付。④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國民政府財政困難，決定從1932年起，將對各國賠款停付一年。至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再次打破了中美庚款的執行日程。由于中國沿海海關關稅被日本劫奪，國民政府宣告自1939年1月起對各國庚子賠款無限期延付。最后，1943年，英、美等國出于同盟國的立場，先后與中國簽訂新約，宣告放棄在華特權，放棄中國的舊約賠款，庚子賠款最終歸于消滅。⑤抗日戰爭時期，雖然庚款停付，但清華大學和中基會仍然能從中美庚款中獲得經費，這是由于中基會對庚款基金的管理和運作使然。為負責美國退還第二筆庚款的維持和運作，中美雙方專門成立了基金董事會。為了使庚款基金能夠長久地發揮作用，中基會在其成立之初即決定以已積存的庚款和此后每年庚款收入的1／3撥為基金，逐年加以積累，只取利息充用。

⑥到中國政府宣告停付庚款時，中基會累積資產已達32554739銀元，每年約有百萬元的收益。⑦因此，中基會在1939年失去新的庚款收入之后仍能以庚款基金的運作收益以及政府擔保的貸款來加以維持。同樣，清華大學的庚款管理機構———清華基金管理委員會，在美國尚在逐年撥交庚款時即已預作打算，決定從每年撥付的中美庚款中提取部分資金加以積累和運作，保留本金，取息充用。1929年起，清華基金管理委員會委托中基會代為收取和經營清華基金。1932年至1940年，中基會所代清華收取的庚款，除了每年固定撥付清華大學經費120萬元以及派遣留美學生的費用以外，尚余二三百萬元的余款撥入清華基金。在中基會的經營下，至1940年，清華基金資產總額已達79116651元，是中基會接管時的九倍多。①因有這筆數額可觀的基金，清華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失去新的庚款收入以后，還能以基金經營收益及利息來支持本校的經費及對聯大的協款。在1939年7月10日召開的清華第二十四次校務會議上，校長梅貽琦報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來函告知，該年度清華庚款基金利息收入為國幣540000元，美金77000元，以及135英鎊。②對于歲入僅有一百余萬元國幣的西南聯大而言，這筆相當于聯大全年收入總額的清華庚款利息無疑是一筆巨款。

二、聯大經費中的庚款補助

西南聯大成立之后，國民政府并未給聯大安排專門的經費預算，而是將戰前原撥給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的經費按比例撥給三校，再由三校撥付聯大。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國家軍費開支急速增長，為了支持抗戰，國民政府教育部對各高校的撥款一律只按戰前平常經費的七成撥付。根據協議，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又在各自七成經費的基礎上，劃撥一半作為聯大的經費。故而，聯大實際所得經費，實際只是戰前三校經費總和的35％左右。在1937年9月關于長沙臨時大學開辦費的指示中，教育部即明確規定：“該臨時大學經常費為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原有經費七成之半，至開辦費則由中英庚款董事會協撥……計北大每月27416．65元，清華每月35000元，南開9333．33元，共計每月71749．98元”。③這一按三校經費比例劃撥聯大經費的辦法，在整個聯大時期都始終執行，具體數額則隨著物價和國家財政撥款的變化而有所不同。三校經費來源中，北大完全依賴國家財政撥款，南開除了私募資金以外，也主要仰仗國家補助，惟有清華在國家經費之外還有美國退還的第一批庚款收入。在1939年中國政府停付庚款之前，清華每月庚款收入還是穩定而且充裕的。因此，在長沙臨大以至后來西南聯大的開辦費用和日常經費中，清華能者多勞，自然地承擔了較大的部分。僅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間，清華即向臨大撥付經費18．9萬元，相比之下，北大為1．64萬元，南開為4900余元。④清華承擔聯大經費是北大、南開承擔經費總和的8．8倍。在長沙臨大西遷昆明改為西南聯大之后，清華對聯大的經費支持仍占主要地位。以1938年計，該年7至12月份，聯大收入525645．23元，其中教育部撥款260945．23元（即教育部原撥北大、南開每年經費七成之半），而清華大學轉撥款就有240000元，此外清華還墊付聯大經費24700元，占聯大經費收入的一半強。⑤毫無疑問，清華轉撥聯大的款項，主要依賴的是自己獨有的清華基金及其收益。除了清華對聯大日常經費按比例的劃撥之外，中美庚款對西南聯大經費的補助還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補助聯大開辦費。西南聯大的開辦費，南京國民政府也曾撥給一部分，但數額極小，杯水車薪。聯大的開辦費主要依賴兩筆庚款，一筆是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撥款，一筆是中國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撥款。

中英庚款董事會于1937年至1941年間先后補助聯大25萬元。中基會則補助聯大設備費10萬元和建設費5萬元。①這兩筆補助費總額達40萬元，皆來自于英國、美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與此相比，教育部的撥款，只有在籌備長沙臨大時撥給長沙臨大籌委會2萬元，之后即未再見撥給，尚不及庚款補助款項的5％。聯大西遷昆明之后，校舍又須重新建筑。由于加之物價上漲，原用于校舍建筑的庚款補助支用不足，聯大建筑費拉下10萬元的缺口。這項資金缺口經協商后，仍由清華大學從本校經費中轉撥10萬元加以補足。②而清華經費的來源最終歸自第一筆中美庚款。第二，補助聯大日常經費。聯大在昆其間，教育部按清華、北大、南開三校七成之半比例撥給的經費數額不足，且貶值太快，使得聯大的經費預算常常處于嚴重的入不敷出狀態。聯大日常經費之不足，多由清華大學在其庚款收入中加以補助。例如，1941年5月8日，在清華大學第三次教授會議上，梅貽琦曾報告1938年以來清華對聯大日常經費的補助情況，主要補助項有：a．廿七年建筑費十萬。b．廿八年以及二十七年下半年余額補足180000，又補足120000。c．廿八至廿九年讓與美金一萬元，但只用五千元。d．廿九年設備專款。③其中，廿九年設備專款指的是清華大學在1940年預算中，準備撥給聯大各學院用以充實設備的30萬元經費。后來因為日軍攻入緬北和滇西，教育部訓令聯大遷移四川，加之海陸交通隔斷，所購設備不易運回，原擬補助聯大各學院的設備費30萬元中，提出25萬元移作聯大遷川之補助費。

④1938年至1941年，清華從自己的庚款收入中，共補助聯大經費國幣70萬元，以及美元1萬元。1941年后，清華一如既往的補助聯大日常經費。從1944年聯大經費報告簡表中，可以看到歲入一項仍然開列國庫款及庚款，但均未填寫具體數額。⑤由于相關檔案的缺失，我們對于1941年以后清華庚款基金收入中支持聯大的款項數額難以作準確的統計，但其補助的力度絕對不會低于1938年至1941年的水平。⑥須知，這是清華按原有經費七成之半的比例撥給聯大經費后，再另外撥給的補助款項，這筆助款對于聯大在入不敷出的困境中維持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三，補助聯大研究院。為服務于抗戰事業，著眼于高端人才培養，聯大從1939年起著手恢復研究院。起初的計劃是設立聯大研究院，統一辦理各研究所，統一招收研究生，開展相關研究工作。后來，因清華與北大在研究院經費分擔問題上的分歧，聯大研究院未能辦成，而由三校各自辦理研究院，各自設立研究所，培養研究生。其中，清華研究院辦理較有成效，這與清華庚款基金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在辦理聯大研究院的問題上，清華雖然不贊同蔣夢麟提出的由清華從庚款基金中撥款80萬元補助聯大研究院的方案，但也表示愿意分兩年撥款50萬元補助聯大研究院，由三校原來的預算比例支用。①當清華與北大在辦理聯大研究院經費問題上產生分歧時，清華甚至表示，如果北大同仁要另起爐灶，清華愿意對聯大負全部責任。②后來，三校各自辦理研究院，清華設立文科、理科、法科、工科四個研究所，以及國情普查研究所、金屬學研究所、無線電研究所、農業學研究所、航空研究所五個特種研究所；北大設立文科、理科、法科三個研究所；南開則設立商科研究所和邊疆人文研究室。由于清華特別研究所有政府特別撥款作為經費，清華在負擔本校文、理、法、工四個研究所之外，還對北大、南開所辦理的研究所加以補助。例如，1943年度，清華經費150萬元，用于特種研究所及清華辦事處經費為100萬元，補助聯大研究院經費為25萬元。③這里所謂的聯大研究院包括北大研究院下設的三個研究所，以及南開研究院下設的一所一室。

第四，繼續維持留美公費生的選派。1933年起，清華開始面向全國選派庚款留美學生，每年一屆，至抗戰前的1936年，共舉辦四屆。此后，抗日戰爭打破了清華留美學生的選派進程。清華與北大、南開在昆明合組西南聯大之后，始致力于恢復庚款留美學生的選派。經過籌備，1940年8月12日，第五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舉行，共錄取汪德熙等17名；④一年之后，太平洋戰爭爆發，清華庚款留美生的選派再次中斷。后經梅貽琦的努力，清華留美公費生的選派得以于1943年繼續舉辦，第六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共錄取何炳棣等22名。⑤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由清華大學主辦，而清華是聯大三校之一，聯大同學參加清華留美考試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便利。通過這兩屆戰時舉辦的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有不少聯大學生在抗戰的烽火中獲得了進一步深造的機會。例如，在1940年第五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錄取的17名學生中，聯大學生有汪德熙、陳陶耕、胡寧、黃培云、朱寶復、屠守鍔、呂保雄、梁治民、孟慶基、蔣明謙10人，占錄取總人數的59％；1943年第六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錄取的22名學生中，出自于聯大者有何炳棣、李志偉、黎祿生、王積濤、吳仲華、葉開萊、楊振寧、張丙熺、郭曉嵐、張燮、白家祉、黃茂光、曹建猷、洪朝生、張建侯15人，占68％。⑥由此足見聯大學生在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中所占之地利。需要說明的是，第五、六兩屆清華留美公費生考試舉辦時，中國正處在抗戰的艱難階段，此時國民政府已經停付庚子賠款，清華大學只能依賴清華庚款基金的利息和投資收益來維持本校教學研究和留美公費生的選派。梅貽琦在與教育部長陳立夫談及留美學生的選派時曾說，“清華現有美金收入每年約十萬元，如每年選送二十名，而學生可留美二年或三年，則同時在美將有五十人左右，其用費已在九萬十萬之間矣”。⑦清華留美公費生的選派，完全由清華庚款基金支持，這雖不是對聯大經費的直接資助，但也是清華庚款對聯大教育的一項重大支持。

三、余論

上文已言及，1939年起，中國政府停止支付庚子賠款，清華由此也失去了新的庚款收入，只能依賴庚款基金的運作收入來維持。至1943年元旦，《中美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在華盛頓簽字生效，中美庚款最終宣告廢除，走入了歷史。中美庚款廢除之后，清華基金繼續由中基會進行保管和經營。1947年，清華基金尚有國幣資產27890059元，美元資產4324086美元，以及6319英鎊11先令。至1949年國民黨政府敗退臺灣之后，清華基金國幣資產全部損失，只剩下賬面值為4098646美元（市面價值4553868美元）的美元資產。①這一筆基金資產，是清華同仁通過辛勤積累和苦心運作積攢而成的寶貴財富，是清華大學的重要校產。在北平解放前夕，清華校長梅貽琦之所以沒有與眾多的清華教授一起留下來迎接解放，而隨國民黨政府播遷臺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護這一筆重要的基金資產不被挪用作其他非教育用途。最終，梅貽琦將清華庚款基金用于在臺灣創立清華大學原子能研究所，并終使清華得以在新竹復校。清華庚款基金至今仍然存在，如今的新竹清華大學每年都能收到庚款支票，②中美庚款在臺灣地區的歷史使命還未完結。中基會保管的第二筆庚款基金在大陸解放后亦隨國民黨播遷臺灣，并在以后的歲月里繼續對臺灣地區的各教育和研究機構進行資助，為臺灣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中基會”后來演變為臺灣“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59年成立，簡稱“長科會”）、“國家科學委員會”（1968年由“長科會”改組，簡稱“國科會”），至今仍作為對科學文化事業發揮宏觀規劃和資助作用的重要指導部門而存在著。

在戰時，聯大學校辦學條件極其艱苦，國民政府按三校原有經費比例撥給的經費在戰時通貨膨脹的壓力之下顯得微不足道。于是，清華大學獨有的中美庚款及其基金收益就成為維系聯大辦學的重要資源。從數額上看，在美國停付中美庚款之后，雖然清華庚款基金的挹注遠遠未能填補聯大教育、科研經費的虧空和赤字，但在政府教育經費之外的庚款收益，終為聯大的維持和發展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而且，無論是清華基金管理委員會掌握的第一筆中美庚款，還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掌握的第二筆中美庚款，在資金的運作和使用上，相對于國民政府的教育撥款，都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聯大在國民黨統制教育的環境下能夠堅持一定的自主性、獨立性的空間。應該說，西南聯大之所以能“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中美庚款的作用不可忽視；聯大之所以能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除了擁有一大批優秀的學術大師之外，中美庚款在辦學經費方面的巨大支持同樣需要予以肯定。

作者：段鑫 單位：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