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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2期
摘要:發掘和發展地域文化是繼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與弘揚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徑。經多方初步考證,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和詩文作家貴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傅玉書,被同時代及后人稱之為貴州第一個詩文兼擅、第一個撰寫戲曲劇本的人、第一個編輯貴州詩歌總集、第一個私家編撰方志的人,可見傅玉書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形成與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和做出了開創性貢獻。
關鍵詞:傅玉書;貴州地域文化;傳播;影響
所謂地域文化,就是一定地域內歷史形成并被人們所感知和認同的各種文化現象[1]。學術界普遍認為,地域文化是由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人文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地域文化傳播,則是人類通過傳統媒介和現代傳媒等物化載體,以及人類的教育活動、文學活動、遷徙、貿易等方式向區域內外傳承、散布交流地域文化的現象。自從有了人類社會,地域文化傳播就與地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相伴而行,不同的地域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共同發展,形成人類社會共有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明成果。近年來文人群體對地域文化的影響研究開始被國家社科項目立項,而有關文人個體對地域文化的傳播及影響研究尚不多見。貴州建省600年來形成了包括山地文化、陽明文化、沙灘文化、儒家(漢)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貴州多元文化地域特征,固然是眾多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建省以來尤其明清時期的貴州文人墨客對封閉的貴州高原文化的傳播及影響是功不可沒的,傅玉書就是清代乾嘉時期對貴州地域文化形成進行了直接傳播及產生重要影響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今天貴州進入加快發展和加速轉型的新發展階段,發掘和發展貴州地域文化無疑是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途徑,也是推動貴州經濟跨越發展所需的文化積淀及產生內生動力的不竭源泉。本文在簡要介紹傅玉書生平著述的基礎上,重點就傅玉書對貴州地域文化所進行的傳播及產生的影響進行考證及綜述,以期有更多專家學者關注貴州地域文化的發掘和發展。
一、傅玉書的生平著述
傅玉書(1746-?),字素余,號竹莊,貴州甕安縣草塘里(今猴場鎮)人。傅玉書生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冬月二十六,卒年尚待進一步考證。傅玉書祖籍江西金溪,先祖父傅億為避禍害而于明天啟四年(1624年)遷徙至貴州甕安草塘里[2]。傅玉書出身于一個文化世家,他的先祖父傅億和祖父傅如勵在當時都有一定的文學成就,尤其是傅玉書的父親傅龍光是清雍正、乾隆年間貴州知名學者和詩人。傅玉書正是在這樣濃郁文化氛圍的熏陶下,憑借天資聰敏和辛勤筆耕,二十歲即聲名鵲起,青壯年時期就有《竹莊詩文集》刊行問世。傅玉書于清乾隆乙酉年(1765年)考中舉人,選任江西省安福縣知縣,不久辭官回黔,先后在貴州四家書院主講,在貴州從事教育的同時,傅玉書“日以著述為業,時海內學子無不知有竹莊者。[3]”.傅玉書是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詩文作家,他在詩歌、散文和戲劇創作,以及在詩歌總集編輯、方志編纂、理學象數研究和書院講學等方面成果豐碩,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當時即盛名于世。關于傅玉書的著作,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地方志辦公室劉漢忠先生1996年在《傅玉書生平著述考辯》中說:“筆者綜計所及的有關文獻,可得出傅玉書的著作十余種:《黔風錄》、《竹莊詩文集》、《讀書拾遺》、《象數蠡測》、《卦爻蠡測》、《竹莊四書文》、《古今詩賦文鈔》、《漢詩箋》、《桑梓述聞》、《黃平州志略》、《鴛鴦鏡傳奇》。[4]”可見,傅玉書的著述涉及詩歌、散文、戲劇、詩歌總集編輯、方志編纂、經學研究等多種體裁,創作內容豐富,學術成果豐碩,卷帙較大,主要著作大多數得到同時代及后人的積極評價,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開創了貴州地域文化的先河。由此可見,傅玉書堪稱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詩文作家,尤其值得稱頌的是,經多方考證和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綜合,可初步印證傅玉書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做出了“四個第一”的開創性貢獻。
二、傅玉書———貴州地域文化“兩個第一”的直接傳播者
貴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傳播,應該是在明代永樂十一年(1413年)貴州建省之前就在貴州大地上產生和流傳,只是由于貴州沒有單獨設省之前,不能形成真正意義的貴州地域文化,這個時期至多稱之為貴州地域文化的萌芽階段。貴州建省后的明清時期,是貴州地域文化迅速興起、快速發展和廣泛傳播的黃金時期,這是貴州建省地位的改變、高原地理環境因素和各民族歷史文化融合的社會人文因素等眾多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我們認為,明清時期貴州文人墨客對封閉的貴州高原文化的形成及傳播做出了巨大貢獻,傅玉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傅玉書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傳播和影響做出了“四個第一”的開創性貢獻,其中對貴州地域文化的直接傳播就創造了“兩個第一”的歷史貢獻。
(一)貴州第一個編輯貴州詩歌總集的人清代尤其是清中葉是我國古代歷史上各省編輯刊行地域詩歌總集的鼎盛時期,即便像貴州等邊遠封閉的省份也不例外。貴州自從建省尤其明代中葉以后,詩人詩歌逐漸在全國文壇展露,但作品多散佚,亟需收集、編刊貴州詩歌總集,以利于保存和傳承貴州地域文化。傅玉書年青時就有收集貴州詩人詩歌編刊傳承的夙愿,清嘉慶十年(1805)至十五年(1810),傅玉書收集編輯了上至明代下至清代乾嘉年間的貴州詩人作品集《黔風錄》十二卷,刊行于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黔風錄》可謂貴州第一部詩歌總集,它不僅使貴州詩歌開始在全國大露頭角,廣為傳播;更重要的是由此開啟了貴州地域詩歌總集編刊的先河,使貴州詩歌得以保存并世代流傳。民國《甕安縣志》卷二十藝文下收載翁同書的《傅竹莊先生<讀書拾遺>序》,評價說“于是黔之詩始得大顯于時,海內操觚之士無不知黔人之能詩矣。”《黔詩紀略后編》卷十一的《傅玉書傳》中說:“莫先生(莫友芝)《黔詩紀略》號為博綜,若策首庸,則竹莊(傅玉書)始事之力。”這里的字里行間非常推崇傅玉書編刊《黔風錄》對《黔詩紀略》的編者莫友芝的重要影響和對貴州地域文化的開創性貢獻。民國《貴州通志》藝文志也評價說:“搜輯國朝黔詩,自傅竹莊父子始。”可見,傅玉書編刊的貴州第一部詩歌總集,影響和導引出了后來莫友芝的《黔詩紀略》等多部貴州詩歌總集的陸續編刊,充分印證了傅玉書為貴州早期詩歌的保存和傳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是貴州第一個編刊、傳播貴州詩歌總集的人。
(二)貴州第一個私家編寫方志的人由于地方縣志編寫的史料缺漏,傅玉書的父親傅龍光早有補寫編纂甕安縣志書的夙愿。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傅龍光在病危中囑咐傅玉書要“補前志之闕”、“汝其為我成之”,傅玉書為完成父親遺愿立志要私家編修甕安縣志。傅玉書歷時十余年時間,查閱古史典籍,收集甕安縣舊志遺缺的史料,以第一部甕安縣志即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知縣韓瑛主修的甕安縣志即《韓志》為底本,考訂匯集了大量甕安前史至清嘉慶史料,于清嘉慶三年(1798年)私家編纂成實為甕安縣志的《桑梓述聞》十卷十志四十篇,十余萬字。該私家志書至今仍完整流傳下來,它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由于上述官方編修的甕安縣志《韓志》八卷后來完全佚失,傅玉書私家編纂的實為甕安縣志的《桑梓述聞》更顯珍貴,正如民國《甕安縣志.傅玉書傳》中評價“其《桑梓》說,能使鄉邦文獻賴以不墜,此次修志有所根據。”地方志編修有系統的規范的官修制度,私家編纂刊行的縣志在清乾隆時期以前的貴州省極為罕見,從貴州私家編纂縣志的年代來考察,傅玉書的《桑梓述聞》可謂至今所見的符合志書體例的貴州第一部私家編纂的縣志。
三、傅玉書———貴州地域文化“兩個第一”的影響者
為了行文方便,上述僅從地域文化直接傳播的角度,述評了傅玉書是貴州第一個編輯貴州詩歌總集的人,傅玉書是貴州第一個私家編寫方志的人,既論證了傅玉書是貴州地域文化“兩個第一”的直接傳播者,又同時說明了傅玉書在編輯貴州詩歌總集、私家編寫方志等兩個方面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這里不再贅述。此外,傅玉書還對貴州地域文化的以下兩個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貴州第一個詩文兼擅的人,貴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根據所見史料分析,在傅玉書生活的清乾隆年代以前,貴州的著名詩人除了擅長詩歌創作,以詩歌創作盛名于世以外,大都在散文創作方面不能兼擅,而同時擅長詩歌與散文創作的著名詩人則從傅玉書開始,以下史料記載了傅玉書是貴州地域文化歷史上第一個詩文兼擅的人,是貴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他對貴州詩歌、散文發展及其在全國的“風行”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貴州史料記載,傅玉書青壯年時期就同時寫下了大量的詩歌和散文,他既工于詩歌創作,又長于散文寫作,青壯年時期就有《竹莊詩文集》四十余卷刊行問世。清代莫庭芝等的《黔詩紀略后編》卷十一收載了禮部侍郎、著名詩人錢載(號籜石)親筆為《竹莊詩文集》作的序,并收載了傅玉書詩一百首。傅玉書有部分詩文至今散存于甕安縣志和貴州詩歌總集等文獻之中。民國《甕安縣志》卷二十藝文下收載鮑源深的《傅竹莊先生<讀書拾遺>序》中評價說“先生詩文,鑒賞于法時帆、錢籜石、吳白華諸先輩者,已風行海內矣。”可見,傅玉書的詩歌和散文在當時國內文壇就引起關注和廣泛流行。從《甕安縣志》及貴州的其他方志和詩歌總集中,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傅玉書常和甕安的另一位詩人猶法賢(號酉樵)等一起研究古文,以詩文相砥礪。《黔詩紀略后編》卷十一評價說“乾隆中,吾黔之談古文者,以竹莊為稱首,酉樵其次也”。《黔詩紀略后編.傅玉書傳證》還評介說“吾黔稱詩者,君采、漁璜、碧山、南垞諸公,均不以古文稱。詩文兼擅,自竹莊始。”民國《都勻縣志稿.藝文志》也給傅玉書的詩文較高評價:“黔人詩文兼擅,自竹莊始。”可見,由于傅玉書在詩歌和散文創作方面的積極帶動和影響,形成了當時具有地域特色的“甕安文化”氛圍,對貴州地域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據此,貴州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萬機1999年出版的《貴州漢文學發展史》的清詩編中專設了“傅玉書與甕安詩人群”一節給予評述;還在清散文編中專設“桐城派散文家傅玉書、猶法賢”一節,并評介說“傅玉書為文,遵循方苞為首的‘桐城派’法,以司馬遷及唐宋八大家為圭臬,是貴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5]。”由此可見,在傅玉書之前,貴州詩人能同時擅長詩歌和散文寫作的尚未見到史料記載,上述清代末期至當代的貴州文獻大致公認,傅玉書是貴州第一個詩文兼擅的人,是貴州最早的“桐城派”散文家。
(二)貴州第一個撰寫戲曲劇本的人明清時期,貴州戲曲文學創作起步較晚,發展也相對落后,除了少數民族和民間的地方戲曲流行以外,直到清乾隆年間貴州文壇才有兩部戲曲劇本問世:一部是至今所能見到的貴州最早的戲曲劇本,即傅玉書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創作完稿的戲曲劇本《鴛鴦鏡傳奇》;另一部是創作時間稍晚的任璇的《梅花緣》,創作時間大約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行于嘉慶七年(1802)。傅玉書的《鴛鴦鏡傳奇》以明朝受奸黨魏忠賢迫害的忠臣楊璉、左光斗用于兒女婚姻的聘物鴛鴦金鏡為線索創作劇本,以忠臣楊璉、左光斗的忠孝仁義善舉展開戲劇情節,褒揚忠孝仁義,鞭撻奸黨亂賊。更為可貴的是作品的積極影響遠遠超出了作品本身,作者以主人公的忠孝仁義形象為人間樹立了楷模。正如作者傅玉書在序中所說:“蓋不獨楊、左諸公應有是事,而凡古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皆當作如是觀。”黃萬機在1999年出版的《貴州漢文學發展史》的貴州戲劇中,專設了“第一節傅玉書《鴛鴦鏡傳奇》”并給予較高評介[5]。劉漢忠1996年在《傅玉書生平著述考辯》中說:“所作《鴛鴦鏡》是貴州作家的第一部戲曲。[4]”可見,從明清時期貴州文壇為數不多的戲曲劇本來考證,從創作時間對清乾隆年間貴州文壇僅有的兩部戲曲作品進行推算,傅玉書的《鴛鴦鏡傳奇》創作時間比任璇的《梅花緣》創作時間要早十余年。從目前所見史料來看,傅玉書開創了貴州戲曲創作的先河,而且其作品的積極影響也遠遠超出了貴州地域文化范疇。除了上述對貴州地域文化做出“四個第一”的開創性貢獻和影響之外,傅玉書的經學研究成果及先后在四所書院從事培養人才和文化教育工作等,也直接和間接反映了傅玉書對早期貴州地域文化形成和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做出了巨大貢獻。
四、結語
我國各地的地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展現。貴州建省600年來形成的包括山地文化、陽明文化、沙灘文化、儒家(漢)文化、少數民族文化等多元文化地域特征,是中華文化大家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具體展現。經上述多方初步考證及綜述,清代乾嘉時期的著名學者、詩文作家傅玉書開創了貴州地域文化歷史上的“四個第一”,足見傅玉書對貴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和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同時,傅玉書著作在體裁、題材、創作情感和創作風格等也蘊含著山地文化、儒家(漢)文化、貶官文化等貴州多元文化地域特征,這方面需要另外深入研究。再則,傅玉書的部分著作至今散存于貴陽、北京等各地圖書館,期望地方政府及社會各界能及時搜集保存。相對于傅玉書突出的文化成就及地位來說,建國以來對傅玉書生平及著述的深入考證研究尚少,期待有更多專家學者給予這方面的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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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漢忠.傅玉書生平著述考辯[J].貴州文史叢刊,1996(1):89-92.
[5]黃萬機.貴州漢文學發展史[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李英勤 單位:黔南民族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