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實踐中的意義互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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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外語教學雜志》2015年第六期

［摘要］

話語實踐是社會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話語實踐中交際雙方的話語互動過程實際上是一種身份的建構、磋商過程，在這一過程當中，交際雙方的主體身份被建構起來。本研究在建構主義話語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互動社會語言學的分析框架，探討了話語實踐中交際雙方的意義互動過程。研究認為，交際雙方的社會距離以及權力與親近度是話語互動的基礎。對話語互動的研究能更好地揭示話語背后不同社會機制的運作過程，同時也能幫助我們觀察不同文化間個體或是機構身份的建構過程。

［關鍵詞］

話語互動；互動社會語言學；協商

1．引言

在全球化的今天，話語在整個人類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語言或是話語構成了社會實踐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環節。在一個具體的社會實踐中，與之密切聯系的話語或是語言的作用也逐步得到凸顯。傳遞信息、表達觀點固然是話語實踐的重要功能，但是話語實踐的重要性更體現在其傳遞一定的價值和立場。話語主體一方面通過這些價值和立場進行利益表達，同時又通過這種手段塑造了一定的身份。在這種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構建起來的社會主體的身份也會影響著社會實踐活動的進行。Hall（1980）指出，受眾針對特定信息所包含的觀點可以同意或者反對，也可以保持一種協商的態度。據此，話語意義的維持依賴于與某一文化中潛在的各種觀點之間的互動與對話。意義除了是一種作者和讀者間的對話，也是一種與目前存在的不同觀點的互動。每一個講話者都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某一觀點的回應者。講話者不但預設了語言系統的存在，同時也預設了先前觀點的存在———自己的以及別人的觀點。這些觀點的存在一起構成了一種話語意義的互動資源。本項研究則是在以上理論基礎上，借鑒近年來發展起來的互動社會語言學的分析模式，具體討論話語實踐中交際雙方的意義互動過程。

2．互動社會語言學的主旨

在社會語言學①研究流派中，互動社會語言學（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②是重要的研究派別（Gumperz，1982，2001，2003）。該流派由美國語言學家Gumperz創立。Gumperz認為，互動社會語言學是話語分析的一種方法，起初在于尋求一種可以復制的能夠解釋人們在日常話語實踐中交際意圖的定性研究方法（Gumperz，2001：215）。近年來，互動社會語言學以民俗交際學為基礎，關注交際過程中的互動，以話語分析為方法論基礎，著重來闡釋不同民族和文化間人際互動的過程和結果。受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的語言學研究主要關注語音、語法和詞匯系統的描寫和分析，即把語言看作是一個抽象的體系。美國的描寫主義語言學以及轉換生成學派等語言研究流派大都遵循了這一研究思路。到20世紀后期，隨著美國社會語言學的發展，以及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壯大，人們開始認識到，話語實踐不僅僅是詞匯語法的具體運用，話語實踐發生的具體環境是語言研究不可或缺的內容。在這樣一個大的研究背靜下，Hymes和Gumperz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首先提出了交際民族志學這一研究思路（Gumperz＆Hymes，1964，1972；Hymes，1964，1972；Gumperz，1971）。這與當時流行的語言研究的結構主義方法以及轉換生成語法相對，其語言研究的基本假設如下：某一話語的意義只有在一定的語言事件或是交際事件中才能判斷，而言語事件或是交際事件的特征（例如某一次禱告、一次審判、一次電話會話）都是受某一文化所決定。據此，通過對即發言語事件系統的觀察和分析，語言使用的規則是可以獲知的。Hymes當時的研究重點并不是話語實踐所反映的某一社會群體的價值觀念或是意識形態，也不是對這一話語交際活動的抽象結構的把握，而是關注話語實踐的發生環境，也就是Jakobson所提出的言語事件的研究（Gumperz＆Hymes，1964，1972）。Hymes（1974）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交際事件的SPEAKING模式，在這一模式中，S代表了交際事件發生的具體場景；P則是這一交際事件的參與者；E代表了交際事件的目的；A則是達成這一交際事件需要完成的行為序列，即信息的內容和形式；K則代表了交際事件的主調；I則是交際中使用的言語手段；N則代表了交際和理解過程中應遵循的規范；最后一個字母G則是交際的類型。以上言語交際模式實際上涵蓋了交際實踐中的必要因素，具體則包括交際的時間和空間因素，以及交際參與者的特征以及交際目的等其他成份。在這一模式中，人類的交際行為模式與廣義的社會文化語境或是情境聯系了起來，語境所包含的內容被細致地分成不同的更小的單位，這一模式為我們更好地觀察話語實踐提供了一種方法論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俗交際學中經常區分的兩個宏觀語境是言語社區和言語網絡。潘永睴（1994）認為宏觀語境與傳統的上下文語境共同影響著話語實踐的進行。

3．話語實踐的界面特征

隨著人們對語言語境研究的逐步深入，語境不再是語言發生的具體環境。話語實踐所處社會、政治、經濟和權力關系也影響話語實踐的具體運行（Bourdieu，1977，1994）。這一觀點基本屬于話語語境決定論的觀點，即社會文化語境決定了話語的具體實踐過程。但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社會最終是由話語互動來定型，即話語具有影響社會的能動作用，話語在受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同時也能動地推動社會進程的發展（劉立華，2009）。在這樣一個理論前提下，話語實踐不僅僅是社會文化多樣性的反映，同時也是社會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力量。話語實踐與社會之間的辯證實現關系因此構成了互動社會語言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互動社會語言學試圖尋找一種將這兩種研究方法結合起來的角度，以填補其間的空隙。在互動社會語言學看來，話語實踐是社會力量和話語力量的交匯點，在具體的交際實踐中，話語處在一個中心的位置，對話語的觀察則能幫助我們在觀察交際實踐的同時，又能洞察社會的具體實踐。同時，在每一個話語互動的過程中都存在著相應的社會結構（Bourdieu，1994），互動社會語言學的目標就是呈現出這些社會結構的實現過程，把它變成能夠解釋說明的一種現象。就這一角度而言，語法結構不再是研究的焦點，話語實踐中體現的社會意義及制約話語互動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才是關注的重點。但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社會結構或是社會因素是如何進入到話語實踐過程中的，這些社會因素又是以什么樣的方式體現出來，進而促發了話語實踐？

4．話語實踐的互動實現過程

4．1交際實踐的微觀呈現在互動社會語言學的理論假設中，一個重要的命題是社會文化背景知識進入到日常的話語實踐過程中。因此，一個成功的話語實踐則需要一種共享的闡釋以求達到一種交際的成功，反之則出現交際的困難。在下面的案例中，我們具體考察話語互動的微觀呈現，即在一個會話過程中，交際雙方是如何通過一系列語境提示理解并完成正在進行的會話。但是，語境提示并不是事先存在，而是在會話過程中隨著交際雙方的互動不斷產生和變化。同時，語境提示作為一種“規約”，在不同文化中，看似相同的語境提示也有可能暗示了不同的會話規約。在上面的案例中，面試官通過重讀單詞“trade”，希望申請者就這一問題展開并提供更多的信息，而申請者則把這一“請求”理解成了一個“yes－no”問題，只用一個低聲的“yeah”來回答面試官的問題。在“c”部分，面試官繼續這一話語策略———使用重讀來提示申請者，希望能得到詳細的信息，然而申請者只是重復了面試官的問題，并沒有添加更多的信息。隨后，教導官加入到了這一問話當中，也是通過重讀的語境提示來獲取更多的有關申請者應聘這一工作的理由，然而令他失望的是，申請者依然是重復了他的問題，沒有提供多余的信息。在以上話語實踐中，對某些單詞的“重讀”構成了語境提示的手段，同時也是某種話語策略的使用。這些話語策略幫助申請者理解面試方話語背后的假設和意義。遺憾的是，受試者正是從字面上理解了他們的話語，沒有提供正確的話語應對策略。Gumperz認為，以上研究表明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申請者為南亞國家的人）在面試時不同策略。南亞國家的人往往無法理解“重讀”所隱含的信息，他們往往把面試官看作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員，而且往往在面試時不敢直接表達自己的偏好，避免留下太直接的印象。這一由以上文化特征所表現出來的話語策略是導致以上話語互動失敗的原因（Gumperz，2001；Gumperz＆Levinsion，1996）。因此，對于互動社會語言學來說，在一個種族間的話語互動過程中，重要的不是雙方使用的語言的風格、語碼，而是具有文化特定性的感知、評價和闡釋的過程。交際雙方推理的資源可能是說話的韻律（rhythm）或是單詞或是詞組的重音（placement）。而這些又構成了話語實踐的重要資源。

4．2話語互動的宏觀表達話語實踐不僅僅是面對面的交際過程。在媒體化時代，越來越多的話語實踐是通過媒體來完成。近年來的話語理論和傳播學的發展說明了媒體在話語實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Dahlberg＆Phelan，2011）。在一個面對面的交際實踐過程中，交際雙方可以通過對語境提示的觀察來推動交際的進行，但是在一個以媒體為媒介的話語實踐過程中，話語發出者的文化理念以及話語的具體表達方式則是話語互動實踐成功與否的重要保證。下面我們選取國內外媒體對中國企業神華集團的報道為例，具體說明話語互動實踐的運作機制。③在國內外媒體對我國企業的報道案例中，中國媒體，特別是綜合性黨報一類報刊高頻率強調神華作為中央直管國有重要骨干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下緊密跟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積極貫徹黨的相關指示這一獨有形象，體現出了集團形象中的政治色彩。而外媒強調企業的國有控股屬性，神華集團被塑造成了依靠國家力量的強勢蠻橫的企業形象，這一點在澳大利亞媒體對神華沃特馬克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亞購置土地時的報道中體現的最為明顯，字里行間諷刺了神華因為政治原因才獲得南威爾士的開礦權。其次，國內報道分類比較明確，涉及面也較廣，有對神華的專題報道，對神華生產服務的報道，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報道，還有特寫速寫等。報道均為正面報道，而且圖文并茂，增強了神華集團的知名度和美譽度。在極少數有關神華煤礦事故／漏水事故的報道中，也多表現企業積極處理，高度重視的精神，沒有負面或消極詞匯的出現。國內媒體對神華企業的報道與神華公司所希望打造的“先進、創新、節能環保和具有責任感”的國際一流大型能源企業形象相吻合。外國報道多為事件引發性報道。例如，神華集團的上市、并購、對外合作和突發性污染事件，特別是遇到引起污染的事件，外媒用詞毫不留情。例如，在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于2013年7月曝光神華集團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煤制油項目過度抽取地下水和排污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后，美國媒體使用了“以最貪婪的方式攫取地下水”、“不知羞恥地剝奪地下水”等尖銳詞匯，嚴重影響了企業的對外形象。以上案例說明，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社會結構，特別是不同的新聞機制，以及對“言說”概念的不同理念導致了對某一個企業行為的不同解讀和報道。以上社會認知在新聞記者或是機構的作用下進入到話語體系中（vanDijk，2009），進而表現出不同的話語模式或是話語策略（劉立華，2014），這些話語策略又建構了不同的社會現實或是不同的國家和企業形象。

5．話語實踐中的意義磋商機制

5．1意義來源的互動本質根據索緒爾的觀點，各種符號并沒有確定或基本的意義，符號的意義來自于符號與符號之間存在的差異。例如，“父親”這一詞語的意義，只有涉及“母親”“女兒”“兒子”等具有親屬性質的詞語時才能據此判斷其意義，否則就很難確定它的意義（Robins，1979）。符號之間存在著差異或是某種關系，這正是意義能夠產生的基礎。沒有了差異，意義也就不會存在，即意義的根本是“他者”。與索緒爾不同的是，Bakhtin（1986）認為，意義是在兩個或是更多說話者之間的對話里得以維持；意義是不屬于單個說話者的，它產生于不同說話者之間的對話，意義的一半屬于他人，只有說話者占用詞語來表達自己的語義傾向時，意義才為說話者所有。值得注意的是，意義并非存在于中立的和非人格的語言中，意義總是存在于他人的話語中，為他人的意向服務。Voloshinov（1986，1995）也認為，意義產生的對話本質說明，詞匯意義存在于溝通雙方之間某一位置，換言之，意義的實現過程是主動的、反應性的。意義并不屬于某一個具體的詞匯，也不屬于說話者個體。意義的產生是一種復雜的聲音體系之間的互動；同時，意義是與過去、現在、將來或是潛在的觀點之間的一種對話。Bakhtin（1981，1986）指出，每一個話語都是在某一特定區域溝通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在溝通的過程中，話語并不是孤立的或是自給自足的，它們能意識到對方的存在，并且產生相互的反應，每一個話語都是針對先前話語的一種反應，形成反駁、確認、補充或是依賴的關系，它預設聽話方已知這些話語，然后納入到自己的話語中。每一個話語傳播都是對過去、現在、未來或者是潛在觀點的一種反應。依照以上對話性理論，話語是一種多聲性（heteroglossic）的場所。意義不是說話者個體的權力，而是說話者和聽話者共同建立的一個磋商空間。這種觀點突出了話語語境多樣性和多重性的特點。每一個特定的話語實踐中所面臨的可能是觀點相統一，也可能觀點的相悖。

5．2話語互動的運作機制在話語實踐過程中，影響話語雙方言語使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其社會距離。權力和親近度（power＆solidarity）是用來描述交際雙方社會距離的一個重要概念。權力指某一溝通事件中交際雙方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親近度則是指人們在社會距離中的親近程度。Martin＆White（2005）認為，親近度不僅僅可以用來測量社會主體之間關系的一致性，還可以用來表達移情、同情或開放的觀點。話語的權力首先來自于使用該話語的機制、機構或個人。通常情況下，有權力的群體中會產生有權力的話語，并通過一定的渠道傳播，能夠控制其可及性、傳播渠道、規模和方式等。在話語的內部則表現為特定的語類類型、題目、布局及話語策略等。如果沒有具體的施加對象的權利就不是權力，因此，話語權力的最終目的是影響或改變受眾，從而達到一種“理想群體”的建構，即塑造出符合權力所有者要求的理想群體。但是話語的權力并不同于強制權力。強制權力往往通過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來保證其及時實施。話語權力則是一種軟權力，受眾并不是被動接受，而是可以選擇相信、抵制或是協商。因此受眾對話語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話語實踐的成功與否。從話語傳播者的角度看，當話語主題和受眾無法控制時，說話者應選擇恰當的話語策略以保證話語權力的成功傳播；說話者應充分考慮受眾的接受能力和方式。在建構主義話語理論視角下，權力與親近度并不是事先存在的意義，而是話語建構的現實。這種建構伴隨話語的互動而擴展，進而影響人們的認知。親近度與權力的相互運作構成了話語實踐中話語互動的動力，它們就像某一個事物中矛盾又依存的兩個方面，在相互作用中推動話語前進。如果講話者把更多的權力意義編碼到話語中，整個話語就表現為強勢的話語類型，繼而與拉大了與持有相反觀點人的社會距離；當講話者把更多的親近度編入話語中時，話語就會表現出一定的拉近策略，一種親近和平等的社會距離就被構建出來。話語互動空間建構的具體策略就是以上策略的具體表現。在具體話語互動過程中，這種權力與親近度構成了衡量話語對話性空間的重要尺度。對話性空間是一種對受眾的考慮，若較少顧及受眾的話語，其對話性空間收縮，對話性程度低；反之對話性空間擴展，對話性程度高。

6．結束語

互動社會語言學視角下的話語互動實踐研究反映了社會語言學從群體和社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到個體和身份建構研究的轉變。對話語實踐的研究在幫助我們洞察話語互動實現過程的同時，能幫助我們了解個體或是機構在話語實踐中的身份建構問題（Gumperz＆CookGumperz，2007）。話語主體的身份或是話語主體之間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也在話語的互動實踐過程中建構起來（Wodak，1999）。對話語互動過程的考察，能幫助我們揭示話語雙方所建構的社會結構以及話語背后的權力關系。而權力關系往往是社會發展或是社會結構形成的基礎。對話語互動模式的考察進而能揭示和解釋這種社會個體或是社會元素之間的連接過程。正如Lauclau＆Mouffe（2001：105）所指出的那樣，“那些能建構一種關系并在這一關系建構過程中其身份得到修訂的過程稱為連接（articulation），這種由連接過程而形成的結構性的整體則是話語”。Mills（2003）也認為，在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研究中，語言不僅僅是一種清晰透明的交流載體或是再現形式，而是一種系統，并擁有自身的規則、限制因素以及決定性效果，進而能夠影響個體思考及言說的方式。據此，我們在討論話語互動實踐的同時，應關注社會實踐中的話語互動特性，即話語互動中所呈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以及知識建構或是分布的樣式，進而挖掘在這一過程中各種主體身份的建構過程。而這種由話語實踐所建構的主體身份往往又影響了個體的認知，乃至決策的立項和執行。

作者：劉立華 孫炬 單位：北京交通大學 語言與傳播學院 山東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