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官吏勵忠機制的整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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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十一期

“治民先治吏”是歷代封建王朝總結出的政治經驗。所謂“治吏”，關鍵在于考核嚴明、賞罰公正。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建立和加強，漢代統治階級出于鞏固政權以及構建社會倫理新秩序的需要，在官吏選任的問題上，按照德、才、能的順序，尤其重視忠倫理的勵忠機制，從而逐步整合出一套以勵忠機制為核心的官吏治理制度。所謂“勵忠機制”，主要是指以忠倫理為導向激勵忠臣，同時以此為參照，按照設定的程序與準則懲罰不忠之臣，從而引導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趨于統一的一種社會制度。在該制度中，勵忠與懲罰相輔相成，成為一種積極的社會調控手段，從而達到使官吏和百姓以畢生精力為朝廷效力的社會效應。

一、勵忠與懲罰相輔相成

漢代官吏的遷降賞罰，在通常情況下，基本上是以考核結果而定。除了受私人親疏愛憎等主觀因素影響，皇帝或主官之外的遷降賞罰，按照常規，均應以考核結果而定。

(一)遷、賞機制“遷”有“平遷”與“超遷”兩種情況。所謂“平遷”，即以積功久次(即資歷、功勞)循序而升;所謂“超遷”，即有奇才異能或特殊功績者可破格而進。平遷之例，如“(石)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西漢大臣石奮以“恭謹”著稱，并形成家風，以此教子。司馬遷認為石奮雖不善言談，但卻敏于行事，是行為忠厚的君子長者。敬業、謙恭、勤勉正是“忠”的表現，因此，能得以平遷正是當時重視“勵忠機制”的充分體現。“(趙)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西漢廉臣趙禹為人廉潔清高，入職以來，總是以法為準，從不疏通官署私瞞罪行。其為官期間雖有一些暴戾行為，然而因其清廉勞苦之功被遷為御史，也是漢代勵忠機制的體現。如“(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超遷之例，如“(薛)宣為少府，月余，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宣帝立，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條奏群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御史中承)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以上諸例說明，只要臣子所具卓越才識能為王朝效力，就有“超遷”的可能，而不致使人才埋沒。需指出的是，西漢對超遷頗有限制，因為統治者清醒地意識到，“超遷”這一“勵忠”機制如使用不當，其流弊也很大。所以，對超遷名額加以限制，以防官吏升遷不遵常軌，導致吏治敗壞。忠于朝廷者，除了得到升遷，還會得到各種嘉賞。如有賜爵、賜贈、增秩、賜金、賜奴婢、賜田宅、安車駟馬、甲第、牛酒、秘器之類。還有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入殿不趨”，“贊謁不名”等與尊號“祭酒”、璽書褒勉之類，則為禮遇上的優寵。破例對忠事者給予行為上的特殊許可，目的依然是籠絡忠臣，激勵其為朝廷積極效忠。

(二)降、罰機制漢代官吏除因重罪犯法而被罷免削爵或處以死刑外，凡犯有小過而不宜重處者，一般仍留任但要降職罰俸。如“(黃霸)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平當)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任延)為武威太守，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漢代犯有罪過者，自三公九卿以下至郡縣小吏，均得以律科罰，其科罰之律，如漢法除謀反之外，于貪污罪最重，“贓吏縱得免死，亦禁錮終身，甚至錮及三世”。“濟陰太守胡廣等十余人皆坐謬舉免黜。”“梁國、平原郡皆半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科罰之刑，有多種刑名，自杖、耐、笞、族誅、棄市等諸刑，以視罪情輕重而定。至于賞罰的意義，思想家把它看做是“治亂之樞機”。這無疑是對勵忠與賞罰相結合機制的認可。賞其所當賞、罰其所當罰的事例，在兩漢盛世，是常見的，然而，賞不當賞，罰不當罰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因此有了東漢末期王符的慨嘆:“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不削，甚非勸善懲惡、誘進忠賢、移風易俗之法術也。”由上可見，尊圣德，重國相，賞罰分明的勵忠機制在漢代的治國方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難免出現某些偏失。

二、勵忠機制的整合

《說文》曰:“忠，敬也，盡心曰忠，從心從中。”在漢代，“忠”作為一種發自內心的敬愛之情，落實到政治層面，就是人臣竭心盡力，忠君敬上。官吏的勵忠機制在先秦既已創制，漢代則對官吏勵忠機制進行了循序漸進的整合。漢初的統治者劉邦已初步意識到了官吏勵忠機制的重要性，并特別重視對為國捐軀者家屬及其后人的封賞。如“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劉邦在意識到官吏品行重要性的基礎上，其用人政策開始有意識地向重忠傾斜。曾有楚將季布，追隨項羽后，多次困辱劉邦。項羽戰敗后，劉邦曾欲泄一己之憤懸賞千金緝拿季布，待成功抓獲后，則受人啟發逐漸明白了臣各為其主，只是盡職盡責的道理，于是不但釋放了季布，還將其拜為郎中。相較之下，同為項羽臣的丁公(季布之舅父)，曾在劉邦敗逃于彭城之戰淪為俘虜時，偷偷放走了劉邦。待項羽敗亡后，丁公以此私恩求賞于劉邦，劉邦不但不念其恩，反將其捆綁，游行于軍營示眾，并昭告天下:“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然后將丁公斬首，強調“使后世為人臣毋效丁公”。劉邦此舉既表明了對忠主之士的贊賞，也昭示了對不忠之臣的懲戒。司馬光對此認為，劉邦此舉的目的就是使天下人明白為臣之道。之后，“忠君”亦成為漢代最高的政治道德準則和官吏的最重要職責，也成為官吏獎勵的最重要依據。漢武帝劉徹崇尚孔子“主忠信”、“臣事君以忠”的理念，于是“以忠得進”、以忠被褒，這使得“忠無不報”漸成風氣。漢宣帝劉詢著力整頓吏治﹐強化皇權;勵精圖治，任用賢能;獎勵勤職，重用忠臣;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這使得漢代官吏的勵忠機制開始趨于規范化。

漢光帝劉秀作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在認真總結王莽篡漢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意識到官吏勵忠機制的重要性。于是，劉秀加大了勵忠的力度，特別褒獎兩漢之際不仕二姓、忠于漢王朝者，以勵忠節。追隨劉秀左右轉戰的開國忠臣無不得到褒揚。王常“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被封為“漢忠將軍”。來歙出征西川陣亡后，劉秀賜策:“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封謚號為節侯。劉秀逐漸樹立起保持忠節、為主效忠的風氣。同時，他也敏感的察覺到了道家“貴生”思想在當時的危害性:“貴生”思想的流行足以使人臣為茍活而變節。劉秀試圖在實踐中解決這一問題，開始大力褒獎忠臣，提倡氣節。他訪求卓茂，拜為太傅(東漢官制，太傅為最高職位)，并特下詔書:“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夫名冠天下，當受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祭遵死后，劉秀“素服臨之，望哭哀坳;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因為祭遵生前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在后來的朝會上，劉秀常常慨嘆:“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劉秀甚至對忠于王莽的益州太守文齊，因其固守拒險，不降公孫述，而封為“成義侯”;然而對殺其主而獻城歸降的蒼頭子密則封為“不義侯”，這與劉邦“釋放季布，斬首丁公”如出一轍。東漢還大力褒揚忠于上級之官吏，加強了對廉潔之吏的褒揚和激勵，忠、廉突出之官吏大多得到褒揚、激勵。此后獎勵忠臣廉吏的詔書不斷，從而使勵忠的范圍不斷擴大，也使得勵忠機制趨于系統化。漢章帝劉炟還將儒家的“氣節”觀融入法家的“忠臣”觀，集將軍、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講議五經異同”會于白虎觀，“稱制臨決”。流傳下來的《白虎通義》(或名《白虎通德論》)明確了“三綱六紀”:“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

《白虎通義》還將“諫諍”納入“忠”、“義”的范疇，同時，又引用了法家的“諫而不露”，強調忠臣應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于外。”漢代勵忠機制是一個逐漸整合的過程，從以功利性激勵為主，發展為輔以重視名譽稱號的榮譽激勵或精神激勵，手段漸趨于多樣化:從升遷、增食邑、賜田宅、封子候、賜錢等，到詔書褒揚、表彰門閭或欽賜儀仗等，形式逐漸豐富多彩。這種以多種形式激勵褒獎忠君盡職之臣的舉措，最終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備的官吏勵忠機制。

三、勵忠機制的社會效應

漢代官吏勵忠機制之目的，在于將忠倫理深深植于官吏的思想中，力求培育忠德、獎勵良善、嘉獎忠廉，以激勵官吏以節義相高，以忠廉自勵，將忠良之士，曉諭天下，讓天下效法。

(一)政治效應漢代尤其是東漢官吏的“忠君觀念”在勵忠機制不斷完善的整合過程中得以不斷強化，即使處在混亂局勢中，亦能尊奉皇上的無上權威。同時，大量名垂青史的忠臣不斷涌現，其積極的政治效應十分明顯。司馬光曾言:“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幸用事，賞罰無章，賄賂無行，賢愚渾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于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于前，而忠義奮發，繼起于后，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以魏武之暴戾強伉，加有大功于天下，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意即兩漢統治歷史長達400多年，得益于漢代官吏勵忠機制對于皇權的穩固作用。漢光武帝劉秀為了維護統治，大力獎勵名節，使得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看重名節、然諾不欺、徇人刻己的風尚，即便在東漢末年，政治一片混亂黑暗，外戚、宦官當權擾亂朝綱的黑暗環境下，士大夫大多依然能發揮崇尚名節的作風，不畏強權，依仁蹈義，為社會政治風氣的整肅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漢代官吏勵忠機制，通過“封侯加官”激勵臣下建功立業，王霸“曉兵愛士，可獨任”，先后被封為關內侯、王鄉侯、富波侯、向侯和淮陵侯;通過“賜爵、賞物”激勵官吏“勤政愛民”。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轍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于是為盛，稱中興焉”;通過樹立榜樣的力量“禮遇優待”輔佐之臣，梁翼被桓帝特賜“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另有光武詔書:“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表彰隱士，激勵士人崇尚名節。漢代靈活多樣的激勵手段，使“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僚爭竭其忠”，“群臣竭精稱職”，有力地調動了士人為學和入仕的積極性，培養了官吏良好的職業道德，形成了良好的士風，使士人在關鍵時刻能夠不顧個人安危，骨耿忠烈，扶危定傾，忘身殉國，從而使得漢王朝即使在外戚宦官擅權、皇權衰微之險惡環境中亦能“傾而未顛，衰而不亡”。

(二)文化效應漢代推行的官吏勵忠機制以儒家倫理思想為基礎，其激勵形式與手段也自然依據儒家倫理標準。“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衣之于邦域矣……所談者仁義，所傳者圣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使儒家文化家喻戶曉，植入人心，根深蒂固。儒家思想在引領漢代社會風尚的同時，使得崇尚名節、謙讓之風，成為“教化行而風俗美”的時代氣象。漢代在推行官吏勵忠機制的同時，還不忘通過表彰官吏的有德之妻，以引領婦女及其子嗣崇尚名節的社會風尚。如李穆姜為其曾任安眾令的已故丈夫程文矩前妻所生四子“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對此，郡守上書“表異其母，蠲除家徭”。自此，李穆姜的教育引導愈加賢明，四個兒子后來都成了善良之士。這種宣傳教化的結果，將儒家文化中的“忠孝”、“忠貞”、“慈愛”相互融通，從而激發了官吏勵忠機制的忠孝文化效應。總之，漢代官吏勵忠機制的內容和形式雖經不斷變遷，其過程和成效則值得我們認真總結，以資為鑒。這種機制不僅對漢代當時社會進程產生了積極的政治效應和文化效應，而且對后世乃至今天的社會仍有其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特別是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的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無疑具有不容低估的借鑒作用。

作者：董曉紅 郭淑新 單位：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思政部 安徽師范大學 政治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