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同業組織衰亡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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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雜志》2015年第八期

民國時期，上海金融業同業組織有三個，即上海市銀行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銀行公會）、上海市錢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錢業公會）和上海市信托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信托業公會），分別為銀行業、錢莊業和信托業行業組織，其對內協調本行業事務，對外維護行業利益，自成立始便在本行業與政府、工商、社會之間充當溝通中介，為本行業的正常運作與發展做出了世人矚目的貢獻。近年來，學術界已經問世了一批具有相當分量的有關研究成果①。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新政府對上海全市工商業同業組織進行整頓與改組，責令以上三業公會合并組成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金融業公會），仍擔負著對整個金融業的內部協調和對外聯絡的任務。合并后同業組織規模空前擴大，事務理應更加繁重，在同業中發揮的作用也應更加強大；但事實卻出乎意料，其職能反而逐漸弱化，不到三年的時間，竟變得無所事事，不得不清理結束。目前學術界關于新中國成立后的相關研究成果比較少①。三業公會在歷史上都曾經歷過多次改組，雖然名稱幾番更改，但仍沿襲著獨立性；上海解放后，三業公會主動配合新政府的整頓與改組，其結果是走向歷史的終結，這一現象頗值得研究。本文主要以上海市檔案館所藏金融業同業公會檔案及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為基礎，考察20世紀50年代金融業同業組織的新的角色定位與職能演變，探討其迅速衰亡的原因。

上海解放之際，金融業的三個同業組織并存，其中銀行公會有會員147家（包括外商銀行），是當時會員最多、規模最大、影響力也最大的金融業同業組織；錢業公會有會員80家，信托業公會會員則為5家②。雖然不能與全盛時期相比，但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金融業同業組織還是具有相當規模的，三業公會在指導本業應對新中國成立前后時局劇變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銀行公會的多位領導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于各種原因而離滬，使公會的運作面臨癱瘓，在這種情況下，留滬的負責人挺身而出，指出“在此大局空前轉變時期，金融尤為重要”，“本會負百數十家會員之重寄，動止所關，息息相通”③，考慮到原組織不能適應面臨的新環境，因而在理事會下特設會務委員會，由理事和會員中選任11位委員，主持會務工作，以保障會員的利益。與此同時，錢業公會和信托業公會也在時局變動之下，維持公會的運作，指導同業應對。三業公會不僅遵從各自宗旨，維護本會會員利益，而且能夠求同存異，在紛繁復雜的時局變化下共同維持金融市場的安定。如1949年4月26日成立三業公會小組委員會，意在加強金融業的內部協調，共同處理日常事務和緊急事項，一個月的時間里開會達21次。而對于金融業日常運作至關重要的機構票據交換所，由于其原有執行委員會委員離滬而陷于癱瘓狀態，銀、錢兩公會便成立臨時管理委員會，以應付危局。5月上海解放后，三業公會審時度勢，以大局為重，配合新政府的金融政策，致力于恢復正常的金融秩序，成為新政府與私營金融業的聯系中介，在新政府對金融業實施最初的管理整頓中，三業公會也積極行動，與新政府進行頻繁溝通。應當講，這一時期的公會組織在同業中享有極高的威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5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上海分行成立，分別負責對整個上海私營金融業的行政管理和業務指導工作，意味著對私營金融業進行直接的領導。

8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區司令部頒布《華東區管理私營銀錢業暫行辦法》，指定“各地中國人民銀行為各地銀錢業之管理檢察機關，協助各級政府管理銀錢業事宜”，并規定了私營銀錢業的業務方向和范圍。新政府通過頒布法令法規，加強中國人民銀行對私營金融業的管理與監督，這也意味著作為非政府組織的三業公會，其管理銀、錢、信托三業的實際地位開始下降。1949年下半年私營金融業在重新登記、增資驗資過程中，因無力增資、違法經營等原因停閉36家，1951年上半年因上海金融風潮而停業倒閉95家④。在此困境下，私營行莊認識到由以往的個體經營走向聯合經營，是政府對私營金融業指明的發展方向。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推動與幫助下，40余家私營中小行莊公司彼此聯絡，相繼組成四個聯營集團，進行多種業務的聯合經營。1951年，繼10余家大銀行逐步實現公私合營，成立三個公私合營聯合總管理處后，中小行莊公司將原來的四個聯營集團進一步合并為上海市金融業第一聯營總管理處和第二聯營總管理處。五個聯營聯管組織分別實行組織、人事、業務和財務四方面的統一，都有國家銀行派出的公股董事或干部參與領導，這使得私營行莊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更為直接和便利，原由同業組織所承擔的中介作用喪失，金融業同業組織的作用明顯被邊緣化了。“三反”“五反”運動后，私營行莊的信用大大動搖，生存環境更加惡劣，1952年5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發出指示，要求金融業進行全面改造；中國人民銀行也制訂了“徹底改造合營銀行，堅決淘汰私營行莊”的方針。由此，尚存的62家私營銀行、錢莊和信托公司積極籌備大合并，于12月1日成立了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聯合總管理處。至此，可以認為私營金融業作為一個行業已不復存在。需要說明的是，在此之前，三業公會已經實行合并，成立了金融業同業公會，作為當時金融業唯一合法存在的同業組織。而私營行莊的大合并也意味著，金融業同業公會的會員除了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3家外，其他成員全部消失。在此情況下，金融業同業公會不得不向其上級主管部門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請示：“本公會基層組織的會員單位起了很大的變化，此后本公會是否有存在必要……如無必要，并請接收，以資統一。”①1953年2月，工商業聯合會復函：“所請定期接收一節，茲經報奉本市人民政府工商局，本月13日滬商市一字第8337號通知同意你會即日結束撤銷，由本會接收。”②上海金融業同業公會在成立運作了兩年后結束，這也宣告了在中國存在30余年、具有近代意義的民間金融業同業組織走向終結。

如上所述，私營金融業全行業的消失使金融業同業公會失去了存在的基礎。然而回顧上海解放后金融業同業組織的演變歷史，可以發現：金融業公會職能的衰落早在私營金融業改造之初就已經顯現。事實上，新中國政府對私營金融業和民間金融業同業組織的改造是同時并行的，而且是由兩個不同的政府機構分別監督與執行。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解放同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其下屬的財經接管委員會金融處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權負責對金融業的接管和整頓工作。8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區司令部頒布《華東區管理私營銀錢業暫行辦法》，私營金融業進入依法經營時期。與此同時，對工商業同業公會的整頓與改組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負責，具體由其新成立的下屬機構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執行，并于8月26日頒布《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簡章》。根據簡章規定，工商聯籌備會接管原上海市工業會和商會，對全市工商業同業組織進行整頓，使整頓后的新的同業組織能夠成為政府了解工商各業經營狀況的媒介，并能夠協助政府推行各項政策法令。由此，舊的同業組織或裁或并或改組。銀行、錢莊、信托三業公會因業務性質相同，根據精簡原則予以歸并。三業公會經過充分的協商與醞釀，于12月28日合并成立了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業公會籌備會）③。一年以后，即1951年1月成立了正式的金融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金融業公會）。

那么，三業公會經過改造相繼成立的兩個新的金融業同業組織，在其存續的三年多的時間中，具體都執行了哪些職能？以下分別進行考察。金融業公會籌備會時期的主要任務是進行會員資格的重新審定與登記以及其他各項籌備工作。在此期間，也仍沿襲以往三業公會的宗旨，把服務同業作為重要任務，如定期收集資料，編制行莊公司各種存款表和存款來源分析表、放款種類表和放款對象分析表、流動資金種類表、收支總額及盈虧數統計表等，備同業參考。此外，有時還根據同業的需要，臨時征集資料或按已有資料編制某些統計，內容非常豐富，對同業的業務參考和指導起了重要作用。當同業遇到困難時，竭盡全力地幫助，如1950年上半年上海市金融業停閉風潮時期，私營行莊公司大批停閉，私營金融業處在極度危機之中，金融業公會籌備會即召集行莊公司代表大會，議決設立臨時拆放委員會，建立基金以備資金周轉困難的行莊使用，并酌減利率；當所設基金數量不敷使用時，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便轉向中國人民銀行拆款800億元④，幫助困難的行莊渡過難關。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也仍在政府與行業之間充當聯絡者，如依照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的指示，敦促各行莊公司按日、周、月編制各種業務表報，收齊后定期向華東區行匯報，使其了解各行莊公司的業務經營狀況。當各行莊公司有要求或建議時，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便代表同業向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轉達情況，并為同業爭取相關利益。1950年上半年行莊公司的困難時期，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依據公私兼顧的原則，多次開會討論并把意見向主管當局懇切陳述，先后得到中國人民銀行方面的多種照顧，如辦理同業臨時轉抵押；增加聯合放款及同業存款拆借次數；同業定期存款利息，按一般定期利息加15％計算；各種存款準備金利息，一律按30天定存息平均計算①等等，這些照顧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同業的困難。金融業公會籌備會總計存在一年零一個月的時間，在其結束大會上，主任委員項叔翔這樣總結：“同業公會的主要任務是擔負著政府與同業之間的橋梁作用，他一方面是深入傳達和推行政府政策法令以及工商聯的指示，使同業徹底了解政策法令的意義，并促進切實的具體執行；另一方面他要隨時反映同業的情況和同業的建議，貢獻給政府作為決定政策的參考。同時他又是同業之間互相團結、互相勖勉改造的共同組織，也是產業與產業之間互相協助、共同推進的組織。”

②可謂高度地概括出三業公會合并之后金融業同業組織的地位與作用，即：一是在政府與同業之間擔負上傳下達的任務，二是行業互助團結、共同改造。可以看出，金融業公會籌備會的實質職能已經與三業公會時期存在明顯的差別，除了為同業的經濟利益服務之外，還要擔負一定的政治任務。隨著各項籌備工作的完成，金融業公會籌備會的使命結束，1951年1月28日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正式成立，但是會員數量遽減了一半以上，只剩下70家左右。根據《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組織章程》規定，金融業公會的宗旨為“團結并指導同業在人民政府領導下，依據共同綱領之規定，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總方針，而達成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新公會被賦予的任務有八項，即（1）推行政府金融政策及政令；（2）執行工商聯指示及決議；（3）進行同業間之團結與教育；（4）調查研究同業情況及反映同業建議；（5）協助調整公私關系及對工商業關系；（6）協助調整勞資關系及調解同業爭議；（7）協助同業對于業務管理、技術及機構之改進；（8）辦理有關同業共同利益事項③。由此看出，盡管新公會仍然是一個為同業服務的機構，但在與政府關系上，與金融業公會籌備會時期相比，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上傳下達的中介，更多地成為一個政府政策的執行機構。金融業公會正式成立時，正是抗美援朝運動高潮之際，國家財政經濟工作把穩定物價、溝通城鄉關系作為重要任務，政府當局明確希望上海金融業起到帶頭作用④。因而，公會成立之初，便積極籌募資金，其中8億元慰勞朝鮮人民軍、中國人民志愿軍及救濟朝鮮難民，另有2億元慰勞中國人民志愿軍家屬⑥。金融業公會還于9月26日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委員會，專職負責有關推進抗美援朝運動的工作。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國作戰一周年的日子，金融業公會捐獻了戰斗機12架作為獻禮⑦。隨后，又把做好優待烈軍屬工作作為重要任務。

為了適應工商業發展的需要，金融業公會主動改善貸款方式，抑低放款利率，并訂定統一的《行莊與工商業訂立業務合同暫行辦法》，幫助行莊與工商業訂立業務合同和存放匯合約。當然，編制金融業的業務資料仍是金融業公會的重要工作，如要求各行莊公司按周造送調整準備金報告表、存放款對象表，按月造送月計表等，然后匯編成冊。金融業公會還編制了廠商行號呆賬戶名錄，提供給各會員行莊公司，便于進行放款等業務時參考⑦。金融業公會還經常組織行莊公司進行學習，以提高對政府金融政策的理解，提高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在反對美國武裝日本、抗美援朝運動以及鎮反運動中，號召全市同業簽訂愛國公約，在擁護世界和平宣言上簽名等，在愛國主義宣傳和教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綜上所述，金融業公會的工作內容已經與三業公會時期相差甚遠，其定位發生改變。至五個聯合總管理處成立，無論是業務的推進，還是代表私營金融業與政府往來，都由各個總管理處自行解決，金融業公會處境開始變得尷尬。根據金融業公會制訂的工作計劃，1951年最后兩個月的工作內容為：（1）繼續清理銀行俱樂部的欠租；（2）前錢業公會四樓擬出租與財金工會，但因有職工物件堆積，當與本公會基層工會協商，商妥后即行出租；（3）按照房屋危險程度的輕重，繼續進行修理；（4）辦理本公會各項房地產、有價證券及器具的重估，爭取在12月份內完成；（5）審核本公會逐月財務計劃及財務總結①。基本上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善后事宜。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年12月1日五個聯合總管理處實行合并，成立統一的公私合營聯營總管理處，也就是說，在金融業公會向工商聯提出希望被“接收”的請求時，至少在一年以上的時間里，金融業公會已經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通過對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與金融業公會實際職能的考察，可以看出金融業同業組織本身也是新政府對私改造的直接對象，在上海市工商局和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的監督與指導下，金融業同業組織與所屬會員行莊公司之間逐漸建立起一種不同以往的新型關系。在中國人民銀行的直接領導下，隨著私營金融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逐步深入，金融業同業組織對原會員的職能逐步喪失，直至處于一種不作為或者不能為的狀態，其存在失去意義。因而，如果認為僅僅是因為私營金融業的消亡致使金融業同業組織走向終結，似乎過于簡單。那么金融業同業組織是怎樣喪失了當初在同業中的影響力而走向衰亡呢？

三業公會中，影響力最大的是銀行公會。銀行公會自1918年成立后，常能依據不同時期同業的需要，組建新的附屬機構，如1932發起組織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通過聯合準備、辦理拆借等手段，以調劑盈虛，起到維持市面、穩定金融秩序的目的；為了給同業培養人才，研究銀行實務以服務同業，1932年成立了銀行學會；為了方便同業進行票據清算，1933年設立上海票據交換所；1946年與錢業公會聯合成立上海市銀錢業聯合準備會，掌握著同業拆借市場。更有早在1917年創辦的《銀行周報》，被譽為全國銀行同業的重要喉舌，等等。這些增設的機構壯大了銀行公會的職能，增強了會員對銀行公會的凝聚力，銀行公會的實力和服務能力自然也加強了。可以說，經過三十余年的發展，銀行公會已經成長為一個內部機構完善、職能健全的同業組織。然而自1949年8月開始，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信托業公會接受新政府的改造，至1950年年初三業公會向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辦理移交之時，所有以上附屬機構同時全部移交，金融業同業組織的功能遽減。1．銀行學會被清理，金融業同業組織不再擁有服務同業的學術陣地銀行學會是附設于銀行公會的重要組織，也是民國時期唯一的全國性金融業學術團體，是銀行公會為同業培養人才，研究金融實務的學術陣地，極大地增強了會員對銀行公會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以后，華資銀行業獲得快速發展，建立一個銀行業專業團體以便從學術上和人才培養上對銀行業的發展進行指導，成為當時銀行界的共識。在張公權、貝淞孫、李馥蓀等倡議下，1932年12月9日銀行學會正式成立，通過《銀行學會章程》，以“促進本國銀行界研究銀行學術及養成銀行業實用人才為宗旨”②。銀行實務研究是銀行學會的一項重要工作，當時著名的銀行包括中國、交通、上海商業儲蓄、浙江實業、浙江興業、鹽業、金城等銀行都參與了實務研究會的活動。實務研究會每周舉行一次，由各會員銀行推派代表參加，共同討論解決各行日常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內容包括倉庫、保管箱、儲蓄、信托、印花稅、會計、單據、國外匯兌等諸多方面，實用性很強。對于諸如改進銀行業務、金融立法、稅收政策等問題的討論意見，還成為政府制定金融法規的理論依據。培訓銀行從業人員是銀行學會的又一項重要工作，如成立銀行補習學校、函授學校，增進銀錢業職員之學識；1935年設考選委員會，招考非銀行界之高中生、大學生，成績合格者由銀行學會向銀行推薦。并邀請知名專家撰寫銀行實務著作，備大學商學院及金融界人士使用；出版定期刊物《金融導報》《銀行學會會刊》《銀行周報》，刊登金融經濟論文、各項資料統計等，不僅為會員提供資料參考，而且成為學會與會員之間溝通消息的媒介。

銀行學會的建立應該是上海銀行業進步的象征，其將學術研究與銀行實務結合在一起，可以說為銀行業的全方位發展奠定了基礎，也更加密切了各會員與銀行公會的往來之誼。需要強調的是，銀行學會一直努力維護自身獨立性，和政府保持相當的距離，努力成為一個真正專業的學術團體，為眾會員所信賴。上海解放后，銀行公會向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辦理移交時，作為與銀行公會緊密相關的銀行學會自然也須進行清理，1950年3月3日銀行學會正式向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辦理移交手續。可以說新成立的金融業公會籌備會失去了一項重要職能，也失去了一個聯系會員的重要媒介。同年8月12日中國金融學會在北京成立，直屬中國人民銀行，旨在“組織公私金融業從業人員，共同學習國家金融政策，并研究執行政策的業務經營方式，以達到提高公私金融業從業人員的政策水平為目的”①。中國金融學會成為當時公私金融業唯一的學術團體，與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不再有直接關系。2．《銀行周報》停刊，金融業同業組織失去了聯絡同業的“喉舌”銀行業、錢莊業和信托業三業公會并存時期，各業都有自己的刊物，作為本公會與會員溝通的重要手段，也是社會其他行業借此了解三業公會的重要渠道，可以稱作為行業的喉舌，是三業公會增強會員凝聚力的重要途徑。錢業公會的機關刊物為《錢業月報》，由秦潤卿等于1921年2月倡議創辦，以“聯絡同業之感情，維護公共之利益，促進其業務上之發達，矯正其習慣上之弊端”為宗旨，一直是錢莊對內交流的重要媒介。新中國成立前夕，由于各會員錢莊經營每況愈下，《錢業月報》的經費得不到保證，維持至1949年5月停刊。信托業的機關刊物是《信托季刊》，由朱斯煌于1936年1月1日創辦，旨在“擬公開討論信托事業，及一般社會經濟民生習慣”。同樣由于經費等原因，于1941年停刊。銀行公會的機關刊物是《銀行周報》，創刊于1917年5月，1950年3月3日停刊，是金融界創刊最早、歷時最長、影響也最大的刊物。辛亥革命后，隨著銀行業的快速發展，亟須理論與信息方面的支撐，當時的銀行家們為了傳播金融知識，促進銀行事業的發展而創立此刊物，其定位是“全國金融的樞紐，克保獨立自尊之風，不受政治潮流之影響”。《銀行周報》先后開設十多個欄目，包括通訊、講座、專論、調查、轉載、統計、法令、職工園地、經濟匯志、金融消息、國內要聞、國際要聞等，主要刊載上海及各地工商與財政金融消息，介紹國外金融組織及其管理經驗、中國存在的財政金融問題的探討以及中國銀行業發展現狀與革新的專論等，還編制各種財政金融、商業市況等統計資料。《銀行周報》的創刊，為同業信息交流和業務發展起到相當大的作用。上海解放后，當銀行公會、銀行學會分別向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辦理移交手續時，《銀行周報》自然也被清理結束。1950年8月中國金融學會成立后，發行新的刊物《中國金融》，取代《銀行周報》曾經的地位，成為當時金融業中唯一的刊物。《中國金融》創刊號于10月1日出版，其宗旨為“團結公私金融從業人員加強學習，提高政策和業務水平的自我教育刊物”②。即《中國金融》成為行莊公司了解商情、接受政府政策教育的媒介。這無疑也表明，《銀行周報》停刊后，金融業公會籌備會與會員之間的聯系進一步疏遠。3．票據交換所被接收，金融業同業組織從此不再為同業的票據清算負責上海票據交換所是在上海銀行公會的積極推動下，于1933年1月正式成立。它的建立減少了銀行業票據清算的成本，并使清算效率大大提高，是上海金融現代化的重要標志。1946年6月由中央銀行批準認可，仍由上海銀行公會和錢業公會主辦，公會的會員行莊絕大部分都是上海票據交換所的交換或行莊。上海解放之際，票據交換所曾一度停業，但是考慮到便利各業票據收解，從1949年6月2日起復業，但是由軍管會金融處接管，并改組了票據交換所委員會。

金融業公會籌備會成立后，專門設立了票據交換所管理委員會，并管理票據交換所。1950年7月上海票據交換所章程中明確規定：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依據組織規程設立上海票據交換所，辦理全市金融業票據交換事宜。但此時，由于1950年上半年金融風潮的爆發，大批行莊停業倒閉，交換所成員迅速減少，而存留下來的行莊也一時陷于困境，無力負擔交換經費，票據交換所正常的運作難以為繼，于是多次向中國人民銀行申請“接收”。195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正式接辦票據交換所，使其成為包括公營、私營與公私合營金融機構在內的統一的票據交換中心。以往票據交換所由金融業同業組織自行管理的時代結束，金融業同業組織又喪失了一項職能。4．利率委員會解散，金融業同業組織不能再通過制訂與調整利率以滿足同業需求利率的制訂對金融機構至關重要，利率的高低變化直接影響到行莊的收益，利率被稱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也是對金融市場進行調控的重要手段。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金融市場的利率是由銀行業、錢業和信托業三業公會內部協商制訂，并報中央銀行業務局和財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備案的，其實質上仍由三業公會自行制訂。上海解放之初，市場利率還是由三業公會制訂，只是改報軍管會金融處核準。然而由于不少私營行莊公司進行賬外攬存和貸放，暗息屢禁不止，對利率行市有很大的影響。為了加強對利率的管理，自1949年9月6日起，由銀錢信托三業代表聯合組成金融業利率委員會，并由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代表列席每日的利率制訂會議。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和上海分行建立后，國家銀行開始有自己的內部利率。同年11月下旬起，政府進一步加強對利率委員會運作的領導，并通過調整國家銀行的利率來影響三業公會所制訂的利率，即通常在市場利率上揚時，國家銀行的利率要后一兩天上漲，并保持比市場利率低一些；市場利率降低時，則國家銀行的利率更迅速地下調，但一般不低于市場利率。1950年年初金融業公會籌備會成立后，雖然在設立的九個專門委員會中有利率委員會，但強勢的國家銀行已擁有制訂利率的權威地位，如當年4月初金融業公會籌備會主任委員項叔翔在寫給副主任委員王志莘的信中講道：存于中國人民銀行的私營行莊公司存款利率被調低，甚至遠低于行莊公司付給存戶的利率，使各行莊公司“殊有不勝賠累之感”①。1952年6月，政府以命令的方式，決定統一國家銀行和私營行莊的對私放款利率②。此后又依據形勢變化，接連調低利率，縮小存放利差，使私營金融業對整個上海金融市場發揮主導作用在體制上的最后支點不復存在。所謂的利率委員會名存實亡，金融業同業組織已不能通過控制利率的制訂來滿足會員行莊的需求。另外，如前所述，到1951年年底，隨著五個聯合總管理處的相繼成立，各行莊與政府的溝通也可以拋開金融業公會，直接與所屬聯合總管理處的公股代表協議，金融業公會的中介地位和服務職能幾乎全部喪失，它的存在變得可有可無。

綜上所述，金融業同業組織本身就是同業的服務性組織，其與會員行莊之間的關系很大程度上也離不開附屬機構職能的維系。金融業公會籌備會和金融業公會雖然從性質上講，仍然是金融業的同業組織，但是在新中國政府對私營金融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政策下，其與私營行莊的關系必須由政府重新界定，與政府的改造政策相符合。金融業同業組織原有的附屬機構交由政府統籌管理，應是政府改組金融業同業組織的重要步驟，也是減少其對私營行莊影響力的重要決策。隨著同業之間研討實務的銀行學會清理結束，溝通信息的《銀行周報》宣告停刊，票據交換所移交中國人民銀行，利率的制訂改由國家銀行掌控，等等，也就是說，經過改組的金融業同業組織，其原有的服務功能全部取消，其所能做的只剩下一些在政府與同業之間上傳下達的工作了，金融業公會對同業來講基本上已無足輕重。從三業公會并存，到金融業公會籌備會，再到金融業公會的成立，其實也是金融業同業組織職能不斷分化、削減的過程，在統一的公私合營銀行尚未成立之前，金融業公會已經無所為而且不能為了，最后只能以無所事事為由結束短暫的歷史。應當看到，新政府對同業組織的整理和對行業的整頓是同時并舉的，但實際上，與私營金融業的改造相比，金融業同業組織的改造速度更快，從金融業同業組織在三年半的定位及職能轉變中便可以看出，在私營金融業整體消亡之前至少一年以上，它已經淪為無事可做的清閑機構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金融業同業組織職能的早衰，會對私營金融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產生有利的影響。

作者：張徐樂 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