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儉德的多維內涵及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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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6年第一期

摘要：

儉德作為中國傳統美德，除了具有節約、節制、謙敬的基本內涵外，還是傳統社會個體品德培養的基礎、家庭美德的基本原則、政治倫理的重要范疇，這主要與生產落后的自然經濟基礎緊密相連。雖然當今社會的經濟基礎已與傳統社會完全不同，但任何忽略或者否定節儉價值的學說和理論都是不足取的。傳統儉德所具有的三個維度在當今社會仍具有重要價值：對過度追求享樂的物欲生活具有遏制作用；有助于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及營造良好社會風尚；有助于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關鍵詞：

儉德；個體品德；家庭美德；政治倫理

儉德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發軔于傳統文化的源頭。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之一《尚書》中已有明確記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尚書•大禹謨》）；“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尚書•太甲上》）；“恭儉惟德，無裁爾偽”（《尚書•周官》）。后來雖經朝代更替及文化興衰，間或出現崇儉、尚奢的對立及論辯，但崇儉抑奢始終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取向，并形成了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作為傳統社會修身、齊家、治國之德，儉德具有個體品德、家庭美德、政治倫理三個維度，在個體品德培育、家庭生活、社會交往、國家治理、經濟發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價值，其思想內涵對當代社會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及價值觀具有積極意義。

一、儉德的基本內涵及意義

自《尚書》始，儉德便得到了各個時期思想家的重視，即使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儉也受到了眾多思想家的推崇。老子視儉為寶：“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墨家主張“節用”，“節儉則昌，淫佚則亡”（《墨子•辭過》）。力主攻戰的法家，對于儉的價值也予以充分肯定，認為：“人惰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管子•形勢解》）韓非子繼承了老子尚儉的主張，重新詮釋了“儉，故能廣”的思想。儒家把儉視為美德，孔子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德目內含儉：“溫、良、恭、儉、讓。”（《論語•述而》）在儒家經典《論語》《孟子》《荀子》中，“儉”分別出現了6次、7次和9次。此外，還有類似表達的“節”“節用”等，以及對儉的對立面奢、侈、淫等的反向論述，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崇儉抑奢的主流價值觀。儉德內涵豐富，與仁、義、恭、謙、敬、禮、信、孝等德目內在相連，是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道德范疇，是個體內在修養的外化。概括各家思想及學說，在倫理學意義上，儉德最基本的內涵有：節約、節儉；克己、節制；恭敬、謙遜。第一，節約。從《尚書•大禹謨》中“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可看出，儉的原始本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勤儉、節約、節省、惜財物、不浪費。“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荀子•天論》）、“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管子•八觀》）、“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資治通鑒》卷2）、“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薛瑄：《讀書錄》卷七）、“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朱柏廬：《夫子治家格言》），諸如此類的名言警句，都表達了人類節儉的道德要求。此含義和我們通常所說的“節儉”同義，與奢侈、浪費是對立的，這也是今天人們對“儉”最基本的理解。

第二，節制。人們用約和儉互作解釋。如，《爾雅》把儉解釋為“瞿瞿”“休休”（《爾雅•釋訓》），意為約束、節制；《廣雅》言：“約，儉也。”（《廣雅•釋言》）《說文解字》曰：“儉，約也。”從字形構成看，儉從人，僉聲。僉是兩邊、兩面之意，加人字旁意為：人前、人后約束好自己的行為舉止，使自己的思想與行為不放縱、不張揚、謙遜、節制、有度。段玉裁注：“約者，纏束也；儉者，不敢放侈之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論語》載：“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論語•述而》）此處南宋朱熹注：“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讓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熹將儉解釋為節制之意，即儉約，不放縱。再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載：“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文中儉皆為克己、節制之意。可見，儉德包涵了理性精神，突出了人的道德主體地位：一方面，意味著個體具有良好的道德認知，對社會普遍認同的道德規范在情感上是認同的，在進行道德選擇時，價值觀是積極、正確的；另一方面，在認同的基礎上，達到道德自律，能將道德規范外化為自身的行為自覺，即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內外兼修。這是儉德最大的精神價值所在。第三，恭敬、謙遜。儉還是道德主體的內在修養和為人處事的態度。古人常將“恭”和“儉”合用，表達恭敬、謙遜之意。“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這里，“儉”便是以禮待人的態度。作為治人、治家、治世之德，儉德在內涵上具體表現為個體品德、家庭美德、政治倫理三個維度，是個體品德培養的基礎、家庭美德的基本原則、政治倫理的重要范疇，在促進個體品德完善、維系家庭發展以及政治穩定中皆具有重大價值與意義。

二、儉德是個體品德培養的基礎

從古至今，儉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優秀美德，也是古代社會中理想人格的德性之一———君子品德。《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記載，叔向問晏子：“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晏子此處的嗇即為節儉。“少費謂之嗇”（《韓非子•解老》）中嗇即為節儉、節省之意。嗇是會意字，意為將谷物收入糧倉。古時耕作艱辛，收成不易，嗇包含了愛惜勞動果實之意。老子云：“治人事天，莫若嗇”（《老子》五十九章），此處，嗇即為愛惜、保養之意。［1］（P289）作為君子之德，儉德具有三方面的精神價值。首先，個體在自己富裕時，仍能保持勤儉節約的本色，不過度消費，不奢侈浪費。其次，節儉不是自私自利式的自愛，“儉以寡營可以立身，儉以善施可以濟人”（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家范典》）。儉德者不吝其財，遇厄窘之人能慷慨援濟，是謂愛人也。再次，儉德要求個體具有頑強的毅力和志氣，自己困頓時能艱苦奮斗、勵精圖治，遇到逆境時能安貧樂道、遵紀守法，不以違背道德、法律的手段獲取利益。反之，“凡夫之為奸邪、盜竊、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侈靡，各不知節”（王素肅：《孔子家語•五刑解》）。就個體德性而言，“‘儉’強調的是主體內在的道德修養，能夠根據一定社會的道德規范或具體情況對自己的欲望和行為加以約束和限制，不放縱自己的行為。也就是說，外在方面有禮貌，內在方面有修養”［2］。孔子認為，儉和“仁”最接近，“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于仁”，即“君子恭敬簡樸以求服務于仁”。

［3］（P808－810）在眾多道德德目中，儉最接近仁。欲達仁之境界，須行儉之修養。而“仁”是極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見，儉在個體品德中分量之重。古人不僅強調儉是重要的個體品德，還認為它是其他德性培養的基礎。“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諸葛亮：《誡子書》）、“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司馬光：《訓儉示康》）都是在告誡我們儉在個體品德培養中具有極高的價值。根本原因在于，儉內含“克己”之意，對“欲”具有節制作用：“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司馬光：《訓儉示康》）反之，“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司馬光：《訓儉示康》）儉德要求個體在物質生活、言談舉止、為人處世各個方面約束自我，如果舍節制而趨奢靡，任由欲望發展，會使人喪失道德本性，走向邪惡，不但危及自身，也會危害社會。唯節制欲望，不為欲望所役使，達到道德自律，才是一個真正具備道德人格之人，才能經得起各種誘惑的考驗，保持自身的節操。所以，儉為善德，侈為惡行。“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莊公二十四年》）儉德是培養謙遜、有禮、勤勞、友善、仁愛等諸多美德、提高個人修養的德性基礎。

三、儉德是家庭美德的基本原則

傳統社會家國一體、家國同構。家庭是小農經濟社會的基本單元，治理好家庭便是安邦治國的基礎，以孝悌、勤儉為核心的家庭倫理規范，是家庭治理的主要道德力量，其中，勤儉持家更是治家之本。從古代家訓可以看出，儉德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是家庭成員的基本行為規范。諸葛亮的《誡子書》、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陳崇的《陳氏家范》、司馬光的《訓儉示康》、朱柏廬的《朱子家訓》、曾國藩的《致子紀鴻書》等家書、家訓中，都包含了以儉立德、以儉治家的思想。作為家庭生產、生活中的重要倫理規范，儉是家庭美德的重要原則，是家風的嚴格標準。它的功效主要體現在家庭成員處理內外部人際關系及齊家守業兩個方面。1．儉德有助于家庭和諧、鄰里和睦古代社會結構相對簡單，人員流動較少，基本固定在本鄉、本土，交往對象以家族成員為主，以鄉黨為輔，是一個熟人的社會，社會成員的關系相對穩定。在這樣的社會治理模式中，道德的作用更勝于法律。儉德在個體行為上表現為謙遜有禮，不放縱，具備這樣的德性有助于調節家庭成員與鄰里鄉親之間的關系，使之和睦。首先，生活節儉和“孝”關系密切。“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4］（P10）小農經濟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農耕業是基本的經濟產業，物質產品基本靠生產性勞動所得，年老體衰之人勞動能力有限，對子女的贍養依賴性很大。由于家庭生產能力低下、財富積累緩慢，非節儉而不能行“孝”便成為必然法則。其次，節儉為尊敬、侍奉父母提供了修養己身的保證。孝敬父母以敬為高，《論語》載，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禮記•祭義》）孟子也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孟子•萬章上》）做到尊親比能養更困難，“養可能也，敬為難”（《禮記•祭義》）。孔子也言：“色難。”（《論語•為政》）始終保持恭敬、謙遜的言辭舉止，和悅地對待父母不是易事，需要子女提高修養，虔敬禮讓，克制自己的情緒。與持“儉”者相反，慣“奢”者在行為舉止上往往不遜不羈、忤逆父母、失禮離德，破壞“父慈子孝”的親情關系。孔子主張寧儉勿奢，“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寧固”（《論語•述而》）。他之所以親儉惡奢，正是因為儉內含恭敬、謙遜之意，兩相比較，儉更合乎禮：“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如此，儉德有助于處理好自身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有助于培養家庭中孝悌、恭敬之德，維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關系。同理，就家庭之外的人際交往而言，儉德亦便于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而“奢”由于不約束自我，驕傲奢縱，言辭舉止放蕩無禮，破壞人際交往，難免給自身帶來禍害。管子言：“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

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管子•禁藏》）更可貴的是，儉德所包含的儉而不吝的仁愛精神，既可促進自身道德人格的完善，又可營造互助友愛的社會氛圍。2．儉德對持家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在古代，人們利用自然的能力低下，節儉對于家庭的興衰存亡意義重大。“守家惟勤與儉，由為庶人、為士、為大夫卿佐。道則不同，本諸勤儉，一也。”（霍韜：《霍渭涯家訓•匯訓上第十三》）勤儉持家的家風，能養成家庭成員熱愛勞動、愛惜勞動成果、艱苦奮斗、踏實務本的品德，從而推動家庭經濟向前發展。“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墨子•七患》）節儉才能使勞動創造的財富充分發揮其作用，還可防備不測之天災，“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墨子•七患》），一旦遇到兇年，平日積累的財富能抵御自然災害，維持生計，甚至保命。所以，“節用儲蓄，以備兇災”（《后漢書•肅宗孝章帝紀》）成為人們生存、保家的基本信條。《周易》講，“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周易•否》），荀子言，“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儒效》），這些都在強調修行儉德、節制言行的現實意義：蓄貝積粟，有節有制，量入為出，遠避禍害，子嗣榮寧。貪于飲食，惰于作務，則易于失財敗家。陸游言：“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約，而敗于奢靡。”（陸游：《放翁家訓》）所以惰勤奢儉關乎家族命運，“家之興，由子侄多賢；家之敗，由子侄多不肖。子侄賢不肖，莫大于勤惰奢儉”（霍韜：《霍渭涯家訓•子侄第十一》）。生活奢靡，過分追求享樂，失去道德和法律的約束，終會將自己推向惡的深淵。“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于安逸，不肯盡力者，家富則習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凡人生而飲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弈者，家富則致于破蕩，家貧則必為盜竊。”［5］（P40）

四、儉德是政治倫理的重要范疇

儉德與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關聯，較早地被圣君賢相所認識。據《尚書•太甲上》記載，伊尹告誡太甲，為政須懂得：“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尚書•周官》亦記載，周成王告誡臣下要恪守恭敬、節儉之德：“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后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謹慎地對待儉德，是維持統治長久不衰的德性保障，這里的“儉”具有明顯的政治倫理色彩。陳來曾指出：“早期文獻中肯定的德及具體德目，大都體現于政治領域，或者說，早期的‘德’大都與政治道德有關。”［6］（P296）縱觀上古傳說和古代歷史，為政者恪守儉德，以儉德行事，則帶來國運昌盛，如，堯舜盛世、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光武中興、貞觀之治，等等；反之，放縱自我，好大喜功，奢侈驕淫，則難逃“桀以奢亡，紂以淫敗”（劉向：《說苑•反質》）的厄運。“儉”是古代為政者必備的道德品質和政治素養，是政治倫理的重要范疇，是治國安邦的良策。它要求為政者克勤克儉，節約財用，不揮霍浪費，不貪婪享樂；愛惜民力，尊重勞動人民的辛勤勞作，親民、惠民。治理國家，須以身作則，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為政者率先節制自己的嗜好和欲望，謹身節用，既可約束、教育百官，廉潔自律，又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培養淳樸忠厚的民風，防止奢侈拜金的風氣。反之，奢侈之風上行下效，“主奢一則下奢一，主奢五則下奢五，主奢十則下奢十”（魏源：《默觚下•治篇十四》），既浪費大量的社會財富，又會帶壞全國風氣。“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劉向：《說苑•貴德》）為政奢靡，作奸犯科之人增多，社會秩序必亂：“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管子•八觀》）所以，奢靡享樂是為政的大害，“儉”的道德素養是善政的必備德性。

以儉德為治國原則，具有鮮明的民本色彩。孔子把“節用”和“愛人”聯系在一起：“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治理國家要懂得愛惜民力，知稼穡之艱辛，明徭役之頻多，悉稅賦之繁苛。役使百姓要有時節，不過度盤剝，不橫征暴斂。“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有制即有所節制，收正常的賦稅，保留老百姓生活所需，保證家庭生產、生活不受影響。“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荀子•王制》）養民既是為民著想，而非剝奪于民，可謂“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為政崇尚儉德，廉潔愛民，就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從而緩解社會矛盾，避免大規模的社會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聚斂則有“召寇、肥敵、亡國、危身”（《荀子•王制》）等惡果。國家的穩定和繁榮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為政以儉，易于在全社會形成勤勞節儉、艱苦奮斗的風氣，推動社會生產向前發展，創造社會財富，這是國家走向富裕的必經之路。荀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國》）同時，節儉，適度消費，能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以積累社會財富，從而增強國家實力，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的能力。“故雖上世之圣王，豈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墨子•七患》）根本而言，儉德是封建社會德治政治的內在需要，盡管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統治階層的驕奢淫逸，維護社會秩序的永久穩定，甚至在一定歷史時期還屢屢出現當政者貪暴恣肆、奢侈成風、政權腐敗、導致社會矛盾激化而亡國的現象。但總體來說，推行儉德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和限制了為政者的行為，使其在一定限度內有所收斂，節約財用，體恤百姓，從而相對減輕了人民的負擔，緩解了社會矛盾。

五、傳統儉德的當代價值及意義

儉德產生于生產落后的自然經濟基礎之上，其時以農耕業為主，生產力水平低下且發展緩慢，勞動產品匱乏，人們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大，基本靠自己生產全部生活資料，商品交換規模小。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下，勤儉節約必然是社會所必需的倫理規范。今天，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傳統儉德相適應的經濟基礎已被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所取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物質豐盛的時代，與此相應，“消費”被賦予了極大的經濟價值，被認為是社會再生產的動力，能夠帶來經濟的繁榮。

正是基于經濟基礎的這種變革，與傳統的節儉觀不同，一些人反對節儉，鼓吹奢侈消費。如曼德維爾認為：“在私人家庭里，節約是增加財產的最可靠方式。因此，有些人便以為一個國家無論是貧是富，只要絕大多數國民厲行節約，便能使全民的財富增加……我認為這個見解是錯誤的。”［7］（P140）凱恩斯在其《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寫道：“施勒特反對限制奢侈的規章并宣稱，他希望看到甚至更多的炫耀性的服裝和類似的事物……卡里爭辯道，如果每人都花費更多的錢，那么，所有人都會得到較大的收入，從而可以使生活更加富裕。”［8］（P372）凱恩斯反對節儉是美德的價值觀，認為節儉會導致消費不足，從而阻礙經濟發展。他言：“財富的增長遠不取決于富人的節欲，像一般所假設的那樣；它的增長反而會受到富人節欲的阻礙。”［8］（P390）針對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凱恩斯提出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使消費量隨著投資擴大而增加、通過增強消費傾向使消費量達到更高水平的經濟主張。［8］（P338－339）凱恩斯的主張只是應對經濟危機的權宜之計。忽略或者否定節儉的經濟價值和道德價值，一味通過促進消費來發展經濟，不是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殊不知，不加節制地鼓勵消費也會阻礙經濟發展，2006年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就印證了這一點。包含在修己、持家、自制、愛人、治國中的傳統儉德，具有恒定價值，適用于任何時代。當今，過度的消費和浪費，已給我們帶來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環境危機，這就更需要我們發揚勤儉節約的優良傳統，挖掘傳統儉德的豐富內涵以古為今用。第一，傳統儉德對于遏制物欲追求、塑造良好社會風尚具有重要作用。

“現代社會由于工業化和經濟成長，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也增進了人類的欲求。物質性的欲望，必須求之于外，因此，求之越多，自我損之亦必多。”［9］（P131）欲望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過度物質性的追求弱化了現代人精神追求的活力，特別是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一些價值觀的流行，把對消費欲望的追求當作人生的目標，把擁有更多的物品作為評判人生價值的尺度，降低了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導致人們欲壑難填、人類精神追求的失落。發揚傳統儉德的精神，對轉變現代人的消費價值觀、提升人的精神價值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第二，傳統儉德有助于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及營造良好社會風尚。在物質文明不斷進步的同時，崇儉的傳統被一些人所拋棄，崇奢之風盛行，講排場、比闊氣現象嚴重。從凡勃倫所批判的炫耀性消費開始，超出正常、合理需要的非理性消費越來越被人們追捧，攀比性消費、奢侈消費流行，不僅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也促使浪費成為一種社會風氣。傳統儉德內含的適度消費、物盡其用的消費觀，對于引導大眾愛惜、節約社會財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第三，傳統儉德有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當代社會毫無節制的掠奪式開發，致使大量的自然資源被破壞甚至消耗殆盡，造成嚴重的生態危機和環境問題，這已威脅到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給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巨大隱患。“可持續社會是一個可以世代相傳的社會，是一個有非常長遠的眼光、非常有彈性、非常聰明而不會去破壞支撐它的物質或社會系統的社會。”［10］（P238）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需要我們站在全球的高度，把局部利益和人類整體的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倡導節約、節儉，提高資源的利用價值。第四，傳統儉德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物欲膨脹的時代，對利益的狂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帶來了諸多不穩定因素。如，社會貧富分化加劇，富裕階層奢侈消費、炫耀消費，而一部分人尚未擺脫貧困，這勢必造成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緊張與對抗；在物欲刺激下，為了利益無視道義，制假販假、偷盜、搶劫、貪污、受賄等犯罪行為，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傳統儉德所包含的艱苦奮斗、勤勞致富的內涵以及富而不驕、殷而不吝、“儉以善施可以濟人”的樂善好施精神，為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極富價值的精神資源。總之，“奢侈之費，甚于天災”（《晉書•傅玄傳》）。勤儉節約是人類共同的美德，在物質文明發達的今天，“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意義更大，作用也更迫切。我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均資源短缺，發掘和弘揚傳統儉德的精神，營造勤儉節約的社會風尚，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塑造積極向上的價值觀，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更是我們應該深入探究的現實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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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曉龍 崔迎軍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