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運動習慣比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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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刊》2015年第六期

摘要：

探索兒童運動習慣與社會經濟因素的相關性，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數據支持和理論依據。對廣東省7所學校的7~12歲兒童進行問卷調查，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結果顯示：(1)常住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運動時間與頻率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的兒童運動時間與頻率差別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常住男童運動時間與頻率最高，常住女童與流動男童次之，流動女童最低。(2)兒童運動時間及頻率與父親教育程度無關(P>0.05)，與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關(P<0.05)，且呈正相關。結果說明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兒童運動時間越長、運動頻率越高。

關鍵詞：

社會體育；運動習慣；社會經濟因素；流動兒童；常住兒童；廣東

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在城市化建設的高速發展過程中，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城鄉流動人口呈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2000年第5次全國人口普查表明，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已超過1億人。2005年的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全國的流動人口已高達1.47億，占我國總人口的11.28%[1]。流動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流動的特征也逐漸向舉家遷移的方式轉變，隨著父母打工被動遷移到城市的流動兒童數量不斷增加。2013年全國流動兒童數量為3581萬，14歲以下的流動兒童約為2450萬。許多一線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容納了大量的流動人口，流動兒童數量也較多，流動兒童已占據當地兒童總數相當大的一部分[2]，流動兒童儼然成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且增長迅速。因受制于我國傳統城鄉戶籍制度和公共資源配置等多種條件影響，流動兒童遷移的過程中出現了教育公平、心理健康、城市適應等方面的社會問題。雖然這個群體已經引起了政府決策部門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但是關于全國流動兒童狀況的各種基本信息卻非常缺乏[3]。

人口流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許多研究廣泛關注流動人口的健康現狀及衛生保健問題[4-5]。兒童是成長發育過程中的關鍵時期，有關兒童青少年的體格發育情況、營養狀況、衛生保健及其所存在的問題等，是目前國內外學者共同關注的熱點之一[6]。流動兒童因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未能享受到與本地兒童同等的衛生保健服務。與城市常住兒童相比，流動兒童的體重要比常住兒童低[7]，流動兒童患發育遲緩和營養不良的檢出率較高。流動兒童體質健康狀況明顯低于當地兒童[9]。曾傳軍等[10]比較研究流動兒童與當地兒童的體格發育狀況，指出流動兒童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家庭收入狀況是影響兒童體格發育的重要因素。目前，關于我國流動兒童健康狀況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但鮮有關于流動兒童運動習慣與社會經濟因素的相關性分析。本研究對流動兒童與城市常住兒童的運動時間、運動頻率等運動習慣進行比較，分析兒童運動習慣與父母親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等社會經濟因素的相關性，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務的需要，本研究綜合廣東省不同地域經濟差異及教學資源的相對均衡性，通過主觀立意抽樣，確定了7所小學（其中珠三角4所，粵東、粵西、粵北地區各1所，相對而言規模與排名居中）為抽樣單位，對以上7所學校的7~12歲健康狀況良好兒童，各年齡段以流動兒童與定居兒童、男童與女童約1︰1的比例隨機抽取樣本調查。2)問卷按照社會學的要求，根據本研究關于兒童運動習慣社會因素相關分析的需要，針對兒童基本資料、運動情況、主要社會因素設計出“廣東省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運動習慣調查問卷”。(1)問卷的效度檢驗。于2014年5月采用面訪形式，就問卷設計內容與研究主題的相關性與準確性，請廣州體育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從事體育人文社會學、運動訓練學教學與研究的7位專家進行了問卷有效性認定，6位專家認為有效，1位專家認為基本有效，表明了問卷的有效性。(2)問卷的信度檢驗。該問卷運用α信度系數法，隨機抽取中山市實驗小學，對回收的問卷進行了信度測量，結果α(克倫巴赫系數值)=0.82，表明問卷信度具有較高的可靠性。(3)問卷的發放與回收。2014年6月選擇廣州市的大學生志愿者30人作為調查人員，首先進行為期2周的培訓，培訓合格后開始進行調查。由各班班主任負責班級調查問卷的分發和收集，要求每個孩子在其父母或監護人的幫助下完整填寫該調查問卷。2014年7~8月進行問卷回收。共發放問卷2680份，收回問卷2605份，有效問卷2520份，回收率97.2%，有效率96.7%。有效問卷中流動兒童共1234人(男603人，占48.9%；女631人，占51.1%)，常住兒童共1286人(男652人，占50.7%；女634人，占49.3%)。3)統計分析法。采用Spss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結果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xs形式進行統計描述，計數資料用相對數形式進行統計描述；滿足正態性、方差齊性的多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進一步多重比較采用LSD-t檢驗；不滿足正態性或方差齊性的多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秩和檢驗，進一步多重比較采用Nemenyi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采用卡方檢驗，進一步多重比較采用Bonferroni檢驗。影響因素的分析采用協方差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及分析

2.1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基本情況通過比較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性別與年齡構成發現，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性別構成差別無統計學意義(x2=0.848，P=0.357)，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年齡構成差別有統計學意義(x2=34.333，P<0.001)。即調查對象男女比例基本相同無明顯差異，各年齡段調查對象有差異，8~11歲兒童較多，7歲、12歲兒童較少(見表2)。

2.2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運動情況比較調查對象主動參與以下體育活動：籃球、足球、跑步、游泳、自行車、跳舞等，且運動時間在30min以上，運動情況調查結果如下：1)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運動時間比較：通過比較7~12歲不同年齡的常住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運動時間顯示，常住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運動時間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的兒童運動時間差別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常住男童每天運動時間為(4.15±2.47)h(最長)，常住女童與流動男童每天運動時間分別為(3.98±2.15)h、(3.59±2.74)h(次之)，流動女童的運動時間(3.27±1.93)h最短。2)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運動頻率比較：通過比較7～12歲不同年齡的常住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運動頻率顯示，常住兒童與流動兒童的運動頻率差別有統計學意義(P<0.05)，不同性別的兒童運動頻率差別也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常住男童的運動頻率最高(6.12±2.78)次/周，常住女童與流動男童的運動頻率次之，分別為(5.31±2.84)和(5.49±2.44)次/周，流動女童的運動頻率最低(5.06±2.65)次/周。

2.3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社會、經濟因素比較通過比較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及家庭月收入等社會經濟因素發現，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父親教育程度差別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x2=486.483，P<0.001)，流動兒童的父親教育程度中小學及以下和初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較高(占69.8%)，常住兒童的父親教育程度中高中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較高(72.1%)；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母親教育程度差別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x2=605.938，P<0.001)，流動兒童的母親教育程度中小學及以下和初中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較高(占82.1%)，常住兒童的母親教育程度中初中、高中和大學及以上教育程度所占比例較高(93.0%)。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的家庭月收入差別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x2=265.203，P<0.001)，流動兒童的家庭月收入中≤2000元和2001~5000元所占比例較高(占88.3%)，常住兒童的家庭月收入中2001~5000元和≥5001元所占比例較高(97.3%)。可見，常住兒童的父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均較流動兒童父母高。

2.4運動習慣與社會、經濟因素的協方差分析以兒童年齡為協變量，分別從父親與母親的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情況對兒童運動情況的影響進行協方差分析。其中父親教育程度相關性分析顯示：父親教育程度與男童運動時間及頻率的相關度P值分別為0.179、0.135(P>0.05)無統計學意義；與女童運動時間及頻率的相關度P值分別為0.095、0.087(P>0.05)也無統計學意義。母親教育程度相關性分析顯示：母親教育程度與男童、女童運動時間及頻率的相關度均P<0.001，具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家庭收入與男童、女童運動時間及頻率的相關度均P<0.001，具有非常顯著統計學意義。結果顯示：兒童運動時間及頻率與父親教育程度無關，與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關。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兒童運動時間越長，運動頻率越高。

3討論

3.1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運動習慣差異的家庭因素研究表明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在性別和年齡等基本情況上無明顯差異，而運動情況上存在著顯著的差異，流動兒童的運動時間、運動頻率明顯低于常住兒童。進一步研究發現，常住兒童父母的文化水平、家庭月收入均高于流動兒童父母。這些研究結果與流動人口學特征研究吻合，即流動兒童父母大都來自農村，處于社會底層，文化程度較低。主要從事的是體力勞動，工作時間長且收入較低[11]。最后，以年齡為協變量，分性別進行協方差分析，發現流動兒童的運動習慣與母親的文化水平和家庭的月收入有關。進一步證實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對兒童生長發育具有重要的影響[12]。

3.2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運動習慣父母差異的相關因素父母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對子女的身體發育有著深遠的影響[13]，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具有較好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尤其是母親的教育程度對子女的影響更大[14]。流動兒童是勞動力流動的一個派生結果，流動兒童父母的生存現狀和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子女的發展[15]。本研究中，我們研究了父母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與流動兒童運動習慣之間的關系[16]。結果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即兒童運動時間及頻率與母親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有關。母親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月收入越高，兒童運動時間越長，運動頻率越高。穩定的家庭收入是流動家庭生活的保障，收入的高低對家庭行為有重要影響[17]。家庭收入越高，對于流動兒童的發展投入越多，越有利于促進兒童形成良好的運動習慣和生活方式。關于兒童運動時間及頻率與父親教育程度無關，我們解釋為流動兒童父親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生計艱難。對于流動兒童體育運動的陪護、教育更多由學校或母親承擔。母親的教育水平越高，對流動兒童的健康意識培養也就越強，越有利于注重生活中的體育運動。但整體來說，父親的教育對兒童的發展之間的密切關系是不容忽視的[18]。

3.3流動兒童與常住兒童運動習慣有待進一步研究本研究的不足之處，首先，由于研究時間、經費等條件限制，無法對廣東省所有流動兒童進行研究?；谘芯康目尚行苑治觯x取廣東省的7所學校作為研究對象，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由于采取問卷的形式，流動兒童可能由于自卑等復雜心理的影響沒有真實填寫問卷，從而使結果可能存有偏差。最后，流動兒童的運動習慣除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因素影響外，還應該考慮流動兒童的興趣愛好、身體健康狀況、性格特征等。以上諸多因素都是本課題深化研究的空間，有待進一步完善。

作者：張欣 單位：廣州體育學院 體育藝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