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心智哲學的認知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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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雜志》2014年第三期

1．塞爾心智哲學的萌芽和孕育

塞爾在其恩師奧斯汀(J．L．Austin)創立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基礎上，把自己的觀點，即“言語行為是由語言規則構成的”與前人的研究成果，如維特根斯坦主張“語言的意義是受到規則控制的”，阿爾斯通提出“句子意義存在于成套的規定性規則中”，格賴斯認為“意義分析就是為了被理解的”等相結合，創新提出了新的言語行為理論。在塞爾的新的言語行為理論中，對語用力量七種要素的考察和“適應方向”都涉及對心智的分析，已經含有心智和認知的因素(蔡曙山，2008:45－46)，言語意義分析中的心智分析逐漸突出和明朗化(張媛，2012:99)。在塞爾看來，“言語行為理論開啟了心智哲學的研究，因為心智哲學和語言哲學是同一學科的分支”(蔡曙山，2007:9)，可以被認為是塞爾心智哲學的孕育和開始。塞爾從言語行為(1969)的研究轉向意向性(1983)的研究，是基于語言，嘗試將哲學問題與認知科學相結合進行研究，其論著《意向性:心智哲學論文集》(In-tentionality:AnEssayinthePhilosophyofMind)的問世就是他從語言哲學轉向心智哲學研究的標志，也代表著50多年來西方哲學發展的方向，印證了20世紀中葉以來英美哲學發展從語言到心智和認知的主流。

2．塞爾心智哲學的形成和發展

在對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這兩個領域完成創新性研究以后，塞爾繼續堅持對哲學和認知奧秘的探究，開始轉向心智哲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涉及意向性、心智和意識、人工智能等研究領域。1983至1984年塞爾陸續出版了《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和《心智、大腦和科學》(Minds，BrainsandScience)(1984)兩本學術論著，被認為是他的兩本學術代表作，為塞爾轉向心智哲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是塞爾心智哲學的正式形成的標志。2004年塞爾另一部重要的學術代表作《心智:簡介》(Mind:ABriefIntroduction)一書問世。在該書中，塞爾將神經科學引入了意向性研究之中，進一步推進了意向性研究，完成了其哲學的認知轉向，形成了“心智—語言—世界”新三元結構的世界觀和語言觀。在塞爾心智哲學形成和發展時期，他對心智哲學領域的探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如《心智的重新發現》(TheRediscoveryofTheMind，1992)、《意識之謎》(TheMysteryofConsciousness，1997)、《心智、語言和社會:現實世界的哲學》(Mind，LanguageandSociety:PhilosophyintheRealWorld，1998)、《行為中的理性》(RationalityinAction，2001)、《意識和語言》(ConsciousnessandLanguage，2002)。在這諸多的研究成果中，最具影響力的成果就是“意向性理論”(TheTheo-riesofIntentionality)和“中文房間論證”(ChineseRoomArgu-ment)。

2．1意向性理論無論是在早期的分析哲學還是語言哲學研究領域，塞爾一直關注對意向性問題的研究;而在他轉向心智哲學領域后，意向性問題的研究更是被他定位為該領域的核心研究論題。他(1983:1－3)在《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文中賦予了意向性明確的定義和結構，認為意向性是心智關指世界的能力，即“意向性是指某些心理狀態和事件的特征，是心理狀態和事件指向、關予、涉及或表現某些其他客體和事態的特征;意向性是有針對性的，只是某些(并非所有)心理狀態和事件具有意向性;意向性有別于意識，許多意識狀態并無意向性，而有些意向性狀態卻可能是無意識的;意圖只是意向性的一種形式，并沒有特殊的狀態。”塞爾意向性理論的主要觀點以及對意向性問題的思考和探索主要發表于《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和《心智:簡介》，這兩本論著是當今學者公認的塞爾心智哲學的兩本重要學術代表作。雖然前者仍留有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痕跡(蔡曙山，2008:46)，但從該書的內容介紹就可以看出他對意向性問題的探討還是存在明顯的區別。該書共分10章，第一章分析心理狀態的意向性;第二章研究感知的意向性;第三章探討意圖與行為的關系;第四章討論意向因果性(這是理解感知和行為的前提);第五章為對非表現的心理能力的背景研究;第六章塞爾從意義的角度討論了語言意向性與心理意向性之間的關系;第七章詳細論述了帶有-t和帶有-s的兩種特殊意向的關系;第八章和第九章塞爾根據前幾章提出的理論，對當前關于指稱和意義理論的集中有影響觀點進行了批判，提出了對索引表達式、自然類術語和專有名詞的意向性思考;第十章從意向性和大腦的關系角度，提出了針對傳統“心身問題”(mind-bodyproblem)，也即“心腦問題”(mind-brainproblem)的解決辦法。塞爾堅持認為，語言哲學是心智哲學的一個分支，言語行為表征外界客體和事態的能力是具有生物基礎的心智(即大腦)能力的延伸，心智能力通過人的信念、欲望等心理狀態，尤其是通過人的行為和感知將生物體與外界聯系在一起，它們由大腦過程引起并在大腦的結構中實現。因此，意識和意向性也是人的生物體的一部分，要正確解決心身問題，就需要正確認識它們的生物本質，而不是否定心理現象的現實性。在《心智:簡介》一書中，塞爾對意向性問題進行了更深刻的論述，首先表現在其立場的選取上。在該書的第六章，塞爾(2004:159)指出，“在心智哲學中，意向性問題是僅次于意識問題的又一個被認為是一個困難的，也許相當困難的問題。意向性問題就像是意識問題的一個鏡像。”這樣，塞爾就從心智哲學的立場開始研究意向性問題，包括三個方面:(1)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2)假設意向性狀態是可能的，那么其內容又如何確定;(3)意向性整個系統是如何工作的?(Searle，2004:161)

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爾認為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大腦為什么會產生口渴的感覺這個問題的答案來解釋。“感覺口渴是有一種喝水的愿望。當Ⅱ型血管緊張素(AngiotensinII)進入下丘腦里面時，它就會引起神經元的活動，而神經元的活動最終會產生一種口渴的感覺，從本質上講，就是產生了一種意向的感覺。意識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經元的行為引起并在大腦系統中實現，而大腦系統本身就是由神經元構成的。通過神經元和大腦過程來解釋口渴的意向，同樣適用于解釋饑餓、恐懼、知覺、愿望以及其它意向是如何產生的。”(Searle，2004:164)所以，塞爾認為，“一旦我們把意向性問題從抽象的、精神的層面放到真實的動物生理學的具體層面，意向性問題也就不神秘了，為此，關于動物如何可能具有意向性的狀態就不再是什么難解之謎了。”(Searle，2004:164)而對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意向性又是如何可能呢?塞爾是這樣回答的，“對事物的關指或者思考就是一種表征，而對這一概念的表征并不要求被表征的對象客觀存在或者與表征本身具有某種直接的鄰近性”(Searle，2004:165)。

第二，意向性內容又是如何確定的呢?意向性內容分為寬內容和窄內容，前者指與意向性狀態主體所處的環境相關的內容，即心理狀態的內容受環境的影響，會隨著環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內容;后者則指單純由意向性主體頭腦中的狀態和性質所決定的內容(田平，2000:164)。現代西方哲學在意向性內容研究上的觀點主要有兩種:外在論和內在論。而外在論與內在論在意向性內容研究上的分歧正好體現在對寬內容和窄內容上不同的立場。持內在論立場的人主張，意向性內容是窄的，即意向性內容取決于意向性主體頭腦內部的性質和過程，而不依賴于主體所處的環境;外在論者則堅持至少有一部分意向性內容是寬的，意向性內容與意向性主體所處的環境相關，環境的事物、事態、性質、關系是確定意向性內容的決定性因素。塞爾堅持內在論的意向內容立場，認為意向性內容就是心智，是對外界客體和事態的關指，意向性通過表征外界的各種特征將意向性主體與外界聯系在一起(Searle，2004:179)，而心智決定一個客體通過一種表達式或其他形式的思維內容被關指所必須滿足的條件(Searle，2004:182)，意向性狀態的內容取決于滿足條件，而滿足條件總是表征于某種特征，受意向性狀態的內容決定，二者之間存在一種循環性的相互決定(Searle，2004:190)。

第三，意向性整個系統是如何工作的?塞爾認為，“意向性結構包括命題內容和心理模式、適應方向、滿足條件、因果自我指稱性、意向性網絡與前意向能力背景五個方面”(Searle，1969;Searle，1983;Searle，2004)。前三種意向性結構是對他自己在言語行為理論和意向性研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前語言意向性和言語行為的共同特征，其共同特征證明了意向性是語言哲學的基礎;而后兩種意向性結構是塞爾的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成果。他是這樣描述意向性結構的，“當我們逐漸理解我們所處的社會時，當我們下定決心參與某種行為過程時，當我們感受那繁星滿天的夜空時，當我們突然回憶起童年吃瑪德琳蛋糕的經歷時。”(Searle，2004:174)所以，在塞爾看來，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意向性的形式結構實際上就是我們思想生活的結構，故，為了理解生活，我們必須理解意向性的結構。除此之外，塞爾還探討了意向性的另一個重要的研究論題:意向性與因果性的關系。在《心智:簡介》一書中，塞爾將意向性研究與神經科學結合起來，從意向性分析的角度回答了心身問題，并以圖示的方式表征了心理因果關系(見圖1):。圖1的認知假設是“心智只是大腦的生物結構(在系統層面)的一個特征”(Searle，2004:210)，正是基于這一核心思想，塞爾創造性地發展了意向因果性的理論:神經活動可以引起并實現行為意向，生理變化可以引起并實現身體運動;行為意向引起身體運動，神經活動引起生理變化。因此，我在意識上要舉起胳膊，那么我真的就能舉起來(Searle，2004:206)。后來，塞爾發現，雖然圖1在教學法上有用，但它容易讓人產生“意向在神經之上”的誤解。為此，塞爾給出了一個在他看來也許更好的圖示:意向存在于整個系統之中而不僅僅是在系統的上部(見圖2)。

2．2中文房間論證塞爾對心智探索的另一重要學術成果就是“中文房間論證”。對“中文房間論證”首次提出是他1980年發表于《行為與腦科學》雜志上的《心智、大腦與程序》(Minds，BrainsandPrograms)一文，之后他在1984年出版的論著《心智、大腦和科學》(Minds，BrainsandScience)中對“中文房間論證”做了詳細的論述。“中文房間論證”的提出，在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領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駁斥了“強人工智能”和圖靈測試，成為了人工智能的一個新標準，這是對包括圖靈標準在內的已有人工智能標準的挑戰，比圖靈標準更有意義(蔡曙山，2001:19)。塞爾的“中文房間論證”的核心是一個想像的人模仿計算機，類似于圖靈的紙機。該論證其實是一個思維實驗(Searle，1980;Searle，1984):塞爾設想自己根本不懂中文，被鎖在一個有兩個縫的房間里，里面有裝滿中文符號的幾個籃子、一些紙片(scratchpaper)和一本英語操作規程(arulebook)，這本操作規程可以用于中文符號轉換，而符號轉換純粹是通過句法而不是通過語義。運用這本操作規程，塞爾把從房間外通過第一個縫傳進來的那些中文符號轉換為另一些中文符號寫在紙上，并通過第二個縫將這些新的符號傳遞到房間外面。對于只懂英文的塞爾來講，從房間外傳入的中文只是一些毫無意義的符號，但對于房間外的中國人來講，這些中文符號是具有自身涵義的:從房間外面傳入的那些中文符號被認為是問題，而經過塞爾轉換之后從房間傳出的那些中文符號則被認為是提供給這個問題的答案，因而，他們便認為塞爾是懂中文的。然而事實上，屋中的塞爾只不過是按照操作規程進行計算對符號進行了轉換，但他根本沒有理解其中的中文問題。在“中文房間論證”實驗中，塞爾就是那臺對中文符號進行轉換的計算機，那本操作規程就是程序;從本質上說，整個過程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理解，只是進行了一段計算機程序模擬:輸入一段中文字符→程序運算→輸出另一段中文字符。計算機程序本質上是形式化(句法化)的，它不足以具有人類心智的意義理解或意向性活動。可見，模仿心智和擁有心智是有區別的，擁有正確的程序并不等于擁有心智，批判了強人工智能的觀點“正確的模仿就是心智以及心智就是大腦中植入的計算機程序”。在《心智、大腦和科學》一書中，塞爾概括了“中文房間論證”的邏輯結構，以展示“中文房間論證”的有效性，用于回答“計算機能思維嗎?”這一命題和各類強人工智能的回應。該邏輯結構包含四個命題:(1)大腦引起心智;(2)句法不足以構成語義;(3)計算機程序完全是通過其形式，即句法結構來定義的;(4)心智具有心理內容，確切地講，心智具有語義內容(Searle，1984:39)和四條結論:(1)任何計算機程序自身不足以使系統具有心智。簡言之，程序不是心智，程序自身不足以具有心智;(2)大腦功能產生心智的方式不能僅僅靠操作計算機程序的方式;(3)其他任何產生心智的事物應至少具有與大腦產生心智同等的因果力;(4)對于任何我們可能制作具有相當于人類心理狀態的人造物，僅靠操作計算機程序是不夠的。這種人造物必須具有相當于大腦的能力(Searle，1984:39－41)。該邏輯結構隱含了兩個論證要點:一個是主張要點:主張人工智能事物至少具有大腦產生心靈的因果力;另一個是批判要點:批判將語法等同于語義、程序等同于心靈(王佳，2010:37)。同時，該邏輯結構還包含了兩種論證形式:邏輯論證和經驗論證。塞爾(2002)在《“中文房間”中的二十一年》(TwentyOneYearsintheChineseRoom)一文中強調，“中文房間”的有效性始終依賴于它所隱含的兩個邏輯真理:(1)“語法不等同于語義”;(2)“復制不等同于模擬”。邏輯論證和經驗論證這兩種論證形式就是從以上兩個邏輯真理推導出來的。從邏輯論證角度看，其有效性依賴于“語法不等同于語義”，這為“中文房間論證”中的批判要點提供了支撐;同時，從經驗論證角度看，其有效性依賴于“復制不等于模擬”，這又為“中文房間論證”中的主張要點提供了支撐。塞爾的“中文房間論證”實驗區分了人類智能和人工智能，使我們堅信人類的心智能力和進行心智研究的必要性，是當代心智哲學不可或缺的哲學論證，駁斥了強人工智能的觀點，對功能主義、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的觀點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為當代心智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人工智能乃至整個認知科學發展歷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3．結論與啟示

塞爾心智哲學的認知發展歷程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的萌芽和孕育階段和20世紀80年代及以后的形成和發展兩個重要階段。其言語行為理論開啟了心智哲學的研究，被認為是其心智哲學的萌芽和孕育;而“意向性理論”和“中文房間論證”是他在心智哲學領域研究的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學術發現和成果，為其心智哲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塞爾心智哲學繼承和發展了傳統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的理論成果，是在認知科學，特別是在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個與人相關、與人的身體、大腦和心智緊密相關的哲學，為我們指明了新的認識世界、探索心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心智哲學的研究和發展前景廣闊。雖然從生物學上講人類的大腦與四萬年前沒有兩樣，但是文化的進化已經引起了現代大腦工作方式的急劇變化(Kellogg，2013:31)。認知科學經過近40年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急劇變革和不斷重組的新階段(徐盛桓，2010a:84)，對大腦是如何工作以及大腦又是如何產生心智、語言與大腦和認知的關系、心理與認知的關系、人工智能如何解決機器智能、如何認識心身問題、意向性問題等等與人自身有關的問題的探索也越來越深入，并要求做出回答，作為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心智哲學，其研究也就有了更大的推動力和更大的發展空間。正如塞爾所描述的那樣，“如果說20世紀的第一哲學是語言哲學，那么2l世紀的第一哲學則是心靈(智)哲學”(于爽，2009:126)。

心智哲學為語言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促進了語言研究的新發展。“語言對現實的表征依賴于大腦對現實的表征，……對語言問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有賴心智能力的研究。”(邱惠麗，2010:46)從心智哲學看，語言是基于心智的(蔡曙山，2007:11)，人類的語言活動是心智活動的反映(徐盛桓，2010b:31);認知科學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將語言作為心智研究的工具，用于探索心智的奧秘。同時，“作為語言研究者，還有重要的語言本體研究的任務，即以心智活動作為新的契入點，去揭示語言本身的特點和規律”(徐盛桓，2012a:1)。可見，用心智活動來分析語言活動是深化語言研究的一條新路徑———化心智哲學的理論為語言研究的方法，具體講，就是處理好兩個關系:首先要處理好理論和實踐的關系，要把語言研究放到心智哲學的理論框架中，建立計算和表征的理論模型，遵循“語言—心智哲學理論—語言”的研究公式，始終不脫離語言研究實際，不離開心智哲學的理論指導;其次要處理好現實存在和虛擬存在的關系，要做到二者兼顧，但目前似可較多關注過去注意得不夠的虛擬存在。在研究中所涉及到的一切具體方法，都應遵循以上兩點(徐盛桓，2011:4;徐盛桓，2012b:6)。心智哲學的發展和研究成果為語言研究帶來了新思路，有效拓展了語言研究的空間。不同的語言研究取向是對當時心智研究的反映;隨著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發展，語言研究與心智研究將會越來越緊密相連(孫曉霞、成曉光，2012:22)，而且，未來語言研究的取向也會伴隨著心智哲學的發展而調整。心智哲學視角下的語言研究還只是剛剛起步，方興未艾，正如徐盛桓(2010b:35)所描述的那樣，“有關的課題只是提了出來，遠還沒有進入研究，只是一種嘗試，離揭開語言運用的心智過程的面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愿更多的人參與到心智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探討上來。……希望能將語言研究更多地納入到心智研究的軌道，這可能是回應時代的要求的創新性表現。”

作者：趙應吉單位：重慶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