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文化遺產管理比較研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韓文化遺產管理比較研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學習與探索雜志》2015年第七期

韓國作為同被儒家文化圈影響的中國近鄰，在漫長的社會變革與歷史變遷中，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歷史文化，為后世創造了悠遠而深厚的文化遺產。由于與中國文化的長期交流融合，在亞洲國家之間有著同類序列的遺產國中以中國和韓國較為突出，尤其是中韓兩國有著眾多相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近年來，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發源地的中國，本應在遺產的設立、申報方面有著優勢的話語權，然而由于受到認識程度、保護狀況及保護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影響，在以往的申遺過程中屢顯被動。無論是政策立法還是登錄制度，從政府重視到群眾認識，韓國在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對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和管理都有著諸多的啟示和借鑒。

一、韓國文化遺產管理的特點

(一)以“完善法制”實現有效推動不斷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保證文化遺產得到有效傳承的前提條件。由于受到日本殖民影響，韓國也將文化遺產統稱為“文化財”。一直以來韓國對文化財的管理與保護都高度重視，早在1910年，朝鮮政府就頒布了《鄉校財產管理章程》，雖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保護法，但是首次提到了關于歷史“文化財”的保護問題，這標志著韓國“文化財”保護法制建設的開始。1911年，《寺剎令》頒布，主要涉及古寺廟“寺剎所藏貴重物品的處置及寺剎住持人選，必須經過日本駐朝鮮總督的同意”［8］。這項法令的頒布，對當時具有殖民色彩的韓國來說，具有建設性的一面，從客觀上起到了對“文化財”的保護。韓國在1916年7月頒布的《古跡及遺物保存規則》一般被認為是真正意義上的保護法令。其中明確了關于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的相關問題。在之后的《朝鮮寶物古跡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令》又延伸了對“文化財”的保護范圍。將文物、古跡、名勝等都作為法律保護的范疇，也是由于政府對文化遺產本身認定范疇擴大所決定的。1933年之前韓國所制定的與文化遺產相關的法律制度，都是在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下頒布的。1962年韓國政府獨立制定并實施了《文化財保護法》，至今已經修改了14次，不斷修改的過程也是韓國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的過程。在韓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有相應完善的文化遺產保護法，使韓國成為“無形文化管理先進國”。

(二)以“專門機構”保障積極實施在韓國，管理機構實行的是“一對一”的針對性負責制:國家總統—文化觀光部—文化財廳—文化財委員會，沒有平行機構帶來的由于意見不統一而形成的責任推諉或無人管理，文化遺產管理的真正決策部門是由文化專家組成的文化財委員會。它是韓國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咨詢審議機構，對重點的文化遺產進行研究、論證進而形成嚴謹有效的保護路徑。“專門機構”所形成的體制上的完善，有助于保護法的實施和保護工作向著積極的方向發展。韓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管理方面，采用“金字塔”式的傳承人扶持制度。政府對于傳承人給與相應的生活補貼和醫療保障。同時，傳承人也有義務將技藝以師徒的方式進行傳承，只有這樣才能獲得“重要無形文化財持有者”稱號。也就是使傳承人在享受政府給與的衣食無憂的保障下，必須承擔教、授的傳承任務。韓國在文化遺產的管理上有著非常嚴明的獎懲制度。在《文化財保護法》中明確規定對于確認的遺產發現者、在保護及傳承過程中有突出貢獻者予以現金獎勵和表彰。同時，為“文化財”專業的各階段學生也設置了種類繁多的獎學金，用以鼓勵他們日后對“文化財”的傳承。而對于破壞遺產者，販賣、盜掘者處以罰款，嚴重者刑事拘留。這種獎懲模式所帶來的積極影響會讓更多的人參與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中。

(三)以“全民參與”達到雙贏模式管理制度的完善、政府的高度重視是文化遺產得到有效保護的保障，也是文化遺產管理的先決條件。人，才是文化遺產傳承與管理的核心因素。人是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是保護者、傳承者，當然也是破壞者。因此專家、學者的參與是有益的智力支持，民眾的文化自覺性、自主參與性是保障的主體。比如搶先我國申遺成功的“江陵端午祭”，歷時一個月，主要有祭祀活動、民俗技藝表演、畫官奴假面等多種多樣的活動，這些并非政府的集體組織行為，而是作為精神信仰植根于民眾的現實生活中。將古老的文化傳統與現代的絢爛生活交匯，在不斷的碰撞和融合中推動了文化遺產生生不息的傳承。讓每個民眾都產生文化遺產“持有者、保護者、傳承者”的文化認同。這樣，即便是在文化遺產的熱門旅游地，也能形成較強的自覺保護意識。同樣政府對于文化遺產傳承人的充分認可，無形中提高了其商業價值，而傳承人的公演義務也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繁榮發展。韓國非常重視國內觀光旅游業的發展，文化遺產則是吸引國內外游客的重要資源。每年的“江陵端午祭”活動都吸引上百萬的游客，由文化遺產所形成的巨大文化產業也同時保護與促進了文化遺產的傳承，這無疑是雙贏的管理模式。

二、中國文化遺產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責任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規滯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于1982年11月19日起正式實施，與我們的鄰國韓國相比，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的起步就已經晚了七十年之久，且作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主要內容更側重于對何種文物該進行保護的闡述，在法律責任的規定方面極其薄弱。以2015年3月陜西村民挖出漢代鐵鏵拒絕上交為例分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的規定，其拒不上交的行為尚不構成犯罪，只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會同公安機關追繳文物，且其后所規定“情節嚴重的，處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2］，對于情節嚴重的判斷極其模糊。法律條文的缺失以及規定的模糊，導致了整部法律在具體實踐過程當中的強制執行力較差。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則更是令人堪憂，直到2011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九次會議才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3］，三個月后開始正式實施。整部法律只有簡短的四十五條條文，且當中關于法律責任的規定只占了九分之一。多數國家已經將民間手工藝技術作為知識產權進行重點保護，而我國的知識產權法對此部分的規定尚屬空白。2005年，國務院了《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根據通知的具體要求，近年來，中國關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律法規正在不斷地完善，但我們也需要清楚地認識到，法律法規的建設并沒有緊跟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需要，且作為文化遺產保護最重要的地方文化主管部門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也有所偏差，大量的申報開發并沒有進行相應的保護和管理，法規的模糊和執行力的缺失都是導致這些現象發生的重要原因，也就直接導致了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欠缺。作為擁有五千年燦爛文明的國家，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極其重要，而在推行依法治國的當今，法律的完善必然是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前提，只有緊跟時代的步伐，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并加強其在實踐當中的執行力，才能夠真正地從根本上給予文化遺產保護以強有力的支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文化遺產建設。

(二)公眾保護意識淡薄“收藏熱”“申遺熱”帶來了公眾對于文化遺產的關注，然而，公眾關心的更多是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對文化遺產蘊含的歷史文化的價值、背景、意義等方面了解甚少。“旅游熱”是文化遺產地面向大眾并被熟知的有效途徑。旅游業同樣是把雙刃劍，游客數量的無限制增多就是對遺產地的破壞。①例如，2011年3月26日，中國新聞網刊出《承德避暑山莊文物屢遭破壞文物部門稱不知情》的文章［4］，此文指出河北承德避暑山莊內部文物屢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先是《綠毯八韻》碑遭人潑墨，緊接著避暑山莊博物館內的“澹泊敬誠”大殿門扇的楠木雕飾被人用利器割掉。物質文化遺產具有不可再生性的特點，破壞后不能復生，因此，公眾的自覺保護是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先決條件。

(三)經濟利益的過分追求中國是文化遺產大國，但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狀況卻不容樂觀。文化遺產的保護說到底要靠“人”。然而，目前的狀況卻是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破壞極其嚴重:非法盜墓猖獗;文物走私及非法交易仍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化建設中對于古建筑、歷史文化街區的破壞等等。盡管文化遺產面臨的威脅因素是復雜的，但是由于人們對文化遺產短期經濟價值的盲目追求，從而無限制地過度開發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而導致的開發性破壞是最主要的人為威脅因素。城市的大規模擴建和旅游產業的過度開發是文化遺產面臨的又一重要威脅。當物質文化遺產被經濟利益重重包圍時，它所具有的時代價值、文化價值、歷史信息就會被沖淡，遺產本體的完整性就會遭到破壞。麗江古城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麗江古城曾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譽為“保存濃郁的地方特色與自然美妙結合的典型”。但如今，古城里商業氣息濃厚，當地居民把老院老房租給商人開酒吧、商店、客棧，本地人搬出古城，遠離四方街開始過城市人高樓大廈的生活。他們搬走的不僅僅是自己的家，更是這里沉淀千年的民族文化。博物館學專家蘇東海先生曾說:“我國文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才不會盲目樂觀，才不會以為破壞個把文物無傷大局;才能有深刻的憂患意識，正確面對當前極為嚴峻的文物保護形勢。”［5］我們從我們的先人那里繼承了浩瀚的文化歷史資源，我們也同樣有責任將這份寶貴的財富傳承給后人。

三、韓國管理的成功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一)提升認識政府的態度與文化遺產的保護是緊密相連的，多年來我國政府也不斷加大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投入。但是我國仍然存在遺產破壞嚴重，保護不利，投入不足的現象，一個基本的原因是全社會對遺產的價值認知不足或存在誤區，遺產事業在我國尚未確立應有的地位。在這方面，韓國對遺產的認識和處理值得我們學習。韓國十分重視遺產的保護，都有強烈的遺產保護意識［6］。物質文化遺產不可再生性的特點決定了遺產一旦遭到破壞就不能復原，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從不與城市建設與旅游發展捆綁進行，歷史文化是靈魂，所有的建設開發必須以此為中心。

(二)健全機制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表示，“文物保護需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在此基礎上應將文化遺產相關法律的執行情況列入地方官員的年度考核體系，古村落也應該有《中國古村落法》”;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則呼吁“文化遺產保護亟待法律護航”;全國政協委員、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勵小捷表示，“在全面依法治國過程中，作為國務院的文物主管部門，國家文物局會進一步執行好文物保護法的各項規定，把祖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利用好。要依法嚴厲懲處那些破壞文物的犯罪案件和法人違法的事件，使文物保護工作能夠步入法制軌道，讓文物事業得以進一步發展”。認識的提升與制度的完善是文化遺產保護管理的前提基礎。從政協委員的提案來看，現今我們已經認識到要把文化遺產的法律完善及保障作為文化遺產管理的重點工作。而相關部門的責任制分工仍需進一步明確，確保不出現責任不明，管理部門互相推諉，問題無處解決的事件。不再因為城市建設而引發對文化遺產的破壞，建立專門監管機構，對各類遺產進行針對性管理，從而使我國的文化遺產管理過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大力發展韓國“江陵端午祭”的成功申遺，引起了一系列的爭議，同時也對我們具有很大的啟發性。韓國在文化遺產的申報過程中非常重視相關細節的技術處理，如側重打造“文化獨立性”，回避“本源”，突出打造后的內容獨立性。因此，我國在申遺的過程中也要重點闡述“文化本源性”的特點，搶占主動權和話語權。進一步說，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更應該重點強調文化遺產的傳承，明確管理與保護的最終目的是傳承。因此，要加大對文化遺產地的經濟、政策的扶持力度;完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獎勵制度，大力發展文化遺產新興產業，不斷推動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管理事業的發展。

作者：高曉芳 單位：吉林大學 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