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元代云南釋奠禮樂

隨著元代云南行省制度的建立，漢文獻的相關記載也逐步得以完善，廟學在云南的歷史脈絡較此前更為清晰，釋奠禮樂相關內容也出現明確記載?！对贰返日分幸殉霈F以賽典赤、張立道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在云南初創廟學立孔廟的相關記載，許多碑刻及民間史料對元代廟學中具體的釋奠及釋菜等禮樂文化也都有明確記載，這些材料大致勾勒出元代云南所設廟學及釋奠禮樂傳承初期的輪廓。

（一）正史記載中的釋奠禮樂正史記載中的元代云南廟學及釋奠禮樂記載，是探索元代云南釋奠禮樂的重要史料?！对贰肪硪欢濉顿惖涑鄠鳌份d：“元至元十三年（1276），賽典赤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云南初劈。時云南子弟鮮知書，賽典赤教之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奠祭……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11］（P3065）《元史》卷一六七《張立道傳》載：“（至元）十五年（1278），（立道）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先是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羲之）為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置學舍，勸士人子弟以學，擇蜀士之賢者，迎以為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人習禮讓，風俗稍變矣?！保?1］（P3916～3917）元世祖于至元十九年（1282）“夏九月，命云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圣?！保?1］（P2032）《元史》卷一二五《忽辛傳》載大德九年（1305），賽典赤子忽辛為云南行省右丞，“先是，贍思丁為云南平章時，建孔子廟為學校，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贍思丁卒，田為大德寺所有，忽辛按廟學舊籍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遍立廟學，選文學之士為之教官，文風大興”。［11］（P3069）從以上《元史》中的相關云南廟學的史料可知：元至十三年（1276），賽典赤在云南開創廟學并開始建立孔廟。至元十五年（1278），張立道在中慶路建孔子廟，置學舍，并招納蜀士為為師。與此同時，云南初創的廟學已經開始在教師的帶領下，以祭孔釋菜禮祭祀孔子。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忽必烈下詔令“命云南諸路皆建學，以祀先圣”。隨著云南廟學建設，以孔子為代表的祭祀先賢先師的活動開始得到提倡和開展。

（二）地方志及民間野史中記載的釋奠禮樂除以上正史外，此時期云南地方志、碑刻、民間野史中記載的相關史料，為了解該時期釋奠禮樂提供了重要引證。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載：“至元甲戌七月抵大理，下車蒞政，風動神行，詢父老諸生利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路設提舉，令王榮午、趙子元充其職，中慶首建文廟，歲祀于春秋二丁，仍收儒籍，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保?2］（P327）郭松年《中慶路大成廟記》載：“（中慶路廟學）經始干至元甲戌（1274）之冬，落成于丙子（1276）之春，是歲八月上丁，行釋奠禮于新宮，牲幣孔嘉，獻享有儀，戴白垂齠，怡怡熙熙，乃觀乃悅，于是華夏之風，燦然可觀矣?！保?3］（P368）又據何弘佐《中慶路學禮樂記》載：“至元甲戌（1274），命平章政事賽典赤建行省事于滇城……于是建學立師，隆廟貌之觀，繪圣賢之像，為萬姓瞻依之所。春秋釋奠，講禮肄樂……天歷初，鎮兵扇諸蠻作亂，典章文物掃蕩無遺，學校禮樂，其所存者幾稀矣。至元戊寅（1278），著作郎杜敏以亞中大夫來金南憲事，深懼學校廢弛，禮樂不備……庚辰（1280）秋……謀于平章勝家奴……乘驛持鏹五千緡市禮樂器于江之南。憲府又以衣服不備，委中慶路學錄潘允文亦持千緡計貸于成都。”［14］（P372）從以上文獻可知，至元丙子（1276）年，中慶路廟學落成之初，已于春秋二丁開始祭祀孔子，即至元丙子（1276）年中慶路廟學祭孔祀典已經行釋奠禮，這是元代云南中慶路廟學舉行釋奠禮的明確記載。實際上，元代云南社會還處于動蕩之中，由于兵變，中慶路廟學的學校禮樂及其設施常常遭遇破壞。至元六年（1278），為了能使中慶路廟學及時開展釋奠禮儀，杜敏分別從江南和成都購置了樂器及衣服，為元代釋奠禮樂在中慶路廟學的傳播作了物質上的保障。除中慶路廟學外，此時期大理路也設置了廟學，并同時設立了提舉以管理大理廟學。（見前引趙子元《賽平章德政碑》）大理路廟學得到建立的同時，廟學中開始出現祭孔活動。據《創大理文廟碑記》：“（大理路廟學）大殿兩廡成于乙酉（1285）之冬，三門耳墻畢于丁亥（1287）之閏。圣像堂堂，從祀穆穆。每遇春秋二丁，告朔既望，僚屬學宮、諸胥弟子環列于殿堂之下，禮畢明經，觀者如堵?！保?5］（P330）明代李浩《三迤隨筆》亦云：“元初，胡人多崇儒者。至延，大理開科取士而崇儒。但無祭孔祀典頒行大理，知孔孟為圣人，至明平大理，葉榆為朱熹學識為貴。永樂初，始頒祭孔大典，議建孔廟。派學子入成都，學八佾大禮，制學制，立官學書院，于永樂四年起，祭孔于書院。以學官至生員，分次列班，至此，供奉大成至圣先師，大興孔孟之舉，開科取士，儒學大興，儒者以科舉為重。”［9］（P195）從地方志所載大理路廟學的祭孔活動看，大理路廟學大成廟及相關建筑于丁亥（1287）年已經建設完畢，同年有了祭孔活動，但祭孔限于“告朔既望”。此與明代李浩《三迤隨筆》所載“但無祭孔祀典頒行大理”相印證可知，元代大理路廟學雖然已經開始舉行祭孔活動，但僅限于舉行不用樂的朔望活動。元代的云南，由于賽典赤、張立道及忽辛等相繼努力，云南廟學逐步得到建立，中慶路及大理路的廟學中已經出現關于祭孔活動的明確記載，如中慶路廟學及大理路廟學都已經實行與中原時間一致的春秋兩祭。當然，由于物質條件及文化條件所限，中慶路廟學雖然已經開始舉行使用樂舞的釋奠禮樂，但由于社會的動蕩，中慶路廟學釋奠禮樂的舉行也只能是斷斷續續，未能長期維持。稍后建立的大理路廟學，雖然也出現了祭孔活動的明確記載，但由于條件所限，元代作為政治、文化中心的中慶路廟學及大理路廟學，其祭孔活動僅能以不用樂的上香或釋菜等祭孔形式為主。元代，除中慶路廟學與大理路廟學外，在云南一些地區也先后辦起了廟學，如至元（1271－1294）間創辦的臨安府學、石屏州學宮，大德（1298－1307）間創辦澄江府學及泰定（1324－1328）間的河西縣學、鶴慶府學等。元代廟學的建立，其目的在于漢文化的傳播，而文化的傳播總是以雙向的方式進行的。王思廉《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云：“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為漢佛”；“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保?6］（P705）可見，對于多數元代云南人而言，元初廟學及以儒教為中心的漢文化，是一種陌生的事物，更是一種與本土傳統文化不同的“異”文化。盡管這種“異”文化將在云南之后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重大影響，但在這種新文化移植初期，云南人仍表現出的冷漠的態度?！霸t所在立文廟，蠻目為漢佛”，“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所描述的正是元代云南廟學初建時遭受冷遇的景象。對居住在云南的多數族群而言，廟學教育仍是陌生的，除個別地區外，整個云南社會當時的漢化水平，還未具備接受釋奠禮樂的條件。因而元代廟學初建時，多數廟學以不用樂的釋菜之禮代替了更為復雜、隆重的釋奠禮儀及禮樂，釋菜禮、上香等不用樂的祭孔儀式有可能是元代多數云南廟學的祭孔禮儀。由于云南歷史上漢文化傳播的不平衡，導致廟學所承擔的包括釋奠禮樂文化的傳播，注定是一個長期的、曲折的歷史過程。有學者統計“有元一代科舉中，云南所中進士才5人”，［17］（95）從以上元代云南科舉考取功名人數的狀況，可以推測元代整個云南社會對于漢文化的態度。從整個元代云南科舉僅有五人的史實，可以看到廟學以儒教為中心的漢文化傳播的曲折道路，同時也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元代云南釋奠禮樂傳承的狀況。“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為漢佛”，“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士”所描述的正是元代云南廟學初建時遭受冷遇的景象。雖然元代云南廟學的發展處于初期，許多廟學出現“士無專師，官無定職，故人士無聞焉”［18］（P960）的狀況，但就總體而言，元代廟學的初步建立，為明代云南廟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元代釋奠禮樂之樂器及其他相關物品主要見于中慶路廟學的相關記載，可知元代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播范圍是有限的，僅局限于中慶路廟學。從中慶路廟學之狀況看，釋奠禮樂樂器等也曾遭搗毀，可知元代云南社會，廟學發展還處于初創階段。由于社會不穩定及漢文化整體水平不高的影響，廟學釋奠禮樂的傳承還存在一些困難。但就總體而言，元代廟學的建立，儒學的初步傳播，為此后廟學釋奠禮樂的傳播，奠定了物質與文化基礎。

二、明代云南釋奠禮樂

較之于元代，明代的云南社會有了一定變化。明政府軍事上實行衛所制度，并開始了軍屯制度，這使大量的漢族移民進入云南，改變了云南人口民族的比例。這些移民對加快云南漢文化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同時也對云南各族群文化與漢文化的交流融合起到重要作用。由于有元代的基礎，明代科舉制度在云南的大力實施，使明代廟學在云南得到廣泛建立，釋奠禮樂的傳承范圍也進一步得到拓展。

（一）明代廟學的發展廟學作為釋奠禮樂傳承的重要場所，它的建立及拓展是釋奠禮樂傳承的重要依托。首先，明代中央政府加大了云南科舉的力度。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始平，朱元璋即發告示云：“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范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儀，以美風俗?！保?9］其次，明代，加強了云南廟學教育的傳播與管理。在漢文化有一定積累的地區，相繼建立起學校，明洪武至萬歷年間，先后在滇東、滇中、滇西、滇南等地廣泛建立起廟學。這期間建立的廟學主要包括：洪武（1368－1398）間設立的通?？h學、元江州學、寧州學宮、阿迷州學、峨縣學宮、蒙自縣學宮、永平縣學、劍川州廟學、楚雄府學、南安州學宮、曲靖府學。永樂（1403－1424）間設立的楚雄縣學、姚州學宮。成化（1465－1487）建設立的騰越州學。正德（1506－1521）間設立的尋甸州學、平彝縣學。嘉靖（1522－1566）間設立的瞮益州學、陸涼州學、馬龍州學、保山縣學、大姚縣學宮、定遠縣學宮、宣威州學宮、鎮雄州學。隆慶（1567－1572）間設立的河陽縣學、新興州學、新平縣學。萬歷（1573－1620）間設立的順寧府學宮、云州學宮、保山縣學、羅平州學等。①為了加強廟學管理，明政府在加大云南廟學建設力度的同時，在云南各府、州、縣設立了專司教育的教授、學正、教諭、訓導等官員。漢族之外，許多少數民族也有了學習機會。有的上層人物子弟還被選送京師國子監，如“洪武二十一年（1388），云南羅羅土官遣其二子入監讀書，洪武二十二年（1390）西南夷烏蒙芒部土官皆遣子入學”［20］（P1）等等。明代云南廟學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廟學數量與獲取功名人數的增長兩個方面。相關明代廟學建設的狀況，文獻有較多記載。據《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十二載：“明永樂十年（1412）三月丙申，云南左參政呂明善言：‘武定、尋甸、廣西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從之。上曰：‘學校風化所系，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與之耳’。”［2］（P5）據《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傳》載：“永樂十五（1417）年，順州知州王義言：‘沾被圣化三十余年，聲教所屆，言語漸通，子弟亦有俊秀，請建學教育’，從之［21］（P8093）?！庇州d：“（永樂）十六年（1418），麗江府龐文郁言：‘本府及寶山、巨津、通安、蘭州四州，歸化日久，請建學?！?，從之?！保?1］（P8099）明代的云南，廟學不僅在漢文化積累較深的地區得到建立，部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廟學也得到了建立。據明代萬歷（1573－1620）末云南布政參儀謝肇膌撰《滇略》卷四載：“高皇帝既定滇中，盡徙江左良家閭右以實之，及有罪竄戌者，咸盡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理法，言語習尚，大率類建業；二百年來，熏陶漸染，彬彬文獻與中州埒矣。”［5］（P699）從文獻記載看，由于廟學的廣泛建立，到明代萬歷末，云南部分地區的族群、衣冠及語言、習俗，都出現了漢化的局面。學者相關研究表明：“至明末天啟（1621年始）間，云南省計有儒學63所、社學163所、書院48所……至崇禎末，全省儒學在原基礎上有增加，共73所，書院則達65所?！保?2］（P440～441）以上云南明代廟學統計數據結果顯示，明代云南廟學已經形成一個穩固的體統。云南不僅廟學數量有了增長，獲得進士功名的人數較之于元代也有了較大變化。明代云南廟學的廣泛建立與本土文人的產生，不僅對漢文化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也為釋奠禮樂的進一步傳承奠定了基礎。

（二）明代釋奠禮樂的發展隨著廟學的發展，明代云南釋奠禮樂傳承范圍也得到拓展。明代的云南，已經出現了陳文纂修的景泰《云南圖經志書》、李元陽編纂萬歷《云南通志》、周季鳳纂修的正德《云南通志》、謝肇膌編纂的《滇略》及劉文征撰的天啟《滇志》等省通志，云南部分府、州也出現了地方志書。以上地方志書對明代云南釋奠禮樂也已經有一些相關記載。天啟《滇志》為明代最后纂修的一部云南省志，史學家方國瑜認為“天啟《滇志》為明代云南志書中最為完備的一部”。［23］（P274）劉文征天啟《滇志》卷八《學?！分局校瑢υ颇险w廟學及釋奠禮樂有了明確的記載，為了解明代云南禮樂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史料?，F將明代天啟《滇志》所載云南明代釋奠禮樂（雅樂）相關記載整理成如下表格（見表1－1）。從天啟《滇志》對云南各府釋奠禮樂的記載情況看，天啟時，云南廟學釋奠禮樂在云南地稱呼為廟學雅樂。至天啟時，云南18個府、州建有廟學，除元江府與廣南府外，其中16個府的廟學已經出現“經籍、雅樂、祭器皆備”的情況，釋奠禮樂文化的釋奠儀式及樂舞皆有可能已經在16個府的廟學中出現。由于文獻記載對各府廟學釋奠禮樂的記載僅限于以上簡單的描述，所以仍無法進一步了解當時云南各地釋奠禮樂文化相關的具體樂器配置、樂曲及其他傳承傳播狀況。但天啟《滇志》中對云南府廟學及釋奠禮樂相關的記載，為進一步了解明代云南廟學釋奠禮樂文化提供了依據。劉文征天啟《滇志》，不僅對全省18個地方府廟學及雅樂（釋奠禮樂）有大致描述，對云南文化、政治中心云南府的廟學釋奠禮樂有著更為細致、詳細的描述。明代的云南府，按當時云南郡縣建置，包括當時的晉寧州、安寧州、昆陽州、嵩明州（相當于今天的昆明地區）。其中廟學的記載主要包括了：經籍、祭器、樂器、射器，并附有三器考（文廟祭器、文廟樂器、鄉射禮器）及部分釋奠樂章的律呂譜、完整的文廟樂舞圖等，現將以上史料分類摘錄如下：經籍，經之類九：《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五經白文》《五經集注》《爾雅注疏》《周禮》《春秋左傳》《國語》《大學衍義》。祭器：舊制云雷尊一，象尊一、犧尊一、大尊二、爵八十三，二十六，簋四十四，香爐三十二，燭二十六，俱以銅為之。酒樽三，俱以錫為之。提學僉事鄧原岳制爵七十，燭四十四，香爐九，籩豆三百三十五，盛毛血盤二十一，盥盤五，酒器五，酒樽架一，俱以銅為之。射器：福一，豐一、布候一、旌十、鐘一、樸一。其中樂器：麾一、籾一、?一、琴六、瑟二、笙、簫、笛、篪、塤、排簫、編磬十六、編鐘十六、節二、舞羽三十六。樂舞八佾：共八十八人，提學副使江和汰補，新制衣冠全。［24］（P276）以上為云南府天啟時配備的祭器、樂器、樂舞的狀況。與明代內地釋奠禮樂相關文獻相比，云南府廟學的釋奠樂器配置基本完備，但由于缺乏更為詳細的文獻材料，目前對明代云南釋奠禮樂的了解也只能是局部的、片段的。該書中附有三器考，對祭孔文廟祭器、文廟樂器、鄉射禮器進行了介紹。其《祭孔樂章》，如下：天啟《滇志》載部分明代釋奠樂章。又有明代釋奠樂舞圖，如下：天啟《滇志》載釋奠樂舞舞容。通過對天啟《滇志》所載明代釋奠禮樂中三個配樂舞樂章的樂譜及歌詞進行梳理，可知，與明代洪武六年（1373）頒布，由詹同、冷謙作曲（仲呂立宮）的釋奠樂章音樂旋律及樂章名稱、歌詞內容完全一致。［25］（P1552～1553）嘉靖孔廟改制，僅將其中“王”字改為“師”字。由此可以進一步判斷，此樂章是明代洪武六年（1373）明政府頒布并通行全國的釋奠禮樂樂章。遺憾的是，天啟《滇志》所載的明代釋奠樂章并不完整，這說明明代云南釋奠禮樂雖然已經得到傳承，但就總體而言，各級地方官員及政府對其重視的程度與清代相比仍然有十分明顯的差距。本文認為以上明代釋奠禮樂在云南的傳承狀況，實際上與明中央政府對云南的統治政策相關，也與明政府對云南社會的整體控制力相關。顯然，明中央在云南的文化及民族政策相對于清代的政策而言，較為寬松也較為柔和。通過對天啟《滇志》所載釋奠禮樂樂舞文字的梳理可知，至遲在天啟年間，明代釋奠禮樂的樂舞圖示已經有完整的版本傳入云南。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明代釋奠禮樂的舞容，既不同于明嘉靖年間所頒布的釋奠樂舞譜，也不同于明萬歷年間頒布的釋奠樂譜。對于此種狀況，筆者關注到天啟《滇志》的另一條文獻記載：“祭器雅樂，著在令甲，而殘缺失次者，亦復不少。射禮久廢不講，學宮藏射器，亦寓殷序之義于十一乎，然與羊等耳。往與晉江王慕萼氏畿討究三器，此君傳雅君子也。為一一析其義意，為書曰《三器考》，時又得《樂舞圖》，曾刻于成都，此中隨肄業有專門，而沿襲舛訛，熟究而熟正之，郡國之樂，止見文廟，忍令失次，不為之所也？今并附刻，庶幾見文治一斑云?！保?4］（P276）從以上釋奠禮樂明代在云南傳承傳播的內容及其他相關歷史信息看，明代釋奠禮樂在云南的傳承有可能并非直接源自明朝廷。首先，天啟《滇志》所載釋奠樂章并不完整，所載釋奠樂章僅為有樂舞舞譜的部分，而此套樂舞不同于明代頒布的載于《闕里舊志》與《闕里新志》的舞容。明代地方志所載釋奠樂舞，并未嚴格按照明朝廷頒布的樂舞圖進行記載，結合明代中央政府對云南相對寬松的各種政策，反映出明代中央政權對云南文化教育的管理并不十分嚴格，云南地方政府對云南教育文化可能擁有一定的自主權。這就為明代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途徑提供了多種選擇的空間。總之，以上明代天啟《滇志》相關釋奠禮樂祭器、樂器、樂舞及部分樂章的相關記載，為研究云南明代釋奠禮樂傳承的具體狀況，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從文獻記載看，與元代相比，明代廟學已經在云南更廣泛的地域內得以建立，作為釋奠禮樂傳承載體，廟學的建立使釋奠禮樂在云南傳承的地域得到拓展。與此同時，文獻對釋奠樂章、樂器及樂舞的相關記載也比元代更為豐富。雖然明代對于云南廟學釋奠禮樂文化的相關記載與元代相比顯得更為豐富，但仍有明顯的局限性。憑目前所見文獻記載可知，釋奠禮樂明代在云南已經逐步得到傳承。明代最為完備的天啟《滇志》對云南府廟學的記錄最為詳細，除此之外，對大理府、臨安府等廟學雖有記載，但都十分簡略。這使研究者無法詳細了解云南其他地區釋奠禮樂的傳承情況，這種狀況直至清代才得到改善。

三、結語

從文獻記載看，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經歷了漫長、曲折的歷史過程。通過以上論述，本文得出以下幾點認識：一、本文推斷，南詔時期云南大理地區可能已經出現中原釋奠禮樂文化。宋代，雖然段氏建立的大理國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但就其文化而言，云南與內地經濟、文化的交流并未中斷。作為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釋奠禮樂很可能在云南已經存在，并有相當的發展。二、隨著元代云南建立行省制度，廟學在云南開始得到建立，祭孔祀典開始廣泛出現在云南廟學之中。文獻明確記載了中慶路、大理路廟學出現的包括釋奠、釋菜、朔望等祭孔儀式。雖然元代云南釋奠禮樂的發展仍處于啟蒙階段，但元代云南廟學的建立及釋奠禮樂的啟蒙，均為以后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三、明代，隨著云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云南廟學的建立，出現了釋奠禮樂的詳細記載。天啟《滇志》中出現釋奠禮樂的詳細記載，內容涉及釋奠禮樂的祭器、樂器、樂舞圖、樂譜等重要內容。文獻記載表明，自明代始，云南已經有相對完整的釋奠禮樂傳入，但明代云南釋奠禮樂的傳承實際仍處于初期階段。由于目前文獻記載的缺乏，還無法進一步了解明代云南釋奠禮樂文化傳承的儀式、演奏、演唱的方法等傳播的狀況，及明代云南各地漢族及少數民族族群文化與釋奠禮樂文化間相互關系，這種狀況直到清代才得以改善。

作者：洪江單位：中央音樂學院中國古代音樂史方向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