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戰爭狀態下的社會經濟實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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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題研究

(一)鄉村經濟統制與經濟掠奪

日本經濟統制與掠奪依然是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的重點。但與以往相比，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統制與掠奪研究不再限于宏觀地探討日本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掠奪，而是采取實證的研究方法，加強微觀研究。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從個案分析來透視日本的經濟統制政策與掠奪。如胡華對日本的棉花統制進行了研究。周德華以吳江為例，考察了日軍在淪陷區掠奪糧食的種種方式。經盛鴻全面梳理了日偽政權在南京郊縣實施的對糧食、棉麻絲等農業資源的掠奪政策和“農業增產運動”及其后果。丁曉杰對日本在蒙疆地區實行的貿易統制政策、羊毛統制政策進行了論述。寶音朝克圖則從家畜統制政策、羊毛統制政策、糧食統制政策三個個案分別考察了偽蒙疆政權的物資統制政策。這種微觀的個案研究與宏觀的論述相比，能更加具體地反映日本的經濟統制與掠奪及其對中國經濟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二是通過對日偽組織的考察更加深入具體地論述日偽統制政策的貫徹與執行，體現了近十年來淪陷區經濟研究視角下移的趨勢。解學詩運用日偽檔案，詳細考察了滿鐵是如何充當日本對華北棉花、糧食等資源進行經濟統制與掠奪的急先鋒。他以滿鐵為視角解讀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統制與掠奪，堪稱對日本經濟侵略研究的創新。丁曉杰考察了日本為實行畜產統制政策而設立的蒙疆畜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經過、業務內容，從畜產經營機構這一獨特視角來揭示日本的掠奪性經濟政策。他對日本在蒙疆地區的蒙疆羊毛同業會、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華北綿羊改進會等的研究，填補了國內外史學界這一研究領域內的空白。他還考察了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的設立及活動，認為它在農業科研領域內配合貫徹日本的大陸政策。從日偽經濟組織的活動這樣一個較小的視角窺探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統制與掠奪，有利于我們詳細了解日偽經濟統制政策的具體實施，克服了以往宏觀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視角可謂獨特新穎。同時，也使我們認識到這些以企業和科研機構面孔出現的經濟組織是如何參與了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二)戰爭狀態下的農副業生產

長期以來，淪陷區經濟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揭批’層面”，這對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極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們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國淪陷區的鄉村社會經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狀態，人們是如何生產與生活的。因此，我們需要對日本侵略之下的社會經濟實態進行微觀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對于社會經濟的實際影響。近十年來在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戰爭狀態下農村雇傭關系、農作物種植結構的變化、鄉村手工業的異變以及鄉村經濟的衰變。李淑娟的《日偽統治下的東北農村》考察了淪陷時期東北地權結構的演變，認為日本通過“地籍整理”和百萬移民計劃，大肆掠奪土地，使地權高度集中，農村社會結構發生極大變化，即自耕農階層基本瓦解，佃農和雇農成為農村最大群體;傳統意義的地主退出歷史舞臺，漢奸地主得以形成與發展;日本移民成為東北農村的特權階層，使租佃關系在封建土地占有關系上有新的發展。于春英對偽滿時期東北的農業雇工進行了專門研究，認為日本入侵使雇工經歷了諸如雇農數量激增、雇農內部結構變化、雇傭勞動在農業生產中所占比率上升、雇農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態及雇工工資的變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極為顯著的變化。她的研究還表明偽滿時期的水田面積和水稻產量逐年增加。然而這是日偽強制水稻種植導致的畸形發展，在水稻種植擴展的同時，東北農業卻處于衰退狀態。李淑娟深入分析了偽滿前期的農業危機、大豆生產的衰退、鴉片種植對農業生產的沖擊等。華北淪陷區方面，王加華與王士花的研究頗值得注意。王加華考察了抗戰前后華北作物種植的變化趨勢，認為戰前以棉花為代表的經濟作物種植比率呈上升趨勢，糧食作物呈下降趨勢;抗戰爆發后，棉花與糧食作物收益對比發生變化，棉花種植比率下降，小麥、甘薯、粟等糧食作物比率上升，這體現了農民對生存安全的考慮。王士花的研究同樣表明抗戰爆發后糧食的種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對華北的糧食生產產生了嚴重的破壞性影響，造成糧食播種面積及產量的減少。對于華北淪陷區棉花的生產，她認為盡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軍的入侵嚴重破壞了農村的農業生產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場，壓低棉價，使農民種棉無利可圖，紛紛棄棉種糧，因而華北淪陷區的棉花生產銳減。她的新著《日偽統治時期的華北農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總結，展示了淪陷后華北農村社會實態的主要方面。織布業、制絲業等是近代中國鄉村重要的家庭手工業。戰爭對這些鄉村手工業產生了什么影響，戰時手工業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形態，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初步探討。彭南生提出了“半工業化”理論來描述抗戰前若干地區、若干行業中的鄉村手工業的發展，其理論核心是區域外市場的開拓和手工業技術的進步。而戰爭則破壞了鄉村手工業的發展機制，中斷了“半工業化”進程。顧琳認為戰爭撕裂了高陽織布業所依賴的外部關系網絡，使高陽的商人資本向城市轉移，而留在鄉村的織戶則難以繼續生產。日本侵略者試圖恢復織布業，但因原棉、棉紗的緊缺，均告失敗。與華北鄉村織布業的衰落不同，吳惠芬對江浙地區蠶絲業的研究表明，城市繅絲廠衰敗，而大量繅絲工人轉移到農村從事家庭繅絲業。在當時獨特的政策和環境下，鄉村的繅絲業得到一定發展，但其始終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務于日本的經濟統制與掠奪政策。馬俊亞分析了戰時江南農村的衰變，人口銳減，大量耕畜被捕殺，農具被破壞，造成農業生產耕作失時，江南農村長期處于米荒中，蠶業、林業、棉業、漁業和手工業等副業經濟均慘遭破壞。戰爭打斷了江南農村的現代化進程，加劇了江南農村的貧困化程度。

(三)農村商業貿易與市場

學術界探討了各淪陷區之間、淪陷區與國統區之間的商業貿易往來、走私活動，以及淪陷區基礎鄉村的市場交易體系變動。周宗根考察了淪陷區以糧食為中心的南北物資交流。他認為，日本在占領區實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對華北、華中物資交流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華中的糧食支援華北的經濟開發和接濟華北民食。但華中“維新政府”與政府對南北物資交流則比較冷淡。在淪陷區與國統區物資流動方面，齊春風論述了兩者之間的糧食走私活動。他認為，抗戰時期日本通過高價誘購、自設米行、奸商設行的方式策動糧食走私，大量的糧食從國統區流向淪陷區，造成國統區糧荒的局面，搶米風潮頻發，給國統區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日本的政治陰謀提供了可乘之機。戰爭對鄉村市場交易體系造成了什么影響，戰時的市場交易與戰前相比有何變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糧食的流通為例作了具體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戰前華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競爭，日偽時期華北棉花協會公定價格統制華北棉花的流通，由華北棉花協會的會員日本洋行來從事棉花的收購。這使七七事變前的棉花流通體系遭到嚴重破壞，被戰時統制體系取代:天津和濟南等終點市場失去眾多棉花來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幾乎喪失;棉花運輸手段發生變化，除山西外的華北淪陷區出現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中國棉花商淪為日本洋行的附庸;上下級市場之間建立起來的物資交流聯系被切斷，最終棉花的商品化受到嚴重阻礙，華北農村經濟瀕臨破產。她還考察了山東棉花流通市場在抗戰前后的變化。糧食流通方面，受戰爭及日偽經濟統制的影響，糧食流通的渠道、機構、方向、手段等都發生了極大變化。糧食流通的初級市場集市大量減少，農民改變以往的售糧方式，多在自家庭院賣給前來收購的小販;糧棧成為日本商社的收購人;大城市糧棧的運輸職能喪失;一些糧食集散市場的中轉職能改變;鐵路、卡車及牲畜的運輸量增加。

(四)戰爭狀態下的農民生活

戰爭給農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淪陷區農民的日常生活狀況又是怎樣的，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學術界對此有所探討。陳靜根據日偽調查資料，分析了北京周邊農村農民的生產和收支情況，認為日偽當局雖在農業生產組織和技術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顯。同時農民負擔急劇增加，農戶普遍破產，生活極度貧苦。李淑娟論述了日偽的“糧谷出荷”政策對東北農民生活的影響。她認為“糧谷出荷”以極低的官定價格，根據“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則掠奪農民的糧食，使農民的生活質量受到極大影響，陷入極端糧食不足狀況，體質急速下降，疾病、自殺、死亡率增高。同時農民搶糧事件頻發，農民生活在悲觀恐怖的環境中。此外，李淑娟還考察了日偽時期東北大豆經濟衰落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受世界經濟危機和日偽經濟統制的影響，東北大豆經濟急劇衰退，不僅產量減少，而且價格跌落，農民收入減少，加速了農民的破產進程，使社會貧困達于極點。張勁探討了日本在華中實行的“計口授糧”政策對中國民眾所造成的苦難。由于糧食供應短缺，日軍在城市采取“計口授糧”的分配原則，對購糧的時間和數量作了具體規定，在農村初則實行“計口留糧”政策，即由農民按照家庭人口扣留一年所需，其余則統統收購。繼而于1944年秋實行田賦征實，按田畝計算，不顧農民的收成與所需。日偽的糧食掠奪使農民無法保證最低的生活需要，激起了農民的暴動，糧食走私盛行，凸顯出淪陷區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和緊張的社會矛盾。前述學者基本上都是探討日偽經濟政策對農民生活的影響，尚未展示出農民的日常生活圖景，王會杰則從農民的日常生活入手，運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日偽時期內蒙古東部地區農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淪陷前后的變化，并分析了煙毒、匪患、信仰、奴化教育對農民物質文化生活的影響，認為戰爭對農民生活的傷害不僅體現在戰時，還會延續到戰后作為民眾的記憶而存在。以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對戰爭狀態下農民生活進行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的經濟統制與掠奪對中國社會經濟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和嚴重災難，從微觀和下層社會的角度理解淪陷時期中國社會之實態，但是這方面的研究有待繼續推進和深入。

二、特點、趨勢與展望

以往淪陷區經濟研究的重點在于日偽經濟統制與掠奪的研究，探討日偽政權是如何統制與掠奪經濟資源，以服務于戰爭。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史研究在延續以往研究的同時，開始更加注重對日偽經濟統制與掠奪所產生的實際影響的研究，開始注重對戰爭狀態下社會經濟實際運行各個方面的研究，包括農副業生產、農村商貿與市場以及農民生活等等，探討戰爭狀態下的社會實態，克服了以往宏觀研究“宏大敘事”的不足，此可謂研究視角的變化。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以往的泛泛而論，個案研究和微觀實證研究日益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定量研究更加突出，論證也更加有力。研究視角的轉移和研究方法的變化，體現了社會史研究范式在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中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體現了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視角下移的趨勢和研究范式的轉換。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的轉換是近十年來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所取得的重大突破，但是還有許多研究領域亟待開拓和深入。比如前述戰爭狀態下的農副業生產、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等，還需要開展大量的實證研究，農村借貸與金融等領域還未見專論。此外，目前學術界在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中的對話還不夠，形不成學術觀點上的交流和交鋒。因此，要推動淪陷區鄉村經濟研究還需要加強對話和交流。

作者：孟玲洲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