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比重與地區經濟增長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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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摘要：

城鎮化和國有企業改革是內嵌于東北地區體制轉型的兩大進程，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影響。本文利用2003—2013年東北三省地級面板數據進行檢驗，結果表明，偏高的國有企業比重不利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同，這種負面影響呈現出非線性的門檻特征。在推進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充分釋放新型城鎮化的積極作用，可以減輕國有企業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

關鍵詞：

國有企業改革;經濟增長;新型城鎮化;東北地區

一、問題的提出

東北地區曾作為新中國工業的搖籃，在共和國建設史上書寫過輝煌篇章，被譽為“共和國長子”。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曾經給東北地區帶來光榮和夢想的舊體制逐漸成為東北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阻礙。國有企業比重過高、所有制結構單一等弊端，導致20世紀90年代東北地區經濟效益普遍下滑，被稱為“東北現象”，東北地區也成為20世紀90年代末國有企業改革“陣痛”的主要地區。2003年國家出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隨后數年東北地區獲得了大量的扶持政策，經濟進入復興期。然而，典型的投資拉動模式使得高增長表象下暗流涌動，長期未解決的深層次體制性、結構性矛盾進一步積累，最終導致近年來東北地區經濟“斷崖式”下滑，形成了“新東北現象”的困局。在全國經濟增速減緩的新常態下，東北地區經濟的“整體滑坡”引起了各界的關注。2015年國家相繼出臺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指導意見，國有企業改革成為新一輪東北地區振興的重點工作。學者們對國有企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沒有一致的結論。一些學者從成本、生產效率和創新效率等微觀視角出發，得出了國有企業相對于其他所有制企業效率低下，進而降低了整體經濟效率和增長速度的結論［1］－［3］。另一些學者從宏觀視角檢驗了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顯著負效應［4］，并提出國有企業不僅自身存在效率損失，由于預算軟約束的存在，還會帶來民營企業的效率損失，從而對整體經濟造成了“增長拖累”［5］。盡管大量文獻研究了國有企業的低效率和拖累效應，但也有文獻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和證據。黃險峰和李平［6－7］認為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并沒有明顯不利影響，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其他部門相比并不存在顯著差異。洪功翔［8］認為劉瑞明和石磊［5］提出的國有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和預算軟約束的雙重假設不符合當下實際，并實證檢驗了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正效應，而非“增長拖累”。但是，現有文獻對東北地區這一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深重、國有企業比重較高的典型地區缺乏研究。本文利用2003—2013年東北三省地級面板數據進行檢驗，實證結果表明，偏高的國有企業比重不利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另外，以往文獻關于國有企業與經濟增長的研究，都是從二者具有線性關系這一視角出發。厲以寧［9］提出，中國的經濟轉型具有體制轉型和發展轉型的雙重特性，即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和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在雙重轉型中，重點是體制轉型，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的束縛和限制是全面的，既包括城市，又包括農村，既包括工業，又包括農業。而國有企業體制和城鄉二元體制是構成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支柱，國有企業改革和城鎮化作為內嵌于經濟轉型的兩大進程，對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本文將城鎮化、國有企業與地區經濟增長納入到同一個分析框架中，研究發現，偏高的國有企業比重不利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且這種負面影響的程度隨城鎮化水平的差異而不同，即具有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二、典型事實與理論分析

(一)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

建國以后，為了實現國家的迅速振興，中國實行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東北地區由于具有良好的工業基礎，成為重點發展區域，較早地進入了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發展軌道。從20世紀50年代“一五”計劃時期開始，國家陸續在東北地區布局和建設了一大批重化工業項目，國家對國有企業下達一系列指令性指標，實行直接計劃管理，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工業所有制結構在東北地區形成，東北地區的經濟總量和經濟比重一度領先全國。改革開放后，中國不斷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深重、國有企業比重較高的東北地區經濟增長開始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時至今日，東北地區國有經濟在工業領域的占比仍舊很高，尤其在重化工業領域，比重甚至超過一半，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3年國家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后，東北地區經濟出現繁榮，2003—2010年，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14.9%，遠高于全國11.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然而，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到2010年戛然而止，之后東北地區經濟開始下滑，經濟增長率從2010年的16.2%下降到2013年的7.6%。宏觀數據顯示，2014年東北地區經濟進一步下滑，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經濟增速分別為5.8%、6.5%和5.6%，均低于全國7.4%的經濟增長率，分列全國倒數第3位、第4位和第2位。探究影響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是本文的研究方向。考慮到所有制是經濟運行的基礎，而東北地區的所有制結構又具有國有經濟比重偏高的典型特點。因此，本文首先從制度視角出發，分析國有企業比重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東北地區城鎮化水平差異的典型事實

經歷了近現代的區域開發和工業化過程，東北地區一度是中國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城鎮數量及其規模結構在全國城鎮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1978—2000年，東北地區非農業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7%，顯著低于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年均增長1.5%—2.5%的增長率，并呈現出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征［10］。根據城鎮化發展的S型曲線，第一階段城鎮化水平低于30%，城鎮人口增長緩慢;第二階段城鎮化水平在30%—70%之間，城鎮化進入加速階段，這種趨勢一直持續到城鎮化達到70%的水平;第三階段城鎮化水平高于70%，此時經濟社會發展漸趨成熟，城鎮人口保持平穩。2003年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出臺后，東北地區城鎮化率開始平穩增長，絕大多數地區進入了加速發展的第二階段，但東北地區各地的城鎮化水平仍存在明顯差異。總體來看，東北地區城鎮化的核心地域由北至南分布著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哈大齊(哈爾濱、大慶、齊齊哈爾)城市群、以長春為中心的吉林中部城市群、以沈陽為中心的遼中城市群和以大連為中心的沿海城市帶，形成了“三圈一帶”的空間形態，主導著東北地區城鎮化空間格局［10］。具體來看，東北地區城鎮化發展呈現一定程度的圈層結構，主要是以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為中心依次向周邊地區展開［11］，哈爾濱、長春地區“中心—外圍”特征顯著，遼寧以沈陽和大連為中心“雙核”特征突出［12］。此外，東北地區土地城鎮化和人口城鎮化的耦合發展呈現出顯著的南北分異特征，沈陽經濟區和沿海經濟帶耦合度較高，而黑龍江北部和東部地區耦合度較低［13］。這暗含著東北地區各地不僅城鎮化水平存在明顯差異，而且城鎮化質量也存在顯著差別。粗放式的城鎮化會導致土地、房價和工資等要素價格快速上漲，損害城市競爭力及經濟效率，還可能導致城鎮化本身的停頓。

(三)國有企業負面效應的機制以及城鎮化的影響

通過對經濟現實的觀察，本文認為有四條主要的機制導致了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一是經濟效率的損失，二是產業發展的拖累，三是就業發展的遲滯，四是體制轉型粘性的阻礙。而城鎮化正是通過作用于這四條主要的機制，使國有企業比重與東北地區經濟增長之間具有了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1.國有企業對經濟增長負面效應的機制

(1)經濟效率方面

由于公有產權屬性，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勵手段，國有企業在各類所有制企業中效率較低。除了存在生產效率損失，國有企業還存在著創新效率損失，且創新效率損失大于生產效率損失［2－3］。國有企業微觀層面的效率損失，導致的宏觀結果必然是經濟增長受到拖累，這是因為可持續的長期增長正是基于生產率的提高和創新的發展。此外，國有企業自身存在的效率損失，還會拖累民營企業的發展速度，進而對整體經濟造成“增長拖累”［5］。

(2)產業發展方面

為在短期內迅速提振經濟，國有企業在推進國家戰略的過程中，會導致產業結構“重型化”，即三大產業中第二產業比重過高，尤其重化工業等傳統產業比重過高。失衡的產業結構顯然不利于現代經濟的發展。在國家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東北地區不僅積累了龐大的國有經濟，還培養了強勢的地方政府。褚敏和靳濤［14］認為，地方政府行為與國有企業壟斷的結合通常是阻礙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此外，郭麗麗和李勇［15］認為，國有企業因為產權安排的缺陷會阻礙產業結構的變遷，抑制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具有“產業拖累”效應。

(3)就業發展方面

受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影響，國有企業主要分布在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和能源密集型行業，這樣的行業分布特征會導致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和競爭力，效率低下，從而導致其自身解決就業的能力有限［16］。此外，國有企業通常依靠政府補貼和救助等生存，非國有企業的一部分資源因此受到擠占［5］。又由于銀行更傾向于貸款給有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信貸所有制歧視和融資約束的存在使非國有企業的經營發展受到不利影響［17］，非國有企業的勞動力需求減少，解決就業的能力受到抑制，整體的就業水平和經濟發展就會受到不利影響。(4)體制轉型方面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歷史因素無疑會對地區的經濟增長軌跡產生影響。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下，東北地區具有了更高的初始國有經濟比重，構成東北地區的所有制結構稟賦。而這一所有制結構稟賦會使東北地區在市場化改革和體制轉型的過程中陷入歷史鎖定效應，難以迅速適應和實現轉型發展，導致長期經濟增長乏力。劉瑞明［18］認為，由于經濟轉型和市場化改革，過去遺留下來的眾多國有企業在轉型的過程中構成了地區發展的包袱，包袱越重，市場化進程越慢，經濟增長也就越慢。總之，舊體制的粘性使得東北地區難以迅速跳出原有的發展路徑，從而不能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因而拖累了地區經濟增長。

2.城鎮化對國有企業增長負效應的影響

城鎮化作為內嵌于經濟轉型的另一重要進程，會通過影響經濟效率、產業發展、就業發展和體制轉型這四條路徑，使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具有非線性特征。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具有積極的作用:一是經濟效率提升，城鎮化能促進工農和城鄉協調發展，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是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來源［19－20］。二是產業升級，城鎮化的集聚效應能提升產業效率，增強工業和服務業的競爭力，促進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就業促進，城鎮化發展具有規模經濟效應，這能為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更大的就業空間，提高城鄉勞動者的就業率，對就業水平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四是體制轉型，通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城鎮化能有效地縮減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助推經濟實現轉型發展，同時，城鎮化能促進市場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有助于減弱體制粘性的阻滯。當然，一些地方高成本、低質量的城鎮化，不能有效配置資源，反而使各類要素價格快速上漲，有損經濟效率，不利于產業、就業的長期發展，以及體制轉型的實現。本文的研究重點在于，考慮到國有企業體制和城鄉二元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支柱，與此對應，國有企業改革和城鎮化作為內嵌于體制轉型的兩大進程，會通過經濟效率、產業發展、就業發展和體制轉型這四條主要路徑對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產生重要影響，因而將其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認為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存在不利影響，影響的程度因城鎮化水平的差異而不同，即具有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三、門檻模型設定、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門檻模型設定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可設定模型如式(1)所示:regdpit=ui+α1soeit+βX+εiturb≤γ1ui+α2soeit+βX+εitγ1＜urb≤γ2ui+α3soeit+βX+εiturb＞γ{2(1)其中，regdp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地區經濟增長率;soe為核心解釋變量，表示國有企業比重;X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包括政府作用、教育水平(edu)、開放程度，以及城鎮化水平，β為相應的參數向量。下標i和t分別代表第i個城市和第t年，i=1，2，…，36;t=2003，2004，…，2013。ui是用于反映個體效應的一些不可觀測因素，εit為隨機干擾項。αi和門檻值γi為待估參數，當城鎮化水平處于不同區間時，αi的取值不同，說明在國有企業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有門檻效應的存在。可將式(1)寫成單一方程的等價形式如式(2)所示:regdpit=ui+α1soeitI(urbit≤γ1)+α2soeitI(γ1＜urb≤γ2)+α3soeitI(urb＞γ2)+β1govit+β2eduit+β3openit+β4urbit+εit(2)其中，I(•)為指示函數。在對回歸方程進行估計時，必須對門檻值γi的大小進行識別，為了避免主觀劃分區間帶來的偏誤，本文使用面板門檻模型對數據進行自動識別，以確定門檻值，進而研究在城鎮化水平的不同區間內，國有企業比重與地區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二)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詳細的變量選取與計算方法如表1所示，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遼寧省統計年鑒》、《吉林省統計年鑒》和《黑龍江省統計年鑒》，部分數據來源于各地級市的統計公報。以東北三省36個地級行政區劃單位作為研究對象，本文構建了2003—2013年共11年的地級面板數據(N=36，T=11年，NT=396)。對于數據缺失的問題，考慮到缺失情況并不嚴重，為了保持樣本容量，本文采用“線性插值”的方法補充了缺失數據。①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門檻效應檢驗

運用Stata13.1進行面板門檻估計，結果表明，單一門檻效果在5%水平下顯著，雙重門檻效果在1%水平下顯著，使用“自抽樣法”(Bootstrap)對樣本進行500次反復抽樣，P值分別為0.022和0.000，三重門檻效果并不顯著，自抽樣P值為0.126。因此，下文基于雙重門檻模型進行分析，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過程中存在兩個門檻值，由模型識別出來的城鎮化水平分別為0.587和0.657。這兩個門檻值劃分形成了三個區間，在每個區間內國有企業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整體來看，呈現的是一種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二)回歸結果分析

如表2所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之后，國有企業比重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國有企業比重提高時，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率會下降，反映了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觀察各個控制變量，城鎮化水平的系數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為負，這可能反映了東北地區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某些問題，如通過土地城鎮化來實現區域振興，資源利用效率低，損害了產業競爭力，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面影響;也可能是因為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偏大的所有制結構，難以給城鎮化積極作用的釋放提供協調的制度環境。教育水平(edu)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這符合經驗事實和已有文獻的研究結論。因此，在“新東北現象”的困局下，吸引和積累人力資本對于地區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作用。開放程度的系數為正，但并不顯著，這可能與本文使用了地級數據有關，反映了東北地區地級行政單位在利用對外開放來發展經濟方面的工作還有待加強。政府作用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反映了東北地區強政府的特征，也反映了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國家戰略和政策支持，這是因為地方政府正是這些戰略政策的重要推動者。進一步整理后發現，當城鎮化水平低于0.587時，國有企業比重的系數為－0.012;當城鎮化水平在0.587—0.657之間時，國有企業比重的系數為－0.131;當城鎮化水平高于0.657時，國有企業比重的系數為－0.059。這反映了在城鎮化水平的不同區間，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不同，具有非線性的門檻特征。這種非線性特征總體上呈現了一種先增大后減小的關系，這可能是由于起初城鎮化的推進主要是土地城鎮化，這會帶來一些不利于效率提升、產業發展、就業促進和體制轉型的負面影響，而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偏大的所有制結構不能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來協調城鄉發展，這樣的矛盾加大了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隨著城鎮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必然會受到更大關注，城鎮化在效率、產業、就業和體制方面的積極作用就能更好地釋放，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回歸結果的初步啟示是:進行所有制結構改革，降低國有企業比重，使制度安排更為合理，有助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在合理的制度環境下，推進新型城鎮化，使城鎮化的積極作用充分釋放，有助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進一步保證研究結論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本文做了以下穩健性檢驗。首先，以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在總職工人數中的比重作為解釋變量，地區經濟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城鎮化水平作為門檻變量，重新進行了面板門檻估計。其次，將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以對數差分的形式重新度量各地區的經濟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國有企業比重作為解釋變量，城鎮化水平作為門檻變量，再次進行了面板門檻估計。不論是以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在總職工人數中的比重作為解釋變量，還是以對數差分形式度量的地區經濟增長率作為被解釋變量，雙重門檻效果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結果具有穩健性，即國有經濟比重與地區經濟增長率之間確實存在著非線性的門檻特征。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國有企業體制和城鄉二元體制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支柱，與此相對應，國有企業改革和城鎮化作為內嵌于東北地區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兩大進程，對東北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大量學者對國有企業的效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目前存在著國有企業會拖累增長還是促進增長的爭論。同時，也有學者對城鎮化進行了研究，認為城鎮化的集聚效應能促進就業、改善效率、提升產業競爭力。城鎮化還能促進市場化、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有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體制轉型。當然，高成本、低質量的城鎮化，不僅會推高工資、房價等各類成本，損害產業發展及經濟效率，還可能導致城鎮化本身的停頓。國有企業改革和城鎮化這兩大進程之間暗含著什么聯系?城鎮化在國有企業比重與地區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會起到什么作用?本文從經濟效率、產業發展、就業發展和體制轉型這四條主要機制進行了理論說明，并運用2003—2013年東北三省地級面板數據進行了門檻檢驗，實證結果表明國有企業比重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存在不利影響，國有企業比重提高會降低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率。而由于城鎮化的差異，這種不利影響呈現出非線性的門檻特征，即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同，國有企業比重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總體上呈現了一種先增大后減小的特征。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政策的微觀實施主體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但過高的國有企業比重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負面效需要引起應有的重視并加以解決。近年來，在全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東北地區更是面臨著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如何在新常態下改革舊體制、實現東北地區振興?本文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既然偏高的國有企業比重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具有負面效應，那么深入推進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就是提振東北地區經濟的必然選擇，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盡管這類體制性較強的改革更具根本性，難度也更大，但只有形成體制上的新常態，增強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和地區經濟的內生動力，才能實現東北地區實質性的振興。一是經濟效率方面，完善制度供給，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入更多元的競爭主體，降低國有企業比重，合理削弱國有企業在具有自然壟斷或行政壟斷性質行業上的控制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提高經濟效率。二是產業發展方面，國有企業要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轉型升級，結合自身優勢發展新能源、生物制藥、軌道交通和工業機器人等新興產業，打破傳統重工業“一柱擎天”的產業結構。降低民營企業的進入門檻，與國有企業形成良性競爭與合作，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做長、做精產業鏈，提升產業競爭力。三是就業發展方面，將國有企業的公益性職能和商業性職能盡可能分開，明確各類國有企業的功能和定位，剝離商業類國有企業的政策性負擔，以提高商業類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和經營績效，從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吸納更多勞動力。國有企業在改革自身、提高實力的同時，要提供有利條件和機會留住、吸引優秀人才，助力國有企業競爭力的持續提升。四是體制轉型方面，繼續完善現代企業經營制度、治理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的激勵約束、績效考核和薪酬分配制度，消除計劃經濟舊體制和舊思維的束縛，將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緊密結合，激發經濟主體的活力，促進體制轉型。

第二，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要進一步推進東北地區的新型城鎮化進程，尤其要注重城鎮化質量的提高。新型城鎮化更應該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鎮化，這樣才能充分釋放城鎮化的積極作用，有效減輕國有企業對東北地區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一是經濟效率方面，集約利用土地資源，加大土地監管，遏制城鎮無序蔓延擴張。建設用地要避讓優質耕地和林地，推進舊城改造，加大對廢棄工農業用地的治理，促進大中小城市以及城鄉協調發展。二是產業發展方面，東北地區要加強分工合作，避免同質化無效的競爭。根據各自的資源優勢、區位特點，共同推動地區產業鏈的合理分工、布局和延伸，促進新興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建立現代產業體系，在合作中打造各自的優勢和品牌。三是就業發展方面，新型城鎮化在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同時，要為農民提供與市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實現農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讓農民真正在城鎮留下來。同時，支持和幫助農民學習、利用電子商務等互聯網平臺，促進勞動力就業和創業結合。四是體制轉型方面，新型城鎮化要以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帶動體制轉型。協調發展以哈爾濱、長春、沈陽和大連為中心的四大城市群，增強東北地區整體競爭力，吸引人才集聚，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尤其是加強與俄羅斯、韓國和日本等周邊國家的合作，提升東北地區在東北亞商貿、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打造東北亞區域經濟中心。

第三，在通過國有企業改革和新型城鎮化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的同時，東北地區還要利用好國家政策和戰略，抓住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契機，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制造2025”和創新驅動戰略等，借助外力進一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盡快走出“新東北現象”的困局。在“一帶一路”戰略下，積極建設好中蒙俄經濟走廊，打造好向北開放的重要窗口，促進基礎設施、能源資源和產業開放等方面的合作，助力東北地區經濟振興。東北地區具有良好的制造業基礎，是中國重要的裝備制造業基地，在“中國制造2025”背景下，更要加快制造業改造升級、由大到強、綠色發展，打造高端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在創新驅動戰略下，東北地區要加快推進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完善創新型企業、科研院所和研究型大學的產學研合作機制，促進創新成果轉化，培育良好的創新創業文化，提供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吸引和匯聚創新創業人才，在高端裝備、服務型制造等領域實現突破，打造東北地區新的經濟增長點。

參考文獻:

［1］平新喬，范瑛，郝朝艷.中國國有企業成本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3，(11):42－53.

［2］吳延兵.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研究［J］.經濟研究，2012，(3):15－27.

［3］吳延兵.國有企業雙重效率損失再研究［J］.當代經濟科學，2015，(1):1－10.

［5］劉瑞明，石磊.國有企業的雙重效率損失與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10，(1):127－137.

［6］黃險峰，李平.國有企業部門規模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各地區的經驗研究［J］.產業經濟評論(山東大學)，2008，(2):1－21.

［7］黃險峰，李平.國有企業效率、產出效應與經濟增長:一個分析框架和基于中國各省區的經驗研究［J］.產業經濟評論(山東大學)，2009，(1):39－56.

［8］洪功翔.國有企業存在雙重效率損失嗎———與劉瑞明、石磊教授商榷［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0，(11):24－32.

［9］厲以寧.中國經濟雙重轉型之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1－7.

［10］張平宇.“振興東北”以來區域城鎮化進展、問題及對策［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3，(1):39－45.

［11］郭付友，李誠固，陳才，等.2003年以來東北地區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時空耦合特征［J］.經濟地理，2015，(9):49－56.

［12］孫平軍，丁四保，修春亮，等.東北地區“人口—經濟—空間”城市化協調性研究［J］.地理科學，2012，(4):450－457.

［13］甘靜，郭付友，陳才，等.2000年以來東北地區城市化空間分異的時空演變分析［J］.地理科學，2015，(5):565－574.

［14］褚敏，靳濤.為什么中國產業結構升級步履遲緩———基于地方政府行為與國有企業壟斷雙重影響的探究［J］.財貿經濟，2013，(3):112－122.

［15］郭麗麗，李勇.國有企業的產業拖累效應及其門檻特征［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5，(1):25－33.

［16］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9.67－87.

［17］劉瑞明．金融壓抑、所有制歧視與增長拖累———國有企業效率損失再考察［J］.經濟學(季刊)，2011，(2):603－618.

［18］劉瑞明.所有制結構、增長差異與地區差距:歷史因素影響了增長軌跡嗎?［J］.經濟研究，2011，(S2):16－27.

［20］王小魯，樊綱，劉鵬.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換和增長可持續性［J］.經濟研究，2009，(7):44－47.

作者:祝永慶 單位:東北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