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干部三個自信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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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黨員干部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與認同度分析

從年齡特征看，56歲及以上的中老年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最高，而30歲以下的青年受訪者則最低。青年受訪者“聽說過”(38%)“三個自信”并且“知道”(34%)其具體所指的占比均只有中老年受訪者相應指標(75%、63%)的一半左右，如圖7所示。從黨齡特征看，20年以上黨齡的受訪老黨員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最高，而5年及以下黨齡的受訪者則最低，其“聽說過”(41%)“三個自信”并且“知道”(35%)其具體所指的占比均只有20年以上黨齡受訪者相應指標(74%、63%)的一半左右，如圖8所示。

筆者認為，中老年黨員干部或入黨時間較長的黨員干部，可能更留意、更關注黨的時事政治發展及黨的理論宣傳教育，也說明我們黨需要加強對青年黨員、新黨員群體的理論宣傳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工作。從供職單位(職業身份)看，在非國有企業、社會組織/中介組織供職的受訪黨員干部“聽說過”“三個自信“(38%)、“知道”其具體所指(37%)的比例明顯低于在黨政司法機關(63%、57%)、國有企業(68%、61%)、人民團體(均為57%)等“體制內”單位供職的受訪者的相應比例，如圖9所示。從任職崗位差異看，擔任處級及以上領導職務、企事業單位負責人及中層管理干部的受訪黨員干部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較高，而青年學生、企事業單位一般管理人員或普通員工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明顯偏低，他們“聽說過”“三個自信”并且“知道”其具體所指的相應指標，甚至不及前者的一半，如圖10所示。筆者分析認為，在“體制內”單位供職、職級較高或“官”較大的黨員干部，可能對黨的時事政治和理論宣傳更敏感，更易于接受到黨的理論教育教化，因而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較高。從不同在職情況看，離退休受訪黨員干部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最高，有75%的離退休受訪者“聽說過”“三個自信”，“知道”其具體所指的占比61%，而在校學習的青年大學生的相應比例最低，這兩項指標(30%、26%)還不及離退休受訪者相應指標的一半。更值得關注的是，待業/待崗的受訪者這兩項指標不僅較高，而且認知一致(均為67%)，而在職受訪者的相應指標(55%、51%)卻明顯偏低，如圖11所示。這或許說明離退休黨員干部仍對黨的事業發展保持較高關注和熱忱，待業/待崗的黨員干部比在職的黨員干部更關注黨的時事政治發展及其現實有效性，而青年學生黨員可能更會對相關時事政策及理論宣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選擇性“健忘”。從文化教育程度看，不同文化程度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整體認知度的影響不大，但是，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受訪者“聽說過”(58%)“三個自信”與“知道”(42%)“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占比落差較大，而接受過碩士、博士教育的受訪者這一落差很低(54%、51%)。這可能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黨員干部，“聽說”與“知道”的認知越統一，如圖12所示。

此外，從黨內任職崗位差異看，擔任黨務秘書/干事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認知度最高，有68%(高于擔任黨內書記/副書記的受訪者的64%)的受訪者“聽說過”“三個自信”，但“知道”其具體所指的受訪者比重只有55%，這一比例低于擔任黨內書記/副書記的受訪者的相應比例(64%)。普通黨員受訪者“聽說過”“三個自信”并“知道”其具體所指的占比分別只有50%和44%，如圖13所示。在對堅定“三個自信”的功能性認知中，“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黨員干部超過2/3(71%)的人復選認為堅定“三個自信”有助于“堅定理想信念”，有一半左右的人復選認為有助于“增強宗旨觀念”(50%)、“增強事業信心”(46%)，有1/3左右的人復選認為有助于“重塑政治合法性”(36%)、“整合價值訴求”(34%)、“填補信仰缺失”(34%)，另有12%的人單選認為“不好說”，如圖14所示。這或許說明多數黨員干部認為堅定“三個自信”能夠起到“堅定理想信念”、“增強宗旨觀念”、“增強事業信心”等作用，但也有一些黨員干部“說不清、道不明”，看不透堅定“三個自信”可能發揮的功能。

二、黨員干部堅定“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分析

由于不少受訪黨員干部“不知道”或“知道但不是很熟悉”“三個自信”的具體所指，考察這兩類受訪黨員干部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意義不大，因此，筆者只對“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黨員干部進行分類比較分析。

(一)整體上看，“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黨員干部80%以上的人對堅定“三個自信”表示有信心(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的只有3%)，但感覺周圍的人對堅定“三個自信”也有信心的只有44%，如圖15、圖16所示。這說明“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絕大多數黨員干部對堅定“三個自信”有信心，但評價別人是否有信心則顯得“心里沒底兒”。

(二)受訪者年齡特征、文化教育程度、職業身份、任職級別等對“三個自信”信心指數的影響差異性比較顯著，而受訪者黨齡特征對“三個自信”信心指數的影響不大。從年齡特征看，46—55歲的中年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最高(100%的中年受訪者表示對“三個自信”有信心)，而30歲以下的青年受訪者以及30—45歲的中青年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都比較低，占比分別僅有78%和79%，如圖17所示。這或許說明中年黨員干部對黨的事業發展更樂觀、更自信。從文化教育程度看，接受過碩士、博士教育的受訪者對堅定“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占比70%)明顯低于大專及本科文化程度受訪者的相應比例(86%)，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的比例(6%)也高于大專及本科文化程度受訪者的相應比例(1%)，如圖18所示。這可能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黨員干部，越容易相信自己的主觀評價、越容易“悲觀”。從供職單位(職業身份)看，在社區工作站、居委會等基層單位供職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最高(100%的人表示有信心)，而在人民團體供職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表示有信心的占比最低(只有33%)，表示“不確定”的有67%;在事業單位供職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表示有信心的占比64%，而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的占比12%(供職其他單位的受訪者的此項比例均為0)，如圖19所示。這或許說明在社區工作站、居委會等基層單位供職的黨員干部“更接地氣”、更愿意相信黨的事業實實在在地在發展，在事業單位供職(在讀)的高校師生黨員干部，“骨子里”更具有懷疑精神。從任職崗位差異看，擔任處級及以上領導職務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最高(占比92%);而青年學生受訪者的占比最低(僅有67%)，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的占比卻最高(11%);擔任其他職務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度差異不大。普通黨員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占比72%)也明顯偏低于黨的領導干部的相應指標(占比96%—100%)，如圖20、圖21所示。這或許說明職級越高、“官”越大的黨員干部，對黨的事業發展越自信，而青年學生黨員可能源于就業壓力大、生存發展困境等，對事業前途缺乏信心。從黨齡特征看，6—10年黨齡與20年以上黨齡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占比92%、90%)明顯高于5年及以下黨齡受訪者的相應比例(67%)，但6—10年黨齡的受訪者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的比例(4%)也高于所有其他黨齡受訪者的相應比例(0—3%)，如圖22所示。這或許說明入黨時間長短對堅定“三個自信”信心指數的影響并不顯著，也無規律性。另外，從不同在職情況看，在職和離退休的受訪者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沒有顯著差異(占比80%左右)，而在校學習的青年大學生對“三個自信”的信心指數明顯偏低，僅有67%的人對“三個自信”表示有信心，如圖23所示。

(三)在對堅定“三個自信”的功效性評價中，“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黨員干部只有一半左右的人(49%)堅信“肯定會有”效果，如圖24所示。這或許說明有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對堅定“三個自信”“肯定會有”效果滿懷信心，但也有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模棱兩可，判斷不準是否會有功效。

三、黨員干部在堅定“三個自信”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自信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叭齻€自信”的核心問題就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就是對我們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所走過的道路、所取得的成績、所面對的問題如何認識的問題。對于中國的發展，走什么樣的道路，以什么理論為指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制度，歷來有不同的聲音。伴隨改革開放的步伐，這種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其核心依然是道路、理論、制度之爭。在我們黨一心一意抓建設、謀發展的過程中，的確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過去沒有但現在出現了的問題，過去居于次要但現在可能成了比較突出的問題等。這些問題涉及社會經濟發展各個層面，不同的人、不同的群體會有不同的感受，而人民群眾包括黨員干部往往是根據實際工作生活中比較突出地感知到的一些問題，比如道德失范、誠信缺失，信仰迷茫、精神空虛，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藥品事故頻發，收入、貧富差距擴大，教育、醫療、養老保障不足，個人(子女)就業或成長晉升困難，住房困難以及許多涉及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問題等，作出自己的研判和選擇。

在“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黨員干部中，有54%的人復選認為“黨群/干群間信任缺失，說啥也不信”，占比最高;有42%的人復選認為“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理想信念動搖，似信非信”;分別有25%的人復選認為“脫離工作和生活實際，沒人會真信”，“假大空口號而已，沒啥可信的”;有24%的人復選認為“過于強調‘中國特色’，意識形態化，無原則、無是非，不能信”;有19%的人復選認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缺乏信心，看不到希望，沒法信”;有15%的人復選認為“內容膚淺貧乏、無說服力，不值得信”;有9%的人復選認為“缺乏新意，信不信無所謂”;此外還有14%的受訪者單選“不清楚”問題所在。如圖25所示。筆者認為，在堅定黨員干部“三個自信”的問題上，當今最大的困境或矛盾，是“自信”的資源與黨員群眾的“公信”相距甚遠乃至背道而馳?？雌饋砦覀兊牡缆穼嵺`已經比較成功，理論體系已經比較豐富，制度已經比較完備，宣傳教化的廣度、深度、力度也非常大，但普通黨員群眾似乎不怎么“買賬”，“信不信無所謂”、“沒啥可信”、“似信非信”、“沒人會真信”乃至“不值得信”、“不能信”、“沒法信”、“說啥也不信”等現象比較突出。如何將來源于實踐的成功經驗轉化為有說服力的理論資源和有保障力的制度資源，轉化為廣大黨員群眾真正信得過、能夠凝聚黨心民心、重拾信心的行動指南，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十年來的發展進步、偉大成就，讓黨員干部增強了“三個自信”。如何進一步增強這種自信?在“知道”“三個自信”具體所指的受訪者中，68%的人復選認為應“融入日常工作學習”，占比最高;53%的人復選認為應“加大宣傳教育”;40%的人復選認為應“加強理論闡釋和研究”;23%的人復選認為應“入腦入心”;另外還有11%的人單選“不清楚”。如圖26所示。

黨的十八大提出“三個自信”的命題，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政治覺悟和政治信念，展示了廣大黨員干部甘愿為之奮斗的決心和信心。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指出，必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斷增強“三個自信”。筆者認為，堅定“三個自信”，首先需要全黨上下進一步以高度的自覺和自信，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以豐厚的創新成果不斷賦予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新的時代內涵和價值，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使“三個自信”真正成為廣大黨員干部引領全國各族人民合力復興中華民族、實現中國夢的精神支柱。其次，需要廣大黨員干部結合自己的日常工作和學習，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體實踐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個自信”中國夢作出艱辛努力，實現從感性認知到理性認同到內心堅信再到自覺踐行，真正“入腦入心”，固化為廣大黨員干部的思想共識、精神信仰和行動智慧。再次，需要廣大理論工作者和理論研究工作者深化對“三個自信”的理論闡釋和研究，用普通黨員群眾看得懂、聽得明白、聽了信的樸實話語和生活語言，講深講透“三個自信”的實踐價值、理論價值，真正讓“三個自信”充分“接地氣”、“聚能量”。比如，需要講清楚“三個自信”具有非常豐富的實踐價值，因為它確立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徑和保證，是全黨行動自覺的結晶，因此，我們應在充分借鑒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經驗、深刻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進一步創新實踐的基礎上，增強道路自信;我們應在充分借鑒人類社會制度文明的基礎上，在扎實推進系統完備、科學管用、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建設中，增強制度自信。還需要講清楚“三個自信”具有非常豐富的理論價值，因為它明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和指導思想，是全黨理論自覺的結晶，因此，我們應在充分吸納人類社會政治文明、深刻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適足性①、進一步創新理論成果、提升理論解釋力的基礎上，增強理論自信。最后，肩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教育普及工作的單位和人員，應緊緊圍繞到底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信什么”、“怎么信”的問題，從黨的需要和黨員干部的需要出發，創新理論宣傳的方式、方法和載體、途徑，增強理論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著力提高黨員干部堅定“三個自信”的認知度與認同度，增強其自信心與自信力，真正讓“三個自信”的精神實質在黨員干部中落地扎根、固若磐石。

作者：程浩單位：深圳大學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