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旅游經營行為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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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晰的產權具有眾多優勢，但在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多個群體共同擁有旅游資源的排他權，就會形成鄉村旅游資源利用和開發進入壁壘，導致鄉村旅游資源的閑置、利用不足等，而引發反公共地悲劇現象。文章以湖南省平江縣橫沖村和高坪村相鄰兩村為例，利用古諾均衡模型與捕魚模型，以探討鄉村旅游經營行為與反公共地悲劇的關系。研究發現，相比鄉村旅游資源產權條塊分割，鄉村旅游資源集體合作化可以更有效地解決或避免反公共地悲劇的出現，促進鄉村旅游資源集體合作化實現的利益分配協同協議對反公共地悲劇具有顯著影響。所以鄉村旅游資源開發中需要強化鄉村旅游資源的集中化，通過引導建立股權合作社等有效的組織形式與以分配正義為核心的利益協調機制，不斷促進鄉村旅游健康持續發展。

［關鍵詞］反公共地悲劇；協同；鄉村旅游；經營行為

1問題緣起

鄉村旅游作為一種農業與鄉村文化結合的新業態旅游，已成為農民工返鄉創業、農村脫貧及鄉村經濟崛起的重要手段。然而，鄉村旅游經營中也面臨著公共地悲劇和反公共地悲劇難題，如云南省傣族園村民曾因利益之爭通過堵路與砍樹等發泄不滿、中俄邊境村落室韋村旅游開發過程發生群體性沖突致使旅游“脫貧”后“返貧”以及貴州省回龍村因土地流轉僵持導致開發商撤資等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選擇最優鄉村旅游經營路徑應對鄉村旅游資源利益相關者沖突困境，實現農村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已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近年來，Hardin的公共地悲劇理論為在更加現實條件下解決資源排他權問題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成為資源利益相關者沖突研究的主流框架[1]。比如Healy進一步將Hardin的公共地悲劇理論拓展到旅游資源開發中，發現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過度利用會導致公共地悲劇[2]。Maximiliano和Babu在公共空間理論分析框架下比較分析了發展旅游與生態危機的選擇問題[3]。Kelly研究了旅游開發企業利用旅游資源所帶來的經濟效應與公共地博弈問題等[4]。Hardin的公共地悲劇理論也已經成為國內學術界研究我國旅游資源的主流理論。比如趙亮通過公共地博弈模型考察了鄉村旅游作為公共資源所引致的生態危機、市場混亂以及利益沖突[5]。張林和王超恩基于產權基本屬性分析鄉村旅游資源的外部效應和利益分配問題[6]。左冰和保繼剛以及謝彥君認為，鄉村社區居民參與鄉村旅游權利失敗的根源在于所有權的受限與虛位，引致社區居民與鄉村旅游開發商沖突不斷[7-9]。以上文獻的一個共同假設是鄉村旅游資源產權界定不清。與以上產權界定不清假設不同，目前鄉村旅游開發中利益相關者的沖突根由多是因鄉村旅游產權排他性所致。清晰的產權界定猶如一柄雙刃劍，關注的是不同開發者的博弈，卻忽視開發者與利益相關者的博弈。而正因為利益相關者的存在，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對于同一旅游資源的競爭就會出現零合博弈，致使鄉村旅游開發過程中出現開發不足甚至推諉扯皮現象屢屢發生。如Heller認為公共地內，存在擁有權力的不同開發者，都有權阻止或設置障礙阻止其他人使用該資源，而導致資源閑置與利用不足出現反公共地悲劇[10]；Buchanan和Yong認為，擁有權力的開發者大量存在會使潛在收益損失[11]；楊勇指出，利益相關者數目的不確定性會導致旅游開發者不完美預期，進而導致鄉村旅游資源開發過程運營阻力不確定性增加[12]；李厚忠以濟南市南部山區為例，指出由于產權分割太多、多頭干擾而造成鄉村旅游資源閑置[13]；胡北明和雷蓉認為，反公共地悲劇現象的存在造成旅游地開發不足、資源利用受限，旅游資源展示價值的目標無法實現[14]；張偉強和劉少和基于公平與效率的角度指出，公共旅游資源開發利用的可持續性是旅游業亟須解決的問題[15]；李燕琴和劉莉萍通過民族村寨旅游開發中利益相關者對于鄉村旅游公共資源開發導致的群體沖突分析，認為反公共地悲劇抑制鄉村旅游扶貧[16]。目前，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包干到戶的責任制使鄉村旅游地的產權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對鄉村旅游開發與經營過程形成較大阻力，如村民攔截游客、敲詐游客、集體上訪等事件，造成鄉村旅游資源開發不足、很多優質資源無法開發的反公共地悲劇現象。因此，如何結合中國鄉村旅游發展的現實，選擇最優鄉村旅游經營路徑應對鄉村旅游的產權分割、開發不足和利益分配的負面影響，使得鄉村旅游開發沖突損失最小，保持中國鄉村旅游健康穩定發展，是一個亟須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也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

2理論闡釋

本文在一個基本的古諾模型基礎上引入寇宗來的捕魚模型，用來分析鄉村旅游資源缺乏有效使用或阻力太多造成資源閑置問題時，如何解決反公地悲劇問題，激勵鄉村旅游經營行為發生的選擇過程[17]。假設鄉村旅游開發中存在N（>2）個對稱參與人（對資源擁有開發權利的鄉村居民、村委會、政府機構等，簡稱參與人），他們都擁有對鄉村旅游資源使用的排他性權利，則有可能導致鄉村旅游的開發不足。值得注意的是，當每個鄉村旅游開發的參與人j的利潤πj處于一般均衡狀態時，N→∞時，limN→∞πj=0。說明當鄉村旅游開發的參與人無窮多時，利潤為零。也就是說，如果鄉村旅游開發權利分割程度足夠大時，鄉村旅游開發的參與人收益為零，將不會進行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導致反公共地悲劇的發生。正如Heller提出，當公共地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時，資源會過度使用甚至會枯竭，導致公共地悲劇；反公共地正好是公共地的鏡像，如果眾多的人對某種資源的使用具有排他性，則有可能導致該種資源的使用不足甚至停止使用，進而導致反公共地悲劇[18]。Heller繼而列舉“閑置的莫斯科商店”案例說明如果某項資源擁有者甚多，每個擁有者都有權利去阻止他人利用資源，則會導致該資源的停止使用，最后導致反公共地悲劇[18]。假若當N→∞時，將會出現反公共地悲劇。現在考慮另一種極端，即假設當N=1時，該區域鄉村旅游開發的參與者為一個整體，即為壟斷市場。在壟斷市場上，壟斷生產者的產量供給主要由需求（曲線）決定，壟斷供應產量均衡點條件是MR=MC。假設需求函數為擬線性，則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狀態下，壟斷者的意愿產量將僅為公共地產品的一半。此時，盡管壟斷者沒有要保護旅游資源公共地悲劇發生的主觀愿望，但是由于MR=MC時所帶來的利潤最大化的驅使，卻對資源利用與開發起到了保護的作用，讓其對資源的使用始終控制在一定的數量。也就是說，壟斷將會是鄉村旅游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帕累托改進的充分條件。因此，通過比較N→∞與N=1的兩種極端行為，可知，N=1是鄉村旅游開發的理想狀態。N→∞是眾多人對鄉村旅游開發具有“發言權”與“干擾權”導致的反公共地悲劇現象。因此，若考慮邀請一個旅游企業參與鄉村旅游的開發，探討是否有可能解決反公共地悲劇，甚至有可能實現該區域的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但若旅游企業進入該區域，將會面臨N個對稱的參與者曾經為開發鄉村旅游資源有貢獻的人或者機構，且這N個參與者都曾經管轄該旅游區域，對“誰開發”以及“能否開發”該區域具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權利阻止。也就是說，如果旅游企業要開發該區域，必須征得所有參與者的同意。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亟須討論的問題是旅游企業與N個對稱的參與者簽訂什么樣的協同協議（即許可參與鄉村旅游開發）。不同的協同協議可能會造成旅游企業對鄉村旅游開發資源量的不同。本文基于寇宗來捕魚模型中的3種常見協同協議基礎上，從反公共地悲劇角度，運用數理模型分析哪種協同協議有利于激勵旅游企業對鄉村旅游的開發。一是收取入門費，這是對旅游企業收取一個變動費用為零的定價；二是利潤分享，即N個對稱的參與者以一定的比例分享旅游企業利用與開發旅游資源所獲得的利潤；三是抽成，即旅游企業要獲取旅游資源的利用和開發的資格，就要被N個對稱的參與者對每單位旅游產品產量收取固定的費用。

3經驗例證

為了尋求破解鄉村旅游的反公共地悲劇，本文將反公共地悲劇理論與鄉村旅游的組織形式、發展階段以及運行機制、經營行為等進行系統研究，于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選擇了河南省、江蘇省、廣東省和湖南省4省中發展鄉村旅游的12個村莊進行訪談和問卷調研。在調研過程中，發現湖南省平江縣的橫沖村和高坪村為相鄰兩村，地域文化相同但進行鄉村旅游開發的發展狀況卻大相徑庭。為深究根由，本文選取這兩地作為典型案例進行剖析。平江縣的橫沖村與高坪村位于湖南省岳陽市平江縣安定鎮，距湖南省省會長沙90千米。橫沖村行政面積3平方千米，共有15個村民小組438戶1728人。水田1400畝，山林1800畝，荒山1000畝，池塘19個，沒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水域資源，僅屬于“山不清、水不秀”的普通村落。而高坪村擁有“坪山書院”與“影視小屋”等多項文化產權資源，卻陷入產權非對稱擁有困境，即有權決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有權，有權利用的未必有權獲得利益，有權出租的不一定有權獲得租金。因此，對開發高坪村鄉村旅游的企業來講，不但要從占有部門獲得批準占有權，從決定用途部門獲得使用權，從擁有租賃權的部門獲得租賃權，只有同時獲得這些權利他們才能真正開發鄉村旅游資源，而事實上這點很難做到。在調研過程中了解到，高坪村曾經嘗試自己開發以及吸引企業進行投資開發，卻因需要花很多的時間與金錢導致成本太大而被擱置，最終導致反公共地悲劇。而處于資源劣勢的橫沖村于2015年8月注冊了“平江縣橫沖民俗旅游專業合作社”，組織村民利用自家閑置房屋發展鄉村民宿，并以此帶動全村鄉村旅游發展，順利解決了反公地悲劇問題。橫沖村與高坪村的鄉村旅游開發情況見表1。橫沖村合作社一期發動12戶村民入社發展鄉村民宿，利用美團、攜程等網絡平臺吸引游客入住。合作社運營的第一個月時間，合作社成員純收入達到2.8萬元，單戶收入最高達到8000元。截至2016年12月，合作社已發展民宿加盟戶22家，可提供標準房間100余個，日接待能力可達200人，戶均月增收1600元以上。農家餐廳3家，可同時容納300人就餐，月均營業額可達1萬元以上。根據調查，橫沖村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旅游開發的產權機制與組織機制創新是基礎和關鍵。

橫沖村僅在一年之間發展如此迅速，得益農戶分散的產權以集體產權形式集中，有效地解決反公共地悲劇，為鄉村旅游發展提供寶貴經驗：（1）利用區位優勢，發展鄉村旅游股份合作形式。橫沖村雖無自然資源優勢，但處于長沙1小時經濟圈，面向長株潭城市群發展鄉村旅游具備得天獨厚的地理區位優勢，距離杜甫墓祠、自在平江等旅游景區10千米以內，是石牛寨景區、連云山漂流等景區的必經之地，有力地保障了鄉村旅游發展的客源。村集體以土地入股，占股份40%（其中，10%專門用于精準扶貧，支持貧困戶發展生產），14名返鄉青年組成的創業團隊占股份60%。返鄉青年團隊負責橫沖村鄉村旅游股份公司的運營，負責鄉村旅游資源開發、銷售、談判以及日常管理；村集體選派一名黨員作為監事，負責監督公司業務經營和重大事項決策，其他村干部不干涉公司日常經營。這種股份合作形式有利于引進外資投資以及鄉村資源的持續開發，節約了資源交涉和經營過程沖突的交易成本。（2）組織市場化，采用“旅游公司+股份合作社+農戶”的經營模式。與周邊旅游景點達成合作，橫沖村提供旅游的配套服務，與旅游公司一起成立股份合作社以及電商平臺，提供鄉村民俗、農家餐飲、知青酒吧、鄉村馬場以及農產品銷售。橫沖村股份合作社通過100畝無花果、200畝湘蓮、300畝向日葵和4萬棵黃花菜開發鄉村旅游新看點，日常維護承包給當地貧困村民打理，村民通過養殖以及種植無公害水果蔬菜定期將勞動成果交由股份合作社統一銷售，年底結算與分紅。第二，居民與旅游的利益聯結機制創新是重要保障。橫沖村居民作為橫沖村鄉村旅游土地及其地上附著物的產權人，從鄉村旅游發展中獲得收益的來源與類型包括：（1）租賃費。橫沖村將荒山與廢棄的陷田以每畝每年100元的價格承租給合作社，承包合同期限為20年，每年給付租金，不享受股份分紅；將閑置房屋租賃給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經營，利潤按3∶7進行分成。這是橫沖村民憑借其對資源的所有權、使用權與承包權所獲得收益。（2）股份收入。股份合作公司的成立，新增就業崗位120余人，帶動50余戶貧困戶通過參與旅游實現增收。2016年累計接待游客12萬人次，村民增收260余萬元，年底人均股份分紅2000元。（3）生活環境優化。為增加景區吸引力和接待能力，橫沖村陸續投入420多萬元用于道路硬化、道路亮化、村民飲水、污水處理、農田基礎設施、綠化美化、文化廣場以及旅游配套設施的修建。（4）其他福利。從2016年起投入9萬元作為教育獎學金資助貧困學生與獎勵優秀學子。對80歲以上的老人發放生活補貼，并在中國傳統節日時邀請60歲以上老人聚餐。此外，邀請村委會及村民外出旅游考察。與此同時，橫沖村對股份合作企業通過收取入門費作為建設鄉村旅游的基礎設施投資和使用鄉村集體資源的費用，并讓社區居民參與其中享受利潤分成。研究發現，平江縣的橫沖村與高坪村的鄉村旅游發展存在差異，現有的不同參與方式以及利益分配方案有著顯著的影響。橫沖村的經營模式通過有效集中產權實現鄉村旅游一體化給全體村民帶來增益，通過頻繁合作的循環博弈，幾乎很難產生“囚徒困境”的局面，從而解決反公共地悲劇。

4結論與啟示

通常，人們認為加強產權劃分必然會促進農民的生產能力提升。但是，考慮到社會財富是經濟分工的必然結果，加強產權劃分在提高農民生產激勵的同時，卻降低了專業化發展引致的規模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激勵。由此，加強產權劃分對于農民的生產能力提升的總效應可能是不明確的。本文利用簡單的古諾均衡模型與寇宗來捕魚模型，探討Heller提出的反公共地悲劇問題。如果多個人對鄉村旅游資源具有排他性，或者說，開發該區域的鄉村旅游資源需要獲得多個利益相關者的許可，則鄉村旅游開發企業的積極性會受到打擊，從而造成鄉村旅游資源被利用不足的情況，即造成反公共地悲劇。在模型中，反公共地悲劇在抽成的情況下會顯現，即如果鄉村旅游開發企業在開發鄉村旅游資源收支盈虧未知的情況下，對任何數量的鄉村旅游資源都要抽成，則會導致鄉村旅游資源開發成本過高，最終獲得負利潤或者無利潤。因此，如果鄉村旅游開發企業的預期是不完美的，抽成則有可能導致鄉村旅游開發企業不進入市場，從而造成反公共地悲劇，即鄉村旅游資源開發不足的情況。如何解決或者減輕鄉村旅游的反公共地悲劇？基礎模型分析表明，抽成會造成鄉村旅游資源的反公共地悲劇發生，而當N個對稱的參與者與鄉村旅游企業談判的情況下，通過收取入門費與利潤分享有助于實現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得以實現。但在實際中，N個參與者為非對稱，很容易造成“公共地陷阱”。通過案例分析得知，我們將鄉村旅游資源的N個對稱的參與者視為整體，將鄉村旅游資源集體合作化，可以同時破解公共地陷阱與反公共地悲劇的發生。由此得到以下啟示：

首先，建立組織機構。不論N個參與者對稱與否，將N個參與者視為一個整體，通過資源所屬區域設置組織機構統一協調管理。如河南省重渡溝村通過建立統一的組織機構，避免鄉村旅游資源多個利益相關者在鄉村旅游資源開發與利用過程中出現沖突而導致鄉村旅游資源開發不足或者停滯，避免反公共地悲劇現象發生。因此，建立統一的組織機構，可以監督鄉村旅游資源的利用、負責村民的生態補償以及糾紛協調、調動村民參與的積極性，從而保障鄉村旅游開發企業的協同協議權利的實施。其次，構建合作平臺。由于資源的稀缺性，鄉村旅游開發過程實則為各主體的利益博弈過程，為了改善和解決利益沖突，鄉村旅游企業、組織機構以及村民之間需進行有效的協商，通過嚴格的契約制定，建立長期的合作平臺。從前面經驗例證分析得知，合作平臺最好符合該旅游資源以及旅游產品特色搭建，需適應市場運行，如橫沖村“旅游公司+股份合作社+農戶”的經營行為模式，實現他們各自利益的雙贏。

再次，建立利益協調機制。2009年鳳凰苗寨村民宰客引發的“楊坤事件”以及2013年鳳凰古城門票風波，皆因旅游利益分配協調失衡所致。一般而言，利益相關者對利益期望都很高，利益分享中的抽成雖被排除，但是入門費和利益分享在利益分配過程中極易造成矛盾和沖突；并且我國政府管理機制設置存在一定的空間重疊，很容易引起負面效應。鑒于此，為避免反公共地悲劇，必須實現政府各部門、旅游企業以及社區之間的互惠互利。而政府各部門的立場與治理模式直接決定旅游企業與社區居民在博弈中討價還價的能力，決定各自在鄉村旅游經營過程中的決策權、分配權以及話語權。因此，在鄉村旅游中政府應該轉變服務職能，以市場為導向，以分配正義為核心，探索長短結合的旅游經營協同協議，增強監管、仲裁以及獎罰機制，從而實現信息不對稱下子博弈完美均衡的過程。

最后，自主發展集體經濟。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導致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農村，并且舉家遷移的趨勢不斷上升，而據戶籍所分配的土地被閑置荒廢所造成反公共地悲劇現象不斷出現。村民可以通過自主發展集體經濟，形成股份制或者合作經濟，即村民通過自愿的方式將自己承包的土地等擁有支配權的資源交由集體統一管理，并通過村民自主投票選舉村民代表，負責監督集體資源的業務經營和重大事項決策，從而有利于村民地位與權力的提升，吸引農民以及鄉村旅游企業的參與，實現鄉村旅游資源的統一再分配及鄉村旅游經營行為的持續推進，進一步推動新型城鎮化。

作者：楊琴1，2；田銀華1 單位：1.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2.邵陽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