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金融政策對農民增收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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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務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明確提出要“提高扶貧標準，加大投入力度”，以此推進我國新一輪扶貧攻堅戰略。縣級政府是扶貧政策執行的基本單位。現實中縣級政府間為了利用本地的資源吸引相鄰區域更多要素流入，通過博弈常形成政策互補、政策替代與政策沖突三種典型的空間聯系，傳統方法已經不能完全解釋貧困地區縣級政府的財政金融政策行為，本文運用空間經濟分析方法分析了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產生的理論邏輯，并以滇西連片特困地區縣域財政金融扶貧政策為研究對象進行經驗研究。

一、文獻綜述

自從Romer（1986）和Lucas（1988）提出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后，學者們圍繞政策扶貧有效性進行了研究。Gomanee（2002）和Fan（2005）通過研究證明健康和教育支出、農村道路投資和農業補貼、社會性公共支出具有減貧效應。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金融支農政策也有可能產生負面影響（Robin和Rohini，2004；Allanson，2006）。扶貧政策低效或無效與區域關系有關（Case，1993；Anselin，1997；Cohen，2007）。國內方面的研究主要為：第一，金融發展對農民收入增長具有顯著的負效應（溫濤、冉光和、熊德平，2005；劉純彬、桑鐵柱，2010）。但是，徐遠華（2014）的研究卻表明，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而金融發展效率的提高卻顯著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金融發展從總體上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第二，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存在空間效應（王寶順、劉京煥，2011），更有學者認為，財政支農政策對本省份農村減貧的效應不顯著，但對鄰接省份減貧有顯著的抑制作用（高遠東、溫濤、王小華，2013）。第三，現行的扶貧策略難以有效針對疾病、教育等致貧風險（方黎明、張秀蘭，2007），對農村貧困的政策扶貧都沒有形成持久的影響（葉初升、張鳳華，2011）。國外文獻為國內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視角與經驗研究方法。國內文獻對農村金融扶貧、財政支出的空間溢出以及政策的減貧效應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但都基于省際非空間面板或空間面板數據，仍著眼于省際視角，對縣級樣本關注度不夠，同時將平均化的省際數據來研究扶貧政策，忽視了縣級政府財政金融扶貧政策的異質性特征。

二、理論框架

（一）概念界定本文將“農民增收”定義為“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資本”定義為勞動力、資金、技術與知識的總量，“財政金融政策”主要指財政支出與金融發展，通過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這兩種方式影響農民生產行為，直接效應指資本對本區域農民生產的影響，是區域內“更小區域”間存在的空間溢出的總和，大小取決于區域內農民生產技術條件、制度條件、自然條件；間接效應則是資本通過“外部性”或要素“流動性”對鄰近區域產生的影響，稱為“空間溢出效應”。

（二）形成機理假定空間上存在若干個相鄰的區域——縣級單位，區域內只有農村一個部門，為維持一定生活水平，農村居民可以利用所有可能的方法生產，當然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資本對于生產活動來說一直缺乏。為了方便討論，假定財政金融政策調整的周期為一年，溢出效應不存在時期滯后。

（三）計量模型根據溫濤、董文杰（2011）的推導過程，經濟增長取決于資本增加和效率提高。空間計量的一般做法是將表示空間關系的矩陣W引入非空間模型（11）中。本文選用相對外生的地理距離（d）的倒數作為地理距離權重矩陣，在此用地球大圓距離測度兩個城市間的距離d，其中R為地球大圓半徑，ρ和σ分別為兩個城市的經度和緯度。

三、經驗分析

（一）變量與數據來源核心變量：農村居民人均收入（lnY），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表示；財政支出（lnCz），用縣域一般預算財政支出/總人口而得的人均公共財政支出表示；金融發展（lnFi）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縣域人口之比的人均值表示。控制變量：（1）農林牧漁從業人數（lnCy），用縣域農林牧漁從業人數反映。（2）產業結構（lnSt），用第一產業生產總值占第二產業生產總值的比重對數值表示。（3）農業生產條件（lnPd），主要用以反映農業生產的機械化程度，用各縣域每年的機械總動力表示（王小華、溫濤等，2014）。數據來源于《云南省統計年鑒》（2004~2013）、《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2004~2013），其中麗江玉龍縣缺失3年儲蓄數據，用回歸法補齊，時間跨度為2003~2012年，共10年，涉及滇西邊境山區56個縣。表1為原始數據描述。

（二）空間統計特征Anselin（1988）提出了Mo-ran'sI指數用來檢驗空間鄰近區域的相似程度，值在[-1，1]，大于0為正相關，鄰近區域的相似程度很強；小于0為負相關，鄰近區域是異質的。表2檢驗結果表明，滇西貧困地區縣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空間上呈正相關關系，存在著區域集聚現象。2003年區域收入很低，區域間相關性強，Moran'sI指數高，隨后Moran'sI指數下降，空間相似性減弱，意味著人均收入更加均衡。2009年后Moran'sI指數開始上升，空間集聚變強，農民收入的空間非均衡性凸顯。實際上，2003~2012年，滇西邊境地區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在15%左右，財政支出增長率在25%左右，人口增長率為0%不變。顯然導致區域差異的原因除了空間效應外，很可能是內生發展能力的差異，這體現在城鄉居民貸款余額的差異上，高收入地區年均增長率高達15%，低收入地區則低至0%①。

（三）空間計量分析雖然本文研究的是財政金融政策對農民收入溢出效應，但農民收入的影響變量一般還包括農業生產的其他因素，為此在控制變量中增加了農業從業人數、產業結構與農業生產條件，但是由于數據的約束，農村人力資本變量并未涉及，遺漏變量問題難以完全避免。農林牧漁從業人員的人力資本與縣域財政支出、縣域金融貸款余額是相關的，有內生性，為了能得出漸進的無偏估計，在此采用空間GMM估計法。從理論上看，由于財政支出、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很可能具有滯后性，該滯后性的來源有二，即空間滯后性與時間滯后性，原因很簡單，無論是財政支出還是農業信貸，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都不是當期的、直接的，而是通過其他載體傳導，為此需考慮使用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的空間面板模型。模型檢驗結果見表3。空間計量模型選擇苛刻，除了前文的簡要分析外，一方面，可以根據相關檢驗進行判斷，根據表3中Hausman檢驗結果，應選擇固定效應；LR檢驗表明應選擇時間固定效應；繼續進行LM檢驗，結果表明SEM與SLG模型的檢驗都是顯著的，應選擇SDM模型的時間固定效應為估計方程。另一方面，從計量理論上看，由于在SEM、SAR、SDM和SAC四類空間模型中，SDM是唯一能得到無偏系數的模型，因為在處理區域數據時遺漏變量是很可能出現的，而這將與SDM模型一致①。首先，在方程（13）中引入被解釋變量滯后項和所有解釋變量的空間滯后變量，用形成空間面板的固定效應SDM模型，估計結果見表4。從表4可以發現，空間自回歸系數（rho）在1%水平下顯著為正，這驗證了命題2與空間模型指數為正的結論，對空間效應繼續分解可得表5。由表5可知，財政支出的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為正，且后者占前者的近1/9，對農民增收有促進作用；農業生產條件的直接效應為正，在10%條件下顯著；其他變量如縣域金融貸款、農業占比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不明顯。滇西邊境山區農民增收的空間溢出主要來自財政支，出其余變量不存在溢出效應。事實上，2003~2012年滇西貧困地區的大多數縣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長率在15%以上，2012年的農村人均收入較2003年翻了3.2倍，但這僅與同期的全國平均值3.1倍持平②，貧困問題依然嚴重，財政支出雖對農民收入增長有正影響，但顯然并沒有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長期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還依賴于上期收入與當期財政支出。從非空間的角度來看，本地金融貸款對農民增收具有抑制性，可能的原因是縣域金融貸款的用途并非出于扶貧的目的，而是發展縣域房地產及其他第二、第三產業，縣域金融貸款與農民增收之間缺乏有效的傳遞機制，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出現金融貸款連年增加，但農民增收效應卻為負的金融抑制現象。對此，王小華、溫濤（2014）對全國2000多個縣的數據分析也表明，收入較低的農民較收入較高的農民更容易陷入金融抑制下的貧困惡性循環之中。滇西貧困地區各縣的財政支出年均增長率基本維持在25%左右，農村人力資本很接近，但農村居民收入卻極為不均，除了少數地區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外，區域沖突可能是最大的原因，區域財政金融政策聯系多為政策替代或政策沖突。政策競爭、博弈行為是客觀存在的，理由很簡單，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固定，而貧困地區區域優勢或特點極為相似，僧多粥少，財政支出搭便車或政策沖突不可避免。財政支出的區域聯系包括合作與非合作兩種，合作方式有政策互補與政策替代，非合作方式有政策不作為與政策沖突。政策互補有效發揮了區域優勢，區域間形成良性互動，空間溢出增收效應最高；政策沖突的扶貧效應是最低的，如區域間重復建設、產業趨同、市場封鎖等現象導致財政政策低效；政策替代屬于搭便車行為，借助空間溢出享受鄰近區域政策帶來的效應。顯然，如果區域決策主體是理性的，在考慮空間溢出時，區域合作是區域財政政策的最優策略，但從執行成本上看政策沖突、政策替代的成本小，財政支出搭便車或沖突很可能出現；如果是非理性的，由于貧困地區相似的空間特點，財政支出的搭便車或政策沖突也難以避免。然而從表5的估計結果來看，政策沖突的負效應并不明顯，這很可能與縣域的城鎮化過程有關，因為我們的模型并沒有考慮到城鄉勞動力的“季節性”流動對農戶收入的影響。這樣的機制是可能存在的：相鄰縣之間原本存在產業雷同與重復建設情況，但由于農村勞動力季節性流動，非農收入增加（模型并沒有區分），使得沖突的負效應抵消；而且當前連片特困地區正處于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階段，縣域金融拉動效應明顯，區域沖突的負效應很可能被掩蓋，在城鎮化相對穩定時，金融拉動效應消失，沖突的負效應可能成為主導。

四、結論與政策思考

區域財政金融政策效應可分解為直接效應與間接效應，直接效應與區域內生發展能力有關，間接效應除了受到空間自然稟賦差異的影響外，還取決于財政支出政策的區域博弈關系。理論分析表明：忽視空間溢出，區域財政金融政策的農民增收效應很可能被錯估；由于區域間空間溢出系數的差異，在空間上很可能形成高收入集聚區與低收入集聚區。基于此進行的經驗分析表明：縣域財政支出對本縣農民收入的效應為正，對鄰近縣有促進作用；金融貸款對農民增收無顯著效應，農業生產條件對本縣的影響均為正；縣域內金融貸款對農民增收的抑制作用明顯。深層原因為縣域政府間的策略互動下的博弈結果。對此我們認為，第一，縣域內部層面，要提高農村支出比例，積極支持發展農業，促進農業產業健康發展；同時通過教育、培訓等措施提升農業從業人員的科學文化素養，增強內生發展能力；第二，縣域外部層面，增強縣域間的政策關聯和市場聯系，加強扶貧政策的有效對接，促進要素流動，實現縣域間的政策互補；第三，產業層面，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機械化、專業化和組織化水平，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快速的城鎮化很可能掩蓋了由于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與金融貸款政策等帶來的區域沖突，這些問題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完全釋放、城鎮化高潮過后，可能會暴露出來，這很值得警惕。

作者：張可云 楊孟禹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