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利益實現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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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農民利益（收入）結構的研究

對農民利益結構的研究，學術界大都集中在農民利益結構的構成及其發展趨勢兩方面內容上。前者表現為一種靜態的結構分析，后者表現為動態的趨勢研究。1、農民利益（收入）結構構成的研究。基于研究角度和目標的不同，國內學者分別選擇產業、來源與表現形式等角度對農民利益結構的構成進行研究。如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院曹錦清教授認為，當前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包括四個方面。首先是農業收入，農業收入就是農民在自己承包土地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收入；其次為打工收入；第三是國家轉移支付；最后是財產性收入來源。從當前情況看，財產性收入非常低。以上四個方面收入來源的分析來看，農民收入的可增長性空間非常低，縮小城鄉差距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張鳳龍研究員認為，農民收入在形態上可分為實物收入和現金收入；在來源上可分為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按產業分為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收入。近年來，農民人均純收入不斷提高，而同期種植業收入比重是下降的。這表明當前農民收入中很重要的增長部分主要靠非農業。綜合來看，盡管有關農民收入結構劃分的研究具有不同的角度與內容，但基本傾向是一致的，即將農民收入分為農業與非農業兩部分內容。同時，基于國家統計部門官方的表述方式，學術界基本上也都選擇工資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四個方面內容，作為研究農民利益的基本依據。2、農民利益（收入）結構特點的研究。學術界在對農民收入結構的特點與趨勢等方面進行了相關分析，如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張鳳龍研究員對農民收入結構的分析，將其特點概括為：實物收入比重下降，現金收入比重提高；農業收入比重下降，非農業收入比重提高；工資性收入比重提升，家庭經營純收入比重下降；糧食收入比重下降，經濟作物收入比重提高。綜合農民利益結構特點與趨勢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農民收入的增加與利益的提高，固然需要在產業外部拓寬渠道，但更需要在產業內部對現有利益實現渠道進行調整與優化。從理論上看，沒有先天落后的產業，只有后天落后的農業；從實踐看，觀念上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化，經營上從數量規模向質量效益轉化，方式上從種植向加工轉化，空間上從一產向二、三產業轉化，對利益結構進行調整與優化，農民利益實現則有更廣闊的空間。

二、農民利益實現制約因素的研究

農民利益實現過程是一個涉及因素、領域與范圍十分廣泛的過程。就其涉及因素而言，既與農業發展有關，也與政府支持與市場建設有密切聯系；就其領域而言，既涉及到經濟發展方式的調整，也涉及到政治與社會建設；就其范圍而言，既涉及到第一產業的內部的發展，也涉及到第二、第三產業的提升。因此，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從涉及因素為基礎，結合農民利益實現所涉及領域與范圍，試將學術界有關研究觀點作一歸納性的表述。

（一）制度因素農業發展既要有自身的建設，也要有相關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在制度方面，學術界討論最多的是戶籍制度、土地流轉和與社會保障制度等問題。事實表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些制度及其影響對農民利益實現的制約愈發突出。在戶籍制度問題上，海南大學龍盛風教授在“新形勢下我國農民增收問題”一文中認為，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過剩，已成為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中最主要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制約因素就是長期存在的戶籍制度及其城鄉二元結構。從發展趨勢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打工，對農民增收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要拓寬農民外出就業空間，仍困難重重。在土地流轉制度問題上，學術界普遍認為，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的政策效應已經大大釋放并且已經透支。因此，必須通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來深化農業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當然，學術界對此也有許多反對意見，認為失去土地部分權利（經營權）的農民必然會產生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如流動的盲目性與空間的有限性所帶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壓力問題。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問題上，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韓俊研究員認為，三十年前解決的問題是吃飯問題，但是三十年后解決的問題已經轉向。現階段農村改革已經由農村內部利益關系的調整，轉向工農、城鄉，以及國民經濟部門之間利益格局的調整，涉及的利益關系將更為廣泛和復雜。

（二）體制因素學術界普遍認為，農業發展與農民利益實現所面臨的體制問題，一方面是資金問題，另一方面是農村經營體制問題。資金問題既是解決農民利益問題的基礎，同時又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潛力和空間所在。因此，在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本投入，特別是民營資本在農村的輸入問題，也是學術界討論的重點問題，因為這涉及到農村經濟發展的所有權的最終歸宿方向和結果。圍繞著經營體制及其組織建設的問題，華東理工大學曹錦清教授認為，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原因，我國土地多呈現分塊、土地狹小、高分散的特色。同時，由于高度細分化的原因，農戶的耕作操作非常雷同，農產品的生產蛛網特色特別明顯，由此而帶來不可控制的風險。

（三）市場因素學術界認為，中國農民的利益問題的解決往往和農民人口總量聯系在一起，這是一個人口與資金的有機結合的問題，這一切又必須建立在一個開放的市場體系與完善的要素市場體系的基礎上。著名農業問題專家鄭風田教授認為，農村生產有三要素：人、資金和土地。從這三個資源流動的實際情況來看，基于市場體系的分割，這三個要素的流動基本上都是單向地向城市流動，為城市經濟發展而服務的。綜合來看，這三大要素的流動都需要以健全與開放的市場體系來支持。

（四）權利因素學術界認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就是公正與公平。公正與公平原則正是農民平等進入市場競爭的前提和基礎。經濟學家溫鐵軍認為，未來三十年，第一是給農民以國民待遇；第二要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農民才能真正的、普惠的得到國民待遇。；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研究員也認為，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就要建立起相應的農民組織，讓農民組織有序代表農民，表達他的利益需求。綜合目前學術界有關農民利益實現制約因素的研究情況來看，農民利益的實現是一個政策性很強的經濟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種政治與社會的運行、發展過程。這是一個涉及經濟、政治與社會多方面、多層次的內容。就農民利益實現的保證機制而言，基于農業的行業特點和產業顯示，國家發展戰略的制定與體制、制度與政策的實施對農民利益的影響往往是直接和顯現的。因此，無論是發展戰略制定的主體還是體制、制度與政策實施的主體---政府而言，都需要在職能定位和職能內涵選擇上有所側重，至少應有全局、整體與協調的立場。這是農民利益實現的保證。

三、農民利益實現路徑的研究

（一）國外有關農民利益實現路徑的研究觀點在全球工業化的進程與背景中，有關農民利益實現路徑的研究，國際社會研究方面對我國影響比較大的主要有美國經濟學家W.W.科克倫及G.L.約翰遜的農業擴散應用理論、美國農業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的高收益投入理論、美國發展經濟學家約翰•梅勒的農業資源互補理論等。1、科克倫及約翰遜的擴散應用理論。1958年，科克倫提出了“踏輪理論”。他的主要觀點是，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實現必須建立在技術應用和不斷更新的基礎上，只有這樣，農業生產者才能趕上社會技術更新的整體步伐，獲取其他行業同等的利益；同年，約翰遜提出了“農業固定資產說”，這既是對前者的補充，又是對前者理論的調整與補充。他的理論是以農業生產要素市場的不完全競爭為前提，這是對科克倫的“踏輪理論”的調整。2、舒爾茨的高收益投入理論。舒爾茨的高收益投入理論的主要觀點是，傳統農業時期農民利益實現的障礙不在于農民的素質和產業的先天性優勢不足，而是在于外來的刺激力度不夠的問題。舒爾茨認為，只要形成外部的刺激因素并且提供機會，農民就會點石成金。這種理論的基礎與前提是：農民未必是低經濟素質的，農業也未必就是低效率和無價值的。3、梅勒的資源互補理論。約翰•梅勒認為，一方面，農民要盡量避免在同等條件下與其他群體競爭，盡量避免使用與工業發展相競爭的、具有替代勞動性質的資本投入，需要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來保障和實現利益，最終實行資源互補；另一方面，當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狀況是勞動力充裕而資本稀缺。因而，農業發展應該多使用與勞動力互補的投入等。綜合來看，國際社會有關農業經濟發展的理論大體上都是建立在工業化背景條件下的，在解決路徑方面未必適合中國農民利益實現的基本狀況和條件。但是，他們在農業產業和農民地位的理性認識，特別是在市場建設背景下實現農民利益問題的路徑的研究，對我國農業社會占據很長時期的歷史以及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的現實，都具有一定啟示作用。

（二）國內有關農民利益實現路徑的研究觀點實現農民利益，在中國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與政治問題。不僅需要農業產業的發展，更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共同努力。因此，學術界在農民利益實現途徑方面的研究，不僅在農業內部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而且從產業之間的聯系和社會合力的角度來選擇與確立實現農民利益的路徑。1、“多主體與多機制良性互動”基礎上的保護路徑。中國社會科學院胡樂明教授在“保障農民權益:理論依據、保護原則與路徑選擇”一文中認為，切實保障農民權益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僅需要相關制度、政策與措施的完善，還需要充分調動農民、各級政府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參與的積極性，在實踐中需要構建“三主體、雙機制”的保護模式，切實保障農民權益。2、“多領域協調發展”基礎上的實現路徑。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關付新研究員認為，在不同發展階段，農民增收的政策措施應該根據社會發展條件的變化而調整。我國目前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成為必然。政府要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承擔更多的責任，要采取更多的“惠農”政策。在當前條件下，政府必須采取多方兼顧，標本兼治的措施。3、“收入結構調整與優化”基礎上的提升路徑。同時，學術界在對農民收入結構分析基礎上，從農民收入結構的演變與發展趨勢的角度，對農民利益增長的主要方向進行研究，以此形成農民利益實現路徑。如甘肅省社會科學院王軍鋒在其“農民增收的主要模式及增收趨勢判斷”一文中，將農民增收路徑分為制度政策推動型增收、非農產業帶動型增收與農業產業化經營和農業科技進步驅動型增收等方面。綜上所述，基于發展中國情的認識，結合社會變革環境的分析，對農民利益實現路徑的研究，始終是學術界關注和重視的問題。就目前研究狀況來看，具有以下特點：就研究內容來看，外部支持機制研究多，內部發展動力研究少。就目前主要研究主體而言，政府與和學術團體是目前研究農民利益問題的基本組織。前者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的推動作用，后者具有旁觀、同情與呼喚的影響。因此，在研究內容中，對農民利益實現中的政府職能轉化與政策完善的研究比例居多，而對真實利益主體的農民的作用以及農村、農業特點等內容研究不足。就研究立場來看，視其現代化的障礙多，視其現代化發展的優勢少。農民利益實現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基于馬克思主義早期理論中對農民與農業的認識的影響，在研究立場上，更多地將農民利益實現過程視為現代化建設中矛盾和障礙的解決過程，甚至在實踐中以“代價論”來解讀現實中的農民利益問題。

作者：林亦平單位：南京農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