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的生態倫理關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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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經濟雜志》2015年第七期

1生態倫理關懷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

新近頒布的《2013年中國國土綠化狀況公報》就提到目前我國“區域、城鄉綠化發展還很不平衡，干旱半干旱地區和村屯造林綠化亟待進一步加強；木材供需矛盾依然突出，珍貴樹種、優質鄉土樹種用材林培育亟待進一步加強；森林、草原質量和生產力水平普遍較低，森林經營和草原保護亟待進一步加強；亂捕濫獵野生動物、亂挖濫移大樹古樹現象屢禁不止，侵占林地、綠地、濕地、草原現象較為嚴重[5]。可見，當今我國面對的是“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2]，為此保護環境、促使生態和諧刻不容緩，否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會成為純意識的空話。毋庸置疑，“保護生態環境必須依靠制度”[2]。當然，人們可以通過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目標體系、獎懲機制、考核辦法及至相關法律法規等去外在調控人們的行為，使他們在與自己相分離的強力壓迫下抑制自身畸形膨脹的欲望從而與自然相和諧。不過這種僅僅在外在力量作用下人與自然二極之間的和諧由于偏向于外在的計算操作、條文設計、力量威壓，缺乏對人自身價值與存在意義的憧憬、呵護、體認及至建構和追求，因此它還只是一種處于自發水平的天人一致關系。在現代化帶來的“不穩定性”的誘惑下，尚未自覺“皈依”的人們肯定會時時尋找總是灰色的理論的“阿基琉斯之踵”，進而釋放出隱藏在自己靈魂深處與現代化的“悸動”相聯動的對自然界的貪欲。與法律法規等外在規約制度不同，生態倫理是人調節自身與其相互作用的其他動物、植物和大自然等之間生態關系的道德規范，是一種人在與自然生態相關的活動中形成的調節原則與倫理關系。而人，作為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一方面依附于自然界以其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的身份“在場”；另一方面又一直通過自己能動的實踐活動改造自然界。在這兩方面的雙向活動中人現實地進行著自我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讓本來外在的自然界不斷進入人自己的生活，以對象化的勞動亦或靜態實踐的形式構成人無機的身體。因此，人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現實自然界生態系統的道德關懷，實際上也是對人自身的道德關懷。由此可知，人的生態倫理關懷并非是獨立于人的外在制度規約，而是一種與人自我統一的內在宰制性力量。這使它在與人心靈的高度契合中把自己的價值選擇與人自己的自我選擇一致化，從而讓人“心甘情愿”、自覺自為地走上天人統一、人與自然和諧的“高地”。而這也就意味著堅持生態倫理關懷是最終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中國夢”的前提。因為一旦離開了這個前提支撐，我們就難以真正徹底解決當下我國面臨的諸多生態問題，更遑論將來建設好美麗中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生態倫理關懷是“中國夢”的重要內容

生態倫理關懷不僅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也是“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從具體來看這一內容主要包括：第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生態倫理理念。“中國夢”的核心目標之一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當下在向小康社會前進的道路上我國在生態環境方面卻面臨污染嚴重等嚴峻形勢，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理念。在生態倫理學發展過程中，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獨斷性地以人的內在尺度為唯一依據因而把人自己的利益極端化、絕對化。這使人在畸形膨脹的物欲之中為了謀取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斷向自然開戰，貪婪地剝削自然。因此在這種傳統生態倫理學視閾中自然僅僅只是絕對地獨立于人之外被人隨心所欲改造的客觀性對象，既談不上對它的尊重，其固有的內在規律也因人當前的價值需要也被有意無意地忽視。隨著自然中心主義的“出場”，人類中心主義成了受批判的對象，它被指認為環境問題產生的根源。為此強調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傳統生態倫理必須得到突破以將倫理關懷的應用范圍擴展到人與非人存在物即包括一切生物及其生態系統之間的關系。這樣，在張揚動物或者其它非人對象權利咄咄逼人的話語中，人的實踐、需要受到冷落，最后徹底淪落，消融于既成的自然存在物中。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時指出：“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2]。這就闡明了“中國夢”視閾中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倫理精神的馬克思主義性質。而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提出“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6]。從馬克思使用“只是”一詞來看，他并不否定費爾巴哈等舊唯物主義者把對象世界看作物質性的自然客體，而是否定他們沒有同時也將對象“當作實踐去理解”。因此，“中國夢”內含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一方面要求人們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決不能賦予人的利益與需要以絕對性，剝奪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其價值、利益的滿足和獲得與自然界特有的運動規律等是否受到尊重、順應息息相關，因而人在關注自身的同時不能取消對外在世界優先性的倫理關懷。另一方面，對自然的尊重、順應也不能“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是一切要從現實的、歷史的人出發。

自然中心主義將人消融于自然，閹割人生機勃勃的能動性并不是真正尊重、順應自然，而是以物性代替人性，遮蔽了必須從人的實踐去理解對象、現實世界。事實上，離開了人、人的需要，與人分離的動物、植物無所謂權利、價值、利益，其是否得到尊重、順應也就成了一個不存在的偽問題。第二，環境友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思想。人，自從來到世間就一直就生活在自然界之中因而必然受到自然界的制約，必須依賴于自然界。同時，人又不同于一般的動物，他們從猿轉變成人的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衣食住行這些滿足自己需要的資料。在這種依賴與改造的過程中，人與自然界之間一直勃張著矛盾對立。在前文明史階段，“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6]。到了文明史時期，隨著自己本質力量的提升，人逐漸走出了“像牲畜一樣懾服于自然界”的尷尬境地。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機器的廣泛運用，自然界開始難以抵御人與其無休無止開戰帶來的影響以致走向與人尖銳對立，冷酷無情地報復人類，碾壓人類創造的文明。對此，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探索性地提出復歸人的自然本性以使人和自然界之間的矛盾得到真正解決。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21世紀議程》中，正式提到了促使環境友好消解環境矛盾的理念。而黨的十八大報告把握時展的要求，提出要在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上取得重大進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這種環境友好型社會，要求整個社會都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生產、生活與消費方式，以人與自然相互友好為目標，以生態承載力為基礎，以綠色技術為動力，以遵循環境規律為準則，倡導綠色文化和生態文明，建立人與環境良性互動、協調發展的關系，因而極為深刻地凸顯出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價值選擇。第三，與生態倫理趨同的永續發展追求。永續發展一詞最早是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聯盟與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在1980年出版的世界自然保育方案報告中明確提出來的。它建構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基礎上，堅持不應以一時的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利益，強調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必須兼顧社會公理正義，必須與自然環境的承載力相協調，致力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之間動態永續的平衡。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關于永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從代際公正的視角進行了深刻的論述，他指出：“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及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后傳給代”[7]。恩格斯在闡述同代人之間的公正問題時也預言：“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和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明顯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不可分離的伴侶，并且在危機時期達到頂點”[8]。當中國歷史進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面對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黨的十八大報告立足于我國現實，創造性地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觀點，提出要“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2]。生態倫理的核心是維護和促進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以達及最大限度的自我實現或普遍的共生。而要實現這個目的，環境、經濟、社會三者之間動態永續的平衡既是前提條件，也是其必然結果。這意味著生態倫理與“中國夢”內含的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追求具有內在的趨同性。生態倫理必然內在地包含著對永續發展的關懷，而要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也必然要接受生態倫理的規約及其價值導向。

3推進“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踐行的基本路徑

當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了光明前景，但是“中國夢”及其生態倫理關懷目前還正“走在途中”，并未完全成為經驗的存在。要推動“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主要有如下路徑：其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吸取當今先進文明成果以推進“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在社會生活中，各種思想、觀點都體現著一定的利益追求，任何掩蓋這個事實的企圖，都是虛偽的，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9]。生態倫理既然追求普遍化、最大化的共生，就需要它代表的是大多數人的而不是少數人的利益。但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思想盡管表面“喧囂吵嚷”，不過實質上它卻僅僅只是代表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因此，生態倫理如果囿于資本主義的立場就必然會致使其走向現實作用的空場。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這說明馬克思主義代表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以，“中國夢”的生態倫理關懷要現實地得到踐行，必須堅持自身的馬克思主義性質，自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引導。當然，馬克思主義能永葆自己的理論活力，始終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從而能順利對接當下現實指導群眾在于它不是書齋中的學問，而是一直與時俱進，吸收人類文明的精髓。因此，要推進“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導向，也必須批判地繼承當今時代的優秀文明成果。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站在時代的高起點上讓“中國夢”的生態倫理關懷不斷滲入人們的現實生活，展現其革命性與力量。其二，加強制度設計，推動“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由于環境保護問題的緊迫性和復雜性，生態倫理不僅需要鼓勵，而且應當得到強制執行。為此，要切實推動“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必須加強相關制度建設。一方面，要根據我國國情重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耕地保護制度、水資源管理制度、環境保護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追究制度、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等硬性規約制度的建設。要讓這些強制性制度在各自的作用域相互聯系、相互補充一起織成一張嚴密的巨網，使人們越界的欲望與行為“疏而不漏”地受到宰制，從而有力地保障最大程度的共生，張揚“中國夢”的生態倫理追求。另一方面，生態倫理作為一種倫理它本質上是屬于自律性的東西。因此，硬性制度規約只是表層的手段，要從深層解決“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問題，必須加強軟性約束制度建設。一是通過加強宣傳教育，“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營造愛護生態環境的良好風氣”[2]，借以引導人們轉變傳統道德觀念，走向生態倫理關懷；二是加強“中國夢”相關生態倫理關懷自身的建設，使之理論化、系統化，進而用更為徹底的理論去掌握群眾以推動其踐行“中國夢”的生態倫理關懷。其三，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大力發展生產促進“中國夢”生態倫理關懷的踐行。資本主義社會盡管也強調生態倫理，但在資本邏輯畸形追逐剩余價值的掃蕩下，包括生態倫理在內，一切與之相沖突的東西都以顯性或隱性的方式受到了擾動和沖擊而難以得到真正的踐行。

對于如何克服資本主義的這種“異化”，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后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6]。可見，只有大力發展生產力，使其得到“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生態倫理才能有效消除外在強力的束縛完全完成從“應然”到“實然”的飛躍。當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經濟一直平穩較快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還存在“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依然薄弱”等“不少困難和問題”。從這樣的國情出發，“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2]，才能實現我國“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此，必須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大力發展生產，才能使“中國夢”夢想成真，其生態倫理關懷得到完全徹底的踐行。

作者：余滿暉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