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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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商業雜志》2015年第五期

一、英國養老保障制度的發展與風險分配

15、16世紀英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貧困積累”,原有的社會結構開始由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社會貧困群體劇增,英國面臨嚴重的社會穩定、赤貧問題。因此,在1601年頒布了《濟貧法》,在法律中規定教區對教區內包括老年人在內的無勞動能力的窮人、體能健全的窮人、貧窮少年三類對象進行救濟。不過這時候的濟貧措施帶有家長制的權威色彩,并且對接受救濟的老人有諸多限制條件,但是《濟貧法》的頒布,標志著英國將對老年人的救濟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雖然這一時期的養老保障是低效的、底層次的,但是國家開始承擔原來屬于個人和家庭的養老風險,對貧困老年人進行救濟。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英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形成階段,通過了一系列的養老保障法律,政府開始更積極的介入養老保障風險的分配及應對。1908年自由黨政府通過了英國最早的專門針對養老保障的立法《1908年老年養老金法》,規定了70歲以上,年收入少于31英鎊的老年人,可能獲得由政府提供的每周25便士的非繳費型養老金。這一規定使得養老金的領取第一次作為公民權利以法律形式固定,并且沒有貧困調查。1925年保守黨政府通過繳費型的《寡婦、孤兒與老年養老金法》。這一時期,養老風險開始由國家和個人共同承擔,出現繳費型的養老保險,體現權利義務的結合。

二戰后英國的養老保障制度進入了高速發展階段。工黨政府于1946年通過《國民保險法》,采取強制繳費形式建立了戰后養老金制度,把給付對象擴大到所有老年人。隨著生活消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以及生育率的下降,原先的養老金定額給付給財政支出帶來負擔。1975年通過了《社會保障養老金法案》,出臺了針對雇員的“與收入關聯的國家養老金計劃”,規定國民保險的繳費和給付都與參保人的所得掛鉤,同時累進養老金計劃廢止。此外,還把基礎養老金的給付規定為根據當年物價與全國平均薪酬漲幅高者進行調整。這一時期,養老保險更多的是體現了福利性特征,養老風險基于社會原則由國家、雇主和雇員或自雇人士承擔,并且國家承擔主要責任,從風險分配上來說,風險分配是不平衡的,國家和雇主承擔主要的風險,個體承擔的風險相對較小,養老金支出造成了財政負擔。20世紀80年代至今是英國養老保障的改革階段,這一階段各屆政府都力圖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強調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養老責任。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后以新保守主義思想為指導,減少政府在養老保障方面的責任,提倡個人責任與國家責任的平衡。根據這一改革理念,1986年,英國頒布新的社會保障法,希望通過降低養老金替代率來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另外還鼓勵保險公司和機構設計可供個人選擇的“個人養老金計劃”等手段來實現養老責任從國家向私人部門的轉移。1997年布萊爾政府上臺后,希望通過第三條道路來平衡左與右的對立,尋求使福利國家模式適應客觀環境的變化,在風險與安全、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之間建立新的平衡。②一方面,在2001年推出存托養老金計劃,擴大撒切爾政府時建立的個人養老金計劃的參加者范圍,鼓勵通過個人努力來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另一方面,在2002年建立了第二國家養老金,來取代“與收入關聯的國家養老金計劃”計劃,擴大享受第二養老金的人群。這一時期,養老風險加劇,由國家主要來承擔和應對已經難以為繼,風險分擔主要體現了個人的責任的回歸,國家與個人的風險責任基本平衡。

從英國的養老保障發展來看,養老保障的發展是基于特定時期對養老風險進行社會分配的過程。在萌芽階段,國家開始介入原來有個體承擔的養老風險,對貧困老年人進行救濟;在形成階段,提高風險分配的范圍,建立只針對雇員的較低層次的繳費型養老保險;在發展階段,進一步提高風險分配的范圍,建立了全民繳費型養老保險,并提高保障層次,但是國家承擔的風險較大,造成了財政困難;80年代進入改革階段,尋求國家與個人的風險責任基本平衡,以確保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

二、英國養老保障風險分配對我國的啟示

通過對英國養老保障制度的分析,結合我國面臨的實際情況,運用風險理論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好的,認識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有助于我們有針對性的建立風險治理的社會機制,提前制定風險治理的社會政策。

1.養老風險的建構性要求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風險的建構性要求根據未來的風險決定現實的政策,構建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是一國養老保障制度良好運行的關鍵。英國國內居民劃分受雇者和自雇者,建立統一的基本養老金和養老金補貼,同時還針對不同群體建立高層次的養老金制度。我國現階段已經建立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制度上實現了全覆蓋。但是和英國相比,我國的養老保障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不同制度覆蓋的人群享受的待遇差異較大,基本農村基本層次的保障水平較低;二是沒有形成多層次保障體系,就受雇的職工一般僅有基本養老保險,只有一些大企業才為職工建立企業年金,城鎮居民和農村人口也僅僅在基本層次上實現了制度覆蓋;三是不同的制度之間沒有形成有效銜接,影響人口流動和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因此,在我國的養老保障體系構建中,基本層次要實現公平覆蓋、人人享有、可以銜接,更高層次要體現權利義務和效率。

2.養老風險的整體性和平等性要求責任主體多元化。英國的養老保障風險承擔主體經歷了政府介入階段、政府主導階段、以及20世紀80年代改革后政府淡出階段。國家作為養老保障的唯一風險責任主體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人口老齡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將養老保障風險合理的分配給國家、企業和個人,由三方共同承擔可以有效的分擔市場風險,豐富資金的融資渠道,對個人形成有效激勵,使得養老保障具有可持續性。

作者：劉鵬宇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