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成為環境經濟人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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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經濟人的特征

第一，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人與自然間的關系，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經濟發展的理念，進而影響和決定著經濟主體的人性規定，有什么樣的人與自然間的關系，就有什么樣的“經濟人”，兩者間存在著總體上的一致性。任何發展模式都離不開人口、資源、環境，都是人與自然的互動和人類在客觀條件限制下的歷史選擇。在崎嶇漫長的文明之路上，人類并不是一直與自然處于劍拔弩張的對抗中，事實上，兩者一直處在亦敵亦友的雙重關系中。在原始文明時代，人類與自然保持一種原始的、質樸的和諧，彼時，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也是人類的老師。在工業文明時代，人與自然的關系變成了一種利用與被利用、征服與被征服、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處于一種“對立”狀態。這種自然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左右著人類的發展觀和發展模式，激化著人與自然的矛盾并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今天我們所提倡的“環境經濟人”階段，亦即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階段。這種和諧統一體現在經濟發展中，就是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之間的和諧統一。

人類的經濟活動不僅要遵循內部經濟規律，而且要遵循外部自然規律，使索取速度與大自然的產出速度保持動態平衡，對可再生資源的索取要適度，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索取要有節制。同時還要考慮到經濟增長速度必須符合大自然對廢棄物的接納容量。第二，生產目的與生產手段的和諧統一。手段必須為目的服務，能夠受控于目的，同維持生存與和諧發展相統一的手段，才是有意義的手段，也才能最終達到生產的目的。環境經濟人的目的不再是生產和為加速生產而追求的速度本身，而是生存與和諧發展的合理需求，這使拒斥逆生態化的科學技術成為可能。正是由于目的的合理性，才使和諧生產的生產目的與達到目的的手段之間處于一定程度的和諧狀態。一般認為，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里甚至包括一些不十分合理的需求。為此，在經濟人階段，為確保生產的加速度，人們只能借助于科學技術———至于科學技術是否合生態性，則很少被人們所關注。這樣，人們常常陷入“欲望增長→借助于科學技術加速生產→欲望滿足→產生新欲望→進一步寄希望于‘萬能的科學技術’”的不良循環中難以自拔，最后，生產加速增長就異化為目的本身。

而環境經濟人致力于滿足的需求則是經節制了的合理需求。勞動是為了獲得發展才能的機會，克服自私自利，生產恰當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和勞務，人應該通過勞動和最佳消費方式獲得合理需求的最大滿足。為了滿足這些合理需求，就必須高揚科技倫理，著力發展、運用高度生態化的科學技術，使主宰我們的“黑色技術”轉向綠色技術。第三，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的和諧統一。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必須協調一致，如果單方面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顧社會的全面進步，無疑會造成社會的失衡。在“經濟人”為中心的社會條件下，人們物質生活的富足程度以及占有和利用自然資源的數量，被作為社會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人們視發展為單純的經濟增長，把發展看作是利用有限的資源盡可能多地生產所需物質的活動，而這種增長常常以犧牲環境和社會的進步為代價。而“環境經濟人”則要求經濟增長速度與社會進步基本達到一種和諧狀態，雖然絕對的和諧是不可能的，但經濟增長必須要以社會全面進步為條件并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物質基礎。這就要求：第一，各世代要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多樣性，保證后代享有足夠的多樣性以供生存發展選擇，稱“保護選擇”原則；第二，各世代要維持地球的質量，從而使后代享有與前代人相當的環境質量以供生存，稱“保護質量”原則；第三，是各世代的每個成員都有權公平地獲取其從前代繼承的遺產并保護后代人的這種獲取權，稱“保護獲取”原則。以此來綜合考慮當代人的需要和后代人的需要，將一個可持續的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留給子孫后代。

二、金融業成為“環境經濟人”的表現及對環境保護的可行性分析

（一）綠色金融的由來及發展“綠色金融”源于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行動，意為金融機構和組織運用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支持環境保護與改善、能源有效利用與開發等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系列金融活動，所以又稱“低碳金融”、“環境金融”、“可持續金融”，旨在運用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和手段來保護生態環境、保持生物多樣性，通過引導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金融業作為經濟發展的命脈，擔負著為經濟社會提供資金支持、保障生產經營資金不斷鏈的重任，可謂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對經濟體系的調控起著不可忽視的杠桿作用。如果金融存在道德風險那就意味著經濟潛伏危機，社會就會出現問題。因此，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建設現代金融體系、促進金融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協調發展，都要以良好的金融倫理文化為前提。2000年，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第一次提出了綠色金融的概念［1］（P251－252）：金融部門將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借助于金融業務的運作，來體現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達到保護環境資源和經濟協調發展，實現金融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金融營運戰略。綠色金融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綠色信貸、保險和證券。綠色金融提出的背景，一是環境保護，二是可持續發展。這一理念的興起最初是在1970年，世界銀行首次設立環境事務顧問，重視環境問題的影響。接著，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辦，會議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化公約》。1997年12月，《東京議定書》簽訂之后，西方國家開始設立專門的“碳金融”機構。所謂“碳金融”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泛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各種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動，主要包括碳排放權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資、低碳項目開發的投融資以及其他相關的投融資中介活動。如英國投資銀行的英國氣候變化資本集（CCC），就專門設立投資基金進行氣候投資。2008年2月，紐約———泛歐交易所（NYSEEuronext）與法國國有金融機構信托投資局共同建立的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全球交易平臺———BlueNext開始正式運作，這是《京都議定書》碳排放配額的首個交易平臺。在國內，民生銀行與國際金融公司合作，推出碳交易，進行能效項目的合作。2008年下半年，我國成立了3個碳交易市場，分別是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為統一和規范碳交易市場奠定了基礎。綠色金融之所以受到各國政府、民間機構、非政府組織的重視，就在于無論在減少企業環境污染，還是促進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和發展潛力。

（二）綠色金融作為“環境經濟人”的表現第一，綠色金融對企業的影響。Chami等認為金融企業推行綠色金融不僅能提高其聲望、滿足利益相關者日益提高的要求，而且還能更好地實現企業風險管理，作出有利于其發展的戰略決策［2］。Jeucken結合金融機構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指出綠色金融是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求［3］（P11－36）。Scholtens和Dam對51家實行“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和56家沒有實行的金融機構進行比較研究，發現采納了“赤道原則”的金融機構社會責任感更強，且社會聲望更高［4］。在我國，2007年以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節能減排授信工作指導意見》、《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綠色金融”指南的出臺，督促我國銀行業承擔社會責任，嚴格限制向高耗能、高污染的環保不達標企業提供融資，大力支持綠色環保、清潔能源和循環經濟等行業、企業的發展，通過對社會經濟資源的引導，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二，綠色金融為有利于環保的企業提供直接金融支持。這類金融產品如“綠色信貸”、“綠色證券”、“綠色保險”等，大都采納赤道原則的標準，提高管理環境和社會風險的能力，直接為低碳產業的發展、清潔能源的利用、低碳技術的運用等提供投融資產品，也使金融機構有機會分享低碳經濟發展帶來的長期經濟效益。第三，綠色金融利用金融市場及金融衍生工具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這類金融產品大都開展從量上限制排放以縮小生態足跡的碳金融活動，在支持《京都議定書》減排機制的實施和減排目標實現的同時，也遵循金融交易的準則。根據《2010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預計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到3．5萬億美元，有望超越石油市場成為第一大商品交易市場。在未來，碳排放資源、碳交易及其衍生的市場發展前景極為廣闊。

（三）綠色金融對環境保護的可行性分析對生態文明建設重要性認識的深度，決定著金融體系對生態文明建設支持的力度。金融作為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經濟手段，既能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又能發揮金融環保的杠桿作用。第一，綠色金融可提高環保的有效性。環境污染的產品，由于具有很強的外部性，會導致市場失靈，為了防止市場失靈就需要政府介入。而政府介入往往是以事后處罰為主，又會因為官僚主義作風、辦事效率低下、信息不完全等原因，導致政府的失靈。綠色金融將環境風險組合到金融風險里，充分利用金融風險管理技術，借助市場機制、政府管制、社會監督等，變事后處罰為事先預防，能有效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環境污染多是由微觀企業產生，但是環境污染治理必須從宏觀角度著眼，金融手段既具有宏觀協調的功能，又具有從微觀機制入手加以防范和治理的功能，兼具宏觀協調和微觀防治的功效。第二，綠色金融可有效推動企業從單純的“經濟人”成為“環境經濟人”。在環保問題上，消費者對企業的制約往往是無力的，并且還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因為消費者往往會追求物美價廉的產品，而不得不放松對生產企業在環保方面的約束。但是通過金融機構對企業進行制約會有力得多，這會迫使投資者或者企業在環保方面做出努力，以規避由環境風險帶來的損失。第三，綠色金融是對污染企業進行綜合治理的有效手段。環境污染問題程度各異，形式多樣，企業會想盡辦法規避行政管制，逃避處罰。由于環保監管工作量巨大，單靠政府是不行的，社會監督又缺乏有效的懲治手段，且具有局限性。相比社會監督而言，金融機構可運用多種金融手段通過限制融資來有效限制企業的污染。如果金融機構能夠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與政府、社會聯起手來，對污染進行綜合治理，就更容易實現環保的目的。第四，金融機構介入到污染的防治領域，有可能形成較強的正向激勵和處罰機制。因為，要求貸款必須經過環保審查，一旦貸款以后發現這個企業發生了環境污染的行為，銀行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是銀行因為審貸不嚴所造成的責任，說明銀行的審貸能力不足，等于銀行自己砸自己的飯碗，存款人會遠離銀行，而且銀行的股東也會著手投票改組管理層。保險、證券也是這樣，都有內在的約束力，所以，綠色金融是有很大作用的，當然它要和市場機制結合起來。

三、綠色金融成為“環境經濟人”的倫理學思考

（一）“綠色金融”中的經濟倫理倫理學視閾中的綠色金融屬經濟倫理的范疇。而經濟倫理又是和諧倫理的有機組成部分。所謂和諧倫理學，就是關于調節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其他生物存在以及所有存在之間關系并使之和諧相處、互動共生的學問。經濟倫理是和諧倫理范疇下的一個倫理分支，是以研究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經濟決策、經濟行為的倫理合理性并規范經濟活動中組織和個人的倫理行為為己任的學科。其基本問題是經濟價值與倫理價值、標準、要求的關系問題。其基本任務是發現、尋求倫理學與經濟學兩者的結合點、重疊點，由此找到解決兩者沖突的基礎和原則。美國著名銀行家兼經濟學家查爾斯•R•莫里斯在其《金錢、貪婪、欲望：金融危機的起因》一書曾做過這樣的比喻：“金融總是在經濟中難以觸及的層面發揮作用。正像管道系統那樣，當它有效運轉時經常是隱形的，但一個破裂的水管就可以導致一場災難”［5］（P1）。因而，能否正確處理金融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關系，為生態保護、生態建設和綠色產業融資，從而構建新的金融體系和完善金融工具是綠色金融的本質體現。但時至今日全世界還沒有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面臨著技術和觀念上的兩大難點。

技術的難點是如何來衡量環境要素的價值。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原木的銷售價可以納入GDP統計。但因為森林砍伐而導致依賴森林生存的許多哺乳動物、鳥類或微生物的滅絕，這個損失是多大呢？森林砍伐造成大面積水土流失的賬又該如何算？森林原有的涵養水分、凈化空氣的功能如何補償？至于一片原生態的森林對人們的性情陶冶和身心愉悅的價值，更是無法估量。觀念的難點是要求人們犧牲一定看得見的當前利益去換取看不見的未來利益，多數人能否認同？在國家環保總局、國家統計局牽頭召開的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論證會上，與會專家論證了《中國資源環境經濟核算體系框架》和《基于環境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框架》。有專家認為，這兩份報告構筑了中國綠色GDP的基本理論框架，為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的建立與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國將用3至5年時間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土地、森林、礦產和水資源將成為首批參與實物量核算的資源。海南省和重慶市已經開始森林資源核算試點和工業污染、水污染核算試點［6］。

（二）“綠色金融”中的社會倫理我們知道，和諧社會是一種有層次的和諧，包括三個層面：其核心層是自我身心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即人與人和睦相處、平等相待、協調地生活在社會大家庭之中。其保障層是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間的協調發展，與和諧社會的要求相配套。其基礎層是必須有一個穩定平衡的生態環境，和諧社會必須在一個適宜的生態環境中才能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層面猶如一個同心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果沒有一個和諧的心態和世態，人人自私冷漠，爾虞我詐，缺乏同情的意識、寬容的心態和共生的理念，勢必影響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協調發展，而政治經濟文化一旦失衡就會盲目的追求經濟利益而置其他社會利益、生態利益于不顧，從而導致對自然的瘋狂攫取和破壞，生態環境惡化將愈加嚴重。反過來，如果沒有平衡的生態環境，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就不能生存和發展，和諧的人際關系也會變成空中樓閣。因為，平衡的生態不僅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環境基礎，同時也是其發展的資源保障。和諧社會的發展必須依靠經濟發展作為基礎和動力，用經濟推動它的發展，但經濟發展必須要有物質資源。生態環境正是社會發展的資源源泉，如果生態失去平衡，人的發展和資源供應就會矛盾突出，社會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就會日益短缺，和諧社會的建設就失去了資源保障，建設和諧社會也將成為一句空話。在2012年第五屆（中國）世界環保大會上，國際節能環保協會秘書局特邀專家，國家環保部學部委員、政策法規司原司長彭近新，發言時談到，美國蘭德公司有個結論很有意思：世界上百年不衰的精英企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樹立超越利潤的目標，保障社會的進步和生態環境良好。金融信貸、保險和證券應符合社會整體發展的需要，維護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而現實生活中僅僅因為一個部門或一個地區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政策于不顧的現象并不少見。2008年廣西河池發生大面積砷污染事件，2012年該地區再曝龍江鎘污染事件，當地政府對1516家重點企業進行環境風險和安全隱患檢查后，發現存在隱患的企業1085家，限期整改631家，停產整治321家，關閉取締128家［6］。這些企業都曾為當地GDP數據增長作出卓越貢獻，并且或多或少都從當地金融機構獲得過信貸資金支持。賺到了錢未必就是創造了財富，擁有、聚斂財富并不等于創造財富。用豐富的概念來理解財富就會拋棄狹隘的金錢觀念。也要求企業在財富創造過程中要貫穿社會倫理，而不僅僅是先賺錢，之后再搞些捐贈，幫助一小部分人的慈善活動。在創造私有財富的同時，更要十分注重如何增加公有性財富。創造財富有動機，但是要考慮動機和效果是否統一。投資是有必要的，可持續發展更是關鍵。

（三）“綠色金融”中的環境倫理環境問題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環境是經濟的組成部分，還是經濟是環境的組成部分。”［7］（P1－4）一度成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爭論的焦點。最早關注環境問題而發起綠色革命的是制造業———其中又以化工、鋼鐵、能源業為最，通過改進工藝流程，加強環境管理，減少環境污染。在客觀上，這一工業環保運動促進了工業生態學在20世紀80年代的長足發展，很多基本觀點都是在那個時候被提出來的。繼而，金融行業也被卷入這一浪潮中，上市公司被要求披露與環境有關的信息和報告，保險公司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問題，銀行和基金公司也紛紛設立專門的可持續發展部門管理有關事務。自此以后，環境倫理成為西方金融機構在投資決策中重點考慮的因素之一。

自從FINANGINGCHANGEBYSCHMID－HEINYANDZORRAQUIN（《金融變革：金融社區，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發展》）一書1996年出版以來，可持續性已經在戰略發展以及商業融資服務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金融領域為了優化其內部環境業績開始把環境風險納入到考慮范圍中，主要原因是：第一，銀行通過減少對能源，水以及材料的利用來減少成本；第二，銀行想通過向客戶展示他們能為“綠色”買單而提升其形象。另外，環境風險管理程序被引入信貸管理。環境風險會造成銀行信貸業在一定程度上的損失。與此同時，銀行業開始在實踐中獎勵積極承擔環保責任的企業，他們設立了專門的綠色信貸產品和抵押品或社會責任基金，用以投資環境友好型或可持續性企業。

事實也充分證明，金融業作為國民經濟的資金平衡杠桿，在推動環境保護事業中具有非同尋常的作用，正在成為環境管制的重要手段。全球范圍內，可持續性投資、可持續性保險原則正逐步被接受并開始為一些領先的金融機構實踐。在廣泛倡導企業社會責任（CSR）的背景下，金融領域內制定了一系列實現環境、社會責任為目標的自愿性原則，包括赤道原則、負責任的投資原則（PRI），另外還有一些針對可持續發展也可適用于金融業的自愿性協議，如全球報告倡議（GRI）的金融服務領域補充協議等。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大力發展經濟，但是和諧社會所倡導的是沒有破壞的發展，即理智、謹慎、適度無害的發展。和諧社會也不是一般地反對增長，而是反對沒有發展的增長；不是一般地反對科學技術，而是反對科學技術的濫用；不是一般地反對以工業化為特征的現代化，而是反對工業化的生態代價和價值選擇；在和諧倫理的視閾下，人類的最大幸福與價值，不再是通過蠻橫地支配自然萬物而獲得，而是要運用和諧智慧理智地平衡萬物的價值而實現。只有在和諧倫理的支撐下，和諧社會才能實現和諧與發展的天作之合：和諧是發展的基礎，發展是和諧的必然結果；發展是系統實現新的更高層次和諧的必要條件，發展之后的和諧則又是實現持續發展的最新平臺。發展因和諧而得以實現，和諧因發展而得以升華。

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要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五位一體”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系統健康是一個國家及整個地球積累自然資源財富的關鍵。生態系統是社會經濟體的根本，也是整個人類持續發展的關鍵。同時它也是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本、自然財富，是能夠厚積薄發的關鍵。金融業成為“環境經濟人”正是著眼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立足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趨勢，以加快金融創新步伐，建立健全金融支持生態文明建設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金融杠桿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調節和支持作用，努力為生態文明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作者：蘇寶梅單位：濟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