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產業內貿易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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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推動貿易產業升級，提高我國貿易競爭力，從多產業和總體角度分別用GL指數測度產業內貿易水平并分析G指數變化的影響因素，我國總體GL和機電GL指數分別為38．64和17．84，結論顯示：我國總體處于貿易劣勢，其中機電業貿易劣勢最大，市場規模差異、需求結構差異和產業內貿易水平負相關；外商直接投資對產業內貿易水平影響較小；對外開放程度和產業內貿易水平正相關，并從企業層面、政府層面兩個方面針對性提出建議。

［關鍵詞］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指數；比較優勢；產業結構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和美國為當今世界兩大經濟體，互為雙方最大的貿易伙伴，相互之間的經濟往來促進了兩國經濟發展，圖1顯示兩國貿易額從2006年的0．26萬億美元增長到2015年的0．56萬億美元，增長兩倍多，年平均增幅8．9％，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平均為13．5％；近些年兩國貿易主要集中于工業制成品，如機電產品、塑料和橡膠、化工和運輸設備等，由于兩國要素稟賦不同，我國在人力資本和土地方面有優勢，而美國在管理、資本和技術有比較優勢。［1］因此兩國在貿易過程中各有不同的領域，美國占據產業鏈上游，而我國則處于產業鏈下游，由于國民消費的多元性，促成兩國間產業內貿易［2］；基于兩國間產業內貿易形式，因此研究影響兩國產業內貿易水平的因素就極為重要，它對我國產業發展有著實踐意義。

二、相關文獻

回顧從貿易總體產業內貿易來看，石靜和王鵬（2008）針對我國產業內貿易從國家特征視角提出8個假設命題，并依據這8個假設分別從垂直和水平產業內貿易來分析假設的影響。［3］馮宗憲和姜偉杰（2017）從國家戰略視角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我國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和影響因素。［4］從我國和其他國家特定行業的產業內貿易水平的角度來研究，機電產品作為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據較大份額，近年來有多位學者從機電產品角度分析我國和其他國家的產業內貿易，其中趙成真和蘭天（2010）通過GL指數對東盟國機電產品貿易進行測度，發現其處于產業內貿易水平，并通過政府支持g變量來構建博弈模型以解釋市場份額的戰略實施。［5］李季（2010）通過對中韓兩國SITC第七類商品機電產品研究，發現機電產品貿易處于垂直型產業內貿易，并在貿易中處于相對劣勢地位。［6］另一方面，從多產業角度來看，周茂榮和呂婕（2010）著眼于中美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并測度產業內貿易水平，并從三個方面說明對其作用程度，分別為FDI、規模經濟、收入差異，通過三個因素的面板數據說明不同的作用程度。［7］黃慶波和戴慶玲等（2014）從中韓工業制成品產業內貿易發展狀況來引入，并研究1992－2012年雙邊貿易的影響因素。［8］綜上來看，學者主要從總體國家特征角度或者特定行業角度來分析，而不是從產業內貿易這個整體和不同類別產業多角度來進行論述，因此缺乏對產業內貿易水平和發展程度的整體認知，所以本文應用HS編碼海關分類，從機電、塑料和橡膠、化工和運輸設備，多角度展開產業內貿易水平測度，并著重分析其影響因素。

三、中美產業內貿易水平分析

（一）指數測度本文采用Grubel和Lloyd指數法測度兩國間產業內貿易水平，該方法說明特定行業的靜態產業內貿易水平，計算為特定行業進出口總額和產業間貿易額的差額。［9］

（二）數據說明由于在2017年一月份到六月份期間，文中所選四項產業雙向貿易額占中國對美國出口總額60．60％，占中國對美國進口總額56．77％，因此本文選取塑料和橡膠業、機電產業、運輸設備、化工業這四項行業來考察兩國間綜合和分類別產業內貿易水平。研究數據采用HS編碼海關分類，其中第16類84－85章為機電產品，第7類39－40章為塑料和橡膠，第6類28－38章為化工產品，第17類86－89章為運輸設備，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美國別貿易報告》，由于《中美國別貿易報告》數據起始時間為2006年，因此研究數據時間段為2006－2016年。為說明中美貨物貿易整體產業內貿易水平，在這里通過中美兩國間貨物貿易進出口數據，來計算中美貨物貿易總GL指數，同樣應用GL指數測算方法，如公式（1），并用總GL表示。

四、計量分析

（一）解釋變量選擇和模型構建在“新貿易理論”的研究中，產業內貿易理論著重關注市場開放程度、兩國需求結構差異、FDI以及規模經濟狀況等問題，基于中美貿易數據的獲得性情況，本文主要應用以下幾個解釋變量來說明：市場規模、市場規模差異、市場開放程度、FDI以及需求結構差異五個變量。［10］關于各因素的影響，Krugman（1980）研究表明，兩國市場規模擴大即國民收入增加，國民多元消費需求增加，促進兩國之間雙向貿易。［11］Helpman（1981）認為隨著兩國間需求結構差異程度縮小，兩國國民需求偏好逐漸相似，對不同國家不同產品的需求增加，增加了雙向貿易的機會［12］；而市場開放程度和FDI都和產業內貿易水平正相關。根據需求重疊理論，兩國之間需求結構重疊區域增大，相對應的同種不同質產品需求加大，兩國需求結構差異越小，相對應的產業內貿易水平加大，因此兩者之間負相關。

（二）單位根和多重共線性檢驗單位根檢驗是檢驗時間序列數據平穩性的基本方法，本文使用年度數據經常為非平穩數據，如用傳統回歸模型進行回歸，可能會出現偽回歸現象［13］，因此需要先對所用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是檢驗數據平穩性的常用方法。

（三）回歸結果分析兩次運用OLS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應用OLS估計并同時進行T檢驗和F檢驗，將所得數據列入表5的（1）列中，其中需求結構差異（lnAGDP）和對外開放程度（lnOpen－ness）均未通過T檢驗，而上文提出市場規模（lnGDP）嚴重影響方程多重共線性；因此從回歸模型中剔除市場規模變量，重新進行OLS估計列于（2）中，剔除市場規模后，其中市場規模差異在α＝1％情形下T統計量為－5．27，外商直接投資、市場開放程度和需求結構差異T統計量分別為－2．35、1．60和－4．48，四變量均在統計上顯著。

五、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本文從機電、塑料和橡膠、化工、運輸設備以及總體五個方面研究中美產業內貿易指數和影響因素，結論如下：第一，中美總體GL指數平均為38．64，且沒有大幅度增長，說明我國貿易結構仍以勞動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為核心，我國對美國在貿易分工中處于較高垂直分工，位于產業鏈下游。第二，機電業GL指數平均為18．46，說明對美國貿易中處于高度垂直分工，機電業為資本和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對于新要素人力資本要求較多，反映在當今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我國新型要素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缺乏。第三，從分行業角度來看，我國化工業和運輸設備業GL指數平均為86．53和79．39，兩行業都是資本密集型行業，說明我國貿易結構已經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產業結構有所改善。第四，中美兩國市場規模差異、FDI、需求結構差異以及市場開放程度影響兩國產業內貿易發展水平；其中兩國市場規模差異以及需求結構和產業內貿易水平負相關，而中國市場開放程度越大，兩國商品重疊需求加大，增加產業內貿易機會，而FDI則對產業內貿易水平作用不顯著。

（二）建議在企業層面上，應當轉變過去堅持的低價策略，減少兩國間的貿易摩擦，以期在企業開發、創新、生產、銷售、服務和運營管理、生產效率、風險控制、技術創新一整套環節中，提煉出新比較優勢［14］，提升貿易商品的附加值，注重自身品牌效應創造，追求產品差異化，加大兩國之間的產品重疊和多元需求，在國際貿易中創造新的核心競爭力。在政府層面上，加大教育資金和企業研發資金投入，促進人力資本、技術、知識和管理等國際貿易新要素生成機制平臺的建立，通過產業政策來引領企業的發展方向，促使我國貿易結構合理化，向資本和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方向發展，增加我國貿易商品附加值水平，并加快完善我國貿易商品技術標準和法規制定，建立一個涵蓋標準體系、認知體系、法律體系和數據體系的多方位監管體系，從而促進我國貿易經濟的發展。

作者：閔樹琴；劉寧 單位：安徽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