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經濟客觀必然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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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等。它在我國的發展經歷了從“野生植物”到“人工植物”，從“保護鼓勵”、割“資本主義尾巴”到“補充”和“共同發展”等階段，可謂一波三折、幾度沉浮，但卻從未退出歷史舞臺。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專門有一條論述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
1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決定
“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依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仍然要從中國的國情出發。
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情如何呢？歷史國情是“一窮二白”。現實國情是“總的說來，人口多，底子薄，地區發展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生產力水平低、多層次性、不平衡的狀況比比皆是：現代企業與作坊企業同存，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同存，少量高科技與大量文盲同存，小康生活與溫飽生活同存。
馬克思曾指出，要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必須“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這種國情決定了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需要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而且還需要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二者緊密結合，相得益彰，利用“共生效應”共同服務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
2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過程實質是要把單一產權主體變為多元產權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參與，單一的非公有制經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具有主體多元化、利益多元化、需求多元化等特征，這種分散的需求多元化要求有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與之相適應。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是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因此，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構建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這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規律。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又一重要特征，優勝劣汰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助動器。有競爭就要有對手存在，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現階段是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主體，在我國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過程中具有競爭力和推動力。由此可知，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就成為一種必需，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成為一種必然，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過程。
3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有重要作用。”“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結構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符合“三個有利于”的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動力之一。
3.1緩解就業壓力的必然選擇
改革、發展、穩定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必須協調好的重大社會問題。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經濟相對不發達，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從目前我國的就業狀況來看，總理在一次答記者問時談到：“中國的勞動力有74000萬，每年新增勞動力1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口大約1400萬，進城的民工一般保持在12000萬。”就業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從所有制結構的變化需求來看：國有經濟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不僅不會總體上增加勞動力需求，反而會成為失業增加的主要來源；集體經濟近年來增長速度大幅度下滑，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也不如從前；非公有制經濟卻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據統計，改革開放前30年，我國僅轉移了5000～6000農村勞動力；改革開放后，由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全國有6000萬農村勞動力和1億多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來。1992年以來，個體、私營企業年均凈增600萬個工作崗位，提供的就業崗位占全社會新增就業崗位的3/4。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2年底對全國66個城市勞動力就業狀況調查顯示，目前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中有65.2%在個體、私營企業中實現了再就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事實上已為我國增加就業做出了突出貢獻，發展它就成為緩解就業壓力的一種必然選擇。
3.2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
目前，國企改革進入攻堅階段，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則一枝獨秀，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有資料顯示，1978年到1996年，我國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為8%，非公有制經濟年均增長率為25%，成為支撐整個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始終保持在11%～13%的高水平，其中80%來自非公有制經濟的拉動。由于非公有制經濟的高速發展，它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已從1979年不到1%增長到2001年的20%以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綜合國力都上了一個大臺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功不可沒。
3.3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能起到“雙贏”之功效
非公有制經濟是天然的市場經濟，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能為經濟發展提供“市場環境”、“經濟補償”、“行為示范”、“互補交融”等有利條件。一則它所表現出來的靈活機制、企業制度創新和環境創新，能給國企改革提供范例，從而起到示范作用；二則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過程中，利用了外資，學到了科學的管理方法，既彌補了建設資金的不足，又提高了我們的技術、管理水平；再則帶動了一批新興產業發展，特別是民營科技企業迅速發展，1992年以來，民營科技企業實現技工貿總收入和上繳稅金平均以30%多的速度增長，有力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一舉數得，具有“雙贏”之功效。
4是調整所有制結構的客觀要求、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選擇
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我們在思想認識中存在誤區：其一，認為公有制天然具有優越性，不存在實現形式問題；其二，認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大就越公；其三，認為勞動者當家作主自然就會有積極性。由于認識上存在誤區，導致在實踐中也進入了誤區：一是過早過大擴張追求“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形式；二是未尋找和采取合適的實現形式，導致部分公有制經濟效率低下，相當部分的公有財產未起到創造財富的作用。兩種誤區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導致經濟效率低下，產生了諸多問題，多層次的社會需求得不到滿足，既反證了我國在相當長時期內無法徹底拋棄非公有制經濟的客觀必然性，又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需求空間和發展的舞臺。
對經濟不發達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能不能允許利用資本主義的問題，列寧早就有過肯定回答：“私人資本主義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幫手嗎？…有可能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學上的“木桶原理”告訴我們：當構成木桶的木板七長八短時，這個木桶不能裝最多的水，只有木板長短一致才能達到此目的。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一個多元市場主體互相競爭的直接動力，也促進了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重組和企業機制轉換。根據全國工商聯2002年對全國私營企業的調查，分別有8%和13.9%的私營企業已經和準備兼并收購國有企業，有25.7%的私營企業是由原來的國有或集體企業改制而成的。可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既有利于解決國有企業的弊端，又能使非公有制經濟增加生產和服務、滿足社會多層面需求。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協調發展、各顯其能、配套成龍，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使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水桶能裝更多的水，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這樣調整所有制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就成為一種客觀要求，這種調整的結果又完善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如此而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自在情理之中。
5是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的總結
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經驗充分證明：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是歷史的正確選擇。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缺乏正確認識，在所有制問題上，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純”的所有制結構。這種模式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抑制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排斥了經濟發展的競爭機制，使國民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以至于行將崩潰。
前南斯拉夫在1947~1980年的經濟政策是以發展社會所有制經濟為主，在一定限度內允許私有制經濟的發展。這種模式使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1%，1980年的全國社會總產值為563.4億美元、人均為2521美元，不長的時期，巨大的成績，是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分不開的，實踐證明曾經是成功的。
前蘇聯由于在發展經濟指導思想上長期固守，片面追求單一國家所有制，造成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不相適應，嚴重制約蘇聯經濟發展，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蘇聯經濟體制改革邁不開步子，經濟體制方面的弊端得不到克服，成為其解體的原因之一。
世界上現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根據自己的國情進行改革開放，加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越南提出了“社會主義定向的、有國家管理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市場經濟”改革總路線。古巴認為市場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要借鑒別的社會的東西，并根據古巴的現實加以應用。”老撾制定了“國家鼓勵各種經濟成分在發展和經營中相互競爭和合作，各種經濟成分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政策。朝鮮也開始了經濟改革，羅津先鋒的自由貿易區已經啟動。經濟政策的調整，活躍了市場，繁榮了經濟。
正是基于對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樹立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觀念，突破了姓資姓社、姓公姓私的束縛，循序漸進地調整所有制結構，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新局面。這一調整的過程也是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過程。實踐證明，我國越是非公有制經濟比較多的地區，市場經濟的發育就越快，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越快。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高峰期，也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高峰期。
6是社會進步的階梯
縱覽古今中外，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非公有制經濟從未退出歷史舞臺，這說明，社會生產力無論怎樣發展，總給非公有制經濟留有生存的余地，雖然外力可以使之萎縮，但其內在的合理性或遲或早還會使之再度興盛。對人類社會而言，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只能利用非公有制的合理因素，才能發展生產力，為社會進步和過渡到更公平更合理的社會創造條件。也就是說要消滅非公有制必須實行非公有制，要實現真正的平等，必須先承認某種不平等。從這種意義上講，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進步的階梯。
因此，社會沒有可能跨越非公有制和市場經濟進入更高階段，而只能經過非公有制經濟，在非公有制經濟帶來的巨大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再上新臺階，可以說這是同自然規律相同性質的社會發展規律，是不能違背的。認清這一點，我們就會淡化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傾向，自覺地去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經過量的積累達到質的飛躍，唯有如此，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7多種經濟形態并存是經濟發展史的共同規律
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個社會的經濟形態都是多種形式并存，從來沒有一種純粹的、單一的社會所有制形式。這是由于生產力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是在舊有的所有制關系中逐漸生長出來的，因此在一種占據主體地位的所有制存在的同時，還會存在其他形式的所有制成分。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相輔相成地共同發展，是歷史上諸種社會的所有制的基本存在形式。在世界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也不例外，也必須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8是理論創新的必然產物
任何一種理論的產生都包含著創新，它的產生會對社會實踐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馬克思主義正是在批判和吸收“三個來源”的基礎上創立的，它的產生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思想也正是在沖破蘇聯經驗神圣化、共產國際決議教條化的過程中創立的，它的產生使中國革命走向勝利。可見若要黨和國家的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首先理論上要不斷創新，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新的實踐。馬克思曾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在20世紀80年代左右面臨著“中國向何出去”，90年代左右面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重大社會問題，要求我們在經濟體制上有重大理論突破，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也正是我黨適應實踐的發展，理論創新的必然產物，這一創新的過程，充滿了艱辛和曲折。
建國初期，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1957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77.5%。社會主義改造后，基本消滅了非公有制經濟，導致國民經濟缺乏活力，影響了人民的生活。在我們照搬照抄蘇聯模式的弊端暴露以后，明確提出：“要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問題。”在他看來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體制應是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體制。1956年曾指出“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陳云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這些政策的執行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單一公有制帶來的矛盾。1957~1965年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掃地出門”政策，致使國民經濟出現重大挫折和嚴重困難，后因貫徹“八字”方針，實行退回政策，促進了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1966~1978年，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搞“窮過渡”，再一次造成國民經濟嚴重失調和增速減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五大，非公有制經濟經歷了“允許存在”、“鼓勵發展”，再到“共同發展”的政策演變，極大的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正是在反復的實踐中我們認識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性。綜上所述，如果沒有理論創新，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不斷發展著的實踐，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也就不會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理論。
總而言之，在我國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由諸多因素決定的，只要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其以“善”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利，創造條件加以引導、支持;對其以“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弊，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就一定能夠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早日實現小康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