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貿易細分行業出口競爭力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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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隨著中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總額比重的不斷加大，大量研究認為由于細分行業的增長潛力和出口貢獻能力不同，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綜合指標分析和模型分析較之于比較優勢理論通常更能夠顯著衡量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程度。細分行業的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研究通常根據服務貿易競爭力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進行開展，并且多數研究得到了一致性較高的結論。通過對服務貿易領域和細分行業服務貿易領域內的相關文獻進行梳理，總結出對出口競爭力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關鍵指數指標，考察了大量研究成果的結論，探究其是否存在“先驗性”問題，并提煉出細分行業服務貿易領域內可開展研究的新要素，發掘出目前研究的不足及今后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

關鍵詞：

細分行業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先驗性

一、相關研究綜述

傳統經濟學理論通常解釋了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發展，然而隨著國際服務貿易的不斷發展，其指導理論與傳統商品貿易的適用性理論產生了分歧。兩派經濟學家對于比較優勢學說的適用性產生迥異的觀點，根據赫爾曼（Herman）、郝斯特（VanHolst）、山普森（G.Sampaon）、穆勒（HenricSchaumburg-Muller）等經濟學家的觀點，傳統商品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國際服務貿易并不適用；而麥爾文（JamesR.Melvin）在1989年發表的《生產服務貿易：赫克歇爾-俄林方法》中運用H-O理論模型成功說明了要素貿易也能夠達到商品貿易相同的結果，并推導出服務貿易必然服從比較優勢理論的結論，但是要素貿易一般指提供資本、土地、人力等要素的貿易，僅占服務貿易概念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具有整體的適用性（閆奕榮，2004）。因此，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世界服務貿易自由化加劇，對于服務貿易的研究重心從比較優勢理論逐漸轉變成了對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研究，而競爭力范疇又包含了一系列成分指標，采用較多的有國際市場占有率、進出口行業結構、比較優勢指數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等（康承東，2001；王紹媛，2005；Balassa，1965），大量研究表明具備一定發展潛力，且對國家GDP貢獻較大的服務業具備更高的比較優勢指數。由此可見，服務業細分行業在構成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時存在著異質性。

中國服務貿易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雖然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逐漸擴大了其在經濟增長中的比重，但以中國服務貿易的現狀來看，細分行業的出口競爭力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國內學者大多從波特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角度，引入不同的因素和變量來研究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具體影響（張如慶，2007）。以波特競爭優勢理論為基礎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多個可供觀察的因素，主要文獻的研究成果如表1所示。綜合對以上研究成果的梳理，可見大多文獻基于宏觀層面進行研究，而鮮有中觀的分析。因此本文主要通過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整體視角，分析構成我國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主要影響因素，并著重考察細分行業出口競爭力的差異化情況，總結出口競爭力發展與各行業的關系，發掘出可能存在的、可供今后研究和拓展的創新點。本文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對服務貿易研究領域內的理論文獻進行整理，為我國的研究提供階段性的參考，隨著國際分工的變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新的影響因素可能產生，而原先的因素影響程度可能下降；二是幫助形成對我國現階段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升的政策建議。本文其余部分將如下的安排：第二部分將回顧服務貿易細分行業的發展現狀和出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整理影響各個細分行業競爭力發展的主要因子，找出共性因子和非共性因子，并總結我國目前服務貿易細分行業的差異化現狀，提出可能存在創新性研究視角；第三部分將集中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主要研究方法進行梳理，總結宏觀層面的多個公共影響因子，探索不同研究方法對于測量細分行業和服務貿易總體出口競爭力的準確性；最后將進行總結性的評述和建議的提出。

二、細分行業出口競爭力研究發展概述

陳虹（2010）認為對服務業細分行業的研究始于國外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對具有巨大成長潛力的服務部門的研究，如金融、通信和旅游等。金融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其成長潛力帶來的貿易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了大量研究的作證，主要集中于國外學者對歐美國家的金融部門，特別是保險業（Philip，Wen，1998；Mattoo，Rathindran，Subramanian，2001；Hichens，2004；Wilmott1999）。此后，國內學者針對我國服務貿易發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其細分行業大致從金融服務、旅游服務開始，過渡到文化服務等。其中，朱盛萍等（2012）和黃滿盈等（2010）均使用了TC（貿易競爭優勢指數）來衡量各國金融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且中國的TC指數為負，較之國際水平較弱。且黃滿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鉆石模型”對金融服務貿易進行了要素分析，主要集中于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和技術要素層面。而鄭展鵬（2009）則引入了Michaely指數結合TC共同分析金融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并得出了中國金融服務發展很不平穩的結論。可見，國內學者對于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研究多數采用貿易競爭優勢指數（TC）和波特競爭優勢模型進行分析，且得到的結果較為一致。

對于旅游服務貿易的研究則在一段時期內趨于差異化，國外學者對于國際旅游服務貿易的研究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進行探索，其中以目的地國家資源、環境基礎設施等客觀因素和游客對目的地國家滿意程度和忠誠度構成供給因素（Gonzalez，Falcon，2003；Zhang，Jensen，2007）；以動態演化視角的旅游國家不同階段發展比較優勢因素進行考慮的完善化的需求模型（Enright，Newton，2004；Ritchie，Crouch，2003）。熊元斌等（2013）以要素稟賦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究了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所在。周經等（2008）則以宏觀的層面提出了旅游產業組織、人力資源狀況和旅游交通因素對旅游貿易服務存在著影響作用，并在做數據統計時處理了外匯帶來的收入影響。同樣的，大量文獻都基于貿易競爭理論中的幾項常用指標，如競爭優勢指數（TC）、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產業內貿易指數（G-L）和出口市場占有率等對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研究（徐文海、曹亮，2012；葉莉，2012）。其中，張百珍（2012）在運用指標結果分析的基礎上，還與東南亞等地的發展中旅游強國進行指標的數據對比，從而得到了與國內研究大體相同的結論，即我國旅游服務貿易處在世界旅游服務貿易輸出國的中等之列，但較之于發展中旅游強國仍顯示出一定的不足。國內學者對于我國旅游服務貿易研究仍處在以一般性方法研究的情況下，針對出口競爭力各要素的實證研究仍然不足。

文化服務貿易作為一種特殊的需要明確界定的服務貿易行為，其同時具備了商品貿易的屬性與精神和意識形態的屬性（張騫，2011）。隨著我國與世界文化的相互交流的促進和相容，文化服務貿易發展水平迅速提高，但在其研究中需要明確劃分文化產品貿易與文化服務貿易（Grasstek，2005），并在對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分析時將統計數據中的文化產品相關因素剔除后，結果更為準確（羅立彬，2013）。且現有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出口市場占有率和競爭優勢指數兩項主要指標對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度量（王菲菲、趙書華，2012；劉蓉，2014），且結果頗為一致，中國較之于日本、英國和美國等文化輸出強國處于較弱勢的文化服務貿易地位。在研究的數據選用上，多篇文獻都趨于同質化，且采用了不同年限間的文化服務進出口數據，因此結果趨于一致性就十分顯著。

綜上，通過對大量文獻的整理和總結，筆者認為我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因素分析存在著普遍一致性化的傾向，其主要體現在研究目的，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方面，多數研究對不同服務行業選取的指標都集中在出口市場占有率，競爭優勢指標和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標等；且樣本數據僅在選取年限上存在差異，數據本身高度一致，這一統一化現象使得不同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大體雷同，不能很好地從各個方面說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因素構成的差異。這一缺失，或許能夠成為今后研究克服的主要癥結所在，鄭吉昌等（2004）通過對服務業行業發展本身及國際直接投資對產業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以上兩個因素都對服務貿易的要素存在影響，而細分行業的本質是異質化的，則不論行業發展水平或行業政策環境及國際直接投資水平和規模都迥異，因此可以考慮從微觀的企業層面或中觀的行業水平來考察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水平；同時研究也表明了服務業的國際化過程必須依靠跨國投資來實現推進，而國外直接投資規模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影響因素。

三、主要研究方法

通過整理我國國內多數文獻研究細分行業服務貿易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筆者將其大致分為以下兩類：一類是理論分析型指標分析，大多基于要素分解視角的波特競爭優勢模型各要素指標分析；另一類是可視化分析型指標分析，大多采用普遍的RCA（顯示性競爭比較優勢指數）、TC（貿易競爭優勢指數）和CA（顯示性競爭優勢指數），以及出口市場占有率和等指標，構造獨立或綜合的評估體系，對競爭力構成和因素影響進行測量。針對第一類的理論型指標分析，具體可以分為直接理論分析和模型應用分析。直接理論分析通過分解影響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相關要素（即可能涉及的生產要素，資本要素和服務業開放度等），研究對細分行業服務業是否存在競爭力促進作用。如周經等（2008）采用了旅游產業組織、人力資源狀況和旅游交通三大因素對旅游貿易服務的競爭力進行研究，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旅游產業組織數量（即旅行社數量）和旅游交通（即航班路線數等）對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存在顯著的作用；而人力資源狀況對旅游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作用不顯著；再如蔡茂森等（2005）認為服務業自身發展水平制約了我國服務貿易整體競爭力。模型應用分析則主要包含了使用波特“鉆石模型”作為理論依據，進行多個維度的因素分析，如黃滿盈等（2011）采用了波特“鉆石模型”對金融服務貿易進行資本要素、人力資本和技術要素三方面的競爭力分析；以及莊惠明等（2009）以“鉆石模型”為基礎，對主要構成中國服務貿易競爭力的9個要素進行了分析。

針對第二類的可視型指標分析，普遍形成了兩種體系，即獨立評價體系和綜合評價體系。獨立的評價體系并非特指采用特定的一項指標進行衡量，而是采用RCA、TC、CA和出口市場占有率等指標一同衡量或確切地某一指標進行橫向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對比（張百珍，2012），形成一張可視化的表格或數據結果；而綜合評價體系的相關文獻則相對較少，針對特定細分行業的不同情況將涉及不同的要素，以鄭吉昌等（2004）所采用的研究為例，其著重發掘了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的關系，得出了對服務貿易所在貿易部門的政策性建議，且對服務業自身發展和國際直接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進行列舉分析，綜合各個要素的影響成分對波特“波特鉆石模型”進行了修正，構造了新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具體而言，針對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分析一般適應上文所總結的兩類主要研究方法，僅有少數研究在兩類方法之外引入了不同的考察指數對競爭力進行衡量，并有少量研究也對特定細分行業的主要可觀要素進行分解后探究其與服務貿易競爭力的相關關系（鄭展鵬，2010；周經、呂計躍，2008）。因此綜上所述，對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構成影響的主要影響因子是多項單一指標及波特“鉆石模型”中主要考察的六項維度，還有經過國內學者進行修正后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而非共性的影響因素則主要包含在各個特定行業的宏觀各要素中，如旅游服務行業涉及的旅游產業數量和交通便利因素；文化服務行業涉及的特定行業開放程度等，這些因素可以進行修正后納入至“鉆石模型”的特定要素中，但某些獨立性較強的要素不僅在衡量體系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并且經常被忽略，則應該引起相應的重視。針對大量國內研究的成果，筆者將歸納和整理主要研究產生的結果間的一致性，來探索普遍采用近似研究方法和同一數據來源取得的研究結論是否在結論上保持較高的相似度，且使得研究成果具備了一定“先驗性”的性質。

根據對2004年后的文獻整理結果可以發現，針對服務貿易整體進行的分析存在著趨同性的指標選取和數據選取，數據大多來源于《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和WTO國際貿易數據，且得到的定性結論也基本相同（事實上中國服務貿易較之全球貿易強國而言是處于弱勢的）。多項研究均使用了TC指數進行衡量，且結果趨于高度一致，均小于0.08，且一定年份的指數值小于0，顯示出結果上的趨同。同時，對比分析細分服務行業的各項指標，普遍采用的指標仍然是TC和RCA指數，且各行業內的指數不存在明顯的差異，區別僅僅體現在了數據樣本的年限差異和數據庫不同上，且造成的誤差并非很大。除了在文化服務貿易領域的少數研究中出現了TC指數的背離，分析三篇主要文獻的研究方法后發現，其應用TC指數的計算方法是一致的，但筆者推測由于在數據錄入或處理時存在偏差，導致了對某段特殊年限的TC指數產生誤差。通過對其他細分行業研究成果的整理，發現對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衡量在研究方法上突破性不強，隨著國際貿易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逐漸有學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加入新的變量來考察特定指標，較好地實踐有劉蓉（2014）采用的CSI綜合指標法，該方法能夠較好地確定各要素在構成文化服務貿易競爭力時所占權重，且通過結論更好地提出具體的政策性建議。通過對研究成果的總體對比分析，發現指數指標測量的結果存在著一定的波動幅度，并且雖然其顯示出一定的趨同性，但還未形成明顯的“先驗性”結論，國內學者的研究方法也處在不斷的改進和提升中。因此，今后對于該領域的研究可以在指標分析的基礎上，更多地引入要素分解研究方法，更明確、細分地針對某一要素提出關鍵性檢驗假設并進行驗證。

四、結論

綜上所述，自對中國服務貿易研究從單一的比較優勢理論演進為整體國際競爭力的衡量之后，對于細分服務業競爭力的研究也在同步演進。現有的服務貿易領域對于研究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方法為波特“鉆石模型”的各要素實證分析或理論分析以及對TC指數、RCA指數及CA指數等的對比分析；但隨著中國加入WTO和中國同世界各國的貿易程度加深，以及中國加進推進“十二五”對服務業發展的規劃，使得服務貿易相關支持產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其產業內決定國際競爭力的因素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因此根據前沿的研究和理論的演進，可以通過對行業內發展情況的具體實踐分析，發掘影響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競爭力的新因素和重要因素，驗證其對于服務貿易出口作用的顯著性，完善理論研究的框架。經過豐富的經驗研究，國內學者已經證實了中國目前雖然第三產業發展加速，但仍然落后于世界其他貿易強國，其細分行業的發展也呈現出落后于其他各國的情況，但根據各項數據表明，提高相關要素的發展水平，并建立有利于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發展的規劃體制和制度，都能夠對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帶來促進作用。毫無疑問，這是值得肯定的。

但同樣需要認識到的是，國內目前的大量研究都采用了具有趨同性的研究方法和指標體系（徐文海、曹亮，2012），在根本上，所得的結論存在著一致性，使得論文形成的政策性建議和分析缺乏創新性。并且文獻研究多數采用國際統計數據，其中包含了外匯匯率等（吳飛霞，2015）可變影響因素，其分解和測量不可避免地存在誤差，因而建議后續研究可以基于發展動態的視角，以實踐產生的細分行業的統計來進行衡量，而避免整體數據進行處理時需要剔除與細分行業無關的影響變量。現有研究開始嘗試構建新的服務貿易競爭力模型和競爭力構成指標來進行研究，這是提高后續研究結論可靠性的重要嘗試，應注重豐富其理論在實踐中的有效性，以此視角來分析中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的競爭力發展演進，這是一個可以拓展的重要話題。這些嘗試不僅可以豐富我國細分行業服務貿易出口競爭力的研究領域成果，還可以為其他行業深入研究新發展時期不同行業貿易出口競爭力的構成因素提供借鑒，這些都將成為我國下一個五年發展提供理論基礎的重要研究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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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怡 單位：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