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油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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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國際能源問題的背后是國與國之間政治、經濟互動的博弈過程。而石油作為重要的能源之一，自20世紀初，就已經滲入到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中。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進一步使石油被納入國家能源安全戰略。近年來，隨著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位運行，對供需國家雙方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和沖擊。

關鍵詞：相互依存；石油金融化；美元貶值；危機轉嫁

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起，國際油價的走勢開始成為各國能源戰略關注的焦點。油價的背后除了世界原油的供需市場，還有各個國家主體之間的力量較量。由于國際市場上的石油貿易主要以美元標價和買賣，因而美國在油價市場上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縱觀歷史上的數次油價高企，美國出于能源安全戰略的利益需求往往成為推高油價的重要因素。

一、石油沖擊的現實與相互依存理論

1973年末，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聯合采取了一項措施，將石油的價格由每桶2.59美元上漲到11.65美元。這原本屬于經濟領域的事件，但對世界經濟以及政治格局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這次石油提價實際上是產油國對長期處于經濟利益受損的一種反抗式行動。長期控制中東石油的西方七家大石油公司（所謂“石油七姐妹”）一直掌控石油定價權，OPEC國家從石油中所得的收人非常有限。這種低廉的油價使西方壟斷集團獲得超額壟斷利潤的同時，使產油國的經濟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最終在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之際，OPEC成員國對一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行石油禁運。然后又在戰爭爆發后的第十天，OPEC成員國在西方石油消費國當時沒有石油儲備可作補救的情況下，自行將油價提升。油價的上漲對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對那些從中東進口石油的西方國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更深層的意義上，這是發展中國家第一次用經濟或資源的力量對發達國家采取有力的行動，因而它反映了經濟上的依存是如何轉化為政治力量的現實。（王正毅，2003）應當說，石油危機是本屬于經濟領域的事件，但是無論是傳統的政治學還是新古典經濟學都難以全面解釋這種新問題，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就是在這些新問題出現的同時，逐漸形成其理論體系的。

1.石油沖擊背后的相互依存理論

一般地說，依存是指受到外部力量支配或者極大影響的一種狀態。石油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地理分布上的不均衡性，決定了它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程度。由于20世紀70年代的西方發達國家，對中東石油有很高的進口依存度，所以一旦石油輸出國組織在經濟領域采取行動，就會對西方石油進口國產生重大影響。這種經濟上的影響又會作用到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中，他改變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長期形成的政治依附關系。同時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非軍事因素，即利用能源因素等非傳統力量與發達國家展開談判。因此石油沖擊的背后實際上體現了，世界經濟中在能源領域愈來愈重要的依存關系。

2.現實主義理論解釋油價波動的局限性

如果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國際油價的波動，可能更多的是從地緣政治的視角出發。資源是戰爭的起源之一，而戰爭也是解決國與國家之間因獲取資源而引起的政治和經濟沖突的途徑之一。如果考察自20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末的幾次重要油價波動中可以看出，戰爭的因素往往不容忽視。

地緣政治風險上升，世界石油主產區局勢的動蕩不安影響著世界石油的價格。但是戰爭并不是國際油價波動的唯一因素，同時國際制度的協調也力圖使軍事沖突的可能性降低。OPEC的目的是如何通過集體行動維護成員國在石油貿易價格變化中的利益。“增產抑價”和“減產保價”交替使用是OPEC的慣用策略。而成立于1974年的國際能源機構（IEA）的目的則是如何保障其成員國在石油貿易中避免再遭受類似1973年所造成的傷害。IEA已經演變成一個最具權威的能源消費政策咨詢機構。

雖然國際制度在維系油價穩定的過程中力量有限，但是它提供了分析國際能源議題的一種思路。這種思路強調相互依存與國際機制的重要性，而這些是現實主義理論所忽視的。進一步分析，在解釋當前國際油價高位運行的原因時，若完全基于現實主義理論的角度，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二、當前油價高企的政治經濟因素

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體系風險，波及全球的能源危機和糧食危機，三者相互影響且幾乎同時發生，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阻力。世界經濟領域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劃分，使得國際政治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油價的上漲除了帶給石油輸出國豐厚的利潤之外，同時也使得俄羅斯、伊朗等國從中獲利，這些國家利用能源外交的途徑，在處理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不斷擴大其影響力。而此輪油價上漲的進程中，美國作為一個原油進口大國，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關于當前的國際原油價格，學者普遍認為，自美國發起伊拉克戰爭之后，油價就進入了一個明顯的上升通道。

高油價帶來了全球通貨膨脹的壓力，針對油價飆升的原因，各方意見不一。以美國為首的經合組織國家，認為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對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長，以及國內通過價格管制等政策，進一步刺激了原油需求，從而是推高油價的主因。而以沙特為首的石油輸出國組織，指出國際石油期貨的投機行為以及美元貶值才是推高油價的真正原因。學者對油價上漲的解釋可以歸納為以下五點：一是新興國家石油需求增長太快；二是供應不足；三是美元貶值；四是資本投機炒作；五是地緣政治因素（邵樂韻，2008）。

（一）石油金融化

在新一輪石油價格上漲的過程中，與前幾次石油供應驟然減少相比，這次石油危機表現出了新的特點。在供需基本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這次油價飆升的投機炒作成分更多些。在各國重視能源、爭奪能源的大背景下，國際油價顯得非常“敏感”，從而更易于被各種市場與政治力量無限“放大”。在跨國能源巨頭BP的《BP世界能源統計2008》中顯示，2007年全球石油消費增長1.1%，略低于過去十年平均水平，但石油價格卻上漲了11%，從中可以看到投機行為對推高油價的重要影響力。

事實上，回顧2007年以來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過程，可以看到2007年8月是一個轉折點。主要的大宗商品價格2007年下半年進入了加速上漲期。代表大宗資源價格走勢的CRB指數從2007年8月15日的395，升至2008年7月初的600以上，一年漲幅高達50%（劉濤，2008）。從時間上分析，大宗商品價格的走高與美次貸危機的演變有一定的相關性。而事實上，自2007年7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在美元不斷貶值、全球通脹壓力上升、世界主要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的背景下，國際對沖基金等投機資本為了規避風險，開始把大批資金投向商品期貨市場，借助石油、農產品和金屬期貨等賺取利潤和保值。因此，實體經濟中具有供求瓶頸的大宗商品期貨市場成為了投機資金的青睞對象。

從金融學的理論中可以得知，現貨市場的價格與期貨市場的價格會產生聯動效應。而石油期貨價格不斷抬高的背后，實際上是投機者大量購買石油期貨合約，造成巨大的虛擬石油需求的結果。至于那些本身會影響油價的因素，諸如石油消費量增加、美元貶值、地緣政治局勢變化等，都被投機者無限地放大，以進一步推高油價。

從監管的角度來說，由于現代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投機資本可以在共同追逐超額利潤的目標下展開默契一致的行動。這種監管上的疏漏客觀上造成了對投機者的放任。比如美國對常規交易所的石油期貨交易采取嚴格監管，但對于柜臺交易市場的電子盤交易并不負責，這些漏洞都有可能助長投機行為的產生。

無論是投機者將資金從房地產轉向原油期貨市場，還是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的不完善環節，這兩點因素都導致了石油金融化這一現象。因而此次油價的瘋漲，本文認為主要是源于期貨市場的投機行為。

（二）美元貶值

保羅·克魯格曼曾說過，全世界都在努力生產美元能夠購買的商品，而美國生產美元。美元這種核心貨幣的影響力來源于布雷頓森林體系，盡管隨著該體系的瓦解，美國在金融領域的絕對優勢有所削弱，但是由美國建立的機制性霸權仍然主導著世界經濟的走勢。

美元匯率自2002年以來，出現過三次不同特點和階段的貶值。第一次是在2002—2004年期間，美元指數下跌15%左右，是美元對所有貨幣全線貶值；第二次是在2006—2007年期間，美元指數下跌20%左右，美元對歐洲貨幣貶值偏多；第三次是2008年以來的貶值，表現為美元對澳元、新西蘭元等貨幣貶值，對亞洲保持有秩序的貶值態勢。美元貶值使得美國雙赤字有所下降，緩解了經濟結構的壓力與矛盾，給美國經濟的自我調節帶來了利益。但是伴隨著美元的貶值，國際油價的上升幅度卻愈演愈烈。

石油大部分以美元標價，因而油價和美元匯率之間存在聯動關系。前人的研究通常認為，油價的上升往往伴隨著美元的升值（Throop，1993）。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的油價上漲，卻伴隨著美元的貶值過程。

在分析美元持續貶值的過程中，必須提及次貸危機的影響力。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為了防止經濟衰退，采取了降息、注入資金等一系列貨幣政策進行干預。雖然客觀上通過美元貶值，美國在全球范圍內分攤了次貸成本，同時又導致油價飆升，但是事實上，美元貶值是美國當前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

（三）關于“危機轉嫁”的進一步分析

計價貨幣的貶值，自然是推動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升的重要因素，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不同國家的影響程度是有區別的。相對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應對全球性通貨膨脹的過程中，面臨著兩難的政策選擇。如果選擇通貨膨脹完全市場化，物價的持續上漲會威脅到社會經濟的穩定；若選擇價格管制、行政補貼手段，財政面臨壓力的同時，長期來看會導致資源配置信號的失靈。因此，有學者指出，這是美國“危機轉嫁”的手段，即油價飆升是美國核心利益所在。美國自身由于次貸危機導致了產業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性面臨嚴峻挑戰，而無法以自身力量吸引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在此情況下，只有美國以外的經濟體出現較大金融危機，才能引致資本回流美國。

1.世界經濟的相互依存性

在一體化進程不斷深入的世界經濟中，金融危機的傳導性也會不斷加強。倘若美國想通過制造全球性通貨膨脹，采取危機轉嫁的手段使得新興經濟體面臨金融危機，那么美國自身也很難獨善其身。客觀地說，新興經濟體是發達工業國轉移先進技術的目標，同時也是向后進國家進行投資和貿易的主體，在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在開放引資的政策下，新興經濟體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完成了對發達國家的產業承接過程。因此，如果美國是出于引發其他經濟體金融危機的目的，那是不符合保障其自身利益的方式。

2.美國自身的政治因素

另外一方面，從美國自身的角度來看，油價飆升對其不同的利益集團影響不同。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瓊·斯佩羅(JoanE.Spero)的理論，在研究政治與經濟的互動的過程中，應當注重分析政治框架制度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互關系。她認為政治框架制度決定經濟利益分配。國際經濟體制的各種制度和運作機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政治體制。

對于美國不同的利益集團而言，石油以及金融集團在石油價格飆升的過程中獲利，然而從事制造業等實體經濟蒙受沉重的損失，兩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會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處在不斷博弈的一個過程。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元貶值不應該是美國的故意縱容，應當如前文分析，美元貶值是美國當前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

三、高油價下的國內政策選擇

1.對分配結構的失衡進行調節

既然改革國內外油價倒掛現象的趨勢不會改變，那么政策的重點就應該落在減小價格上升對經濟帶來的沖擊力上。國際原油價格上升給國內經濟帶來的最大擔憂是通貨膨脹。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要防止通貨膨脹特別是惡性通脹的發生，可以從緊縮貨幣入手。通常這些措施會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是從中國經濟本身經濟結構的失衡來看，只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究竟是什么造成中國經濟結構的失衡，這里必須要考慮分配結構的失衡以及其引致的收入差距擴大問題。

在中國的經濟結構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長期處于一種不平衡的狀態。一方面，是投資的高速增長形成過剩產品和產能；另一方面，是消費的持續萎縮導致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和內需不足的現象根本上來說是由于分配結構的問題。而產生分配結構失衡是因為中國早期改革，在分配領域采取的策略是收入向資本傾斜。但在當時法治不健全，民眾權益保障嚴重缺位的背景下，資本和權利就容易結合成為一個既得利益集團。而低收入的勞動者，本身是理想的消費階層，但是沒有能力增加消費，國內自身的消費市場就不可能擴大。所以，產能過剩的結果就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不得不依賴于投資與出口。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失衡背景下，只有通過政府的財政政策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并且不斷完善市場競爭，改變收入分配中傾向既得利益集團的制度取向，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分配結構失衡問題，并且緩解輸入型通脹壓力。

2.將節能作為能源戰略政策重點

在國際油價高企的背景下，除了要注重對輸入型通貨膨脹引發的物價上漲問題，還應該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重視能源消耗量以及能源利用效率的問題。節能戰略就顯得至關重要，調整產業結構以及提高能源利用率都是節能的重要環節。

中國長期以來第二產業所占比重較高，而第二產業中存在許多高能耗設施，不僅能源消耗量大，而且給環境帶來嚴重威脅。同時隨著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既有的產業分工體系面臨嚴峻考驗，由于成本上升帶來的生產困境同樣使原有的產業結構面臨調整時期。政策實施中必須壓縮高油耗產業,淘汰高油耗設備,推廣應用新技術,開發節油型產品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重點應該是工業、交通和建筑部門。

可以看到，日本在G8峰會上，利用東道國的優勢展現了多種高科技產品，顯示其在節能環保方面的決心。如今中國政府也應當抓住奧運會這個時機，在全世界都關注中國的2008年，更多地向國際社會展現政府在環保節能方面的實際措施。中國經濟應當由外而內更為精細化地發展，這也展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結論

國際油價波動的背后，往往是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互動的一個過程。石油金融化以及美元貶值都是推動此輪油價上升的重要因素。但是在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度愈來愈高的背景下，美國通過危機轉嫁的手段，以維持自身國家經濟政治地位的目的并不合理，危機外引的結果可能會反作用于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以及不同的利益集團。而作為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中大國之一，中國在面對來自于西方對發展中國家需求過高的指責下，更應該從國內自身經濟發展的調節入手，注重對收入分配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重視節能政策的實施，積極展現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