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技術直接投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模技術直接投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小規模技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擁有為小市場服務的生產技術，這些技術具有勞動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較低，靈活性較高，特別適合小批量生產，能夠滿足低收入國家制成品市場的需要。而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擁有的大規模生產技術在這種市場無法獲得規模效益，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利用其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獲得優勢。理論還指出種族紐帶和民族文化的特點是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的比較優勢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威爾斯（LouisT.Wells）在1977年發表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在現代社會，不僅大規模生產中的現代化技術是企業的競爭優勢，而且適合小規模生產的技術也同樣可能在競爭中占有優勢。原因在于：發展中國家的制成品市場規模小，需求量有限，小規模市場中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技術具有勞動密集、成本較低、靈活性高等特點，與大企業相比反而具有相對優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常采取低價策略，不需要高昂的廣告費用，以物美價廉為特色，是大型跨國公司無法比擬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投資有很多是滿足海外同一種族團體的需要，形成民族紐帶性的投資，獨特的文化特色也是競爭優勢所在。根據這一理論，我國在服裝、小商品以及民族手工業等方面都具有相對比較優勢，可以跨國經營，尤其是我國的民營中小企業，不僅生產成本低、運作靈活，而且也形成了相對的優勢，正是跨國經營的優勢企業群體。

Lall（1983）在對印度跨國公司競爭優勢進行分析后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他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技術引進并不是被動的模仿和復制，而是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這種創新活動使引進的技術更加適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條件和需求，不同于從發達國家引進的源技術。

英國學者CantwellandTolentino（1990）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技術創新升級理論，用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他們認為，技術積累對任何國家都具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技術創新是一國產業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企業在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掌握和開發現有的技術。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累積效應的發揮，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隨之變化，并且可以預測。

Lecraw（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亞1986-1990年企業的FDI行為，發現有兩方面的原因促使企業進行FDI。一是為了占領國際市場，即市場經營的國際延伸；二是為了提高母公司的產品出口，即通過投資獲取東道國的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從而促進母公司的產品出口。

Shapiro等（2003）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分析基礎，對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國公司進行了對比，結果顯示：在強調私人關系網絡的市場環境中進行談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獨特所有權優勢來源，因此，中國跨國公司在亞洲的盈利能力要比西方跨國公司強。這也解釋了中國家族式跨國公司為什么在亞洲地區選擇有“關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亞洲地區之外選擇能力上能夠互補的合作伙伴。

對中小企業直接投資動因的探索。HominChen和Tain-JyChen（1998）通過對中國臺灣企業的行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業更熱衷于外部網絡聯系，利用網絡資源可以彌補中小型企業進行FDI時缺乏內部化資源的能力不足。Liesch和Knight（1999）從信息和知識獲得角度對中小型企業國際化進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業在國際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內部化的優勢。網絡聯系和其他戰略伙伴關系等非傳統等級組織形式也同樣構成中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另外，中小型企業固有的優勢使其更富有創造性，更容易接近顧客，更快面對新技術以及顧客特殊需要，在整個公司內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內部化的信息。Shi等（2001）考察了中國香港小企業在中國內地的投資行為和模式，認為組織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的隱性經驗和某些社會聯系是這些小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

中小企業國際投資過程和動向分析

Lall（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發展中國家1985-1995年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訓練有素的勞動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礎設施差等因素，在高新技術產品領域發展中國家對FDI的吸引力較弱，區位優勢不強，這一結論既為判斷高新技術行業的FDI流向提供了依據，又同時指出FDI的誘發因素。Harms（2002）利用1987-1995年間55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政治風險對FDI流入有顯著影響的結論。Foster（2003）通過對土耳其情況的分析驗證了工業基礎薄弱、政治不穩定、高通脹率及腐敗對外資流入的負面影響。Alderson（2004）分析了17個經合組織國家的情況，得出的結論表明，政府的社會民主控制程度、罷工強度和工會密度對一個國家向外投資流量的大小具有積極的影響。

Johanson&Vahlne（1977）對瑞典公司國際化進程的研究表明，在發展國際化經營過程中通常通過兩種方式而不斷增進：滲透水平模式和區位選擇。滲透水平模式，即傾向于先通過人的方式出口商品進行他們的國際化，下一步是建立一個銷售分支，最終建立起一個制造分支；區位選擇即指投資從與本國在語言、教育、商業慣例、文化以及工業化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化程度小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然后依次向外擴散。Porter（1990）在系統總結JohnStopford和LouisWells等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戰略管理理論，其理論關注的是跨國公司發展機制問題，從而大大激發了對有關理論問題，如跨國公司的定義、組織結構、戰略活動等的重新認識，顯示了新的理論發展空間。Krugman（1991）、Dunning（1995）、DermotPavelin（2001）等從理論上研究了聚集效應的影響。Kogut和Chang（1996）等利用國別數據，也得出類似的結論。Lipsey（2000）對發達國家的外資流向與產業結構做了研究，分析具體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

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由日本學者小澤輝智（Ozawa）提出，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論是一種非OLI范式的FDI宏觀動態模式，它竭力把跨國公司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與開放的經濟發展理論結合在一起，試圖用一種一體化的理論解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發展中國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去促進經濟轉型，以及這一過程的實現機制。Coughlin&Sebev（2000）研究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將FDI的區域差異作為一個獨立解釋變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歸檢驗模型。采用虛擬變量法，Coughlin&Sebev的研究結果表明，FDI的區域分布如同經濟實力、人均生產率這類指標一樣顯著地決定著FDI的流向與規模。Lamb和Liesch（2002）選取了澳大利亞的兩家小企業作為案例對象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原來所認為的國際化過程中的市場投入、市場知識和市場參與三者之間的單向順序關系存在問題，這三個國際化過程中的結構性因素之間存在著雙向網絡化的關系，因此，小企業的國際化過程也就表現為一個成長與學習的動態過程。Li（2004）在將經驗學習、系統計劃模型和權變觀點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國際化過程的復合模型。

中小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和經濟后果

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力是廣泛的，不僅對東道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而且對母國也同樣如此。

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最初由Mundell（1957）提出。Markuson和Melvin（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闡述了要素流動與商品貿易之間的互補關系。Markuson和Svensson（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指出商品貿易和投資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合作”與“非合作”的關系。lpman（1984）、Helpman和Krugman（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稟賦不對稱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情況，跨國公司的專有資產很難通過外部市場達成交易，因此大量的內部貿易行為和中間產品的需求會產生，從而帶動母國的出口貿易。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6）利用公司層面的數據發現：當目標市場處于貿易保護的情況下，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如Swenson（1997）對日本汽車企業研究發現：在美國投資生產汽車，卻從本國進口大量的零部件。Bhagwati（1987）和Dinopoulos（1991）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提出了補償投資或者化解關稅投資的概念。Dinopoulos等（1986、1989、1991）從寡頭競爭和企業層面的角度對補償投資做了進一步研究，揭示出口國家的企業如何利用補償投資來化解潛在的保護威脅，并討論了補償投資對兩個國家的福利影響。

Nediri（1991）、Imbriani&Reganat（1997）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歐洲國家的檢驗結果均表明，外資企業對當地企業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Branstetter（2001）對美國、日本雙向投資檢驗結果也發現存在顯著的雙向外溢效應。然而，對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卻難以得到一致性的結論，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Wolff（1989）、Kokko&Zejan（1994）、Kokko（1996）、Sjoholm（1999）等人分別發現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在烏拉圭、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成立。但是Blomstrom（1986）、Haddad&Harrison（1993）、Kokko（1994）、Goldar（1994）、Haksar（1995）、Aitken&Harrison（1999）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

Cohen&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的“社會能力學說”持有類似觀點：為了獲取外部的技術成果，一個國家、企業必須首先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基本條件。Borenstein等人的研究說明了單純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FDI是否能促進東道國經濟的技術進步歸根結底還得取決于東道國吸收能力。Keller（1996），Xu（1999）證實了如果東道國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人力資本儲量），則FDI流入并不直接推動經濟增長。Rozeue（2000）則通過考察流入我國農業部門的外資與農業技術變化間的關系來驗證引入外資是否可視為一種生產技術方式的進口。Tain-JyChen，HominChen&Ying-HuaKu（2004）按照以擴展東道國的企業特有優勢為目的的“擴展型”FDI和尋求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防御型”FDI的分類標準，研究了流入中國臺灣的FDI是否增強或削弱了當地企業的競爭能力。

隨著世界經濟的不斷發展和跨國公司經濟活動的不斷創新，尤其是隨著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不斷涌現和中小企業國際化進程加快，國際直接投資和跨國公司理論會不斷被完善和突破，對經濟現實的詮釋也將不斷豐富。綜上所述，中小企業和發展中國家這兩類群體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關注的對象，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利用其小規模生產技術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對跨國公司FDI所帶來的后果和影響FDI因素會是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