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共同體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世界共同體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世界風險社會自身的反應也開啟了一個“世界性時刻”，一種“世界性趨勢”。今天我們所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發展跨文化和跨文明世界的對話和合作。克服主要的政治文化分野成為當今最有挑戰性的任務之一。我的基本議題是：全球風險不僅意味著可能出現的未知災難，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將創造出超越邊界的合作構架的機會。因此，為使用社會科學術語來定義這一趨勢，就需要轉變通常從哲學的抽象層面形成的對世界主義概念的誤解，以便落實到社會科學的現實層面上來。所以，我將帶著一種社會學的使命：建立一種轉向風險的世界性社會學的范式。下面我將論述形成這一轉向的三個步驟：
首先，我將質疑關于社會和政治學的最強有力的信念之一：方法論的民族主義。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等同于以領土為限定的民族國家所構成的現代社會。
其次，我建議對規范的哲學意義上的和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方案中的世界化進行基本的區分。
最后，面對全球風險（如經濟危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威脅），或者用社會理論的概念來說，在世界風險社會的狀態下，我們必須重新界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這一概念，建立與全球風險中的想象的世界共同體的關聯。
1、對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的評論
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假定，國家、民族和社會是現代世界“自然的”社會和政治形式。在社會行動者贊同這一信念的地方，我來談“民族國家的展望”；在決定社會科學觀察家的視角的地方，我來談“方法論的民族主義”。在歐洲，社會學的興起是與民族國家的崛起、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體制一起出現的。方法論的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表面的問題。它既包括數據收集和數據生產的常規，也包括對現代社會學和政治學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生產，如社會、社會不平等、國家、民主、想象的共同體、多元文化主義等，但它也阻礙著我們對世界性因素的理解，正如在亞洲內部以及在中國、美國、歐盟、非洲等地之間日益增加的跨國合作所顯示的那樣。
2、規范的世界化與實證分析的世界化的根本區別
我們可以將“全球化”一詞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否認；第二階段，概念完善和實證研究；第三階段，“世界化”。主流社會學的最初反應是否認全球化的事實或否認與全球化的關聯，并聲稱在社會科學日程上以“全球化”為標題的研究沒有產生任何歷史性的新東西。
對全球化的這一辯解在第二階段開始失去效用。現在，絕大多數領域的社會科學家開始抓住全球化現象來進行概念分析，并把它們置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實證的意義之中。概念的完善揭示了在其形成過程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圖景。其主要特征是相互聯系，這意味著全球人民的依賴與相互依存關系。
第三階段揭露了全球相互關聯性未見的和不受歡迎的后果：“全球他者”的終結。在伊曼努爾·康德哲學的意義上，世界主義是指積極的事物，一項任務，一種自覺和自愿的選擇。很顯然，這是精英的事務。而我更愿意討論的、世俗的和日常的世界主義則關注這樣的事實：日益增長的世界化同時也帶來了不受歡迎的和不可觀測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在規范意義上是不會被視為“世界的”。世界化可以作為許多領域的研究對象：移民、社會不平等、家庭、科學、國家和國際關系。當遇到全球風險，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人為的不確定性時，世界化就會更為明顯。我試圖從八個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
第一個主題：全球風險的特質創造了一種新的“世界性文明的共享命運”，或一種新的全球性文明，它在現代化的不同語境和道路中，具有相當不同的意義。
全球性危機和風險與方法論的民族主義相矛盾。它們既不局限于國家邊界之內，又不能通過國家視角來分析其因果責任關系。我們能夠感受到它們跨越主權國家邊界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它們也會變成主體來形成治理體制和公民社會從而回應跨國空間。我是把全球性威脅和危機放在中心位置，把我關于“風險社會”的想法擴展成“世界風險社會”和“風險的世界”并區分了三種世界性危機，即生態危機、經濟危機和恐怖主義的相互依存的危機。
一種世界性的展望意味著，在全球危機的世界中，在人類文明所制造的危險世界中，諸如內部和外部、國家和國際、我們和他們的老式二元論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世界主義的想象的共同體則成為基本的存在。
因此，金融危機的公眾反應產生了對相互關聯性的意識，也開啟了中美關系中的“世界性時刻”，這需要華盛頓方面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心態。因為美國先前享有無可匹敵的全球霸權，它不習慣于平等地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奧巴馬執政期間具有或可能具有一種“世界性視野”：它承認美國的權力不再如往日般輝煌，并開始進行自身政治方向的轉型，根據與其他國家的協商來回應全球性挑戰。
與此同時，世界性規則為深入批評國際組織和機構提供了衡量的標準：依賴舊的八國峰會（G8）和布雷頓森林體制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不可能找到解決方案的。這一體制的設計者、支持者和受益者美國，不再擁有足夠強大的權力來支撐它。在匹茲堡召開的二十國會議，就是對這一狀況的默認。中國總理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大規模改革之前，中國是不會向它提供任何資金的。
任何全球性經濟的復蘇都取決于一種全新的金融機構，它具有一種世界性視野：它必須承認發達國家的衰退和發展中世界的崛起，尤其是中國。這需要美國部分人士具有一種謙虛的態度，認識到必須與一批新的資金管理者特別是中國，共同分享權力。
同時，任何解決方案的關鍵都不只是簡單地繼續維持中國和美國的積極關系，而是雙方的世界性視野。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合作，而且是一種轉型的合作，它將改變體制結構，改變對有關的民族國家和國際組織的自身的理解。
第二個主題：要強調世界風險社會的表現。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危險是人為的，難以保障，但又是預期中的威脅和災難。
預期意味著可以預防。但是那些風險通常又是無形的。因此，察覺它們的存在和實施政治預防就取決于它們在“知識”中是如何被定義以及如何被爭論的。關鍵的是，全球性危機非常依賴于全球的新聞媒體。確實，當全球性風險在媒體中傳播時，它們就成為具有潛在爆炸力的世界性事件。從這一角度來看，世界性事件是高度媒體的，具有高度選擇性，充滿變數，極具象征意義。
既是全球的又能像金融系統那樣在現實中運作的唯一機構就是大眾傳媒。事實上正是如此，世界媒體和不同國家的新聞媒體通過大量的報道塑造了人們對問題的意識，即：他們所描述的全球以及在經濟上相互依存所帶來的后果。有趣的并不是媒體報道本身，也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媒體受眾以一種全球的含義來接觸媒體條目。
第三個主題：世界化的關系絕不是不可避免的或單線的；恰恰相反，世界化導致了再國家化(re-nationalisation)、再族裔化（re-ethnicization），從目前歐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發生的情況可見一斑。
想象的全球風險共同體不應與想象的共同體相混淆。如果說當今世界有共同之處，那就是：如何擺脫掉世界主義的強迫性，如何保有國家的確定性和限度。世界化強調世界性的必要，這意味著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要生存，都不可避免地要損害自己的利益。世界共同體“聯合”的特性不應誤解為人類利益短暫的體現，禁不起任何的考驗，即所謂“淡化的世界主義”。事實上，特殊的國家和個人利益與實質性因果鏈條實現了結合，在國家和個人最根本利益以及新的廣泛空間和為一切生存擔負的責任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系。風險共同體的啟動力量依賴于現實主義，而不是簡單地依賴于對受難者的同情、惋惜和憐憫，這就是所謂“濃厚的世界主義”。
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在理想的定義中，如何區分民族共同體和世界共同體？二者關系如何？
第四個主題：民族共同體通常被視為有限的和排外的。世界共同體則被想象為無限的和包容的；然而，包容是特定意義上的：世界化不是與民族主義相對立的他者。
世界主義/世界化并不排斥民族概念，而是包含民族。沒有一個民族所展現的自身等同于人類。幻想集合和融合所有人性特點的國家是不可能存在的。世界主義意味著，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宗教、所有的民族、所有的階級等等，視自身為強制的，為著生存利益的共同命運來建構共同體。
想象的風險共同體是強制性的共同體。世界主義并不是像所暗含的那樣，建立在自由意志、選擇、精英地位、規范和哲學睿智，或我們都是人類社會一員的共識之上的。僅僅依靠所謂“樂善好施的影響”——基督徒式的友愛四鄰，團結弱小是不夠的。取而代之，必須依靠受切實生存利益所迫的我們，不但向遙遠的他者提出這些問題，而且和他們一起努力建設新型共同體和新型政治，并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奮斗。
第五個主題：民族共同體和世界共同體，這兩種想象的共同體有共同之處——都不是選擇的結果，而是既定的。不同的是：前者既定的是源頭，后者既定的是未來。
想象的民族共同體根植于過去。相反，想象的世界共同體則根植于現在以及可預期的未來，全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包括所有種族和宗教團體，全部人口生活在未來文明受到威脅的共同的現在。疑問再次產生：“共同的現在”共同的程度如何？因為“共同的現在”并不根植于共同的過去，其未來的威脅無處不在。毫無疑問，在多重障礙中有一種可以確定：當外在的世界化沒轉變成自覺的世界化，在大多數情況下通過再國家化來化解問題。
第六個主題：二者的顯著區別。民族的強大和存亡最終依賴于每個成員為其犧牲的準備。世界風險社會的行動則完全相反，依賴于所有人的生存利益變成個人的自我利益。
世界共同體與民族共同體不同，民族共同體是一種宣誓的同志關系，其團結、強大和永恒來自這樣的理念：個人為祖國犧牲無比榮耀。世界共同體的出現驅散了民族主義的迷霧：生存而不是死亡才是座右銘。所有民族、所有宗教、所有族裔的群體和個人必須致力于減少民族和宗教的斗爭和仇恨，使彼此不阻斷“拯救合作”的可能。
第七個主題：民族共同體和世界共同體根本的區別在于：世界共同體不是領土上的共同體，不是在死亡與未出生之間建立聯系，即與再生的神秘相關，而是在世界風險社會數以千計大大小小的斗爭力量中破除和克服民族內在觀念。
第八個主題：為了重新定義超出認識論的民族主義的國家概念需要哥白尼精神。因為想象的民族共同體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所以想象的世界共同體是應該建立在不同的國家地位之上。關鍵在于采取哪一種形式的國家地位？如何形成？
世界主義不是利他主義或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準確來說就是反映跨國國家的自身利益。反過來可以解讀為民族內在的世界化，以相互影響的三種機制為基礎：
（1）權力增長的前景
（2）相互約束和控制
（3）通過政策了解，轉變偏好
在這些條件下，認為國家的偏好是不可改變的既定要素，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看法。如果這樣認為，政策制定上就會陷入拒絕合作的惡性循環。國家的偏好不再是獨立的，而是與世界危機經驗相關的變量，因而有著深遠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最后，我想再提出一個問題：興起的全球風險共同體在亞洲的背景下意味著什么？我想從兩個觀察來激發我們的討論：
（1）世界主義的驅動力不僅僅來自移民和民族國家，也來自非政府組織和學者。亞洲日益民主化就是廣泛地追求民主的見證。亞洲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就是民主社會的普及，這與財富的創造和城市化密切相關。各種各樣的非政府組織和亞洲學者尋求國際聯系和區域合作，甚至是在重新定義國家一致、挑戰WTO的規則和創建新型的世界社會契約這些最棘手的問題。
（2）在亞洲更堅持國家主權，但不能由此得出結論：亞洲的民族主義阻礙了世界主義的發展，世界主義僅僅是毫無實據的想象。歷史地看，世界主義起源于19世紀民族主義解放的情境中。理論地看，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互補的和相互包含的。的確，亞洲的晴雨表表明亞洲區域一致和國家一致的積極關聯，亞洲區域的高度一致與國家的高度一致密不可分。中國尋求民族利益會對世界主義產生影響：例如，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在北京舉行的中非峰會上宣布，到2009年對非洲的援助翻一番，并投資50億美元。2007年2月訪問非洲八國時，胡主席免除了喀麥隆的債務、蘇丹1900萬美元的債務、利比亞1500萬美元的債務、莫桑比克1500萬美元的債務。托尼·布萊爾號召取消非洲的債務，中國政府則實際地做到了。這一行動的意外結果是促進了世界主義世界觀的發展和世界再分配公平的部分實現。
最后，回到我的基本觀點：只有我們承認概念上、方法論上社會科學的世界化，這些問題才能進行有意義的研究和討論并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