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摩擦成因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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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觀經濟學恒等式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原因
利用支出法和收入法所得到的一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定義上是恒等的。在開放經濟中,由于國際貿易的存在,從支出法得到GDP=C+I+G+X-M(1)其中C為消費,I為投資,G為政府支出,X為出口,M為進口。特別地,人們定義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余額CA為其出口商品和服務與進口商品和服務之差,即CA=X-M。顯然,如果X>M,則存在貿易順差或經常項目盈余;反之,如果X<M,則存在貿易逆差或者經常項目赤字。從收入法看則有GDP=C+S+T(2)其中S為私人儲蓄,而T則為稅收(即總稅收扣除政府轉移支付后得到的余額)。結合(1)和(2),我們又可得到如下的恒等式X-M=S-I+(T-G)(3)其中左端為經常項目余額X-M,右端第一項S為其國內的私人儲蓄,第二項I為其國內投資,第三項T-G則為政府的財政盈余,它代表了政府收入(稅收T)與政府支出(G)之間的差值。與之相比,當T<G時,人們將G-T稱為財政赤字。盡管在這個恒等式中,各個變量之間的大小可能是相互依賴的,但它還是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有用的思路,從美國的私人儲蓄、國內投資和財政赤字三個方面來考察其貿易逆差或經常項目赤字形成的原因。特別地,如果(3)右端各項的一些短期變化是由某些政策沖擊所導致的,則這樣的分析就更加具有合理性。
首先,根據恒等式(3),假定其他情況不變,私人儲蓄S的減少或者國內投資的增加都會導致經常項目的惡化。原因很簡單,在一個開放經濟中,如果一個國家自己的儲蓄無法滿足高漲的投資需求,它只能通過向其他國家融資或者借債來彌補缺口。所提供的數據在某種程度上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根據,在1998—2003期間,美國的GDP持續增加。顯然,相應的國內投資是維持這種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的確,在此期間,美國的國內總投資也在持續增加,但與此同時,美國的私人儲蓄卻幾乎在持續下降。從絕對值上看,在1998年美國的個人儲蓄為2760億美元,但到2003年,迅速降低到1638億美元。從相對值看,美國居民的儲蓄傾向更是低得驚人,在1999年后,甚至不足3%。顯然,如果沒有外國的借款,如此之低的居民儲蓄傾向是無法支撐其高漲的國內投資需求的。以2003年為例,美國國內總投資和個人儲蓄之間的差值為14719億美元之巨。
到底是什么樣的政策行為導致了這樣的情形呢?或許通過考察在該時期內美國的利率變化可以得到一定的啟示。一方面,由于利率決定投資的邊際成本,當利率降低時,人們的投資需求就會相應地增加。另一方面,利率也是影響人們消費和儲蓄行為的關鍵因素。從跨期消費的角度看,儲蓄的目的是通過抑制現期消費以增加將來的消費。也就是說,利率實際上衡量了人們現期消費的機會成本。這樣,當利率下降時,人們將更加偏好于現期消費,從而導致儲蓄減少。從可以發現,近年來,美國的年利率持續下調。以財政部三個月新發債券利率為例,2000年高達5.85%,但到2003年,迅速降低為1.02%。根據格林斯潘2004年2月在美國國會的作證報告[2],美聯儲在2003年連續降息是因為要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下避免美國經濟的衰退。他特別指出,2003年,由伊拉克戰爭所帶來的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其次,根據恒等式(3),假定其他情況不變,財政赤字的增加也將導致經常項目的惡化。從歷史經驗看,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也出現了巨額貿易赤字。許多政策制定者認為,正是里根政府減少稅收和增加政府采購的政策所造成巨額財政赤字導致了巨額的貿易赤字。其原因在于,減稅政策刺激了美國的國內投資;這樣,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在私人儲蓄沒有相應增加時,活躍的國內投資將促使經常項目惡化。小布什政府和里根政府的情況非常類似。從可以看出,近年來美國政府支出迅速增加。從2000年的17888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1404億美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9·11”事件之后,美國政府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國防和戰爭開支大幅增加。同時,布什政府將減稅計劃作為其刺激經濟增長的核心政策,在2000年以來,美國的政府收入在持續下降。正因如此,盡管在2000年美國政府擁有2364億美元的財政盈余,但到2003年,其財政赤字也已達到3042億美元之巨。由于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主要是由一些“外生”的政策因素導致的,所以,在恒等式(3)中,我們可將美國的巨額財政赤字看作解釋變量,而將其巨額貿易赤字看作是被解釋變量。將上面的分析結果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從宏觀經濟學恒等式(3)可知,美國的國內政策是導致其經常項目巨額赤字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低利率刺激了其國內投資,抑制了其私人儲蓄。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導致政府收入銳減的同時,反恐和伊拉克戰爭等卻導致其政府支出激增,從而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赤字。
從前面的分析可知,美國的國內政策是造成美國經常項目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巨額的貿易赤字確實引發了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由于對華貿易逆差數額巨大,所以,美國政府不斷指責中國利用不合理的匯率政策向美國傾銷產品,從而妨礙了美國經濟的良性發展。從歷史經驗看,每逢美國的大選年,中國問題都會成為共和與民主兩黨互相借以攻擊對方來爭取選票的一個重要靶子。盡管這對理解中美貿易摩擦非常重要,但本文不想就此作詳細的論述,而只是從經濟的角度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原因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個國家的出口X隨其真實匯率EP*P的增加而增加,其中E為該國的名義匯率(即一個單位的外幣可以兌換E個單位的該國本幣),P為該國的價格水平,而P*則表示外國的價格水平。同時,一個國家的進口則隨其真實匯率的增加而下降,隨該國的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Yd的增加而增加。所以,當一國對他國擁有巨大的貿易赤字時,一個很自然的反應就是向他國施加壓力,通過改變匯率來改善現狀。根據,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其總的貿易逆差中的比例的確很高,基本上維持在25%左右,這構成了美國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
自2001年以來,美國開始通過美元貶值來改善其經常項目狀況。迄今為止,美元對歐元貶值了33%,對日元貶值了15%。弱美元政策提高了美國產品對歐元區和日本的競爭力。但是,由于中國實行人民幣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人民幣也隨著美元而一道貶值,這使得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也增加了。在美國看來,中國利用釘住美元的匯率政策分享了美元貶值的好處。由此可見,獨享美元貶值好處的企圖或許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間接原因。
三、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長期存在的結構原因
相對而言,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而美國則在技術密集型產品方面具有比較優勢,在自由貿易情況下,美國將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則從美國進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而且,如果美國進口的中國產品的總價值(在匯率折算后)等于其出口到中國的產品的總價值(如經典的李嘉圖貿易模型所描述的那樣),則美國對華貿易的逆差根本不可能出現。但實際情況從兩個方面偏離了李嘉圖模型的假設。
首先,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很顯然,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由于中美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人們的消費選擇和其收入水平密切相關;而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逐漸提高,他們的消費結構也會逐漸升級和轉換。在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人們的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他們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現實的情況是,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而美國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卻屬于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考慮到中美之間巨大的勞動力成本差異,中國在生產這些產品上具有很強的成本優勢,這就導致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是,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他們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我們認為,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最后,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匯率的適當調整對于解決兩國經常項目的不平衡可能是一個有效的選擇。但是,如果兩國的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時,除非對匯率進行惡性調整,這種由于需求不對稱而導致的貿易不對稱是很難消除的。由此看來,中美由于經常項目不平衡而導致的貿易摩擦也將是一個長期問題,而且只能通過中國經濟和人們收入水平的增加才能得到妥善解決。
四、結論
我們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形成機制的分析表明,近年來美國的國內政策是造成其經常項目赤字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美國的低利率政策導致了國內投資的持續增加和過低的私人儲蓄;另一方面,布什政府的減稅計劃以及激增的政府支出和龐大的軍費開支又導致了巨額的財政赤字。其次,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盯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政策妨礙了美國獨占其匯率貶值的好處,這或許是激化中美貿易摩擦的關鍵因素。最后,本文認為,中美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導致兩國對貿易產品的需求具有不對稱性,而這將必然導致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存在。
